当代“跨国圣战”运动的前世今生-凯发k8官方首页

　　简言之，通过现代管理方式和以“圣战”意识形态为纽带的松散跨国结盟，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不仅将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也开启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新时代，正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基础就此奠定”。

　　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跨国安全问题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后，“基地”组织等一批打着“圣战”旗号的国际恐怖势力在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击下已经疲于奔命。然而，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政策和不期而至的阿拉伯剧变则为这些“跨国圣战”势力与当地反叛武装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机会。2014年6月，“伊斯兰国”正式建立及其头目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的举动将第三波“跨国圣战”浪潮推向了巅峰。

　　在指导思想上，“伊斯兰国”完全不同于“基地”组织，前者试图通过“武装圣战”和领土控制立即建立一个现实的“哈里发国家”，而后者虽然在理论上也支持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但拉登和扎瓦希里将此视为一个长期目标，且未对控制领土表现出多大兴趣。在运营方式上，该组织超越了“基地”的跨国结盟方式，形成了一个“准政权”架构。在军事策略上，该组织可以熟练地进行常规战争、游击战争和恐怖袭击。此外，“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圣战”武装。关于其溃败前的真实军事力量，美国中情局估计约为2万～3.1万人;叙利亚人权观察人士认为仅叙利亚境内就高达5万人;俄罗斯总参谋长认为大约为7万人;一些库尔德军事领导人则认为超过了20万人。在其庞大的武装力量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籍战士”。美国情报公司苏凡集团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自2014年6月以来，有来自超过110个国家的4万人参加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

　　如今，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溃败，其所代表的“跨国圣战”运动也被迫开始了新一轮转型。就目前情势来看，该组织未来发展不外以下几种可能：一是通过改变效忠加入其他“圣战”武装，如果“更具魅力”的拉登之子哈姆扎取代曾经驱逐过巴格达迪的扎瓦希里的话，可能会有不少人转投“基地”组织;二是转型为地下组织，如果巴格达迪被确认死亡，该组织可能会推举出新的“哈里发”，也可能会因为权力争夺陷入内讧。但不管怎样，“即便领土被压缩，无法继续公开存在，该组织领导层肯定会寻求海外支持者，包括返乡的老兵们的支持，以维系‘伊斯兰国’组织的名号”;三是通过“老兵返乡”和跨国网络向全球扩散，伊叙周边的中东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已相继发现该组织的活动踪迹。据有关统计，截至去年10月，来自33个国家的5600名“伊斯兰国”人员已经返回故土。考虑到许多人是通过隐秘渠道出入境，其实际数字应该会更高一些。此外，该组织鼓吹的“萨拉菲圣战”意识形态、超常规军事策略、全球化运作方式等，仍会被其他极端势力效尤，并激励其追随者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更多“独狼”式袭击。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反恐办公室最近在其报告中不无忧心地指出，由于数量远远超过以往，加之来源地极为广泛，“圣战”思想驱动下的国际恐怖分子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跨国安全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溃败，近年来以该组织为代表的“跨国圣战”运动正面临新一轮转型过程。尽管“跨国圣战”并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恐怖主义，但它在客观上为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组织基础。历史地看，几乎每一次“跨国圣战”运动都伴随着更为激进的思想阐释、更大规模的跨国动员以及更为惨烈的暴力活动浪潮。

　　涵义

　　“圣战”一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吉哈德”，意即“为主道而奋斗”。这是《古兰经》中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它要求穆斯林通过不同形式的“圣战”与异教徒或邪恶势力做斗争，捍卫并传播伊斯兰教。这一思想与创教之初先知穆罕默德率众捍卫和传播伊斯兰教的历史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早期穆斯林对外征服高潮过去以后，“圣战”在教法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并未成为全体穆斯林必须践行的一项重要义务。然而，在当代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歪曲和宣传下，“圣战”思想被曲解为“以真主名义进行武装暴力活动”，成为不少极端暴力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思想源泉。国外研究表明，1990年全球具有“圣战”特征的武装冲突仅占5%，到2014年已经上升至40%。

　　顾名思义，所谓“跨国圣战”在行动和组织层面是指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边界的“圣战”活动;在思想层面则是指以“圣战”思想为理论工具，倡导开展国际性的联合“圣战”，或是追求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国际主义目标”。对于从事“跨国圣战”活动的武装人员，目前多数文献称其为“外籍战士”“外籍武装人员”或“外国武装分子”等。

　　关于当代“跨国圣战”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美国学者格伦·罗宾逊指出，“跨国圣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为广泛的“圣战”运动的一个支流，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直接产物。英国学者法瓦兹·盖杰斯则认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的门徒们领导了第一次“跨国圣战”浪潮，其首要目标是被称为“近敌”的亲西方阿拉伯世俗政权，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是其标志性事件。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出后，本·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推动了第二次“跨国圣战”浪潮，其关注重点转向了被称为“远敌”的美国和欧洲，2001年的9.11事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2014年后，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圣战”运动则促成了新一轮“跨国圣战”浪潮。

　　兴起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此举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还在伊斯兰世界促成了旷日持久的“跨国圣战”动员。从某种程度上说，阿富汗抗苏战争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于中东地区的“圣战”思想和“泛伊斯兰运动”产生了共鸣，并为后两者提供了付诸实施的机会。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趋于式微，伊斯兰主义开始崛起。一方面，库特卜提出的“圣战”理论开始广为流传。其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关于“蒙昧状态”的划分，认为人类社会因为没有遵守沙利亚法而处于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蒙昧状态”，故应予推翻;第二，“真主主权”高于世俗国家权力，认为应当以“武装圣战”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第三，“圣战”具有不同的特征，它不仅仅是“防御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分阶段的，可以在伊斯兰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泛伊斯兰运动也开始流行起来。由于埃及、叙利亚等国对当地穆兄会的压制，大批穆兄会精英来到沙特希贾兹地区避难。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性宗教机构也相继建立，并在麦加—麦地那—吉达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宗教机构聚集地”。这些泛伊斯兰主义者利用急剧增加的石油财富设立了各种慈善机构，试图通过对伊斯兰世界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实践其泛伊斯兰理念。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此提供了机会。首批来到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正是希贾兹地区慈善机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又被称为“阿拉伯阿富汗人”。1980～1984年，有数百名人道主义工作者来到靠近阿富汗边界地区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以帮助当地的阿富汗难民。与此同时，一些暴力极端分子乃至“以赴阿富汗参战为条件从监狱中释放的死刑犯”也从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约旦等国来到了阿富汗。

　　在这些“阿拉伯阿富汗人”中，包括了后来共同创建“基地”组织的阿卜杜拉·阿扎姆和拉登。其间，阿扎姆进一步发展了库特卜的“武装圣战”思想。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教义中有关“进攻性圣战”和“防御性圣战”、“集体义务”和“个人义务”的阐释，提出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既是穆斯林的“集体义务”，也是全体穆斯林的“个人义务”;另一方面大力鼓吹“殉道”思想，通过援引经典和渲染“圣迹”来宣扬“以身殉道”。此外，阿扎姆还号召穆斯林通过“圣战”夺回被“异教徒”占领的土地，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阿扎姆的活动和思想对于当代“跨国圣战”运动影响非常深远。有学者评价：尽管其他人也在进行参战动员，但是“没有人像阿扎姆那样成功”。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阿富汗抗苏战争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大力支持。战争期间，美国每年用于阿富汗战场的各种援助高达数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意“慷慨赴死”的“圣战分子”，另一方面给予大量金钱资助，为愿意前往阿富汗参战的人提供免费机票。有统计表明，1982～1992年，有来自43个国家、约3.5万名穆斯林前往阿富汗参战。这些人的参战或许并未对阿富汗抗苏战争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其对于“跨国圣战”运动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战争过程中，库特卜等人的“武装圣战”思想被阿扎姆等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圣战”思想，为日后“跨国圣战”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武装分子在阿富汗接受了战火的锤炼，获得了必要的军事技能，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网络，为“跨国圣战”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力和组织基础。1988年夏天，拉登带领追随者在白沙瓦创建了“基地”组织。阿富汗抗苏战争结束后，曾经作为“外籍战士”的“阿拉伯阿富汗人”和阿富汗一度被国际社会遗忘。直到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才重新聚焦于“基地”组织和拉登所藏身的阿富汗，并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估当年的阿富汗抗苏战争。

　　异化

　　1989年，苏军从阿富汗撤出。曾经活跃于此的“跨国圣战”武装也随之开始分化，一部分人离开阿富汗回国或是前往波黑、克什米尔等地继续战斗，另一部分人留在阿富汗参加内战或是追随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统计表明，阿富汗抗苏战争结束后，留在塔利班中的“阿拉伯阿富汗人”大约有0.8万～1.5万，其中约有3000～5000人效力于拉登麾下。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基地”领导层曾就其去向问题进行过争论，有人试图去“解放”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有人准备打击“叛教”的阿拉伯当政者，还有人主张留在阿富汗。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其后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最终促使“基地”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被视为“远敌”的美国。

　　在意识形态层面，“基地”组织继承了库特卜和阿扎姆等人的思想，但又存在明显区别。特别是后来拉登在扎瓦希里(其于1993年成立“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1998年与“基地”合并)等人的影响下，将“圣战”思想进一步激进化、扩大化。“基地”组织所倡导的“圣战”思想主要有三个特征：其一，以打击“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盟”的名义，号召发动针对西方的“全球圣战”，而非专注于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腐败政权或是迫切地建立一个“乌玛”。其二，任意曲解并滥用发布“圣战”的权力，使“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历史上的“圣战”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而拉登既非宗教领袖，也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却以宗教名义随意宣布和发动“圣战”。其三，曲解伊斯兰教义，将“防御性圣战”的概念扩大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并将“圣战”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了无辜平民。

　　在组织管理层面，“基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跨国运营模式。其核心成员大约有3000人，主要由“阿拉伯阿富汗人”组成。在决策层面，设有“舒拉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机构;在管理层面，主要通过军事委员会(负责军购和军训)、资金和商业委员会(负责筹资和运营)、新闻委员会(负责出版刊物和对外宣传)等机构来执行。此外，“基地”还通过提供资金、装备、训练、顾问等方式支持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1992～1996年，“基地”共建立并装备了23个训练营，受其支持或资助的恐怖组织遍布中东、非洲、东南亚、中亚乃至欧美地区。这些组织“犹如‘基地’的连锁店一样，只要按公司的配方进行生产就可以了。他们的行动不需要征求总部意见，且事实上可能也从未联系过，就能够生产恐怖活动产品”。

　　简言之，通过现代管理方式和以“圣战”意识形态为纽带的松散跨国结盟，拉登领导下的“基地”组织不仅将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也开启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新时代，正如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所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基础就此奠定”。

　　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跨国安全问题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后，“基地”组织等一批打着“圣战”旗号的国际恐怖势力在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击下已经疲于奔命。然而，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政策和不期而至的阿拉伯剧变则为这些“跨国圣战”势力与当地反叛武装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机会。2014年6月，“伊斯兰国”正式建立及其头目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的举动将第三波“跨国圣战”浪潮推向了巅峰。

　　在指导思想上，“伊斯兰国”完全不同于“基地”组织，前者试图通过“武装圣战”和领土控制立即建立一个现实的“哈里发国家”，而后者虽然在理论上也支持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但拉登和扎瓦希里将此视为一个长期目标，且未对控制领土表现出多大兴趣。在运营方式上，该组织超越了“基地”的跨国结盟方式，形成了一个“准政权”架构。在军事策略上，该组织可以熟练地进行常规战争、游击战争和恐怖袭击。此外，“伊斯兰国”的武装力量规模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圣战”武装。关于其溃败前的真实军事力量，美国中情局估计约为2万～3.1万人;叙利亚人权观察人士认为仅叙利亚境内就高达5万人;俄罗斯总参谋长认为大约为7万人;一些库尔德军事领导人则认为超过了20万人。在其庞大的武装力量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籍战士”。美国情报公司苏凡集团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自2014年6月以来，有来自超过110个国家的4万人参加了“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

　　如今，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溃败，其所代表的“跨国圣战”运动也被迫开始了新一轮转型。就目前情势来看，该组织未来发展不外以下几种可能：一是通过改变效忠加入其他“圣战”武装，如果“更具魅力”的拉登之子哈姆扎取代曾经驱逐过巴格达迪的扎瓦希里的话，可能会有不少人转投“基地”组织;二是转型为地下组织，如果巴格达迪被确认死亡，该组织可能会推举出新的“哈里发”，也可能会因为权力争夺陷入内讧。但不管怎样，“即便领土被压缩，无法继续公开存在，该组织领导层肯定会寻求海外支持者，包括返乡的老兵们的支持，以维系‘伊斯兰国’组织的名号”;三是通过“老兵返乡”和跨国网络向全球扩散，伊叙周边的中东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已相继发现该组织的活动踪迹。据有关统计，截至去年10月，来自33个国家的5600名“伊斯兰国”人员已经返回故土。考虑到许多人是通过隐秘渠道出入境，其实际数字应该会更高一些。此外，该组织鼓吹的“萨拉菲圣战”意识形态、超常规军事策略、全球化运作方式等，仍会被其他极端势力效尤，并激励其追随者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更多“独狼”式袭击。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反恐办公室最近在其报告中不无忧心地指出，由于数量远远超过以往，加之来源地极为广泛，“圣战”思想驱动下的国际恐怖分子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跨国安全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