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的裂口-凯发k8官方首页

　　1994年后，联盟政治与党派联合的崛起，总统与议会内阁共治的重要性日显，给少数民族参政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就连北部的猛虎组织(ltte)和南部的人民解放阵线(jvp)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都逐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这个渐变的过程使得僧伽罗人和少数族人都意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因此在权力竞争的过程中隐藏着民族矛盾和危机。

　　此次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冲突将斯里兰卡内战后多年难得的平静撕开了一个口子，曾经困扰斯里兰卡数十年的和平与冲突问题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很多国家，尤其是利益攸关方对这一冲突的担忧也在上升，随着冲突态势的发展，斯里兰卡是否会重新步入动乱不断的历史轮回?很多观察家都在紧密关切着。

　　自斯里兰卡独立以来，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冲突时而发生，其中以1976年普特拉姆(puttalam)冲突、1982年加勒(galle)冲突和2001年玛沃内拉(mawanella)冲突最为激烈。这三个历史事件的持续冲突时间都不长，最长的约为2个月，即使在冲突暴发的情况下，政府也能有效介入并控制局势。所以笔者认为此次冲突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从基本面上看冲突形势都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斯里兰卡也不会因暴动扩散而再次步入民族冲突的发展困境。

　　经济发展需要民族和解打造稳定环境

　　人们都在思考着民族和解与社会稳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斯里兰卡的确已经从26年内战的创伤中获得喘息，在内战结束后的九年里，斯里兰卡已经在各个领域实现渐进式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斯里兰卡gdp从2009年内战结束前后的约400亿美元上涨到2016年的810多亿美元，斯里兰卡的和平稳定对国家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九年的稳定发展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即为什么内战后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没有对解决民族问题发挥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二。

　　一是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处于初步上升期，贫富差距使民族矛盾难以调和。大量的外资和外债是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依靠手段，而外资赤字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1.3%逐年增高至2016年的3.4%，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斯里兰卡在内战后经济发展起步，但是其经济发展成果还不足以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除首都科伦坡外的其它地区仍欠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更急切，这也是当前斯里兰卡民族问题未能解决的深层原因。

　　二是民族间经济地位不一致。斯里兰卡穆斯林多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这是自摩尔人、博拉人和麦蒙人等群体的祖先遗留的产物，他们在创造经济利益方面充满智慧并形成行业团体。而僧伽罗人在农村地区多以务农和种植业为主，在追求经济价值上的差距使僧伽罗人与穆斯林之间形成了偏见的鸿沟。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困扰斯里兰卡数十年发展的重大问题。激烈的民族冲突，会带来国家动荡和社会不安。斯里兰卡内战后看似趋向弥合的民族矛盾，并不代表着从容与安宁，或许是风平浪静下的暗流涌动。这一次僧伽罗人和穆斯林的冲突警醒了斯里兰卡政府，民族问题对斯里兰卡发展的影响仍然很大，内战后民族和解仍是战后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民族冲突加剧，则九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终会毁于一旦;如果处置措施得当，则有助于促成民族和解与社会稳定，巩固经济发展成果。

　　在当前斯里兰卡面临的发展环境下，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民族和解问题更重要。这是斯里兰卡三十年来获得的最深刻经验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和平稳定才是发展的前提。高度依赖外国投资的斯里兰卡，更需要打造稳定的环境以增强外资投入的信心，通过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来进一步推动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预防民族冲突悲剧的重演。

　　3月6日，斯里兰卡因僧伽罗人和穆斯林之间暴力冲突宣布施行为期一周的紧急状态。近日斯里兰卡总统府表示，紧急状态预计将在3月17日取消。斯里兰卡国内的骚乱引起了不少回响，也吸引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关注，以外国投资和旅游观光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遇到动乱时期产生的影响非常直接而且迅速。今年2月，斯里兰卡的邻居马尔代夫发布紧急状态令后，其旅游人数锐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事件的直接起因来看，斯里兰卡紧急状态令的颁布是由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冲突导致。民族冲突，这一敏感又深刻的话题，再一次挑动着这个国家的神经。那么，穆斯林这一群体在斯里兰卡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对于结束内战将近九年的斯里兰卡来说，民族冲突的再出现对斯里兰卡内战后的发展影响又如何?

　　僧伽罗人和穆斯林的冲突是民族问题

　　此次斯里兰卡颁布紧急状态令的直接导火索是发生在迪格纳地区的一起袭击事件引发的多起暴力冲突。一名僧伽罗人上月在康提地区迪格纳村遭4名穆斯林袭击，本月3日在医院医治无效身亡。随后，当地僧伽罗人和穆斯林在迪格纳村及附近地区发生多起冲突。自5日下午起，康提地区开始实行宵禁。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6日晚签署公报，从6日起斯进入为期一周的全国紧急状态。

　　在以往关于斯里兰卡的消息中我们极少注意到僧伽罗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而更多的是内战时期的冲突主体——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僧伽罗族是斯里兰卡的主体民族，而斯里兰卡穆斯林在国家和民族构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后殖民时期，斯里兰卡民族构成都主要受到语言和宗教的影响。在宗教上，僧伽罗人有佛教认同也有基督教认同，但是他们在民族的自我认同上都认为自己是僧伽罗人。但斯里兰卡穆斯林则有所不同。

　　斯里兰卡穆斯林的来源从历史上看主要由五类人口分支构成，分别是斯里兰卡摩尔人、印度摩尔人、马来人、麦蒙人和博拉人等。发展至今,斯里兰卡摩尔人成为斯里兰卡穆斯林的主要构成人群。斯里兰卡摩尔人源于公元7世纪从中东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在斯里兰卡东部繁衍生息，语言习惯上受到生活环境影响，主要使用泰米尔语为日常用语。虽然他们都说泰米尔语，却不愿意被定义为泰米尔人，而只将“伊斯兰”作为民族认同的符号。

　　所以在斯里兰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穆斯林”不仅是一个宗教范畴，还是一个民族范畴的概念。从这点上来说，斯里兰卡穆斯林具备提出民族诉求的条件。在这次事件中，斯里兰卡政府一直将斯里兰卡穆斯林与僧伽罗人的冲突视为民族问题来处理，换言之，这符合斯里兰卡政府独自处理国家内政问题和避免国际力量干涉的需要。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民族问题为何仍难解?

　　以上事件产生的系列反应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若单从事件本身来看，是偶然性的叠加;若从斯里兰卡国情来考虑，其又是必然性的体现。

　　2009年，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ltte)与政府军的内战结束后，为什么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仍未解决，一点星火即会爆炸?笔者认为,这种必然性是由斯里兰卡民族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主体民族与众多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与斯里兰卡的民族、宗教、语言文化和政党政治缠绕在一起，这些因素构成了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主要分析维度。

　　从民族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斯里兰卡因宗教和民族所属关系而划分的群体聚居区十分明显，这也是僧-泰冲突在过去之所以持续的原因之一。反观斯里兰卡穆斯林，其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9.5%，集中在东部地区，但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分布，其整体地域诉求虽然没有泰米尔人强烈，但是在各地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此次两个事件的冲突均发生在穆斯林人口聚集区。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斯里兰卡自独立以来至1994年，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话语权都掌握在僧伽罗人的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手里，两党轮流执政，基本上少有少数民族发挥的空间。统一国民党于1977年上台执政后推出的重要改革措施《1978年宪法》实行比例代表选举制替代以前的简单多数制，使情况有了改变。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比例代表选举制下的选举降低了普通候选人的独立性，增强了党派机构的重要性。斯里兰卡穆斯林在此基础上于1981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党“斯里兰卡穆斯林大会党”(slmc)，在国家政治权力划分中占有一席之地。该党的成立,使穆斯林结束了过去通过依附僧伽罗政党以谋求政治权力的状态。

　　1994年后，联盟政治与党派联合的崛起，总统与议会内阁共治的重要性日显，给少数民族参政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就连北部的猛虎组织(ltte)和南部的人民解放阵线(jvp)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都逐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这个渐变的过程使得僧伽罗人和少数族人都意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因此在权力竞争的过程中隐藏着民族矛盾和危机。

　　此次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冲突将斯里兰卡内战后多年难得的平静撕开了一个口子，曾经困扰斯里兰卡数十年的和平与冲突问题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很多国家，尤其是利益攸关方对这一冲突的担忧也在上升，随着冲突态势的发展，斯里兰卡是否会重新步入动乱不断的历史轮回?很多观察家都在紧密关切着。

　　自斯里兰卡独立以来，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冲突时而发生，其中以1976年普特拉姆(puttalam)冲突、1982年加勒(galle)冲突和2001年玛沃内拉(mawanella)冲突最为激烈。这三个历史事件的持续冲突时间都不长，最长的约为2个月，即使在冲突暴发的情况下，政府也能有效介入并控制局势。所以笔者认为此次冲突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从基本面上看冲突形势都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斯里兰卡也不会因暴动扩散而再次步入民族冲突的发展困境。

　　经济发展需要民族和解打造稳定环境

　　人们都在思考着民族和解与社会稳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斯里兰卡的确已经从26年内战的创伤中获得喘息，在内战结束后的九年里，斯里兰卡已经在各个领域实现渐进式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斯里兰卡gdp从2009年内战结束前后的约400亿美元上涨到2016年的810多亿美元，斯里兰卡的和平稳定对国家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九年的稳定发展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即为什么内战后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没有对解决民族问题发挥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二。

　　一是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处于初步上升期，贫富差距使民族矛盾难以调和。大量的外资和外债是斯里兰卡经济发展的依靠手段，而外资赤字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1.3%逐年增高至2016年的3.4%，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斯里兰卡在内战后经济发展起步，但是其经济发展成果还不足以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除首都科伦坡外的其它地区仍欠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对经济利益的需求更急切，这也是当前斯里兰卡民族问题未能解决的深层原因。

　　二是民族间经济地位不一致。斯里兰卡穆斯林多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这是自摩尔人、博拉人和麦蒙人等群体的祖先遗留的产物，他们在创造经济利益方面充满智慧并形成行业团体。而僧伽罗人在农村地区多以务农和种植业为主，在追求经济价值上的差距使僧伽罗人与穆斯林之间形成了偏见的鸿沟。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困扰斯里兰卡数十年发展的重大问题。激烈的民族冲突，会带来国家动荡和社会不安。斯里兰卡内战后看似趋向弥合的民族矛盾，并不代表着从容与安宁，或许是风平浪静下的暗流涌动。这一次僧伽罗人和穆斯林的冲突警醒了斯里兰卡政府，民族问题对斯里兰卡发展的影响仍然很大，内战后民族和解仍是战后发展的重要任务。如果民族冲突加剧，则九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终会毁于一旦;如果处置措施得当，则有助于促成民族和解与社会稳定，巩固经济发展成果。

　　在当前斯里兰卡面临的发展环境下，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民族和解问题更重要。这是斯里兰卡三十年来获得的最深刻经验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和平稳定才是发展的前提。高度依赖外国投资的斯里兰卡，更需要打造稳定的环境以增强外资投入的信心，通过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来进一步推动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预防民族冲突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