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与安全——巴基斯坦视角-凯发k8官方首页

　　巴基斯坦漏洞百出的边境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线是由杜兰线(durand line)正式定义的。这是英属印度的莫蒂默•杜兰(mortimer durand)和阿富汗国王之间在1893年达成备忘录之后确立的。这一边界的松懈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到：作者所在的白沙瓦一所学院的学生在没有旅行证件的情况下，能够来回穿越它。

　　这种情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由爱尔兰的类似情况所例证。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两侧，人们是一样的民族(也就是爱尔兰人);在杜兰线两侧都是普什图人。从历史上来看，爱尔兰人共同与英国殖民统治作斗争。但后来英国人离开了。他们的前对手爱尔兰人的一部分为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了新政府，而另一些人则为北方争取完全独立——后者成为爱尔兰共和军(ira)。

　　在巴基斯坦，“圣战者”在巴基斯坦军方的协助下、在毛拉们的鼓励下，一起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然后，苏联人离开了，由此产生真空，塔利班从中出现了。但是，塔利班的一些成员以前曾与军队合作过，这使得后者很难打击他们以前的同伙。类似地，爱尔兰共和国一直被英国人指责为纵容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

　　在苏联干预阿富汗的两年前，1977年7月，齐亚•哈克将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反对民选的由z•a•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政府。齐亚继续推进布托的伊斯兰主义政策，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资助下，加强了“圣战者”(即穆斯林游击队——译者注)并扩大了三军情报局(isi)，使该情报局成为巴基斯坦军方的主要情报机构。1988年8月，在苏联离开阿富汗前不久，他在一次空难中丧生，这次空难一般被认为是阴谋破坏;大约在同时，印度军队和反叛分子之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重大骚乱。在这些骚乱中，巴基斯坦用武器和来自伊斯兰武装组织的志愿者去支持反叛分子。在齐亚去世后的1988年11月，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作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关于苏联撤军后穆斯林游击队和新兴的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关于塔利班是如何接待基地组织的，以及关于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发生了什么，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叙述。塔利班被推翻，其许多成员逃进了在巴基斯坦漏洞百出的边境之内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美国向穆沙拉夫总统施加压力，要求其摧毁他们，但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武装分子对巴基斯坦软目标的强烈反对仍在继续。

　　这正是理解下文中的轶事材料所需要的历史背景。

　　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

　　1947年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后，创建了几个情报机构。其中主要是情报局(ib)，它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和英国的军情五处(mi5)，并且对总理负责。联邦调查局(fia)也于1947年成立，但直到1974年才获得其现在的名字。联邦调查局(fia)是主要的调查机构，目的是打击损害国家利益的国内外势力。

　　1948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评估情报，并将发现的情况提交给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自1971年起，三军情报局归总理领导，局长由总理从军事情报部门人员特别是与军队有关的部门人员中任命。

　　有三家现役军人的情报机构，其中军事情报局(mi)是最重要的。它的任务包括反破坏、消灭潜伏者和外国特工小组;它归陆军参谋长领导，成立于1947～1948年。在1948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战争中，军事情报局被认为未能协调三家军事机构之间的情报，而三军情报局被扩大以弥补这一被认为的失败。

　　到20世纪80年代，军事情报局进行了充分重建，来采取针对巴基斯坦共产党和印度情报人员的行动。1999年夏，他们在克什米尔的所谓卡吉尔(kargil)战争中也很活跃。然而，他们在同一年参与了推翻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民选政府以及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将军取而代之的活动，这损害了他们的声誉。

　　宗教极端主义

　　关于1947年巴基斯坦诞生的谈判并没有过分强调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当时的领导人，包括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国父”(quaid-e-azam))，是相当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可以创造一种认同，特别是不受来自咄咄逼人的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尼赫鲁和甘地——的干扰。阿尤布•汗(ayub khan)将军和z•a•布托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为国家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布托被齐亚•哈克将军残酷地处死，齐亚•哈克推动了官方的伊斯兰统治。军队和毛拉们携手，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在苏联人占领阿富汗后，鼓励和资助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对苏联人发动“圣战”(jihad)。

　　三军情报局成为巴基斯坦的主要情报机构。对苏联人的反击是由塔利布(talib，也就是通常从宗教学校(madrasa)招募的宗教学生)的训练营发起的。这些营地沿着俾路支斯坦的杰曼(chaman)、北瓦济里斯坦、巴勒吉纳尔(parachinar)和巴焦尔(bajaur)的边界分布。它们被精心搭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后来成为反北约武装分子(包括一些英国公民)训练的便利场所。奥萨马•本•拉登最初是在这些山区藏身地中一个在托拉博拉(tora bora)的藏身地避难，然后沿着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的边界向南移动。

早年的本·拉登（中）

　　众多阿拉伯人受到西方国家的鼓励，来到巴-阿地区与苏联人对抗，奥萨马•本•拉登是其中之一。1984年起，他住在白沙瓦，他的前同伴告诉作者，本•拉登与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非常接近，阿扎姆是一名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学者，宣扬防御性圣战。1989年，阿扎姆被一枚炸弹炸死，当时苏联人正在离开阿富汗，欲重新入境沙特阿拉伯而遭到拒绝的本•拉登则在前往苏丹的途中。

　　圣战组织促成了塔利班的出现，并从1995年到2000年，统治了阿富汗34个省中除一个外的其余全部;他们由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hammad omar)领导，奥马尔是来自巴基斯坦亨古(hangu)的一个前塔利布成员。苏联人离开时，有权势的五位阿富汗领导人中，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oud)在一段时间内掌管单独一个省，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伊斯兰党(hizb-e-islami)领袖)接替拉巴尼(rabbani)暂时成为总统后去了伊朗，纳吉布拉(najeebullah)被塔利班杀害，杜斯塔姆(dostan)和拉巴尼被迫流亡。

　　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在1993年允许希克马蒂亚尔作为一位流亡的阿富汗傀儡总统在白沙瓦生活，但他在部落地带缺乏公信力——这一地带把当时的西北边境省(现在是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定居区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分开。当三军情报局意识到他们的错误时，他们利用了塔利班在部落地带的存在，并给了自身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标签，使他们能够克服部落在传统上对巴基斯坦城市权力中心的不信任。这也使他们更容易帮助塔利班在1996年占领喀布尔。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阿富汗要拥有任何的持久和平，对边境(模糊的杜兰线)两侧部落群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2006～2010年期间，本文作者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白沙瓦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工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观察(有时直接参与)并评估塑造了该地区急剧恶化的安全局势的更广泛政治事件。安全形势尽管近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改善，但从2007年开始到作者任期结束，是处于最糟糕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白沙瓦一直处于爆炸、暗杀和绑架的风暴之中。要充分理解这些事件，并因此提出适当的回应和长期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就必须认识到动荡的时机和特征背后的历史因素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如情报机构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1979年苏联干预阿富汗的后果，以及随着10年后它们撤军，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发展。这篇文章后面部分的内容大都是轶事式的，但对于那些试图了解媒体上报道很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局势表象之下事物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帮助的。

　　前言

　　2006至2010年间，作者曾是白沙瓦大学(university of peshawar)内享有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爱德华兹学院(edwardes college)的院长。他(本文是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译者注)能够观察和体验当时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以下简称“巴-阿地区”——译者注)的一些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并与情报机构、塔利班领导层的一名代表进行直接接触。下面的叙述涵盖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但需要在整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的历史事件背景下对其进行评估。

　　地区前情

　　关于1979～1989年间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在细节上有不同，但对主要因素有共识。根据《塔利班》的作者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的说法：

　　我……看着第一批苏联坦克滚滚而来。十几岁的苏联士兵已经开了两天……来到了赫拉特(herat)，然后沿着一条苏联人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碎石面公路，前往坎大哈(kandahar)。许多士兵都是中亚出身。他们从坦克里爬出来，掸去制服上的灰尘，漫步到最近的一个摊位喝上一杯无糖绿茶——这是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一种主食。集市上的阿富汗人只是站着，盯着看。

《塔利班》一书（英文版）

　　为什么苏联出现、在10年后又几乎是突然离开?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尽管在苏联入侵的时候，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是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倾向于莫斯科，但阿富汗其他地区是传统的、伊斯兰的和民族多元的。这一反差对于该地区发生的事情意义重大。

　　甚至在苏联进入坎大哈和喀布尔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向以“圣战者”(mujahideen，“那些以真主安拉的名义战斗的人”)而闻名的伊斯兰的和主要是乡村的反叛分子提供援助。因此，冷战被扩展到了巴-阿地区，并在整个中亚和南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离任前不久，斯蒂芬•哈尔珀(stefan halper)向他提交了一份文件，形象描述了苏联1989年从阿富汗的撤离。哈尔珀的文件是基于对苏联军方的采访。在阿富汗，苏联军队在撤出他们的坦克之前，派了一支先遣部队，向村民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改善的道路、一所学校、灌溉设施，等等——村民们将得到这些。但是，如果在坦克撤出时，有一颗子弹打向苏军，他们就会掉头，把每一个村庄夷为平地。这种退出策略非常有效。

　　为了理解苏联退出后的一些安全问题，有必要对巴-阿边境地区的人口结构进行了解。阿富汗从来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但对主要族群的估计大致如下：

　　普什图人(pashtuns (pathans))：40%

　　塔吉克人：25%

　　哈扎拉人(hazaras)：19%

　　乌兹别克人：6%

　　普什图人位于南部，在包括东北部的昆都士在内的其他地方也有零星分布。他们还分布在从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到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以前的西北边境省)的地带。普什图区域许多地方的部落特征显著地影响着它们的社会特征，如长者的角色，将族长会议(jirga)用来作为地方政府的高度下放的形式，以及普什图瓦里(pashtunwali)——这是一种严厉的法规，经常被误当作伊斯兰教法(sharia)。部落和家庭是大部分阿富汗社会、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俾路支(baloch)区域的主要构成单元。这些问题的意义是，这些区域的未来一定在于当地社区——特别是通过教育、尤其是对于妇女——的赋权。

　　巴基斯坦漏洞百出的边境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线是由杜兰线(durand line)正式定义的。这是英属印度的莫蒂默•杜兰(mortimer durand)和阿富汗国王之间在1893年达成备忘录之后确立的。这一边界的松懈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到：作者所在的白沙瓦一所学院的学生在没有旅行证件的情况下，能够来回穿越它。

　　这种情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由爱尔兰的类似情况所例证。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两侧，人们是一样的民族(也就是爱尔兰人);在杜兰线两侧都是普什图人。从历史上来看，爱尔兰人共同与英国殖民统治作斗争。但后来英国人离开了。他们的前对手爱尔兰人的一部分为爱尔兰共和国建立了新政府，而另一些人则为北方争取完全独立——后者成为爱尔兰共和军(ira)。

　　在巴基斯坦，“圣战者”在巴基斯坦军方的协助下、在毛拉们的鼓励下，一起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然后，苏联人离开了，由此产生真空，塔利班从中出现了。但是，塔利班的一些成员以前曾与军队合作过，这使得后者很难打击他们以前的同伙。类似地，爱尔兰共和国一直被英国人指责为纵容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

　　在苏联干预阿富汗的两年前，1977年7月，齐亚•哈克将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反对民选的由z•a•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ppp)政府。齐亚继续推进布托的伊斯兰主义政策，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资助下，加强了“圣战者”(即穆斯林游击队——译者注)并扩大了三军情报局(isi)，使该情报局成为巴基斯坦军方的主要情报机构。1988年8月，在苏联离开阿富汗前不久，他在一次空难中丧生，这次空难一般被认为是阴谋破坏;大约在同时，印度军队和反叛分子之间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重大骚乱。在这些骚乱中，巴基斯坦用武器和来自伊斯兰武装组织的志愿者去支持反叛分子。在齐亚去世后的1988年11月，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作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关于苏联撤军后穆斯林游击队和新兴的塔利班之间的关系，关于塔利班是如何接待基地组织的，以及关于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阿富汗发生了什么，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叙述。塔利班被推翻，其许多成员逃进了在巴基斯坦漏洞百出的边境之内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美国向穆沙拉夫总统施加压力，要求其摧毁他们，但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武装分子对巴基斯坦软目标的强烈反对仍在继续。

　　这正是理解下文中的轶事材料所需要的历史背景。

　　巴基斯坦的情报机构

　　1947年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后，创建了几个情报机构。其中主要是情报局(ib)，它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和英国的军情五处(mi5)，并且对总理负责。联邦调查局(fia)也于1947年成立，但直到1974年才获得其现在的名字。联邦调查局(fia)是主要的调查机构，目的是打击损害国家利益的国内外势力。

　　1948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评估情报，并将发现的情况提交给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自1971年起，三军情报局归总理领导，局长由总理从军事情报部门人员特别是与军队有关的部门人员中任命。

　　有三家现役军人的情报机构，其中军事情报局(mi)是最重要的。它的任务包括反破坏、消灭潜伏者和外国特工小组;它归陆军参谋长领导，成立于1947～1948年。在1948年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战争中，军事情报局被认为未能协调三家军事机构之间的情报，而三军情报局被扩大以弥补这一被认为的失败。

　　到20世纪80年代，军事情报局进行了充分重建，来采取针对巴基斯坦共产党和印度情报人员的行动。1999年夏，他们在克什米尔的所谓卡吉尔(kargil)战争中也很活跃。然而，他们在同一年参与了推翻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民选政府以及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将军取而代之的活动，这损害了他们的声誉。

　　宗教极端主义

　　关于1947年巴基斯坦诞生的谈判并没有过分强调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当时的领导人，包括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国父”(quaid-e-azam))，是相当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可以创造一种认同，特别是不受来自咄咄逼人的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尼赫鲁和甘地——的干扰。阿尤布•汗(ayub khan)将军和z•a•布托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为国家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布托被齐亚•哈克将军残酷地处死，齐亚•哈克推动了官方的伊斯兰统治。军队和毛拉们携手，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在苏联人占领阿富汗后，鼓励和资助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对苏联人发动“圣战”(jihad)。

　　三军情报局成为巴基斯坦的主要情报机构。对苏联人的反击是由塔利布(talib，也就是通常从宗教学校(madrasa)招募的宗教学生)的训练营发起的。这些营地沿着俾路支斯坦的杰曼(chaman)、北瓦济里斯坦、巴勒吉纳尔(parachinar)和巴焦尔(bajaur)的边界分布。它们被精心搭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后来成为反北约武装分子(包括一些英国公民)训练的便利场所。奥萨马•本•拉登最初是在这些山区藏身地中一个在托拉博拉(tora bora)的藏身地避难，然后沿着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的边界向南移动。

早年的本·拉登（中）

　　众多阿拉伯人受到西方国家的鼓励，来到巴-阿地区与苏联人对抗，奥萨马•本•拉登是其中之一。1984年起，他住在白沙瓦，他的前同伴告诉作者，本•拉登与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非常接近，阿扎姆是一名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学者，宣扬防御性圣战。1989年，阿扎姆被一枚炸弹炸死，当时苏联人正在离开阿富汗，欲重新入境沙特阿拉伯而遭到拒绝的本•拉登则在前往苏丹的途中。

　　圣战组织促成了塔利班的出现，并从1995年到2000年，统治了阿富汗34个省中除一个外的其余全部;他们由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muhammad omar)领导，奥马尔是来自巴基斯坦亨古(hangu)的一个前塔利布成员。苏联人离开时，有权势的五位阿富汗领导人中，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oud)在一段时间内掌管单独一个省，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伊斯兰党(hizb-e-islami)领袖)接替拉巴尼(rabbani)暂时成为总统后去了伊朗，纳吉布拉(najeebullah)被塔利班杀害，杜斯塔姆(dostan)和拉巴尼被迫流亡。

　　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在1993年允许希克马蒂亚尔作为一位流亡的阿富汗傀儡总统在白沙瓦生活，但他在部落地带缺乏公信力——这一地带把当时的西北边境省(现在是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定居区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分开。当三军情报局意识到他们的错误时，他们利用了塔利班在部落地带的存在，并给了自身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标签，使他们能够克服部落在传统上对巴基斯坦城市权力中心的不信任。这也使他们更容易帮助塔利班在1996年占领喀布尔。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阿富汗要拥有任何的持久和平，对边境(模糊的杜兰线)两侧部落群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遭遇极端分子

　　2009年9月，巴基斯坦最资深的塔利班领导人、蒂默加拉(timergara)的苏非•穆罕默德(sufi muhammad)被囚于白沙瓦中央监狱期间，作者会见了他。从2002年到2008年，他因为与阿富汗的关系而被关进监狱。他被释放的原因是主要的省级人民民族党(anp)和塔利班之间达成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协议。尽管人民民族党是世俗的和左翼的，而支持它们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是自由主义的——贝娜齐尔•布托曾两次在它们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理——它们一致认为，在生活于斯瓦特(swat)山谷的180万人当中，应该实施伊斯兰教法。

　　经由苏非的两个儿子在监狱医院里翻译，作者与苏非进行了简短而诚恳的会面，之后他去了男孩区——在那里，大约150名年龄在11岁到18岁之间的男孩被拘留(其中一些是未成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得知作者一直在与苏非•穆罕默德交谈时，大厅里传过一波兴奋。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年轻时(他现在已经90多岁)率领12000名圣战士穿越高山打击侵略者。

　　在提到年轻人眼中的超凡魅力型领导人的重要性时，我们不应忘记的是，阿富汗2800万人口中有45%年龄在15岁以下。在作者工作地点附近，白沙瓦第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自己，当时她19岁。2009年圣诞平安夜，两名十几岁的少年在一辆摩托车上引爆了自己，其中一名的头是在一所罗马天主教小学的操场上发现的。一天，一名军事情报局的代表来到了作者的办公室，告诉他携带一枚炸弹的一个11岁男孩正要袭击作者所在的学院;男孩从未到来，所以大概是他们抓住了他，或者他改变了主意。

　　在从2006年9月作者担任爱德华兹学院院长到2010年夏作者离开这段时期，他与极端分子的其他接触如下所述。2006年10月31日，查尔斯王子在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期间，计划访问该学院并发表他关于穆斯林/基督教对话的最长演讲。他从未到来，因为前一天晚上，一架美国无人机在巴焦尔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杀死了85名宗教学生。在伦敦，王子收到了两份死亡威胁，时任总统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说，巴基斯坦军队应该为这一事件负责。但是，来自巴焦尔的学生明确地说这是由无人驾驶的美国导弹完成的。在这一周结束的时候，作者已经关闭了学院，因为害怕遭到一群极端分子的攻击。

　　教皇在一番话中断章取义地使用了“圣战”这个词，这一不幸言论之后，该学院再次关闭;至2007年1月，该市发生了9起炸弹爆炸事件，其中一起炸死了一名警察副总监。火箭弹被从邻近的两个部落地区发射到城市目标。这可能是曼加尔•巴格(mangal bagh)所为，他从前是一位公共汽车票收藏者，后来成为强大的“军阀”，强烈同情塔利班，尽管像苏非•穆罕默德这样的高级人物不承认其是塔利班。

　　到2007年5月，《新闻报》(the news)报道称，白沙瓦发生了16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52人死亡，更多人严重受伤。目标主要是警察、机场等公共建筑以及人民民族党官员。10月21日，来自部落地区的三枚火箭弹射向美国领事馆，其中一枚没有命中目标，却几乎击中了爱德华兹学院。11月8日，威胁对作者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乌尔都语传单在学院里散播。(这两页的死亡威胁来自哈利法上尉(captain halifah)。他指责作者提倡共同教育、不是穆斯林(使用了“kafir”一词，而这个词是不正确的)、没有让学生们在星期五离开课堂做安息日(jum’a)祷告，而我们让学生们做了这样的祷告。由于这些针对伊斯兰教的“罪行”，作者将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12月4日，白沙瓦的第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自己;12月13日，伊丽莎白学院和所有类似的(也就是基督教)机构都受到了威胁;而在12月27日，贝娜齐尔•布托被杀，导致了任性的暴力几乎肆虐各地。

炸弹在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炸出的深坑

　　2008年，暴力事件仍在继续，最大的事件是8月伊斯兰堡万豪酒店的爆炸事件。装在一辆卡车里的六百公斤炸药炸出了一个6米深的坑。就在同一个月，美国驻白沙瓦女领事的汽车遭到子弹扫射。2009年6月，白沙瓦的珍珠大陆酒店(pearl continental hotel)被炸;同一年秋天，一枚估计有800公斤炸药的巨型炸弹炸了白沙瓦的三军情报局大楼;2010年3月，五枚炸弹在美国驻白沙瓦领事馆或附近爆炸——武装分子从一辆汽车中跳出，试图袭击领事馆。在拥挤的集市上也发生了一些巨型炸弹爆炸，尤其是在什叶派地区。

　　严重的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在拉合尔、伊斯兰堡、卡拉奇，但白沙瓦首当其冲，可能由于其靠近阿富汗边境(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可能也因为，在斯瓦特山谷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协议落空，军队开始了清除山谷中激进分子的行动，塔利班对地区人民民族党怀有敌意。一旦在瓦济里斯坦的军事行动开始，就有人声称，激进分子对城市软目标的袭击变本加厉。什叶派清真寺和社区尤其受到攻击，基督徒较少受到攻击，尽管白沙瓦的教会机构受到威胁、本努(bannu)基督医院的院长被绑架(但几周后在没有赎金的情况下被释放)、2008年11月火箭弹射向在本努的彭内尔(pennell)基督高中。这一时机似乎是巧合：同一时间，美国一架无人机袭击了该省边界内70公里处的一个定居区(也就是完全越过部落地带)。

　　这些事件值得仔细分析。一开始成群抗议的极端主义学生逐渐变得更有组织，更专注于政府官员(如警察)、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如联合军事医院(combined military hospital)成员使用的宾馆和一家银行)以及什叶派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中心。很有针对性地把隶属于美国的官员和建筑定为攻击目标，但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评论员和媒体都不遗余力地否认这是故意的。因此，当万豪酒店被炸时，立即有声明宣布总统和总理原定在那里用餐。后来，酒店经理否认了这一点，但此时国际媒体已经失去了兴趣(除了苏格兰的)。当美国驻白沙瓦领事的车被子弹扫射，有人很快就解释说，这些恶徒试图杀死一位住在隔壁的知名政客，但他们弄错了目标。一名美国救援人员和他的司机被枪杀于“美国俱乐部”(american club)外，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报道。

　　爱德华兹学院的学生和教学人员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杀戮没有任何赞同;一名学生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痛苦：首先，他的父亲，一位拉基玛瓦(lakki marwat)的警察局长被一枚自杀式炸弹炸死，而当这名学生前往斯瓦特的一个家族村庄参加葬礼时，另一名爆炸者杀死了家庭其他成员的一半。不过，同样地，一些学生的家庭成员丧身于美国的无人机下。

　　三军情报局和塔利班

　　有关白沙瓦和白沙瓦周边地区发生的安全事件的更多细节，见于《边疆恐惧》(david l. gosling, frontier of fear: confronting the taliban on pakistan’s border (london: ib tauris [the radcliffe press], 2016), 85– 88.)。2013年9月，有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科哈蒂门(kohati gate)圣公会教堂(all saints’ church)杀害了100多名礼拜者。就在一年之后，有145人在陆军公立学校被持枪歹徒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而在2016年1月，白沙瓦附近的帕夏汗大学(bacha khan university)发生了袭击，造成大约20人死亡。在2016年的复活节(即2016年3月27日——译者注)，一场在拉合尔的炸弹袭击造成一座游乐园里大约80人死亡。

　　在某种程度上，对“软”目标的攻击可能与在斯瓦特山谷、瓦济里斯坦的军队活动有关。塔利班把圣公会教堂爆炸事件归咎于美国无人机在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活动。在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lal masjid)被极端分子占领后，政府对清真寺进行了猛烈攻击，之后安全事件普遍增加。陆军公立学校的杀戮也可能是对塔利班领导人哈基穆拉•马哈苏德(hakimullah mehsud)之死的回应——他是在前往一场和平会议的途中被一架无人机杀死。

　　然而，也有人指控部分塔利班和军方及其附属机构三军情报局之间有勾结。2011年5月，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境内被击毙，这些指控达到了高潮。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如果不了解当局特别是三军情报局，不可想象他能在巴基斯坦。

　　凯里•斯科菲尔德(carey schofield)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提供了不涉及巴基斯坦军事当局的似乎合理的对于事件的描述。在《边疆恐惧》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在指控巴基斯坦人勾结的背后，是更鹰派的西方观察家们的一贯信念，即巴基斯坦一直隐瞒了与武装分子打交道的部分事实。

　　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局势与爱尔兰的情况类似，因为边境两侧的大部分人口在民族和语言上都是相同的——普什图人——而且边境本身是极其漏洞百出和不清不楚的。普什图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人在阿富汗的军事野心，而三军情报局则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苏联人一离开，普什图人就分成两派，一派成为他们各自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军事机构的一部分或和其关系密切，另一派是新兴的塔利班。因此，巴基斯坦军队和三军情报局难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西方政府不断要求对唱反调者加大打击力度，这些要求要么被置若罔闻，要么被证明太难实现了。

　　结论

　　为了理解、解释巴-阿地区的安全相关事件或为其做好准备，了解整个地区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有着被殖民的过去的世界每个部分都是如此，但在这个特殊区域，西方和苏联集团之间的冷战延伸到了阿富汗，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塑造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事件方面，都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对安全问题具有了重大、未决的含意。

　　除了最近的历史，边境地区的地理状况也很重要。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地形恰恰适合居住于此的部落，然而这些部落正被迫适应转变——这些转变在其他地方需要数代人完成。这很可能是一位杰出的穆斯林学者所描述的许多年轻穆斯林的“残暴的激进主义”的一个因素。

　　是什么吸引了年轻的穆斯林们去往[……]短暂而又残暴的激进主义?一个人不需要通过同意决定论者的社会理论来认识到穆斯林社会正在经历的几乎普遍的不安全状况。伊斯兰世界正在经历一段极具毁灭性的过渡时期。在欧洲，经济和科学变革的历史长达500年;而在穆斯林世界，这被挤进了几代人的时间。

　　这些不安全状况，加上可怜的教育机会、失业、邻域的敌意以及断断续续的无人机攻击，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年轻的普什图人和其他人诉诸暴力。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可能会助长暴力，但它似乎并不是造成暴力的主要原因。

　　巴-阿地区的最近历史背景也导致了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如，巴基斯坦军方和三军情报局经常被西方敦促打击他们的前“圣战者”(穆斯林游击队)同伴，这些“圣战者”最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塔利班连在一起。巴基斯坦军队正是在这样做的时候遭受了巨大损失;作为报复，武装分子对平民软目标进行了大力反击。当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与印度的代理人战争中号召伊斯兰民兵组织时，不是具有更大的讽刺意味吗?

巴基斯坦年轻普什图人等参加的一次抗议活动

　　但是，尽管有这些讽刺和伴随而来的各方的悲剧性生命损失，巴基斯坦仍在向着一个或多或少摆脱军方干涉的可持续民主国家缓慢行进。我们用法尔扎纳•谢赫(farzana sheikh)的乐观评估以积极的态度作结：

　　巴基斯坦的身份，曾经基于对印度的反对(这适合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军方)，现在正被重新评估。媒体得到了解放，法律界也很强大，艺术团体充满活力，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走在了新潮流的前沿。巴基斯坦正在成为南亚的一个不可分割——不是专属——的组成部分。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0期；相关简介：david l. gosling，任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堂(clare hal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刊于网络版《情报与恐怖主义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terrorism studies)总第1期(2016年，原文网址为http://www.veruscript.com/a/ot7xnc/)。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