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崇拜财富的美国人浓厚宗教情结背后有一部保守主义心灵史-凯发k8官方首页

　　对于平等，伯克强调的是所有人在上帝眼中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伯克看来，政治平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不自然的;而贵族制倒是比较自然的。其理由大概是因为人有先天和后天的种种差别，我们也珍视一个容有差别和个性的社会。他欣赏贵族制，但是有很多保留：“至少从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上说，我不是贵族制的同路人。”他自己也不是这种贵族。[5]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贵族制会意味着“严苛傲慢的压制”。伯克甚至说，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在必须以鲜血抗争的时候，“我会与穷人、卑贱者和软弱者同命运。”

　　柯克对英国后来盛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有许多批评。他甚至认为，边沁在为英格兰确立平等主义的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于潘恩、普莱斯和葛德文的总和。边沁由于完全缺乏更高级的想象力，且无法理解爱与恨的特性，便无视人的灵性渴求，也从未谈及罪。他的体系对国民品格、人之动机的丰富多样以及激情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都忽略不计，流露出对人类理性的绝对信心，是狭隘的伦理学家，洋洋自得的政治理论家。对边沁来说，政治与人性一样，都没有神秘可言：所有政治难题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仅仅在于让多数人裁决每一个问题。而沃尔特·司各特与边沁的门徒们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于此显示出他对伯克的保守主义哲学的敏锐理解。在其系列小说中，司各特让伯克的保守主义成为一种富有鲜活生机的东西。他所持的一种浪漫的保守主义观点担心一个被功利主义原则宰制的世界，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掉多样性、优雅美丽和古老的权利。

　　柯克不仅注意那些学术思想家、哲学家，也注意那些有思想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一个很好表现是坎宁的个性与成就;他振兴了保守党，并让“保守派”一词成为英国政治用语。当然，抛弃“托利党”的旧名称、采用“保守党”名称的是他的对手和继承人皮尔;可是，比皮尔更了解到底何为保守主义的坎宁让这种转变成为可能，他为保守主义注入了灵活的思想和广博的愿景。

　　在柯克看来，另一个对保守主义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政治家是迪斯雷利。迪斯雷利从灵性上净化了托利党人的民主，以贵族制原则的内核作为他构建英国社会认知体系的样板。迪斯雷利宣称，各阶级的真正的利益不是相互敌对的;它们都与国民的福祉紧密相连;而且其政治目的是调和阶级，阶级就是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法律也将消亡。但是，他也致力于改善当时尚未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的生活和心智，让他们也有自己可以保守的东西，培养他们对国家和共同体的情感。在他执政的时代，劳工阶层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世界上的所有大国中，只有英国没有在19和20世纪经历过革命或内战。这是保守派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迪斯雷利的功劳，迪斯雷利的托利主义让英国人确信，下层阶级没有被遗忘，英国人的国家还有真实的生命力，社会的主导者与社会大众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文学方面，柯克指出，柯勒律治除了他的文学批评，还在他的《平信徒讲道集》中证明了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一方的衰败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衰败。在维护我们的道德秩序的同时必须维护我们的政治秩序。把所有人或许多人变成哲学家甚或掌握科学和系统知识的人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庄重稳固的宗教信仰既是义务，却是明智的可行做法。

　　柯克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的哲学大师是纽曼。在让教会免于变成政治机构的单纯工具上，纽曼出力甚多，他视灵性生活为一种价值观的分级体系，视教育为攀登这种真理阶梯的梯子。他一生都在进行与他的沉思型性格不相容的论辩和争斗。牛津运动参加者确保“教会要重新突出其共同体和圣礼特性，宗教必须为优美、古朴和神秘的情感提供空间，而主流神学排斥或忽略这些情感，视其为世俗、无益或不洁的东西”。他说：“我们必须在冒险相信科学与冒险相信宗教之间做出抉择。”他对博雅教育贡献尤多。纽曼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问题是如何教育群众”，但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领袖，纽曼的著作保存了旨在培养“自由绅士”的教育理念。

　　柯克指出，到19世纪70年代中已变得明显确凿的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真正利益正在趋同;一名“保守的自由派”与一名“自由的保守派”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异。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论敌：英国社会的建制正受到一种世俗集体主义的威胁。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三位伟大的法律和历史学者延续了真正的保守主义思路：即出版了《自由、平等、博爱》(1873年)一书的斯蒂芬;出版了《大众政府》(1885年)一书的梅因;以及出版了《民主与自由》(1896年)一书的莱基。

　　柯克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延伸到密尔。他认为密尔正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之处。密尔确实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到忧虑。但他的极端世俗主义热衷于将敬虔赶出社会生活，以“人的宗教”取而代之。而斯蒂芬、梅因和莱基明白，突然被夺去了敬虔与惯常习俗的人们无法认清未来;密尔以及孔德的门徒们决心将敬畏从这个世界中铲除出去;不过，没有了敬畏之后，人类会失去对美德的所有背书以及奋斗的所有动因。

　　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直接批判密尔的，虽然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密尔的《论自由》。斯蒂芬的主要观点是：自由是个否定词;平等是某种等而下之的东西，只是一个关系词;而博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他宣称博爱往往会否定亲爱，所谓爱面目模糊的大众通常恰恰是自我极度膨胀的表现。斯蒂芬还分析了论辩与强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强制的某种必要性。他不相信密尔所说的：如果人从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享有了平等，他们就会变得智慧，并像兄弟那样一起生活。他要我们估算一下自私、纵欲、轻浮、懒惰、极端平庸和全神贯注于最细小的日常琐碎事之人在男男女女中所占的比例，再想想自由论辩中之最自由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他们。实际上，一定的持续的强制或限制才是我们秩序与文化的主要保障。他警告不要盲目追求进步，许多人所说的“进步”就好像是愈益增多的娇气，是生活的软质化。

　　梅因所理解的社会进步是他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进步在梅因那里主要是指促成高水平的思想成就以及法律之下的自由，其成就的标志是各民族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趋势，而且其主要的手段是私人财产和契约自由。私有财产和契约让多种多样的个性、财富、闲暇以及维系文明的创造活力成为可能，没有哪个人在肆意攻击私人财产权的同时还能宣称他看重文明的价值。柯克还进一步指出了这后面隐藏的原则;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是贵族性思想的成果;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将是自以为是的民主体制的结果。无止境地推进平等，将可能使社会重返身份政治，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部落政治”。

　　柯克认为，莱基的《民主与自由》是19世纪出版的最为全面的保守主义政治手册。但他的理性宗教已几乎将传统基督教的一切统统铲除，剩下的只有直觉型道德观念、对基督样式的模仿以及金规。不过，莱基认为基督教的核心要素依然富有生机：他也认识到教育的政治价值被高估了：“已经学会阅读之人中有很大比例从未读过党派报纸之外的任何东西。”

　　柯克继续谈到文学家吉辛，这也是他青年时期最喜欢阅读的一个文学家。他认为，曾经是一位政治和道德激进分子、实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吉辛，因为自身长期体验下层的贫苦，从而对现代无产者和人性的阴暗面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让他转变成一名保守主义者。吉辛后来认识到他以前为苦难中的大众所发的那种热心不过是一种伪装，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匮乏但渴望得到的东西，把自己的追求当作了他们的追求，为自由平等大声疾呼往往是因为自己成了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奴隶。他的一本散文集《亨利·雷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即中译本《四季随笔》)宣告了作者热爱英格兰所有历史悠久的东西，以及财富和产权对于文明生活的意义。

　　19世纪之交的马洛克在柯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有特别的一个地位，因为他补充了保守主义的一个缺憾，即用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他声言激进主义者正捏造或扭曲统计数字以达到其目的，他关心的问题是：文明以及穷人会在平等全面实现时获益吗?他认为，所有形式的进步其实都是人们追求不平等(或者说差别、出众、优秀、卓越)的结果。如果取消了不平等的可能，一个民族只能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惨淡凄凉的水平上。彻底和全面的平等不利于任何人。它阻挠打击才智之士;也让穷人陷入更为可悲的贫困状态。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才干，或者说是管理和指挥劳动的能力，即发明创造，设计方法，提供想象，确定方向，组织生产等方面的能力。他指出，在1894年13亿英镑的国民收入中，至少有8亿英镑是才干的成果。1880年，英国仅劳工阶层的收入就等于所有阶层在1850年获得的收入。如果废弃基于才干的、受到传统道德与政治体系约束的真正的领导力，那么，劳工阶层在经历过一个恐怖间歇后，一定会不得不屈从于新的主子，而这些新主子的统治将比旧主子远为严厉、武断和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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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丁堡北面约七十英里的海边，有一所苏格兰最古老的，已经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这里有古堡、要塞、墓地和大教堂，当然，也有大片青青的草地和野花。经常目睹这些遗址和废墟，还有远处原野的荒凉，近处建筑的沧桑，北海日以继夜、循环往复的拍打岸边的巨浪，以及经常乌云密布，却又突然在天边闪出阳光的天空，对于一颗有传承而又敏感的心灵来说，不难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还有一种对永恒性的希冀。

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美]拉塞尔·柯克 （russell kirk） 著，张大军/译

　　正是在这里，作为在这所大学第一个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本书作者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开始写作他的著作《保守主义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我更喜欢直译为《保守主义的心灵》)。那时，他还只有三十岁左右。他在自传《想象力之剑》中回忆了这四年他在这里读博士研究生的日子。那时，他“受到的教育良好，养育得也还行，但绝对没有什么钱”。晚上，在别人进入梦乡的时候，他还在用他那台老旧的打字机写作。他感觉圣安德鲁斯的气氛给他的想象力提供了最好的食粮，他自己就有部分苏格兰血统的遗传。[1]他不爱说话，有人甚至形容他“像海龟一样沉默寡言”。但他喜欢徒步旅行，热爱苏格兰的高原、荒野、古堡、老宅，有一次甚至越过荒无人烟的山岭、沿着海岸线，走了九十英里。

　　这本书1953年出版时，柯克已经是密歇根州立学院(后来成为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的一名讲师。不久他就辞去了他在密歇根州立学院的职位。对朋友的劝阻，他回信说他不担心被贫穷困扰，自己一年只要400美元就能够生活(当然那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在他四十多岁结婚并有了几个孩子之后，他才觉得需要更多的钱。他的确也没有贫困过，虽然他准备这样。乡间的生活是相对简朴的，他毕竟还有写作和讲演的收入。他选择生活在密歇根北部米科斯塔(mecosta)的一个小镇，多年居住在他祖父留下的房子里，和先辈与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年轻时曾经在内华达的沙漠里当过兵，也在福特的汽车流水线工厂工作过，但他衷心喜欢的是乡村生活，他这本书也指出了保守主义和农业文明的一种紧密联系。他过着一种“文字游击队员”的生活，他的著作从来不处在美国学界的主流，当然，他也并不孤独，甚至他还看到了保守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一度取胜——比如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他在1986年为这本书撰写的第7版序言中回顾道：这本书就是有关公民社会秩序的一种历史分析。它并不是党派行动指南，而是试图界定“保守”和“保守主义”，领悟保守主义者们关于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原则。[2]或者更具体一些，如他开初写这本书所说的，他是想探讨英国和美国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英格兰和美国具有什么样的共同观念体系，让那些有着保守天性之人能够持续抵制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和社会变革，他打算探讨保守主义的各种观念以查验它们在这个混乱和剧变时代的有效性。下面我们就试着来梳理和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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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其所述，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中并不是要全面地论述保守主义思想的历史，而是叙述近代以来、或更准确地说，法国大革命以来英美一系的、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精神的保守主义。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几乎可以说都具有某些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们表现得如此明显，不必特别指出，甚至不必冠以“保守”的称号，因为整个社会都是偏保守的，它们就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主流或者说正统。

　　只是到近代以来，保守主义才开始凸显，当然，这种“凸显”并不是说它能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流，相反，它基本是防御性的，是对一个在人们的观念、社会的制度、甚至自然的环境都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的反应。这些反应在各个文明、各个政治社会都同样存在，但我们大概可以说，英美的保守主义与近代其他国家出现的保守主义思想比较起来，的确也是最成气候，对社会和政治也发生过最有效影响的。

　　保守主义思想代不乏人，甚至在政治上也总是有其代表，但保守主义思想却一直缺少一种连贯性，这倒也不奇怪，因为保守主义本身就是有些拒斥抽象理论和严密体系的。保守主义自身的各种思想之间也没有严密的理论或学派的传承，但它们毕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或要素，怎样为其“正名”呢?柯克采取的思想史的进路，是试图从英美——或许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诞生和延续的大本营——来试图理清这一思想的线索，只有一个例外是他谈到了法国的托克维尔，也是因为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的民主。

　　柯克的阐述基本是按照历史顺序展开的，全书十三章，除了第一章是讲保守主义的主要观念，增补的第十三章是讲保守主义的复兴。中间的十一章主要是按时期来分别叙述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下面我们就不妨分别以英国和美国两条线来叙述。

　　柯克赋予了伯克一个特殊的开端地位，认为伯克就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直到1790年，借着《法国革命反思录》的出版，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才有意识地正式登场。柯克论述伯克的一章的确最值得我们注意，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不仅是居于开端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后面的英美保守思想往往是取其一端而有了新的发展。[3]而伯克的思想缘起则直接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在此之前，激进的思想已经开始在欧洲流行，直到18世纪末才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酿成了激烈的革命。伯克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这场这场革命，而他在1790年革命早期就已经预见到了它的一些直接结果，比如认为这场革命将以争取普遍而抽象的自由平等开始，却以接受一个军事首领的独裁结束。但这场革命的思想观念却不会消散，而将持久地影响欧洲和世界，甚至当时英国的一些知识和政界精英也已经开始受其影响，表达对这场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了。伯克起而抵御，他捍卫英国的政制，认为它恰恰是保障了生命、产权和自由权利的、习俗常规的政制。

　　伯克有关法国革命的思考和评论又不仅是简单的政论文字，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从此诞生。这里柯克提出的梳理伯克思想的几个概念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和留意。柯克论伯克的一章题为“politics of prescription”，可见“prescription”这个概念在柯克心目中的重要。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根据不成文法或惯例对某物的长期占有和使用，从而获得了一种乃至后来成文法也予以肯定的权利规则。柯克给出的简明扼要的解释是：“从前后许多世代的惯例和协定中发育出来的习惯性权利”，所以，将“prescription”译为“常规”是较好的。

　　还有一个概念是“prejudice”，它在中文翻译中常常被译为贬义的“偏见”，但我以为这里应该如本书中译为“成见”较好，虽然也还有点贬义。柯克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让人无须逻辑推理便能面对生活难题的半直觉性知识”。柯克指出，在伯克那里，成见并非偏执或者迷信，尽管成见有时可能会退化成后两者。成见是一种“预判”或“先见”，在一个人缺少时间或认知能力来理性地做决定时，直觉以及先祖们的意见共识便为他提供了这样的直接回应。人类经验主要被珍藏在传统的成见和成规之中——一般会惠及多数人，有时会惠及所有人，它们是种群智慧用以防范人自己的激情和欲望的手段，是比书本和理论更可靠的行为和良心指南。这些成见可能体现了目不识丁者的智慧，不过它们源自健全古老的人性精华。人们应该尊重它们，因为即使人类中的最明智者也无法仅仅靠理性生活，或者说，单靠个人的理性是绝对无法行远的。所以，伯克说他捍卫“成见”恰恰因为它们是“成见”。[4]

　　柯克论伯克的一章中专门有一节谈到“成见和成规”，“成见”是人们的观念、见解，“成规”则涉及制度，包括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规则、惯例。它主要指向人们可以享用的东西：物品、财产、各种具体的自由和生活空间，等等。“成见”和“成规”表示已有的观念和制度，它们是已经存在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已经取得的历史成果。个体常常是愚蠢的，尤其是自以为聪明的个体。然而种群经过反复尝试、积淀下来的成见成规是明智的;伯克捍卫这些已有的观念和制度，最鲜明地体现出保守主义的特性：保守主义即意味着“守成”，守护延续的、已成的东西，更是守护其中的成果。

　　但正如柯克所指出的，伯克又不仅是简单的保护传统。伯克曾为捍卫英国人的自由而反对国王，为捍卫美国人的自由而反对英国政府，为捍卫印度人的自由而反对欧洲人。他捍卫这些自由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是新发明的事物，而在于它们是古老的特权，为悠久长远的实践所保障。传统在英国已经与自由浑然一体。“伯克是主张自由的，因为他是保守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伯克是保守的，因为他是珍爱自由的。

　　当然，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伯克保守的是自由，但又不仅是自由，更优先的还是保存生命，以及让生命自适的习俗。所以，他反对抽象的、过分的自由，更一以贯之反对那种激烈的革命。伯克不屈不挠地要维护英国的宪制及其分权传统。而他还想维护和保守的也是范围更大的文明体制。

　　伯克认为，英格兰宪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确保他们的自由、他们在司法上的平等、他们体面地生活的机会。他将社会看作一个灵性的统一体，一种永恒的伙伴关系，一种在现在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以及未来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社会是一个总在消亡同时也总在更新的团体，很像另一个永恒团体和统一体：教会。保守主义最忠诚的跟随者永远都在乡村，乡下人不急于摆脱旧有的方式，正是这些旧方式让他们与其头顶上无垠星空中的上帝以及脚下坟墓中的父辈紧密相连。伯克对宗教的认同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秩序的保障;相反，他认为世俗秩序起源于神圣秩序，并且仍是其中的一部分。伯克认识到以观念反对观念的必要性，尽管他讨厌脱离具体情况的普遍原理。大众唯一的坚固保障则是对约定俗成的真理的顺服。如果没有超越人类的道德约束，那么，“理性”“启蒙”就成了种种虚无缥缈的梦呓。伯克憎恶“抽象的东西”——这里所指的并不是道德和信仰原则，而是那些不考虑人类的脆弱和特定时代及国家的具体环境的、夸大其词、追求完善的抽象政治理论。

　　没有达到英国那种对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的传统和制度也并非就是不值得保守的。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中文明的内容和程度，另外，也要考虑如何在不破坏文明的前提下去改善制度。柯克指出，在伯克看来，享有选举权、担任公职、将权力交托给民众——或者说“民主”，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要基于现实的考量，因时间、环境和国民的气质而异。伯克也教导政治家们如何以勇气和机智应对变革，但是，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从惯常的马基雅维利手段升华成具有德性高度的“审慎”，所以，他对笼统的主张、绝对的“自由”“权利”和“平等”非常警惕。伯克认为不能把“权利”与欲望混为一谈，那将使民众觉得某种不可见的大阴谋在阻挠他们享有自己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从而使社会产生持久的不满和怨恨。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他谈到他绝不是要在理论上否定人的真正的权利，他们有权利享用劳动的果实，并拥有让其劳动富有成果的手段。他们有权利享有父母积聚的东西，也有权利养育和提升他们的后人;他们有权利获得生活上的教导以及死时的安慰。在一种伙伴关系中，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并没有平分物品的权利。

　　对于平等，伯克强调的是所有人在上帝眼中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伯克看来，政治平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不自然的;而贵族制倒是比较自然的。其理由大概是因为人有先天和后天的种种差别，我们也珍视一个容有差别和个性的社会。他欣赏贵族制，但是有很多保留：“至少从这个词通常被理解的意义上说，我不是贵族制的同路人。”他自己也不是这种贵族。[5]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贵族制会意味着“严苛傲慢的压制”。伯克甚至说，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在必须以鲜血抗争的时候，“我会与穷人、卑贱者和软弱者同命运。”

　　柯克对英国后来盛行的边沁的功利主义有许多批评。他甚至认为，边沁在为英格兰确立平等主义的原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于潘恩、普莱斯和葛德文的总和。边沁由于完全缺乏更高级的想象力，且无法理解爱与恨的特性，便无视人的灵性渴求，也从未谈及罪。他的体系对国民品格、人之动机的丰富多样以及激情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都忽略不计，流露出对人类理性的绝对信心，是狭隘的伦理学家，洋洋自得的政治理论家。对边沁来说，政治与人性一样，都没有神秘可言：所有政治难题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仅仅在于让多数人裁决每一个问题。而沃尔特·司各特与边沁的门徒们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于此显示出他对伯克的保守主义哲学的敏锐理解。在其系列小说中，司各特让伯克的保守主义成为一种富有鲜活生机的东西。他所持的一种浪漫的保守主义观点担心一个被功利主义原则宰制的世界，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掉多样性、优雅美丽和古老的权利。

　　柯克不仅注意那些学术思想家、哲学家，也注意那些有思想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一个很好表现是坎宁的个性与成就;他振兴了保守党，并让“保守派”一词成为英国政治用语。当然，抛弃“托利党”的旧名称、采用“保守党”名称的是他的对手和继承人皮尔;可是，比皮尔更了解到底何为保守主义的坎宁让这种转变成为可能，他为保守主义注入了灵活的思想和广博的愿景。

　　在柯克看来，另一个对保守主义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政治家是迪斯雷利。迪斯雷利从灵性上净化了托利党人的民主，以贵族制原则的内核作为他构建英国社会认知体系的样板。迪斯雷利宣称，各阶级的真正的利益不是相互敌对的;它们都与国民的福祉紧密相连;而且其政治目的是调和阶级，阶级就是秩序;如果没有秩序，法律也将消亡。但是，他也致力于改善当时尚未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的生活和心智，让他们也有自己可以保守的东西，培养他们对国家和共同体的情感。在他执政的时代，劳工阶层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世界上的所有大国中，只有英国没有在19和20世纪经历过革命或内战。这是保守派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迪斯雷利的功劳，迪斯雷利的托利主义让英国人确信，下层阶级没有被遗忘，英国人的国家还有真实的生命力，社会的主导者与社会大众有着共同的利益。

　　在文学方面，柯克指出，柯勒律治除了他的文学批评，还在他的《平信徒讲道集》中证明了宗教和政治密不可分，一方的衰败必然导致另一方的衰败。在维护我们的道德秩序的同时必须维护我们的政治秩序。把所有人或许多人变成哲学家甚或掌握科学和系统知识的人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庄重稳固的宗教信仰既是义务，却是明智的可行做法。

　　柯克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的哲学大师是纽曼。在让教会免于变成政治机构的单纯工具上，纽曼出力甚多，他视灵性生活为一种价值观的分级体系，视教育为攀登这种真理阶梯的梯子。他一生都在进行与他的沉思型性格不相容的论辩和争斗。牛津运动参加者确保“教会要重新突出其共同体和圣礼特性，宗教必须为优美、古朴和神秘的情感提供空间，而主流神学排斥或忽略这些情感，视其为世俗、无益或不洁的东西”。他说：“我们必须在冒险相信科学与冒险相信宗教之间做出抉择。”他对博雅教育贡献尤多。纽曼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政治家的问题是如何教育群众”，但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领袖，纽曼的著作保存了旨在培养“自由绅士”的教育理念。

　　柯克指出，到19世纪70年代中已变得明显确凿的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真正利益正在趋同;一名“保守的自由派”与一名“自由的保守派”之间只有细微的差异。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论敌：英国社会的建制正受到一种世俗集体主义的威胁。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三位伟大的法律和历史学者延续了真正的保守主义思路：即出版了《自由、平等、博爱》(1873年)一书的斯蒂芬;出版了《大众政府》(1885年)一书的梅因;以及出版了《民主与自由》(1896年)一书的莱基。

　　柯克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延伸到密尔。他认为密尔正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之处。密尔确实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到忧虑。但他的极端世俗主义热衷于将敬虔赶出社会生活，以“人的宗教”取而代之。而斯蒂芬、梅因和莱基明白，突然被夺去了敬虔与惯常习俗的人们无法认清未来;密尔以及孔德的门徒们决心将敬畏从这个世界中铲除出去;不过，没有了敬畏之后，人类会失去对美德的所有背书以及奋斗的所有动因。

　　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直接批判密尔的，虽然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密尔的《论自由》。斯蒂芬的主要观点是：自由是个否定词;平等是某种等而下之的东西，只是一个关系词;而博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他宣称博爱往往会否定亲爱，所谓爱面目模糊的大众通常恰恰是自我极度膨胀的表现。斯蒂芬还分析了论辩与强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强制的某种必要性。他不相信密尔所说的：如果人从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享有了平等，他们就会变得智慧，并像兄弟那样一起生活。他要我们估算一下自私、纵欲、轻浮、懒惰、极端平庸和全神贯注于最细小的日常琐碎事之人在男男女女中所占的比例，再想想自由论辩中之最自由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他们。实际上，一定的持续的强制或限制才是我们秩序与文化的主要保障。他警告不要盲目追求进步，许多人所说的“进步”就好像是愈益增多的娇气，是生活的软质化。

　　梅因所理解的社会进步是他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进步在梅因那里主要是指促成高水平的思想成就以及法律之下的自由，其成就的标志是各民族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趋势，而且其主要的手段是私人财产和契约自由。私有财产和契约让多种多样的个性、财富、闲暇以及维系文明的创造活力成为可能，没有哪个人在肆意攻击私人财产权的同时还能宣称他看重文明的价值。柯克还进一步指出了这后面隐藏的原则;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是贵族性思想的成果;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将是自以为是的民主体制的结果。无止境地推进平等，将可能使社会重返身份政治，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部落政治”。

　　柯克认为，莱基的《民主与自由》是19世纪出版的最为全面的保守主义政治手册。但他的理性宗教已几乎将传统基督教的一切统统铲除，剩下的只有直觉型道德观念、对基督样式的模仿以及金规。不过，莱基认为基督教的核心要素依然富有生机：他也认识到教育的政治价值被高估了：“已经学会阅读之人中有很大比例从未读过党派报纸之外的任何东西。”

　　柯克继续谈到文学家吉辛，这也是他青年时期最喜欢阅读的一个文学家。他认为，曾经是一位政治和道德激进分子、实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吉辛，因为自身长期体验下层的贫苦，从而对现代无产者和人性的阴暗面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让他转变成一名保守主义者。吉辛后来认识到他以前为苦难中的大众所发的那种热心不过是一种伪装，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匮乏但渴望得到的东西，把自己的追求当作了他们的追求，为自由平等大声疾呼往往是因为自己成了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奴隶。他的一本散文集《亨利·雷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即中译本《四季随笔》)宣告了作者热爱英格兰所有历史悠久的东西，以及财富和产权对于文明生活的意义。

　　19世纪之交的马洛克在柯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有特别的一个地位，因为他补充了保守主义的一个缺憾，即用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他声言激进主义者正捏造或扭曲统计数字以达到其目的，他关心的问题是：文明以及穷人会在平等全面实现时获益吗?他认为，所有形式的进步其实都是人们追求不平等(或者说差别、出众、优秀、卓越)的结果。如果取消了不平等的可能，一个民族只能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惨淡凄凉的水平上。彻底和全面的平等不利于任何人。它阻挠打击才智之士;也让穷人陷入更为可悲的贫困状态。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才干，或者说是管理和指挥劳动的能力，即发明创造，设计方法，提供想象，确定方向，组织生产等方面的能力。他指出，在1894年13亿英镑的国民收入中，至少有8亿英镑是才干的成果。1880年，英国仅劳工阶层的收入就等于所有阶层在1850年获得的收入。如果废弃基于才干的、受到传统道德与政治体系约束的真正的领导力，那么，劳工阶层在经历过一个恐怖间歇后，一定会不得不屈从于新的主子，而这些新主子的统治将比旧主子远为严厉、武断和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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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克将约翰·亚当斯、而非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将汉密尔顿看作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他甚至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一半左右的历史都和亚当斯家族有关。柯克之所以如此认为，或许是觉得汉密尔顿还是过于重视商业，过于重视联邦政府，而不够体察地方和乡村，对祖先和出生地这些乡土性的东西没有依恋，精神信仰也表现得不明显。汉密尔顿的政治原则很简单：他不信任民众和地方的冲动，认为摆脱追求平等之思想的影响的解脱办法是建立强有力的全国性机构。但是，一个集权化的国家也可能是一个热衷追求平等和新花样的国家。

　　不过柯克也承认联邦党人是独立的美国的第一个保守主义派别，受到两种激进主义的威胁：其中一个威胁源自法国;另一个威胁部分发端于本土，部分发端于英国，那就是追求平等的农业共和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杰斐逊，但杰斐逊的理论总是比他的实际作为更加激进，而且他的理念远不像法国的平等自由理念那么极端。

　　约翰·亚当斯在伯克开始猛烈抨击激进主义的三年前就写了一本书：《为美国政府宪制辩护》。伯克谈论的是成见、习俗和自然权利，而亚当斯则抨击可完善性的教条和单一制国家的理论。约翰·亚当斯评论道：“所有人都生而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点是清楚无误的。”然而，教导说人人都生而具有同样的力量与才能，拥有同样的社会影响力，并在整个一生中享有同样的财产与好处，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了。人们确实享有源自上帝的道德上的平等;而且他们享有司法上的平等，但是，所有的公民都能有同样的年龄、性别、体重、力气、身材、活动力、勇气、耐性、勤奋程度、耐心、创造性、财富、知识、名声、才智、脾气、恒心和智慧吗?按照亚当斯的定义，“贵族”是指可以调动两张以上选票的任何人。每个国家、群体、城市和乡村都有一个基于美德和才干的自然贵族阶层。不管他获得除他自己之外的另外的选票时凭借的是其出身、财富、形貌、知识、学问、技巧、智谋，还是他善结人缘的性格乃至对锦衣玉食的偏好。要求实现平等的立法努力也还是会强化贵族制。当然，亚当斯这里所说的“贵族”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宽泛的“精英”，包括中性的甚至恶劣的“精英”，是影响力比一般人大的人。亚当斯没有为贵族制辩护：他只是指出，它是自然现象，不应从理性上加以否定。与自然中的大多数东西一样，贵族制有其优点和缺陷。贵族阶层一直都傲慢无礼且以勒索为能事;不过另一方面，如果贵族阶层没有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挺身而出，反对君王或暴民，“像土耳其那样骇人听闻的暴政就已经成为欧洲所有国家的下场”。

　　柯克指出，约翰·亚当斯像卢梭一样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尽管他遵循着一种不同的路径。亚当斯使用“自由”一词的频率较低，因为他下意识地确信，人类的软弱会让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他更偏爱美德的观念，而非自由的观念。人对自由的热爱因经验、反思、教化和公民与政治建制——这些都是由少数人最先发起并持续维系和改进的——而文明起来。在所有的时代，如果要做出选择的话，大量民众都更热衷于安逸、沉睡和吃喝玩乐而非自由。设计出精妙简单的蓝图的博爱主义理论家们很容易转而拥抱独裁体制的简便单纯。他们开始时提倡放纵的个人主义，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再受古老传统的约束，仅仅以自己的道德资源支撑自己;而当这种状态一定会变得不可忍受时，他们就会纳入一种严酷的、不宽容的集体主义机制。

　　对南方保守主义的注意是柯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柯克出版的第一本书《罗诺克的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 of roanoke)，那还在《保守主义思想》之前，就是写南方一个政治家的。柯克指出，伦道夫渐渐成为伯克的美国追随者，指出积极频繁的立法的危险;而另外一位南方的政治家卡尔霍恩则坚定不移地反对“进步”、集中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他们之所以变成保守主义者，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世界大潮趋向的不是他们所钟爱的那种宁静、分权化的乡村生活，而是集权的工业化新秩序。南方人成了最为坚定的地方自由和州权利的鼓吹者。两位代言人都为了支持南方而牺牲掉光明的前途：伦道夫放弃了国会的领导权，卡尔霍恩则失去了担任总统一职的希望。

　　卡尔霍恩从政之初是杰斐逊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后来却转变为国家集权和全能民主的坚定反对者，他反对乐观主义、平等主义、世界向善论和杰斐逊式的民主。在他失败之后余下的十八年生命中，痛苦地寻索着某种调和多数人主张与少数人权利的符合法治的手段，推导出一种“共识性多数”的理论。这实际是一种利益和权力平衡的思想。卡尔霍恩的观点类似于迪斯雷利的看法，即选票不仅要计算数量，而且要考虑其分量。

　　老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担任过一届总统，柯克认为他是保守主义观念的一位富有才华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是一位不讨大众喜欢的政治家，1828年败给了杰克逊。柯克对新英格兰以爱默生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似乎不抱好感，主要是认为他们相信无限的进步、人类的可完善性以及为求新而变革等观念。但他对霍桑情有独钟，认为霍桑是依恋传统，对变化疑虑重重的。霍桑没有将过去偶像化;他知道过去常常是黑暗残忍的;不过，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过去的理解应当对任何社会改革设想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通过认真地考察过去，社会才能发现人性的局限。尤其是霍桑几乎将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罪上，集中到罪的现实存在、性质及其后果上。霍桑在他的《老派托利党人》一文中写道：“革命，或打破社会秩序的任何东西，可能会为个人展示其不同寻常的美德提供机会;但是其对一般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则是有害的。大部分人的本性特点是，他们只能在某个确定的常规状态下才体现出美德。”霍桑明确表示，只有在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上才能找得到完美。

　　柯克认为，富有教养、多才多艺的洛威尔也很适合代表保守主义在他那个时代所受到的挫折：对民主的怀疑，对工业主义的怀疑，对美国人之未来的怀疑。洛威尔厌烦新花样和对别出心裁、思想创新的痴迷，他说：“我们将钥匙拿到了手里，可是总有这么一扇门，不打开它是最为明智的事。”

　　对老亚当斯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亨利·亚当斯与布鲁克斯·亚当斯这一对忧郁失落的亲兄弟，柯克认为他们虽然是美国社会培养出来的最有教养之人，甚至代表美国文明的顶峰，但他们身上的保守主义本能已然放弃了支配社会的希望，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雄心或者说机会，而只希望能够理解社会及其演变趋势。亚当斯家族的理念被亨利·亚当斯提升到20世纪哲学思想的顶峰，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著述从政治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扼要的阐述。他们开始探究那些促使所有文明迅速走向灾难的力量法则。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颇为跳跃难懂，甚至破碎，那后面也是一颗破碎的心。亨利·亚当斯在私信中写道：低俗的一定会驱逐高贵的;而且长期来看，文明本身正是因为过于高贵而无法存续。仅仅从华盛顿总统到格兰特总统的演化过程，就足以颠覆达尔文的学说。正如能量的耗竭是势不可挡的普遍自然现象一样，社会能量也一定会耗尽，而且现在正在衰竭。人类的进化已经越过了最高点，而我们现在正以可怕的速度远离我们光辉灿烂的岁月。观察现代，亨利·亚当斯认为开始于1600年的机械阶段大约于1870年到达其最辉煌的顶点，随后便迅速转入电气阶段，以后会转入以太阶段。人类会像彗星一样，突然淹没在永恒的暗夜和无边的空间之中。

　　布鲁克斯·亚当斯也有一些今天看来仍旧很有意思的预言。他认为文明世界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向西迁移：从巴比伦到罗马、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再到安特卫普。晚至1760年，荷兰的经济中心还欣欣向荣，可是到1815年时，经济中心已变成伦敦;自那以后，转移的趋势一直在向着美国，亚洲势力(可能由俄罗斯主导)和美国势力之间隐约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竞赛;将来这一竞争最后决出胜负的地方在中国和朝鲜，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要高强度的中央集权：变化速度最快的那个国家会战胜其邻国。尽管竞争与中央集权能带来近期的成功，但其最终带来的结果是退化。比如说，一些女性将模仿男人，作为社会黏合剂、家庭主人以及凝聚力核心的女人都不再存在。至于政治方面，他说，几乎就在华盛顿刚刚下葬之际，民主所依赖的那个平庸体系的追求平等的工作就开始了。现代人必须面对这种无远弗届的物质大行其道而灵性被彻底铲除的状况。以前世代的美国人过着一种简朴的农业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比我们的生活更为快乐，但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环境。造物主已将美国抛入世人所知的最为激烈的争斗的旋涡之中。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经济体系的核心，而且它必须以才智和力量维系它的霸权，否则会共尝被抛弃的命运。

　　从亚当斯家族的这些代表的思想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乐观到悲观甚至绝望，由投入行动到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由大胆的投入斗争、参与政治到忧伤甚至阴郁的预言的演变。而在这之后，亚当斯家族的后人中似乎就再也没有杰出的政治家甚至思想家了。亨利·亚当斯在写给他的兄弟的信中说：“刚健有趣之人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自美国内战以来，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出现一位将被人终生怀念的人物。……更有意思的是，我认为那些人不曾存在过。那些人还没有出生。如果他们曾存在过，我应当会让自己迷恋上他们，因为我急需这样的人。现实的人生结局是，我正孤独地死去，没有可能从上面跌落下去的供我攀附的枝条。当冬季到来时，我也可能是我们古老的昆西山上的一只孤独的土拨鼠。我没有留下任何追随者、学派、传统。”柯克似乎要比这乐观。他引述伯克的话说，机会、天意或个体性的强烈意志，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的整个方向。“一个普通的士兵、一个孩子、一个小酒馆门口的小女孩，都改变过命运以及几乎是本性的面貌。”[6]

　　进入20世纪，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的文学教授白璧德对中国也产生过影响，引发过中国具有现代特色的保守主义流派，虽然这种影响远不如杜威、罗素的影响。白璧德认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以及宗教问题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有时在深渊边上时反倒会以从未有过的自信突击前进。不确定的是，欧洲文明在宗教崩解之后是否还能够延续下来。柯克认为，白璧德本人从未拥抱恩典的教义;可是像帕斯卡尔和冉森派那样，他察觉到它的具有超越性的重要意义。

　　柯克对也曾在哈佛任教的摩尔评价甚高。摩尔认为，一旦不同世代的人不再有灵性上的联系，先是文明，接着是人类的存在本身都一定会萎缩。如果缺少对超自然事物之现实存在的普遍信仰，人们就会忽略过去与未来。社会必须找到回归永恒性的道路，否则就会消亡。与其重视精神灵性的一端相应的是，摩尔也同样重视对物质的产权。摩尔认为，对财产的保障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的首要的、最根本的职责。生命是自然之物;我们与野兽一样都拥有生命，但是财产是人类独有的标志，是文明的工具;他甚至说，“对文明人来说，财产权比生命权更为重要”。“如果财产是安全的，它就可能是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如果它是不安全的，它自己就成了目的。”换言之，产权得到保护的话，人们就可能用它追求精神文明，而如果得不到保护，就意味着财富与物质会成为人们追逐的主要目标。

　　我们大概都听过同样在哈佛任教过的桑塔雅纳的趣事，他有一天突然在课堂上说他“与阳光有约”而最终放弃了教职。这位在美国长大受教育，也长期从事大学教育的西班牙人，于1912年离开美国;后又离开了伦敦和牛津，从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退隐到罗马这个最为保守的地方。他说：“我所处时代的思想世界从观念上疏远了我。它是基于错误原则和盲目欲望的巴别塔，是思想的动物园，我没有兴趣成为其中的一只野兽。”他说他倒也不害怕未来的威权甚或极权统治，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许多地方的空气都是可以呼吸的，狂热分子也会因对冒犯他们的人类的仇恨而精疲力竭，他们自己也是人;他们的本性会进行报复，某种合情合理的东西还是会从源头冒出来。

　　桑塔雅纳认为，由于繁荣意味着受物的辖制，自由派人士很快就会显示出他们真心所爱的并非自由，而是进步;而且自由派人士的“进步”意味着竞争和扩张。以前凭借其特有技能或者古老简朴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的普通人，在追逐财富的比赛中毫无获胜的希望，并早早地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然后就只能在苦闷无聊中继续苟延残喘。虽然名义上教育日益普及，民众都能识文断字，但却受到媒体的操控，被灌输了形形色色的迷信。他也有一个预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准则大概会变成“尽可能多的人的最大程度的无所事事”。今天我们看到，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确有可能让这样一个庞大的“无用阶层”出现。

　　柯克在后来增补的内容中也指出：艾略特依然承继了伯克与柯勒律治的传统;他的一些著作如《对文化之定义的讨论》属于近年最有价值的保守主义论著之列。他还提到奥克肖特是伯克的一位才华过人的追随者。在美国方面，柯克也提及了离他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指出维沃、张伯伦、维瑞克和泰特代表了保守主义信念的一些不同面向。以及在20世纪40年代，一群自由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对鼓吹经济规划的理论家们发起反击，这一保守主义流派的某些杰出代表人物往往是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如奥顿、哈耶克和罗皮克，米塞斯也经常采取与保守主义者一样的立场。德鲁克的很有影响力的著作阐明了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尽管兰德的作为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作品、尤其是她的小说对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柯克完全没有提到她。他不接受她(他)们的无神论或者世俗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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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柯克这本书可以看到英美各种保守主义思想的共性和差异，这本书展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也展现了保守主义思想观点和风格上的丰富和差异性。我们在其中还将读到一些我们比较生疏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文学家，柯克把他们罕为人知的思想打捞出来。保守主义其实不想成为一种“主义”，或者说最不像一种“主义”。保守主义在现代从不显赫，但一些保守主义的观念和冲动又一直广泛地存在于人们心里。柯克写道：《保守主义思想》这本书描述了一些、或一种类型的学者珍视人类生活中永久事物的倾向。

　　青年柯克在这本书中，不仅梳理了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也确立了他自己的思想立场。这也是他在后来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所阐述的思想立场：他强调秩序，但却是一种有自由的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是和一种神圣的秩序相联系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秩序中要有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常常是体现在成规中的自由。这种自由秩序需要法治的保障，而法治又依赖于各种权力的平衡和互相制约的制度架构，但社会又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还需要政治家具有一种谨慎平衡的美德。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他在正面展示保守主义者思想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对其中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有自己的批评。他对自由主义，对英国的功利主义，尤其是对密尔，以及对美国的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都有批评，有时甚至可能是过分的批评。他对有些被视为保守主义阵营的思想者则完全没有提及。这也许是因为他更重视灵性生活。他也比自由至上主义者更重视国家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尤其是反对满足各种欲望的充分自由，乃至对有限政府的强调也不是他的重点，或者说，他区分一般的政治秩序和特殊的政治秩序，区分国家与政府。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他还是更加重视那些重视基本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将社会政治秩序与神圣信仰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思想。

　　柯克在他这本书的第一章阐述了他认为的保守主义思想观念所包含的六项原则。简要说就是：第一是承认存在着神意，存在着永恒的东西、超越性的存在，而且这永恒的神意或神圣秩序是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的，也是将所有先人、现人与后人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是珍爱传统，而这传统是多样且有一定神秘性的，他反对整齐划一。第三是相信文明需要接受一定的差别秩序和等级，他反对绝对平等。第四是相信自由与产权、文明密不可分。第五是认为人要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也就是说自由绝非放任自恣。第六是认为保守主义并不反对改革和更新，但是倾向于渐进。

　　柯克在其他著作中也阐述并多次修正过保守主义的诸种原则。除了上面所述，还谈到了反对完美主义和人为的集体主义，政治的审慎平衡、对权力的制约等等。柯克是属于保守主义中更强调传统和信仰、更注重精神和灵性的生活的一派。[7]他更强调节制人的物欲和其他方面的欲望，而对有限国家、小政府的主张并不是那么强调，对社会福利、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保持开放性。在国际关系方面，他更强调让美国成为自由文明的样板，而不是将美国秩序强行推广到世界，因为强行扩张不仅可能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也违背容有各种文明传统多样性的原则。

　　柯克强调想象力。这肯定不单单是那种文学艺术的想象力——虽然柯克对这种想象力也相当重视，但更可能的是指一种与理性迥然有别的信仰的想象力，以及在自己的思想中保留一份神秘的想象力，乃至也包括不缺乏现实感的对未来的想象力。比如说，他称既写小说，也是政治家、外交家的迪斯雷利是“有想象力的保守主义者”，认为他对此后英国保守主义政党长期执政贡献甚大。他所说的“想象力”看来又还是基于现实，乃至能够应变的一种想象力，即在世俗政治中既保留精神的信仰，在追求信仰中又能够处理时代问题。

　　柯克也特别强调保守主义与乡村生活和农业文明的联系。这能够解释保守主义的物质基础和文明根基，以及为什么保守主义在近代凸显而又节节败退。保守主义与农业文明是相当适应的，它就是农业社会的主流思想。乡村生活是稳定的，连续的，可预期，变化可控甚至可循环的。当然，乡村社会又是包含差序等级的，乡绅常常成为其中引导生活的重心。保守主义常常含有对乡土和乡村生活的眷恋，而工业文明是一个伟大的均平者或者说“推土机”，它铲平一切，改造一切，唤起欲望，推动竞争。而如果保守主义还要在工业社会保持活力，它就不能只是怀念过去，还得找到恰当的生存形式。但无论如何，它的存续对今天的工业社会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今天的工业文明看来还要进入或分出一个更加高速发展的高科技文明的阶段，这种高科技发展到某一顶点可能还要威胁人类生存的根基，有一种制动的观念装置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保守主义思想》显然是一部思想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心灵史，它不是像伯克那样以疾风暴雨的言辞回应疾风暴雨的时政的，也不是像迈斯特那样退到边缘地带反思乃至反向而动的。它也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也许不是那么原创，但却赋予了英美的保守主义思想一种连贯性，并将其最突出的一些特征显示出来了，它也使那些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人们不再犹豫和躲闪，而愿意直接就接受甚至使用“保守主义”的称号了。即便在一个无比崇尚进步的时代，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也不再是一件让人羞愧的事情了。就像他自己说到的，这本书并不打算给读者提供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保守主义者们拒绝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但他希望给保守主义的冲动提供一种解释和正当性证明。

　　柯克不是像奥克肖特那样的学院智者持一种有怀疑论倾向的保守主义观点，他肯定永恒事物和超越信仰。学院智者的好处是还能留在学界与学人对话，不足是离社会和大众较远。柯克很早就退出了大学体制，但他也没有直接参与政治运动和组织，他不是一个行动家，而还是一个思想者、作家兼乡绅。他并不一定是直接对大众说话，但他通过著述、演讲，书房，甚至自己乡绅式的生活方式还是影响了许多年轻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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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这样一个继续汹涌向前的时代，保守主义还有未来吗?它还能影响未来吗?甚至还可以问：它如此专注于过去，它能够看清未来吗?美国、西方，乃至人类的未来又将怎样?保守主义还能在未来的人类事务进程中起作用吗?或者说可以起何种作用?

　　柯克这本书最初自拟的书名叫作《保守主义的溃退》，在他看来，从总体上说，激进思想家已经胜出。自伯克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保守派不断收缩自己的阵地。它无法抗拒工业主义、集中化、世俗主义和平等诉求的时代主流，尤其是难于抵制工业化的影响，他甚至认为工业化对社会的影响胜过所有平等派的著作。但他也指出保守主义之所以溃退，还有来自自身的弱点：保守派思想家缺乏足够的敏锐去解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难题。

　　即便如此，尽管保守主义遭受了重重打击，其中最严重的方面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原则，秩序与阶层的观念，以及将敬畏与道德和社会自立精神结合起来的努力，柯克还是认为，仍有足够多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基督教在大西洋两岸的延续，在英国的表现形式是国教会，在美国的表现形式是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并公开认可基督教的道德观。英国的宪制依旧承认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依旧认可英国人古老的权利，哪怕在以紧急需要为借口侵犯它们时也是如此。在美国，联邦宪法作为西方文明史上最富有远见的保守主义文献而保有长久的生命力;约翰·亚当斯与南方的政治家们所捍卫的利益与权力的制衡也仍在发挥作用。

　　柯克也指出一种合流或者说联盟：即真正的保守主义和老式的自由至上的民主现在开始趋同。而且很可能在未来的许多年，保守主义者会捍卫宪政民主体制，视其为传统和秩序的储藏库;而明智的民主派人士也会拥护保守主义的思想，视其为可借以对抗新秩序规划者的唯一安全稳固的观念体系。

　　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几乎是全面敌对的，但和自由主义却有种种纠结和关联。一个著名的批评家特里林曾经说：在这个时代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传统。自由主义者的理论现在本质上是枯燥空洞的;可是他无法领会别的替代性思想体系。但比他指出的问题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像一种“平等进步派”，他们崇尚不断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越来越多地指向一个单一的方向，即指向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和欲望的自由，为此甚至损害精神的自由、法律的平等也在所不惜。而保守主义也有曼斯菲尔德所说的是“慢些走”还是“往回走”、或者说是“渐进”还是“回返”的不同，但即便是“往回走”，也还有究竟“回到哪个时候”的差异，以及保守主义者对时代趋势悲观到什么程度的差异，对自身所向往的“好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式的差异。

　　我在《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一文中曾以《独立宣言》为例谈到美国历史上形成和追求的六个核心价值，[8]这些价值既有互相联系和支持的因素，但也有带来分歧和冲突的因素。传统的三个价值是：生存、信仰、独立;新兴的三个是：自由、平等、幸福。独立中已包含自由，但是否自由至上则还有一些争议;对平等的理解则有很大的分歧，而幸福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中包含着生存、独立和自由，但也有是以物质生活为中心还是精神生活为中心的分野。而今天美国社会对这些价值的理解方面的差异，以及实践中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还在愈演愈烈。

　　我们前面介绍了亨利·亚当斯兄弟等人对未来的预言，其中有些预言甚至是惊人地被验证了，但总的来说，那也可能是太悲观和消极了。我们也的确注意到许多保守主义者并不是消极无为的，他们也常常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的行动也更多的是指向建设、保守而非破坏——虽然一种绝望也可能激起可悲的暴烈行动。而保守主义的思想者是有理由和责任强调在行动之前总是要想一想的。[9]

　　当然，除了基于悲观的思想和行动，也可以有一种悲观的达观：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或者就像林肯总统那样说，“对于那些喜欢这类事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喜欢的那类事”。崇尚自由平等的杰斐逊也同样怀恋“自然贵族”和农业生活，但在柯克看来，杰斐逊的美国和约翰·亚当斯的美国都同样日落西山了。不仅美国、西方，就连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可能都无可避免地衰落了，高科技——尤其是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危险还有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

　　柯克还不是那么悲观绝望的，更不是消极的。他认为，如果维系文明传统的希望被寄托在美国身上，富有才智和认真负责的美国人就应对某种一般性的行动方案达成共识。在制定方案时，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一定首先要问，美国必须保护好哪些社会建制。和英国不一样，他们没有国教会，没有乡绅，没有教区牧师，没有古代的光环，没有真正的与众不同的中产阶级，没有帝国的虚荣。不过，他们确实有世界上最好的成文宪法，最安全的分权体制，分布范围最广的财产，对共同利益的最强烈的意识，最繁荣的经济，高贵的道德与思想传统，以及在当代无与伦比的坚定的自立精神。

　　在50年代初，柯克写道：“如果保守主义秩序真的能够回归的话，我们就应当了解其所依附的传统，这样我们就能重建社会;如果它无法复归，我们同样应当理解保守主义观念，这样，我们就能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那些尚未被不受节制的意志和欲望之火烧掉的焦黑的文明碎片。”

　　在1986年的第七版序言中他已经比以前乐观多了，他写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也有越来越多的英国公众(尽管不那么明显)，乐意称自己为保守主义者。直到1980年，美国的自由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明日黄花。”但他这可能又是太乐观了。后面的人们应该能比柯克对此看得更清楚。当然，他对时代总的潮流也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像1980年那样的“选举性的成功可能是具有迷惑性的”。他指出精神文化还是不可遏制地在衰落：“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一般状态，还是处在进一步的衰败中。在这本书首次出版之后流逝的这些年里，整个文化沉落到了最深渊。”[10]

特朗普就职典礼上手按《圣经》宣誓

　　在柯克看来，美国人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似乎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崇拜眼前的财富，甚至连长远利益都不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我们又看到美国人的宗教情结似乎又比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更为强烈。或许，只有宗教，只有对一个超越性存在的信仰，才能让人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从而在大灾难到来之前放慢或停下脚步。但是，当人们不感觉危险的时候，他们不会接受甚至不会倾听不断提出警告的保守主义;而当大多数人都感到了危险并准备倾听和接受保守主义的时候，一切又可能太晚了。

　　无论如何，人类的自由、人类文明的传统和未来，甚至人类是否延续生存的未来，都将和保守主义的思想命运相关。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作者为《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一书所写的导言，原题《保守主义还有未来吗?》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