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璐：科技遏制or科技冷战——华为事件透视下的国际政治与中美关系-凯发k8官方首页

　　美国对华为的指控及华为之应对

　　2007年以来，华为就一直受到美国的各种“审查”，被阻止进入美国市场。2018年，华为营收跨过千亿美元大关的时候，美国加大了打击华为的力度。美国市场禁用了华为5g设备，并游说欧洲等地区禁用，2019年，更是以芯片和手机操作系统的限制使用来遏制华为的海外业务，紧接着，全球掀起了遏制华为的浪潮。

　　华为，作为一家中国民营的科技通讯公司，为什么会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如此大的抵制。其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他们认为华为产品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问题，使用其产品会影响到当地国的国家安全。华为在全球5g通讯技术引领世界，其5g的三大特点 (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将会在多领域渗透，实现万物互联。他们担心，一旦关键的基础设施，零件的供应商和服务商都被华为所掌控的时候。轻则泄露华为用户的私人信息，重则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运作和国家安全。其次，他们认为，尽管华为是一家民用科技公司，但背后具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支持。例如，中国的党政机关、军方机构大量采购华为产品，并让华为参与了很多政府的项目，签订了一些视频监控网络和大数据项目。尽管华为一再声明，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信息，但这也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科技敌对阵营的关注点。再次，他们认为，华为存在着偷窃技术，并侵占知识产权的行为。其实，此类的指控早就存在，2003年1月，美国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控告华为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双方最终于2004年中期达成和解，并没有证据表明华为抄袭思科专利。

　　笔者通过调查和对华为海外员工的采访，初步了解到面临着海外种种的质疑，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与维护中，是非常谨慎的。首先，对于外界质疑华为与中国政府军方的关系的问题，对于隶属中国的通信科技公司，在本国的客户是包含政府客户、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自己国家的政府使用本国通信公司的产品是非常正常的商业往来。在采访中，得知华为在海外进行业务开拓的时候有意识地保持跟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的距离，来避免海外用此类言论来中伤华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华为努力地按照国际普遍的商业惯例，而不是借用中国政府的力量来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华为还将内外合规问题放在了公司战略的最高级别，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业务开拓，在一次华为业务总裁的内部讲话中，强调内外合规，合规经营，是重中之重，少做一个单子，多做一个单子，对公司带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外面的世界都是用放大镜来看华为的一举一动，每一步的闪失，都会导致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丢失和被封锁。华为的法务部、信息安全部和公共关系部等很多部门和组织协同管理华为在海外市场的一举一动。并且，在各国聘请了很多的合规领域的专家和律师，指导公司的合规，并保护公司在当地的这种营商环境。为了规避风险，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与运营中，华为并不与他国政府或企业进行直接的联系和业务往来，而是通过当地的代理商(第三方)进行沟通和商务扩展，因此，在华为的海外业务拓展过程中，代理商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代理商了解所在国的市场、法律和风土人情。至于代理商如何去接触最终用户，华为本身并不关注，华为所要做的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去支持代理商，设计方案、提供产品等。应该说，为了避免海外对于华为政府背景和产品安全的质疑，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运营是相当谨慎的，其合规工作也是放在公司的最高战略位置的。

　　对华为打击的深层原因：对中国模式的遏制

　　截至2019年2月初，华为拥有1529项5g标准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华为在5g 的技术优势，华为为首的5g战略的实施与推广，是中国在全球通讯科技领域统领全球的重大部署。使其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对象， 预示着中美科技领域内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再现。华为问题到底是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阶段性筹码，还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笔者认为，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把华为作为中国模式的典范和中国对外经济模式扩张的先锋，美国表面上是封杀一个企业，其背后针对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从根本上来讲，华为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模式的围堵与遏制。

　　2004年，由英国学者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调查论文，论文中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出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意义类同于中国模式，意指不同于华盛顿共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跨过90亿元人民币大关，人均gdp接近1万亿美元。中国在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往来规模的扩大的同时，也在与世界分享自身的价值观，并在构建中国特色全球与地区治理模式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然而，美国近期发布的《战略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摘要》两份报告，形容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十年间的中美关系在曲折中不断下滑，战略互疑逐渐加深，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甚至美国的大多数企业家正逐渐达成共识，认为美国长久以来被中国利用，并指责中国通过不正当手段，在某些先进科技领域如5g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和部分国防科技方面迎头赶上。当问起andy purdy，为什么华为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他回答：“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华为的很多问题和地缘政治相关，从苏联解体、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军事上崛起以来，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扩展到非洲和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就一直存在这些问题。” 只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些老问题被无限放大了。从根本上，华为事件是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遏制，而华为事件背后的中美竞争、博弈是两国在全球治理、地区秩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的。

　　最近一段时间，华为事件占据了国内外媒体大篇幅的流量，无论是传统媒体上的头版头条，还是社交媒体上关于华为事件的转发与评论，尤其是华为海思总裁的公开信以及媒体对任正非的采访全文，激发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情绪。华为，作为世界通信行业领域内的佼佼者，已经成为了当前国际政治、国家外交的重要行为体，而从中折射出来的科技与国际政治以及中美关系也成为了重要议题。

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

　　科技、国家与人类社会进步

　　科技本是中性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科技可以帮助国家创立声誉、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积极的形象，是推动国家行为体(及其研究机构、企业等)在全球等级体系向上游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以蒸汽机、电力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为代表的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生活的便利。对于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二战后，日本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步伐，凭借其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享誉全球;冷战期间，苏联、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探索，极大提升了其科技强国的形象。而中国近年来，从资金、人才等各方面的加大了对科技的支持力度，尤其是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2016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将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其目标是将国家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实验室。

　　企业既是各国家(地区)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又是主要执行者，例如，华为科研投入是惊人的，华为美国公司的首席安全官andy purdy指出，2018年华为公司的研发投入大约是150亿美元，据《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华为的研发投入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华为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而且对于海思芯片的备胎计划的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已经高到无法统计。华为还在世界著名高校资助了很多实验室，培养出很多科学家。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erdal 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后的两个月被华为发现，华为投入了数千人并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十几年时间，华为人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假如排除全球政治和国家关系的干扰，华为5g技术世界范围内落地，将会极大地造福人类社会，并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正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对于高精尖技术的大力推动和投入，使得其拥有众多的核心技术和专利，并在短短几年成为世界通信行业的佼佼者，同时推动着中国在全球等级体系中向上游发展。

　　科技的无边界性与国际政治空间的边界性

　　科技本是中性的、无国界的概念，然而现实中，科技的无边界性和国际政治空间的边界性的摩擦博弈，使得科技处于国与国对立、竞争与合作的多重空间中。

　　首先，科技可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缓解彼此对立的境况。1985年11月19日，在主要致力于裁军的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第一次会面。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和实验方案，该方案一直是苏联科学家多年来关注的一个主题：核聚变的科学和技术可行性。只要进行了长期的科学投资，它就有很大的前景来控制核聚变过程，以便从自然界丰富的元素中生产清洁且无限的能量，如果成功，其经济收益将是巨大的。次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同意加入苏联并实施该计划，iter(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诞生了。这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建议具有相当大的象征意义，与冷战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趋势是非常一致的。后来，中国，印度和韩国也加入了该计划。2010年11月17日，实验反应堆的基石在法国卡达拉舍(cadarache)工地上铺设，国际主要合作国家是美、日、中、韩及俄。此外，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许多全球性问题是需要在科学和技术驱动下，依靠国家间的相互合作来解决。这些涉及人类健康(水和食物资源，疾病防控等)、安全问题(打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环境问题(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或海洋污染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加强科学全球化和国家外交的日程更新。

　　其次，科技可以作为国家实现目标的重要外交手段。2009年6月4日，“9·11”袭击发生8年后，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宣布成立一个支持科技发展的新基金，承诺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开设卓越中心，并宣布向穆斯林国家派遣科学特使。几个星期后，美国两任国家科学院院长bruce albert，美国健康中心主任elias zerhouni和化学诺贝尔获奖者ahmed zouheil已经开始着手此项工作，探究了与穆斯林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并建议在水，气候和政治科学等主题上建立三个科学卓越中心。此举标志着美国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政策的强烈转变。

　　再次，科技更是一国利用在某一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内的科技优势去威慑、遏制、制裁、恐吓和打击另一国的重要手段。国际政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二战时，美国使用核武器对日本进行打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二战在亚洲的结束;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核军备竞赛，目的就是利用其掌握的核武器技术，核三位一体作为威慑对方的一种重要手段;古巴导弹危机、中苏的珍宝岛事件以及建国后中国举国之力发展核武器等都在昭示着掌握核技术、拥有威慑的力量对于一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2018年5月，美国国务卿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此后陆续重启一系列对伊制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自2019年5月4日起，任何帮助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在现有反应堆基础上进行扩建的行为或是将浓缩铀运出伊朗以换取天然铀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美国制裁，本质上来讲，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技术遏制与打压。目前，美国在华为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力图切断其供应链，人为遏制国际市场对其需求，减少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即使华为拥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如果没有长时间的生态系统的磨合，也会失去大范围的海外市场。

　　美国对华为的指控及华为之应对

　　2007年以来，华为就一直受到美国的各种“审查”，被阻止进入美国市场。2018年，华为营收跨过千亿美元大关的时候，美国加大了打击华为的力度。美国市场禁用了华为5g设备，并游说欧洲等地区禁用，2019年，更是以芯片和手机操作系统的限制使用来遏制华为的海外业务，紧接着，全球掀起了遏制华为的浪潮。

　　华为，作为一家中国民营的科技通讯公司，为什么会引起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如此大的抵制。其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他们认为华为产品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问题，使用其产品会影响到当地国的国家安全。华为在全球5g通讯技术引领世界，其5g的三大特点 (高速率、低时延，广连接)，将会在多领域渗透，实现万物互联。他们担心，一旦关键的基础设施，零件的供应商和服务商都被华为所掌控的时候。轻则泄露华为用户的私人信息，重则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运作和国家安全。其次，他们认为，尽管华为是一家民用科技公司，但背后具有强大的政府背景和支持。例如，中国的党政机关、军方机构大量采购华为产品，并让华为参与了很多政府的项目，签订了一些视频监控网络和大数据项目。尽管华为一再声明，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信息，但这也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科技敌对阵营的关注点。再次，他们认为，华为存在着偷窃技术，并侵占知识产权的行为。其实，此类的指控早就存在，2003年1月，美国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控告华为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双方最终于2004年中期达成和解，并没有证据表明华为抄袭思科专利。

　　笔者通过调查和对华为海外员工的采访，初步了解到面临着海外种种的质疑，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开发与维护中，是非常谨慎的。首先，对于外界质疑华为与中国政府军方的关系的问题，对于隶属中国的通信科技公司，在本国的客户是包含政府客户、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自己国家的政府使用本国通信公司的产品是非常正常的商业往来。在采访中，得知华为在海外进行业务开拓的时候有意识地保持跟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的距离，来避免海外用此类言论来中伤华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华为努力地按照国际普遍的商业惯例，而不是借用中国政府的力量来进行海外市场的开拓。华为还将内外合规问题放在了公司战略的最高级别，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业务开拓，在一次华为业务总裁的内部讲话中，强调内外合规，合规经营，是重中之重，少做一个单子，多做一个单子，对公司带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外面的世界都是用放大镜来看华为的一举一动，每一步的闪失，都会导致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丢失和被封锁。华为的法务部、信息安全部和公共关系部等很多部门和组织协同管理华为在海外市场的一举一动。并且，在各国聘请了很多的合规领域的专家和律师，指导公司的合规，并保护公司在当地的这种营商环境。为了规避风险，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与运营中，华为并不与他国政府或企业进行直接的联系和业务往来，而是通过当地的代理商(第三方)进行沟通和商务扩展，因此，在华为的海外业务拓展过程中，代理商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角色，代理商了解所在国的市场、法律和风土人情。至于代理商如何去接触最终用户，华为本身并不关注，华为所要做的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去支持代理商，设计方案、提供产品等。应该说，为了避免海外对于华为政府背景和产品安全的质疑，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运营是相当谨慎的，其合规工作也是放在公司的最高战略位置的。

　　对华为打击的深层原因：对中国模式的遏制

　　截至2019年2月初，华为拥有1529项5g标准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华为在5g 的技术优势，华为为首的5g战略的实施与推广，是中国在全球通讯科技领域统领全球的重大部署。使其成为美国遏制的首要对象， 预示着中美科技领域内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再现。华为问题到底是中美贸易谈判中的阶段性筹码，还是美国对华的长期战略?笔者认为，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把华为作为中国模式的典范和中国对外经济模式扩张的先锋，美国表面上是封杀一个企业，其背后针对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从根本上来讲，华为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模式的围堵与遏制。

　　2004年，由英国学者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调查论文，论文中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出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意义类同于中国模式，意指不同于华盛顿共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跨过90亿元人民币大关，人均gdp接近1万亿美元。中国在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往来规模的扩大的同时，也在与世界分享自身的价值观，并在构建中国特色全球与地区治理模式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

　　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然而，美国近期发布的《战略安全报告》和《国防战略摘要》两份报告，形容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十年间的中美关系在曲折中不断下滑，战略互疑逐渐加深，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甚至美国的大多数企业家正逐渐达成共识，认为美国长久以来被中国利用，并指责中国通过不正当手段，在某些先进科技领域如5g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和部分国防科技方面迎头赶上。当问起andy purdy，为什么华为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他回答：“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华为的很多问题和地缘政治相关，从苏联解体、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军事上崛起以来，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扩展到非洲和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就一直存在这些问题。” 只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些老问题被无限放大了。从根本上，华为事件是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遏制，而华为事件背后的中美竞争、博弈是两国在全球治理、地区秩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的。

　　中美科技冷战? 两大阵营?

　　美国在全面封杀华为之前，就已经在全球游说不要使用华为的5g技术，澳大利亚已禁止华为该国的第五代(5g)无线网络提供设备。随着移动运营商准备对其网络技术升级，英国、捷克共和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的有关部门都在对华为进行更挑剔的检查。白宫禁令之后，谷歌率先暂时切断与华为的业务合作。之后，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博通等芯片制造商也暂停与华为的合作。这一趋势持续在全球蔓延，亚洲和欧洲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也暂停与华为的业务,日本与英国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宣布将暂停华为新款手机的发售，这其中包括英国的沃达丰、ee和日本的软银、kddi和ntt(docomo)。英国主要芯片设计公司arm也表示，遵守美国规定，暂时中止与华为的业务往来。随着全球封杀华为的行动逐渐升级，华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在特朗普访英第二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在华为问题上与其对峙，对美国要求英国禁止华为参与建设其5g网络的问题上，特蕾莎·梅会提出反对意见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主席robert d. atkinson认为，世界确实有裂变成两个科技阵营的风险，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ali wyne说： “美国发出越来越多的信号要求自己的朋友和伙伴做出选择，而中国也向自己的经济伙伴，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发出越来越多的信息，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他们最终是要做出选择的。” washington post 在其署名电子冷战的文中，描绘了所谓中美科技阵营对立的虚拟场景：“在未来的某一天，在世界的一端，一半人使用百度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用着华为的5g网络，并在淘宝上购物，在微信中贴自拍照。而在另一半的世界，这些活动主要有亚马逊、谷歌、脸书、特斯拉和爱立信主导。” 假设中美两国主导的两大科技阵营未来会存在，那么就涉及到其他国家的站队问题，美国政府曾多次说服欧洲盟国将中国公司华为的5g技术排除在其核心设备以外，而中国将努力在“一带一路”国家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提及冷战，自然会想起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中美科技阵营真的会“壁垒森严”地存在吗?首先，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国际经济、贸易、产业分工已经在全球中有着不可分割的网络。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紧密,是世界经济一大枢纽。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区域伙伴国,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都是中国。而通信高科技产业的特点，是一条相互关联的上中下游的技术链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去彻底分离。即使中美间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但鉴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双方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仍有合作的可能性。

　　美国的盟国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所在国政府与企业也是各有自身的侧重与关注，很难去形成统一战线。例如，尽管特朗普反复游说英国，选择华为以外的公司合作，要小心国家安全。但英国的计划是让华为在5g网络建设中发挥有限角色，即“有限制”地参与诸如天线及其他“非核心”基础设施的5g网络建设。日前特朗普访英时，双方仍就华为在英国5g建设中的“完全排除”还是“有限参与”角色无法达成一致。就在特朗普试图向英国施压“封杀”华为之际，英国电信运营商ee已于5月30日运用华为设备在英国首次开通5g商用服务。此外，5g的基站只有装文件的手提箱这样大，却有着4g的20倍的容量，同时还有耐腐蚀材料。这一特点是非常适合欧洲很多老的城区，既可以加快通讯互联的速度，又可以最大程度上的保护欧洲古老建筑和文化遗产。 因此，假设爆发所谓的科技冷战，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界限将会非常模糊。

　　对于中国来讲，尽管美国不断说服其他国家遏制华为，但仍有很多国家表示出了对华为的信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日本东京发表演讲时称，华为已经取得了“超越美国技术的重大进展”，“美国需承认这种能力，现在也能在东方国家中看到”,”华为的研究技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我们尽可能地使用他们的技术。” 巴西副总统莫郎近期访华时也表示，“对于华为在巴西的投资，我们不设限制。”匈牙利财政部长也明确表态，匈牙利将华为视为自己的it战略伙伴。而且，华为已和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在非盟总部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加强在宽带、物联网、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因此，尽管美国在芯片和操作系统领域钳制华为后，华为有了自己的芯片备胎和鸿蒙操作系统，但是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科技阵营是不现实的，操作系统并非是开发出来就可以，如果在国际上开拓市场，需要在自身周边形成国际化的系统和生态圈。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商务部有一条施行了几十年的规定，美国公司在高科技敏感方向上招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几个国籍的员工的时候，需要申请执照，并且把这种雇用看作是某种程度上的“对外的技术出口(deemed-export licenses )“，而芯片行业，作为美国重兵把持的行业，给美国贡献芯片研发人才的主力军，也恰好来自中国出生的科研人员群体，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从2013年至2017年，中国籍芯片半导体研发人员数量远超俄罗斯、伊朗、印度、英国四国之和。

　　结 论

　　科技的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国家在全球等级体系向上游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科技本是中性的，当科技的无边界与国际政治的边界交融摩擦碰撞时，就会国际政治和国家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华为事件预示着中美科技领域内的“修昔底德陷阱”再现，以5g 为代表的通信科技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根本上来讲，华为事件是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遏制，而华为事件背后的中美竞争、博弈是在两国在全球治理、地区秩序、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领域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的。但由于通信高科技产业是一条相互关联的上中下游的技术链条，世界各国经济具有相互依赖深度与广度;美国的盟国也非铁板一块，其政府与企业有自身的侧重与关注，而对于中国而言，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科技阵营也并不现实，因此，很难会出现“壁垒森严”的中美科技阵营。尽管中美关系战略互疑逐渐加深，未来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仍有合作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