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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裔美国人要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正如其他亚裔在当下的美国容易遭遇不公，华裔也常常被卷入国际关系变动的风波之中。典型的案例便是李文和案。
1999年，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加州大学工作的79岁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美国政府调查人员搜索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李文和将模拟核爆的程序代码，从保密计算机下载到开放的计算机中，之后还将程序代码复制到磁带上。但是调查人员无法证实李文和确实曾将情报交给中国。一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撤销几乎所有对李文和指控，主审案件的联邦法官指责政府误导，并对李文和诚恳道歉。李文和后来从政府以及几家新闻机构获得了超过15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和解费。
2000年9月李文和出狱后，朋友举行仪式欢迎其回家
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动，2018年秋季，有250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入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占其外国留学生的43%。但负责明大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梅瑞德丝·麦奎德说，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过程比过去更加困难和令人焦虑——他们被拒签的频率更高，得到解释的机会更少，中国学生、教职员工越来越多地被怀疑在为中国政府工作，损害美国的利益。
麦奎德认为，“这一氛围同时也在造成一种敌视华裔美国人，以及敌视中国教师、学者与职工的局面。”麦奎德分析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因为一个人可能做了错事或坏事而觉得他/她形迹可疑，也有可能是因为此人受到了不明原因的严格审查而觉得他/她形迹可疑。无论是哪种原因，疏离、焦虑和孤立都会随之而来。
对这种情况，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建议说，华裔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工作的人，受到这些忧虑的影响，必须自我教育并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综合自bbc、短史记、环球网、dw、nyt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由于中美关系的变动，美国对华裔专业人士忠诚度的质疑声不断，美国政府也收紧了高科技领域中国留学生的政策。2019年6月，美国国务院缩短在航空、机器人科学和某些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停留时间，要求这些学生每年夏天回国重新申请另一份签证，增加了他们被拒绝入境的可能性。
早在去年1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宣布联邦司法部成立“中国专案” ：此专案将确认起诉中国人窃取商业机密案件的优先权，保证政府部门有充足的资源投入这些案件，以确保确快速且有效地得出适当的结论。
对这些举措中可能存在的区别性对待和歧视性执法， 引起美国学界和司法界的热议和忧虑。近日在由美国联邦法院明尼苏达区，美国联邦律师协会，明尼苏达大学和美国金理德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有专家批评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华人案件过度渲染甚至虚构，制造针对华人学者的“红色恐慌”。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孙自骅表示，对美籍华裔，尤其对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工作的华人的忠诚度的质疑，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的遭遇。
一、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时的遭遇
1、起因
日裔美国人的遭遇始于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事件”，但之前前，美国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1936年，按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fbi开始编写危险人员名单，其中包括相当多的外侨;1940年，国会通过《国家外侨登记法》，要求所有外国公民登记指纹，不允许持有火器、炸药及无线传输装置;日裔组织则按危险程度分为abc三类。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日本的偷袭行为令美国政府和人民震怒，当天即拘押了几千名外国公民，其中737名为日裔。偷袭发生的第二天美国即对日本宣战，即刻启动战时机制，至1942年1月，fbi共逮捕日裔5534人、德裔4769人、意裔2262人。此时被捕的日裔主要是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及日语学校教师等。当时全美国都在传言：是渗透到美国的日裔“第五纵队”向日军提供了准确情报。
其实，在美国国内，对日裔及其他亚裔居民的偏见和歧视早已有之。加利福尼亚州的表现最为明显。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即在社论中称日裔聚居的加州是危险地区，“一切机警而目光敏锐的公民应同军事当局合作，共同对付间谍、颠覆者等第五纵队分子”。时任加州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宣布，对本州的日裔居民采取“限制措施”：开除所有担任公职的日裔美国人，取消那些从事律师和医生职业的日裔美国人的执业资格，那些以捕鱼为生的日裔居民也被禁止出海。时任加州总检察长的厄尔沃伦在向华盛顿汇报时称：“土生土长的美籍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加危险。”
因日裔大都聚居在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以至美国军方一度猜想日本可能希望通过日裔控制夏威夷，怀疑日裔落户在西海岸海军基地附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意在战时协助日军。1941年12月19日，美国陆军西海岸防卫司令部司令约翰德威特将军向美国政府建议，将日本侨民从太平洋沿岸军事区迁出。1942年2月11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在电话中，向罗斯福汇报了由司法部和陆军部共同负责执行对日侨和日裔实行“再安置”计划。罗斯福表示同意，并指示要“尽可能做到合理”。这也就是美国决定管制日裔的起因。
近代以来，在战争时期，驱逐或拘禁国内敌侨，是一种通行做法，如1789年美国颁布的《敌侨法》，即授予总统驱逐及管束敌侨的权力。“一战”期间，英国曾要求德侨在7日内退出国境，逾期未出境的成年男子即被统一拘禁;法国则禁止17-55岁男性德侨离境，将他们收容在指定地区。二战爆发后，国际红十字会提议，各国依照1929年签订的《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项规定，保护国内敌侨，得到广泛响应。
1949年，各国缔结了旨在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正式规定了战时敌侨的地位及权利。按照公约，战争开始后，参战国国内敌侨有权携带财物离境，不愿离境的敌侨依旧享有和平时期的各项权利。但在对本国安全有绝对需要时，可将敌侨拘禁或安置于指定地点。可见时至今日，在特殊情况下拘押敌侨，仍为国际法所允许。
事实上，日本政府也确曾在日裔美国人中扩大影响，发展情报人员。如外务省在nisei(指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们大都拥有美国国籍)中招收30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的青年，许诺毕业后让他们做外交官。在选拔中，英语论文题目包括《关于东亚新秩序》，并要求使用打印机答题——方便以后监听广播时做记录。后来这些nisei很多进入外务省无线电室，负责监听欧美盟国的广播;战时对美军的欺骗性宣传广播，如著名的“东京玫瑰”等，也都是由nisei任广播员。
正是这些因素为美国后来的拘禁政策提供了一些支撑。在管制国内日裔的同时，美国还帮助南美国家驱逐日裔人士。1940年后，秘鲁盛传诸如“日本人走私武器”“日本人的花店里藏着8000挺机枪”之类的消息，秘鲁官方甚至向美国提供情报说，1942年初，日本人尝试收买秘鲁士兵，从事间谍活动。被这些信息误导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罗斯福汇报，“有可靠情报显示，秘鲁的日裔将袭击……战略据点，从而破坏美国正在那里建造的重要基地”。战时状态下，这些情报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为防患于未然，美国加大了对日裔人士的管控。
拘留营里，日裔人士在领取食物
2、隔离
在军法及公众舆论压力下，罗斯福在1942年2月19日总统9066号行政命令，确定美国国内某些地区为“战区”，并可以对生活在“战区”内的人进行任何必要的限制，甚至可以把他们排斥在“战区”之外，并且对在西海岸的12万日本人(其中64%是日裔美国公民)作为敌侨放逐到美国内地。
根据总统指示，德威特将军借口日本军队入侵和“颠覆的威胁”，先是对西海岸各州所有日裔居民实施“宵禁”。随后便展开了强制再安置行动。在设立拘留营问题上，美国政府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当时那些日裔美国人被视为是“烦恼制造者”，很多州不愿意接待。拘留营只好设立在各州的为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上。
1942年3月20日，美国西海岸日裔居民的大迁徙开始了。一大早，各州的军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来到日裔居民的家门前，城镇的许多街道上回响着诸如“日本鬼，出来”的喊声。每个成年人只允许携带150磅(约为68公斤)重的行李，他们的资产被“全部充公”，并且没有上诉或者抗议的权利。在大约3个月内他们全部“搬迁”到了加利福尼亚等8个州的11处拘留营中。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大迁徙中，日裔美国人损失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耕地和设备、价值3500万美元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接近5亿美元的收入。储蓄、股票以及债券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这些拘留营位于各州最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四周围着铁丝网和瞭望塔，从外观上看，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并无二致，罗斯福都不止一次地把它们称为“集中营”。在拘留营内，分配给一个6口或7口之家的住房只有30平方米，房间里没有独立的煤气炉和自来水，数个家庭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餐厅和一个厕所。露天的淋浴间也是数个家庭共用的，瞭望塔上的哨兵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淋浴间里洗澡的人。联邦政府规定，拘留营内，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为50美分，糟糕的食物更是难以下咽。此外，不少被认为“可疑”的日裔居民，还遭到了“隔离审查”。据调查，这些日裔被囚者在带刺的铁丝围栏内度过的平均时间是三年。
至1942年10月，美军已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回主动权，日军登陆西海岸的可能不复存在，同时，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继续拘禁日裔人士，剥夺他们的自由，将引发更多争议。1943年初，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关键一年，美国在各条战线上的作战和后勤人员吃紧，当时拘留营的费用也很大。于是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管制，遂开始逐步允许一些日裔人士离开拘留营，去工作、上学，乃至参军。由于熟悉日本语言以及了解日本国内许多情况，一些日裔美国人被招募进美国的情报队伍，他们也立下汗马功劳。战争中，约有1.8万日裔美国人参军，他们获得了3600枚紫心奖章、810枚青铜星奖章、342枚银星奖章等。
3、赔偿
事实上，对于美国政府将日裔美国人隔离起来的做法，当时即引起很多反对的声音。在美国最高法院以6：3确认以上做法在军事上是必要之举时，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仍明确抗议，认为拘禁日裔美国人的行为是对宪法权利的侵犯，且带有种族主义的丑恶污点。
1945年，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后来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发表了题为《日裔美国人案件：一大灾难》的著名文章，文章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决策，政府此举是对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精神“最沉重的打击”。
由于本身承受巨大的冤屈，加上受到美国国内舆论转向的鼓舞，从1945年开始，日裔美国人陆续对二战中遭到不公正待遇提起诉讼。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日本人重新安置索赔法》，开始修正战时特殊政策。不过，到1962年，美国付出的赔偿仅有3600万美元。1976年，福特总统发布文告，为当年的日裔平反，称“那时的撤离是错误的，美国日裔那时和现在都是忠诚的美国公民”。
1983年，一项调查报告指出，“9066号行政命令的颁布并非出于正面的军事需求，且此后的各项决定也费受迫于军事条件，造就这些决定的明显的历史原因是种族歧视、战争的狂热和政治领袖的失误。”
1987年10月，美国国会又给予日裔总额不超过5亿美元的赔偿。1988年4月，又通过决定将赔偿总额提高到不超过13亿美元。1988年8月10日里根总统签署文件，就二战中日裔美国人的拘留营一事正式道歉，承认当时将日裔居民看成“外来的敌人”是出于战时的狂热和偏见，宣布给予曾经被关在拘留营中且仍在世的日裔美国人每人两万美元的补偿。2006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3800万美元，用于维护日裔美国人拘留营的旧址。
经历过二战拘留营的一代日裔美国人已经逐渐老去，对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在被慢慢淡忘。也有研究指出，美国在战时的拘禁政策让日裔损失了财产，且受到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但也并非毫无积极作用。一方面，拘留营的设立的确有效地切断了日本的情报源。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曾批量向外国有计划移民，日本军方在移民中安排了长期隐蔽潜伏的谍报分子，搜集情报，效忠天皇。珍珠港偷袭之所以能够得逞，夏威夷日侨的间谍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战前这些日裔与美国社会仍存在很大的隔膜，这也是美国政府对他们难以放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日裔在拘禁过程中证明了自己对美国的忠诚，逐渐打消了美国社会对他们身份的疑虑;撤离和拘禁过程中，很多日裔家庭切断了和日本的联系，在重置中心里的日本孩子，接受的是完全的美式教育，加速了这一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
如今美国有140万日裔美国人，但2000年至2013年，日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率只有12%，小于美国的平均人口增长率22%。由于缺少新移民，年轻一代的日裔美国人很多是混血或是只有四分之一的日裔血统，他们对于日裔身份的认同也在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泛亚裔的身份认同。
二、华裔美国人要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正如其他亚裔在当下的美国容易遭遇不公，华裔也常常被卷入国际关系变动的风波之中。典型的案例便是李文和案。
1999年，曾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为加州大学工作的79岁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指控为中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美国政府调查人员搜索他的办公室时，发现李文和将模拟核爆的程序代码，从保密计算机下载到开放的计算机中，之后还将程序代码复制到磁带上。但是调查人员无法证实李文和确实曾将情报交给中国。一年后，美国联邦政府撤销几乎所有对李文和指控，主审案件的联邦法官指责政府误导，并对李文和诚恳道歉。李文和后来从政府以及几家新闻机构获得了超过15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和解费。
2000年9月李文和出狱后，朋友举行仪式欢迎其回家
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动，2018年秋季，有2500多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入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占其外国留学生的43%。但负责明大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梅瑞德丝·麦奎德说，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过程比过去更加困难和令人焦虑——他们被拒签的频率更高，得到解释的机会更少，中国学生、教职员工越来越多地被怀疑在为中国政府工作，损害美国的利益。
麦奎德认为，“这一氛围同时也在造成一种敌视华裔美国人，以及敌视中国教师、学者与职工的局面。”麦奎德分析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因为一个人可能做了错事或坏事而觉得他/她形迹可疑，也有可能是因为此人受到了不明原因的严格审查而觉得他/她形迹可疑。无论是哪种原因，疏离、焦虑和孤立都会随之而来。
对这种情况，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建议说，华裔美国人，尤其是那些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工作的人，受到这些忧虑的影响，必须自我教育并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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