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的前景在于融入全球一体化丨共识国际讲坛-凯发k8官方首页

　　二、大航海之后，中国进入全球化

　　明代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局部进入全球化和对外贸易失衡

　　当然历史进程比较巧合的是，东方文明、中国文明整合完成之后，历史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就是15世纪大航海之后，一下子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这个过程中，中国原来的架构就面对一个大问题，怎么看待整个地球的存在?从那时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五百年时间，中国问题的发生，基本都有一个全球背景。世界上重大事情的发生，在过去五百年当中也差不多都有一个中国因素，就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在这五百年当中搅合得越来越深，卷入得越来越深。能真正把中国屏蔽起来吗?我们看这五百年当中有没有屏蔽过呢?有没有像今天修一堵防火墙，把这个国家完全屏蔽呢?这五百年当中也有过，18世纪也屏蔽过，但是效果上做不到。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数字专制主义可能能够做到，我认为仍然做不到，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盲目乐观，我认为做不到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合乎历史趋势。

　　地球作为一个村庄，是越生活越密切。为什么中国区域在大航海之前，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紧密结合，魏晋南北朝之后，“五胡乱华”，整个北方族群进入中国之后，后来再分裂出去的难度很大。经过元帝国的整合，把整个中华区域都整合起来之后，再分裂出来难度也很大。在中国的区域当中是这样，在整个地球上也是这样，当你不得不进入一种全球化的交流状态当中，你想脱离全球化，就和过去马克思讲的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5、16世纪之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中国被卷入也就越来越深了，从明代早期，一方面被迫卷入进去，同时屏蔽事件也开始发生，一方面从全球化当中获得好处。对于明朝的白银资本和全球贸易体系，现在研究很多，对唐宋时期的全球贸易网络，研究得也很多。可以看到，在整个明朝，全球贸易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大，但是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屏蔽外部世界，比如禁海令、长城的修建。北边修长城，南边禁海，当年实际上就是明王朝的防火墙。这种东西一方面介入了全球化，一方面是修防火墙，但是结果是并没有真正做到屏蔽，包括北方的长城。

　　说长城是针对外族的入侵，从秦始皇开始修，一直修到明朝，其实从来没有发挥过功能。后来我体会，长城的修建，也不是说中国古人傻到通过长城去防备外面军队的入侵，我沿着长城走了很多段，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段都有重兵把守，军队突破并不难。但是长城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几年当中我突然醒悟到，它是另外一个功能——北方修建长城，特别是明朝修建的长城，功能特别像特朗普修的长城，实际上是在规范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对来自北方的贸易，明朝其实是面临怎么规范的问题。明朝初年一个大问题就是来自北方的主要是后元的族群，因为朱元璋采取的路径——后来孙中山学的他——是“驱除鞑虏”，就是让蒙古贵族特别是在君主率领下逃出中国回到他们的老家去了，他们的后元政权(北元/鞑靼——编者注)和明朝是共始终的，后来到了后金皇太极的时候，蒙古人才和满洲人合流。在后元政权时期，北方的扰边对贸易伤害还是很大的，所以长城很大的功能是规范北方的边境贸易。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也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在这个时候禁海的原因，就是大航海之后，由大航海导致了一个很大的效应即走私贸易的泛滥。在中国历史上，走私贸易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走私贸易在明朝之前也有，因为垄断所以走私，这个逻辑关系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现在讲的明朝后期的“倭寇”走私，是海上贸易的走私。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的走私是贩盐。这里涉及私盐;国家/王朝垄断了盐贸易，盐铁专营而被朝廷垄断了，垄断导致价格的不合理，价格的不合理就产生走私。当然我们今天管控比较严格，我们近年也没发生赖昌星那样的大规模石油走私，是因为我们现在禁止的力度比当年明朝大得多，比戚继光他们大得多。但是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国当时的明清两朝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向。我们看到，对于走私贸易，特别是大航海之后的海上走私贸易，西方国家是慢慢把它规范化。东印度公司，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那些重要公司，早期是和海上走私有很大关联的。日本在早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可能也有海上走私贸易，但是中国始终把它打为另册，根本没有考虑到给它提供一个政策空间，让它怎么从不合法到合法，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农抑商政策，是四民社会的分隔，把政府、朝廷能垄断的一切归朝廷垄断，这样就抑制了商人发展，使商人不能获得公平地位，导致“因为垄断所以走私”的结局。这种结局在大航海之后，对中国的撕裂非常厉害，一方面我们要从全球化当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又开始禁止。这种处理解决不了问题，毕竟形势比人强，王朝再怎么强大、强硬，没办法和历史趋势抗衡。无论怎么清理倭寇，防止倭寇扰边，怎么垄断贸易，怎么规范，但就是广州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就是垄断贸易，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没有办法解决怎么让一个国家整体富裕、让老百姓整体富裕起来;原来的中国是在农业文明架构下，到今天为止，基本上没有找到民众共富的出路。

　　我们现在，政府是比较富裕的，网络上讲“厉害了我的国”，其实讲的就是“厉害了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老百姓是富裕的。过去有人写过一本书，名叫《饥饿的盛世》，讲的就是18世纪的中国，当时对政府来讲是很强大的，是很有钱的一个王朝。康熙、雍正特别是到乾隆中早期，相当有钱，真金白银。但是，对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个样子，所以称“饥饿的盛世”，是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没有找到一个怎么解决社会整体性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话，清代早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当中，但是形势比人强，因为全球化导致的结局就是，即使你不进入，别人也要进来了，西方的因素要进来。在大航海之后，在明代中晚期，西方的因素其实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影响很快就向中国释放，一方面白银到了中国，明王朝有钱了，另一方面思想文化也进来了。过去我研究明代晚期的“异端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无论我们读钱谦益的作品，还是读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的作品，都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里一定有传教士带来的因素，并不是很纯洁的来自于中国古典的思想异端，因为中国古典没有这样的异端思想。

　　这个时候是被动的，不得不进入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对外部力量的进入又逐渐采取比较保守的防卫。因此，1840年之前，朝廷垄断了对外贸易，广东一口通商，由内务府——内务府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办”——由皇室直接管理朝廷的对外贸易。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的贸易和人民没关系。乾隆皇帝有一句名言，说你们那些西洋的玩意儿，我大清帝国都有的。他讲得一点都不假，因为内务府有一个采买权力，如果发现世界上哪个地方有新奇东西的话，就去购买。明朝时郑和下西洋，就是在寻找奇奇怪怪的东西。这样的话，只是满足一少部分人，甚至在四民社会当中，整个士大夫阶层都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更不要说工人、农民这两个庞大的阶级。当然，中国统治者从来都知道一条东西，如果处在过去中央专制主义状态下，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处于饥饿状态比富裕起来更好被管制，这也是法家思想当中一条很恶毒的但是从统治角度来讲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18到19世纪，全球化影响了中国，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进入全球化，中国是处在一种畸形的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没有承担全球化的责任。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应该把西方的产能向中国释放，比如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产能，如果当年在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就开放了市场，中国可能就在那时和世界处在同步状态的发展。但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中国仅仅要了当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就是白银单向流入中国。研究白银史的专家提供的这方面成果非常细致了。到了乾隆年间，全球化贸易状态下，中国质量比较高、品牌效应比较好而价格又低廉的农业文明产品去换取回来真金白银，在18世纪就导致了很严重的中外之间贸易的失衡。这种贸易失衡如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还处于可以容忍的状态。我们看西方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纺织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但是这种贸易失衡还处在可控制、可解决的阶段，还不觉得构成一个问题。顺便插一句，中美贸易这么多年，在奥巴马时代、克林顿时代，也有摩擦，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当时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而这几年美欧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认为中外贸易格局已经伤害了它们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供需体系。我们去看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其实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出现这种状况之后，贸易失衡越来越严重，这样在18世纪晚期，中英贸易——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今天类似，今天是对美贸易占重头，当年主要是对英贸易——严重失衡。

　　清朝错失主动融入全球化之机及其启示

　　英国人就提出要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在1787年派使团到中国来，结果这次很不幸，这个使团的全权代表是卡斯卡特，1788年在半路上去世，没能开始谈。过几年就是马戛尔尼来，没有谈成。过去的研究也很多，讲如果在1793年谈成了，中国历史后来的很多事情会不一样。当年如果谈成了，就是中英全球共治了，东方是大清帝国，西方就是大英帝国，这时候中英共治，就没有后来其他很多国家的事，至少日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但是当时恰恰就没有谈成，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这些年我提出一个看法，读史料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和法国大革命有关。不展开了，我有一篇文章讨论，可能中国乾隆皇帝突然知道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就没办法和英国去谈。

　　从我们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形。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几次要启动改革，比如我们当时对世贸组织承诺进行金融改革，不是说我们绝对耍赖不去改革，而我们刚要改革的时候，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对于政治改革，也不是说我们过去这些年当中没有冲动过，我个人从历史学的观点去看的话，也有，但是我们刚刚想启动公民社会的建构、地方自治的发展，一些国家突然就发生了颜色革命。过去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近代以来，改革的外部环境是非常糟糕的，给中国的示范不是很良性的示范。中国文明，对好的东西会去学，但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一定会去屏蔽。

　　我认为，乾隆皇帝当时拒绝和英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大革命确实导致了全球政治高度混乱，整个欧洲陷入了半个世纪的恐慌和动荡。在欧洲恐慌动荡之时，大清帝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19世纪上半叶，差不多半个世纪，欧洲动荡，中国人认为这个动荡就是问题了，中国就去屏蔽，不跟欧洲建立政治上、文化上的关联，但是乾隆不知道，中国这种近视观察，没有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到动荡本身就是重新组合，就是预示着可能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步履和世界失调。

　　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国看到像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看到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认为伊拉克乱了、叙利亚乱了，但是没有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到，这种乱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体制的发生。等看到人家稳定的时候，中国的媒体不再说了。这样使中国在全球化背景当中，步子一直不太协调，一直不能和世界处在同步。

　　所以，多少年来我就讲，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走出一个特色的道路出来，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和世界同步。这个同步非常重要。这一点也不是我最先发明的。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讲过，不要去想那种创造和超越，只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学。后来，陈独秀他们讲得更极端了，学西方，和西方的发展要同步，不仅要学西方好的一面，而且学到它的坏的东西，也是一个必然。过去我也写过文章，说有选择地去学习可能是不对的，学习想要做到只学好的不学坏的，谁把这个关?你没有经历过，怎么知道这是坏的呢?你认为这是好的，为什么好的到这儿又发生变异呢?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多东西在其被原创出来的地方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移植异地之后可能反而是好的。所以，学习其实不是创造独特性，学习就是同步。但是18世纪的中国人，当时面对西方的动荡，就选择了封闭。其实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中国的第一个一百年完全被耽搁掉，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整整被耽搁了一百年，没有和工业革命同步展开，这点非常令人惋惜和遗憾。日本后来学西方，现代化程度比中国高，很多研究者都讲，这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其实我觉得，明治维新之前很长时间，日本和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差别，日本存在一个弱势中央架构，天皇是弱势的，有点像中国周朝的周天子一样，强大的藩王可以挟天子以令诸候，这样使日本的封建状态反而形成了藩国间的差异性，地方各藩对世界的回应就会不一样。

　　中国在秦朝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架构，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调整，到了17世纪，全球化影响中国之后，中国的思想家也在讨论，完整的中央集权当中能不能有地方的发展空间;中国17世纪的思想家，无论是黄宗羲还是顾炎武，都有这方面的讨论。特别是顾炎武的经典表达，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央统一集权架构有很多优点的状态下，没有必要废除大中央架构，顾炎武认为应该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藩国的架构应该坐实。其实顾炎武的思想开启了后来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这点也不展开讲了。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晚清之前，中国对西方的应对是整体性应对，就很糟糕，不存在中国各区域各地方间对西方的差别对待。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有南方文化、广东文化、北方文化，但是各地方没有权力、没有力量来回应全球性的东西。台湾可以回应全球性的东西，因为台湾拥有自治权力，香港也能，因为香港也拥有自治权力;但是广东就不行，深圳尽管是特区，也不能，因为在中央集权架构下，没有地方的裁量空间。一国之下，各地方的差别性，可能是更好应对全球化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讨论18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所获得的启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逐步开放的效应和民众对外来事物的接纳

　　说到底还是形势比人强，无论统治者怎么去想，最后总会面对一个不能不打破的格局，到了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的操作以及和西方的冲突，这一系列问题导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使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过程急剧加快。

　　从1842年《南京条约》导致的五口通商开始，到1858年的《天津条约》导致北部中国的开放，1860年的《北京条约》把北部开放得更规制化，加上天津的开放，这样使整个中国在这时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在19世纪中期，中国的全球化过程终于在西方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启动起来。我们这些年的历史表达，看这个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是很悲壮的。不仅仅是大陆的中国近代史表达，而且台湾地区的中国近代史表达，全球包括欧美的中国近代史表达，都是一个腔调。这些年我就讲，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原因，是他们很难真切地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奥妙和复杂。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表达，其实是在追随着中国学者的表达。而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中国学者真正能够有超越性表达的相当少。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北伐，随着孙中山思想定型化，民族主义史学、革命史学对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一种悲情的叙事，把《南京条约》以来的中国历史表达成一个衰落的过程。我们今天可以对这种叙事做出调整。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全球化。从《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到《天津条约》的北方开放，到《北京条约》的中国工业化起步，到《马关条约》的中国金融经济的全球化，再到1900年，庚子年——今年是120周年，又是庚子年——发生大变局之后，导致1901年的《辛丑条约》，这些就是我们在近代史上的四大条约。关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如果从革命史的叙事来讲，《南京条约》是五口通商，割掉了香港，《天津条约》是北方的口岸对外部开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来旅游、观光、贸易，好像是对我们的伤害——但我们如今讲的话，今天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商人到外国去，包括我们的商人在美国办厂，我很佩服曹德旺，七十多岁在美国办厂，不是也到人家内地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商业、中国的势力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认为是正当的，认为我们到非洲去贸易是正当的，认为我们在“一带一路”的行动是正当的，而认为在近代中国，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内地就是不正当的?这就是双重标准，讨论别人的历史和讨论我们自己的历史，缺乏统一的标准。

　　其实从全球史背景来看，1842年一直走下来，四大条约是规范了中国，强制性改变了中国，让中国往全球化的轨道上走。五口通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解决的最直接问题就是走私贸易问题——明清两朝花费大量金钱去平倭寇，从戚继光一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前，几百年期间花了无数银子也解决不了，但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五口通商实现以后——五口通商没有完全实现，其实是四口通商——走私贸易就不剿而灭，基本消失了。四个口岸开放之后，走私贸易式微了，商人可以正当地赚应该赚的钱;无论是茶叶生产者、丝绸生产者，还是瓷器生产者，就赚自己应该赚的钱;社会分工、商业分工和社会变化，就在这种强制性改变中国规则的时候显现出来，全球化不就是对中国的改变吗?我们今天的主流史观，觉得那是强制性的改变，我们为什么接受?而在19世纪，无论是农民、商人还是士大夫阶层，真正拒绝外来文明的是非常少的，我可以再举出很多例子。

　　虽然我们举出什么排外、望洋兴叹这种很极端的例子，近代史上有很多，但是我们了解底层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吗?那时的老百姓对外来文明是什么立场呢?是一种欢迎，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近代西方的东西传到中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在古典中国时期也是如此——胡椒传到中国来，中国老百姓觉得是对胃口重要的改变。西洋的东西、东洋的东西，这些外部的东西入中国，中国老百姓、中国社会都是欣然接纳的，没有问题的。

　　近代条约体系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及其对中国体制的重塑

　　从《南京条约》之后，诸条约对中国的什么东西有什么限制呢?对中国政府的操作确实有限制。我们教科书讲“近代不平等条约”，主要强调的是几个东西，一是关税自主权问题，二是治外法权问题。这些问题对老百姓来讲，在多大程度上受影响呢?很小的，主要是约束了政府的权力。中国政府在那之前，政府处在基本上没有规则的状态。尽管我们看到从秦朝开始，到唐律，一直到大清律，中国的法律做得非常严密，但是在西方因素进来之前，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些法律都是在治老百姓，而不是治政府。西方因素进入、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之后，《南京条约》开始的条约体系规范的是中国政府的施政行为。司法的治外法权，我们悲情叙事讲的中国不能享有独立司法主权了，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抓了砍头，原因就是中外之间司法标准的差别性，治外法权就是由此导致的。在关税自主权问题上也是这样，而且更复杂。过去我也讲过，《南京条约》之前的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家来讲，贸易收入是很大宗的，但是中国的税收对政府国库增长并不是很重要;《南京条约》之前，中英之间贸易交易成本达到40%几，政府收到的税，内务府所收到的这笔钱是很低的，就是3%、4%的关税能收到国库里，因此在《南京条约》谈判中就采取了一揽子交易——其实还是中国谈判代表提出的能不能一揽子交易，中国这个时候属于进入世界的早期，对西方规则也不太理解，于是提出一揽子交易。关税的5%税率即值百抽五，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后来讲这是违背了关税自主原则，因为收多少税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今天国务院有一个关税税则委员会，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互相制裁、互相加税，我们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来发布的，美国是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是国家的主权，哪个东西征多少税是我说了算，这是今天的情况。但是在19世纪中期，可以看到当时很难这样做。我的意思是，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早期，确实有一个被改造的过程——从《南京条约》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确实是一个被改造的过程——对统治者来讲是很不愉快、很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从社会层面、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恰恰是五口通商导致中国局部区域开始和世界交流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原来存在于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中间商的两头盘剥。在这之前，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中国老百姓、中国商人是很吃亏的，因为是朝廷垄断的一口贸易，民众付出的成本、代价很高。《南京条约》改变了这样的状态，确实对中国社会和老百姓是有好处的。到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北部中国开放出来了，对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天津的发展，就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不过十年时间，天津就成为北方大港，成为北部中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贸易中心、国际交通中心，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天津的洋气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占领的“满洲”经济发展，大连、哈尔滨再起来的时候，天津仍然是很优秀的地方。随着进入条约体系，当时中国城市的现代性更多了，南部的广东、中间的上海，后来的汉口，都在19世纪后半期这一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今天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和全球更亲近、更接近、更一致，而不是离全球越来越远。当然，不是完整地融入全球，不完整在哪儿呢?一直到1894年，中国当时还在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不在体制上接近全球。

　　当时的洋务新政主要就是保持政治上不和西方沟通，不学西方的东西。后来大家觉得这是洋务运动的大问题，就我的研究来讲，这其实不是问题。这就牵扯到多年前杨小凯和一个人的争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因为中国在19世纪中期是一个后发国家，开始洋务新政的时候，西方工业化已经走了一百年历程，已经积累了很多创造——体制性的创造、科学技术的创造、工业化的创造、城市发展的创造——这些东西对后发的中国来讲，就是要予以模仿学习。改变体制之后的模仿学习和不改变体制的模仿学习，哪个效果快呢?比较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我们必须承认，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和日本伊藤博文的谈话当中所认为的中国发展比日本快，这点是对的。这就像十年前，中国和印度比较，谁发展快?中国发展快。这个回答是对的。在体制不调整状态下，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原体制可能有它的功能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再往下发展，面对的是瓶颈性的障碍。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体制性的惰性在哪儿呢?当清廷认为体制不变能够导致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时候，它为什么要变呢?“为什么要变”成为一个立场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和外部世界的撕裂。很多研究者不太清楚的就是，在19世纪80年代，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其实西方对中国很恼火了。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种恼火和最近几年西方对中国的观察一样。西方认为，中国从早期比较活跃的经济体，开始走向一个封闭、不愿意再和西方建立正常贸易形态的经济体。19世纪8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恼火，就导致一个结果，在1894年日本向中国动手的时候，当时的大清帝国就成了世界孤儿。从中国有外交以来，一直到今天为止，李鸿章是屈指可数的优秀外交人才，他求爷爷、告奶奶，让西方国家能够干预日本，不要打，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英、法、美都表示，打打更好，它们根本没办法干预，而且不愿意干预，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干预。我们今天讲，当时如果通过谈判解决，中国能不能进步呢?结论很简单，中国肯定还不会进步，还是那个老样子。1894年发生甲午战争，导致第二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大家都强调《马关条约》的悲情叙事，台湾的割让、辽东的割让等一系列割让，但是我们看到，1895年的《马关条约》解决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当中和世界不接轨的一个层面，就是外国资本能不能自由进出中国的大问题。在《马关条约》之前的中国，外资是不可能自由进出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而且很多时候中国都替换掉它的产品。

　　在《马关条约》之前，中国的铁路不能修建，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不能开采，中国处在不发展状态，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根本原因在于朝廷垄断了所有的新兴产业，根本不向外国开放，也不向民间开放。中国民间当时在全球化过程中做得好的就是买办，商人做得最好的不过就是像胡雪岩，吃点官饭，做点公家的生意，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有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马关条约》打通了中外金融通道之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一下子解决了资本自由进出问题，把中国全球化往前推动了一大步，而且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唐德刚讲“历史的三峡”，其实“历史的三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大航海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峡区间，你可以看到一系列节点，到了《马关条约》，一下让中国的节点往前突破了一大块。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在《马关条约》之后，一夜之间产生。先富阶级不再只是一个企业家、买办、商人，而就是名正言顺的中国新的社会中坚力量，领导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这样才导致李鸿章、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讲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发生，这是1895年以后的变化。工业化在1895年之后迅速发展，但工业化高速发展之后，也导致了底层社会一拨人被甩出去、边缘化。

　　近代有两次大的反抗运动，都和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过程有关：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是义和团，都是因为急剧性的经济社会变化，导致底层社会被甩出去。被甩出去的底层社会有权利造反，我一直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未来的中国如果下降的底层社会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大家应该理解，那就是人的天赋权利。这次疫情过程中，美国有反抗居家令的游行——你封城，剥夺了我的劳动权利，我也不干——这是底层社会的反抗，我们都应该给予“同情之理解”。这些年当中，对太平天国、义和团有很多很负面的研究，我是相当不认同的，我认为缺少了对底层社会的真切观察，这种底层反抗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它的正当性我们不必怀疑。当然了，1900年这次义和团事件，后来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德国公使被杀、日本外交官被杀、传教士被杀，特别是毓贤，在太原的巡抚衙门杀了上百个西方传教士，这些都是罪恶，这种罪恶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当时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焦点，也成为世界之敌。各位去读1900年5、6月份到7、8月份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没有什么正面的，没有什么人讲中国的正当性。但是中国政府调整了政策之后，开始和这些国家谈判，到1901年，李鸿章和西方达成《辛丑各国和约》议定书。达成这个议定书之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过去强调的是赔款，4亿多两银子，老一代历史学家讲，按中国人口一人一两算的，这个说法其实是误导，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当中显示的是这种赔款额度和中国人口没关系，主要是和外国的损失有关，不是和中国人口有关。这个条约之后，中国的变化在哪儿呢?中国的变化是被管治性地进入了改革状态。被管治性的改革状态就是强制性地拉住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从过去中国学者的立场去讲的话，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这么说，“厉害了，我的国”，怎么能管治我呢?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18、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中国一直不弱小;洋务运动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辛丑条约》的时代，中国长时期在全球格局下的经济体量、军事能力、实际力量都不小，讲比值的话，也可以讲“厉害了，我的大清帝国”。但是当清朝出现不正义的时候，国际共管、国际改造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去读张之洞、李鸿章的资料，读袁世凯的资料，以及刘坤一的，都会发现，这些有点世界眼光的大臣，在1901年之后，对于一定要强制性的改造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默认，他们隐隐觉得不走这一步大概也很难。这种强制性的改造是什么呢?首先是让中国非军事化，完成了非军事化的过程。从北京到天津大沽口沿途的炮台全部拆掉，北京就属于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了。外国军队开始在中国驻军。我们今天去理解，像伊拉克，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军、美军在那儿继续驻着。当年《辛丑条约》之后，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但外国并没有对中国内政采取太上皇的姿态，不是动不动说你的政令都要经过我的批准。这种强制性改造，包括中国的内部需求和外部要求，使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初，局势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清政府就发布了一个改革诏书，就是新政。这个新政改革对中国来讲是完全的政治再造、国家再造的过程。而且从这开始，形成了多米诺骨牌。中国后来的变化，一直到今天的变化，找原点的话，1901年新政改革是很重要的原点。当然，从这个原点再往前，也能找到更早的原因，历史就是因果关联，但是1901年这次新政改革作为原点，对后来一百多年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之后，国家的政治架构开始了向全球化的转型。新政中有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国家体制再造，还包括官制改革——到1906年以后中国官制的改革都趋同于世界。中国在1901年之后向着和世界一致性方向持续性发展。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想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走向了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悲情，但是又走到了这么一步。到了20世纪上半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仅进入了全球化过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从原来的被动卷入的形态，到二战结束前夕其实进入世界闻名的主流状态了。我们教科书的表达称1949年前为“一穷二白”，说1949年后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书写着，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就出现悖论了，我们就很难接近历史。比如，我们怎么理解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也是二战的战胜国，而且中国还是二战后的世界四强(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编者注)之一、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联合国发起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国——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完成得非常迅猛，也就差不多半个世纪时间，中国就走上了这条轨道。

　　1949年后的波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入全球化

　　当然，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转折，这种转折也是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术界很难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中国1949年会发生这么一次转型，从原来的架构往社会主义转型。后来我也研究这个问题，我讲我们可能要放到当时的场景中去理解，一是全球处在两大阵营的架构当中，二是中国又有一个国共两党的架构，这两个架构交叉在一起，结果中国就走向了这样一个结局。对于这个结局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去的研究当中有很多解释，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对我们的教育是，这个走向不仅正当，而且是真理;现在有些解读，从另外的角度包括负面的角度讲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要把这个走向放在历史的脉络当中去观察，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个转型当中，中国往这个道路上走。这种道路后来当然是一个不成功的试验，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试验，基本可以这么论定了，我这一代就是从那儿过来的。后来改革开放，我们就重回世界化轨道，就是中国重新走向全球化，我们又保持了中国工业化早期的思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这个“中学”也不是原来孔子以来的“中学”。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亨廷顿和福山的问题，他们理解今天的中国好像就是传统中国，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今天的中国和传统中国基本上关联度非常小。那么，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体西用”，“中体”并不是中国传统之体，而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体，“西用”确实是对西方，1980年代的开放，本质上来说就是向美国开放，如果不到美国去，讲什么出国?说留学，到金日成大学留学叫什么留学呢?只有到美国去，到哈佛去，到耶鲁去，到英国剑桥去，到一流大学去，才叫留学。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架构当中，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轨道上走，但是确实又潜伏着很大问题。

　　“钝角网”按：本文为4月24日“共识国际讲坛”马勇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讲座的原标题为《全球一体化：世界中的中国》)

　　开场介绍

　　周志兴：马勇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历史学家，原本没有想现在就请他做讲座，因为共识国际讲坛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关系，前不久，马勇给我一篇他的文章，题目是《大疫将加速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一体化》，这就和国际挂上了钩。而且，疫情到底是加速全球化还是阻碍全球化，这还是一个正在讨论的话题，于是，我就想，要请马勇先生来讲座。

　　开始他有点犹豫，但是，我说，国际关系离不开历史背景，特别是近代史的背景，如果你能够把现代的国际关系和近代历史融合起来，一定很有新意。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讲座。

　　马勇走上学术道路还有点传奇，因为他当过挖煤工人。他1956年1月生于安徽濉溪县。1973年入伍当兵，1977年至淮北煤矿当掘进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9年晋升为研究员。

　　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人，43岁的时候当上了中国社科院这样顶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可见他的努力。

　　他还有几乎无数的头衔，很多大学的教授，很多的研究院、很多的协会负责人，等等，估计他自己也数不清，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有太多的学术成就。

　　在过去数十年，马勇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三十种，发表论文百余篇，很多图书和论文获奖。

　　研究中国近代史是马勇的职业，他在这方面著述甚多，主要有《1894-1915：梦想与困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超越革命与改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898年中国故事》(中华书局2008年)、《1900年中国尴尬》(中华书局2010年)等。

　　现在，他的视角从历史转向世界，以历史学家的厚重来观察现代世界的宏大，会带来不同凡响的声音。

　　马勇：各位好!各位共识国际讲坛的朋友好!非常感谢各位的邀请，感谢周总，感谢邵思思。围绕这次疫情带来的关于中国未来的思考，在未来的世界当中，中国的处境、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从历史学角度提供讨论的切入点。

　　题目是上次和周总一起讨论的，就是“全球一体化：世界中的中国”，讲的思路就是后半句，在世界背景下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前半句是我的基本切入点——全球一体化，这个和各位现在经常讲到的全球化还是有点细微差别的。我想集中讲三个问题，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还是从历史的脉络上讲。

　　第一，大航海时代，在远东地区，整个亚洲区域，都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现代七十年的中国实际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我们对历史的解读也很教条，搞不清楚过去的中国究竟是什么过程，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会简单讲大航海时代之前，东方的中国化过程，过去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讲，我这些年在做全球视野研究，我想从这个角度讲讲。

　　第二，大航海之后，15、16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卷入全球化过程。大航海之后，全球都卷入。距离现在不过是五百年时间，在这五百年当中，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回望五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和现在差别非常大，所以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中国在大航海之后怎么艰难地步入全球化的过程，这是我的专业领域，也是历史学的表达，从历史角度来看大航海之后中国发展的问题。

　　第三，各位看到我那篇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我想讲一讲。对后疫情时代，国内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都很悲观，中国学者也觉得西方会发生一个去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会成为世界孤儿，成为孤零零的。而我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可能不会发生逆转，短暂的逆转可能会发生，但是就历史研究而言，十年、三个月都是短暂的，从大的历史角度观察，全球化不仅不会停滞，而且会加速度发展，质量上可能会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呢?我的标题讲是全球一体化，一定要走向全球一体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给民族国家留的空间、后门、余地越来越少，大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必须要保持一致性。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

　　一、大航海之前，远东地区的中国化过程

　　各位如果过去看过我写的东西，可能会发现，我很注意从历史的贯通性上去思考，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发展，昨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的发展，注意历史的脉络、历史的连贯性。我还一直在强调，人类发展到今天，其实我们仍然是人类的早期，实际上处在人类的早期文明阶段，未来的人类究竟发展到什么时间?关于人类毁灭之类的，都是非常假的问题，人类的未来是无限度的未来。人类的过去，现在历史学能够做的研究，文字的历史能够研究的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年，最多四五千年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人类文明早期。人类文明早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思考，对中国文明来讲，和全球文明的发生都是一个脉络。我过去写中国文明通论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各地文明的发生可能不是单一来源，是星罗棋布的发展，可能是在全球任何一个能够有人类生物存在的地方，都出现了人类。过去我们讲劳动创造了人，我上学的时候还是这样讲，当时我就怀疑，如果劳动能够创造人，我们现在可以用加速器，让猴子去劳动，让其他生物去劳动，能不能创造人呢?是不可能的。这些年又讲单一起源，我觉得都是假问题。人类的发展可能是星罗棋布的。人类慢慢地和其他生物不一样，就在于人类慢慢会找到一个群居合作的状态——其他生物也在群居，比如野生动物他们也是群居，但是他们的群居没有办法发生自救和互救。其他生物比如老虎、豹子受伤之后是自我疗伤，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在很早的时候互相之间就有救助，救助慢慢产生了社会，产生了人类。这种产生社会和产生人类，对人类史来讲，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过去几万年、几十万年过程当中，生命共同体是从小到大发展，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都足以证明这个脉络，这方面我不展开说很多。

　　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几个大的阶段，我想简单提一提。一是秦汉之前的那段历史，其实是完成了今天中国架构当中的中国区域文明的整合。我们今天去读中国历史，读到周朝，周朝的初年和商朝处在并列状态，夏商周三代并不是单线接替，它们有很长时间的平衡共处时期;周朝鼎盛时期也是交互状态，当时是万国林立的，周天子就是一个万国共主。

　　后来的历史表达当中有一个东西可能是不准确的，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架构——这句话大概上说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完整。因为我们今天去读《史记》，读夏商周特别是周朝、商朝历史的时候会看到，包括现在的考古学也会让我们看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商王和周天子那样一种中央层面的架构，其实是完整的，秦始皇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接续了之前几百年、上千年大中国区域整合的步骤，让它一下子临门一脚，把这个区域整合完成了。从周朝初年开始一直到平王东迁，到春秋战国，其实就是不断地把小的共同体向大的共同体合并。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也很多，特别是我们在几十年前翻译出版的一个外国学者写的，其实也算是比较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东方专制主义》，他就讲，人类在中国区域当中为什么会不断整合出这种大的国家、大的政治体，是因为这个区域的民众长时间受困于母亲河黄河的不断泛滥，经常性的黄河泛滥使人类在一个小的组织单位中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黄河水患的。黄河水患在过去有记录的两千年当中，几乎每年都有区域性的灾难，要么就是上游，要么就是下游，特别是下游更频繁，中国历代治水、治黄河，都没有解决问题，表明之前中国的专制主义还不够严密。我们今天到黄河去看，黄河已经被彻底驯服了，特别是最近几十年，1949年之后，中国把它驯服了，就表明今天是一个治水成功的案例，就表明它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架构。这个专制主义架构并不是一个负面的名词表达，其实是很中立的一个名词表达，就是可以调动一切资源。1949年以后为什么黄河水患能够治住?在民国时期、清朝、明朝都没有解决，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架构当中，整个黄河全流域都可以统一领导。别看我们黄河的治水单位很小——黄河水利委员会最初设在开封郊区，很小的一个单位(后来迁到郑州——编者注)——但是可以看到整个体制在解决这个问题。回到我们讲的主题，在治水过程当中，秦汉时期就完成了整个中国区域的整合。这个整合对后面的发展非常重要。

　　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框架已经在整个大中国区域当中结构性地形成了。汉武帝通西域是因为当年感觉本土层面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才开始要去征伐，要往周边征伐，这样中国历史就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开始向一个更大范围的区域去发展、去扩张。这种扩张，从秦汉一直延续到大航海发生，也就是一千多年时间了。从秦汉一直到明朝早期，在中国区域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整合、不断调整、不断中国化、一体化的过程。

　　对于这个中国化、一体化，我们这么多年历史学的表达有时候是很不好的、大汉族主义这种旗帜性的表达，像什么“五胡乱华”“华夷之辨”，这些都不是中立的学术立场。我一直在讲，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借用一个政治术语讲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想讲的就是，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中国，大家共同享有”。我们不能站在主体民族立场上去讲“华夷之辨”，去讲周边都是对汉人的骚扰——这个话我觉得不是一个现代立场和现代表达，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原因就是，实际上中国人口的纯洁性在很早时期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知道，纯洁得一直到了民国时期的只有一个家族，就是孔府，孔府之外，其实都不纯洁。孔子家族的纯洁，是因为从汉代开始，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王朝政治上保护他们，让他们保持了纯洁。但实际上——我的老师多年前发过文章——即使这样，孔子一门到了元朝，其实也发生问题。这个事情就引起很多争议。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去讲纯洁性，种族纯洁性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去看人口的迁徙、人口史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人口史研究的专家很多——就表明，在秦汉至明初整个一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人口迁徙和流动的规模和频率都超出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重要的大姓，大概都不是在原来的居住地。现在研究姓氏的起源，研究中国人口迁徙，可以发现，人都是向四周去辐射、散发，北方的往南挤。在魏晋时期，整个人口开始一次大规模的往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北方的胡人，就是周边的族群又进来。对于这种进来怎么表达?过去是讲“五胡乱华”。实际上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包括现代学术研究可以看到，在隋唐之前的三四百年时间，从东汉晚期的政治动荡一直到隋唐重建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动荡本身实际激活了中国文明的内在动力。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思想的发展、思想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明在这一过程中的交流。今天我们看到用到很多物种，现在对于物种传播，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也很多。如果我们只讲纯洁性的话，只讲中原这个弹丸之地，只讲齐鲁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今天包括饮食都会很单调、很无聊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期，在大航海之前的这么一段时间，从中亚甚至可能更遥远的地方传到东方来。

　　人类大规模流动，是我们1949年后静止了七十年的人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七十年确实国境也没有大的变迁，区域也没有大的调整，基本处在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使我们对历史上的流动，缺少设身处地的体会和理解。我做历史研究，必须体会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完成中国化的过程，周边族群不断进入内地，内地人和周边族群发生交流，使族群的流动性、文明的流动性都不一样。研究唐朝历史的外国学者，很多时候讲，唐朝就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其实这个表达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含义。我们今天可以讲美国不是一个单一族群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国家，什么意思呢?黑人在美国可以当总统，可以从事很高的行政职务、官员，也可以在大学里做教授，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唐朝的架构也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架构——当然，它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些差别，它的世界仅仅是东方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外国学者讲唐朝是一个世界性帝国，我是很认同的，我觉得这个表达是对中国历史相当准确的表达，表明经过一种整合之后，到了唐朝时，在一个大的区域当中，完成了中国化过程，唐朝的周边族群进来很多。这个过程当然不是单一走向的，中国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过逆转，比如安史之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唐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很多官员、军官都来自于周边，即今天讲的胡人——正面来讲有一些世界性，但是也确实表明中国化进程当中会发生逆转，安史之乱之后就是中国化的逆转，走到了藩镇分裂状态，导致了五代十国，五代十国之后就是宋、辽、西夏、金、元。从后来的历史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其实就进入了中国化逆转的分治时期。我们今天讲宋代王朝、宋代国家，很多汉人觉得赵宋王朝才是正宗，现在宋粉也很多，崇拜宋朝，觉得宋朝的统治者很开明，宋太祖说不杀知识分子，陈寅恪、钱穆都认为宋代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状态。特别是南宋之后再有一个悲情叙事——十万军民陪着皇帝跳崖——也使很多人觉得这是中国历史的正宗。其实这个表达，我认为也不是一个历史学的表达，我个人研究宋、辽、夏、金、元这个时间段历史的时候，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大家分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这样理解各自分治，历史表达当中，写的宋史可以以宋为正宗，人家写辽史怎么办呢?我们能写“伪辽朝廷”吗?当然不能这么写，而是各为正宗，这就是一个分治的过程。并不是分裂，而是分治，这种分治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一次的偶然出现。过去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公开演讲当中就在研究统一和分裂，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的分治时期，他当时的表达是“分裂”;我觉得讲“分裂”好像有种政治上的感觉，而“分治”时期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我们也不能说今天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今天也是分治的状态，分治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占的时间比值相当大，这种分治恰恰又激活了竞争——这个竞争不是武力竞争，而是创造性竞争。所以我们看到魏晋时期思想比较活跃，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比较活跃，就是有一个竞争态势——这样去理解，可能就不一样了。

　　到了元、明之际，你可以看到一个大中国的文明整合差不多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中国历史遵循了农业文明所引发的一系列架构，可以温和地发展下去。过去我在读史料的时候讲，中国历史发展到这么一个时间段，真的感觉就像福山讲的冷战结束以后一样，“历史终结了”，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在农业文明架构下，文明还要怎么去发展?当年最早一拨完全处在另外一个异质文明状态下到东方来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利玛窦，这拨在元明时期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仰视，你感觉到中国的历史好像就在这儿终结了，没有什么好发展的，发展什么呢?农业文明所引发的政治架构中，一个君主，君主基本上除了唐太宗、朱元璋这样很跋扈的之外，更多的君主其实都是虚君位置，从唐朝开始所建构的中央政府的行政架构基本是处理日常事务，皇帝只不过是这个王朝的所有者。这种政治架构，还有它的官僚体制，它的官僚体制是从察举到科举，后来科举建立得很严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贵族出身还是平民出身，哪怕是来自底层社会的，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差不多也能做到过去讲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可以改变你的身份。有这么一种官僚体制、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再加上中国的政治架构当中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架构，这个时候“历史终结”的感觉非常明显。

　　二、大航海之后，中国进入全球化

　　明代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局部进入全球化和对外贸易失衡

　　当然历史进程比较巧合的是，东方文明、中国文明整合完成之后，历史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就是15世纪大航海之后，一下子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这个过程中，中国原来的架构就面对一个大问题，怎么看待整个地球的存在?从那时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五百年时间，中国问题的发生，基本都有一个全球背景。世界上重大事情的发生，在过去五百年当中也差不多都有一个中国因素，就是中国史和世界史在这五百年当中搅合得越来越深，卷入得越来越深。能真正把中国屏蔽起来吗?我们看这五百年当中有没有屏蔽过呢?有没有像今天修一堵防火墙，把这个国家完全屏蔽呢?这五百年当中也有过，18世纪也屏蔽过，但是效果上做不到。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数字专制主义可能能够做到，我认为仍然做不到，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盲目乐观，我认为做不到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合乎历史趋势。

　　地球作为一个村庄，是越生活越密切。为什么中国区域在大航海之前，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紧密结合，魏晋南北朝之后，“五胡乱华”，整个北方族群进入中国之后，后来再分裂出去的难度很大。经过元帝国的整合，把整个中华区域都整合起来之后，再分裂出来难度也很大。在中国的区域当中是这样，在整个地球上也是这样，当你不得不进入一种全球化的交流状态当中，你想脱离全球化，就和过去马克思讲的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5、16世纪之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中国被卷入也就越来越深了，从明代早期，一方面被迫卷入进去，同时屏蔽事件也开始发生，一方面从全球化当中获得好处。对于明朝的白银资本和全球贸易体系，现在研究很多，对唐宋时期的全球贸易网络，研究得也很多。可以看到，在整个明朝，全球贸易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大，但是同时中国也开始在屏蔽外部世界，比如禁海令、长城的修建。北边修长城，南边禁海，当年实际上就是明王朝的防火墙。这种东西一方面介入了全球化，一方面是修防火墙，但是结果是并没有真正做到屏蔽，包括北方的长城。

　　说长城是针对外族的入侵，从秦始皇开始修，一直修到明朝，其实从来没有发挥过功能。后来我体会，长城的修建，也不是说中国古人傻到通过长城去防备外面军队的入侵，我沿着长城走了很多段，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段都有重兵把守，军队突破并不难。但是长城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几年当中我突然醒悟到，它是另外一个功能——北方修建长城，特别是明朝修建的长城，功能特别像特朗普修的长城，实际上是在规范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对来自北方的贸易，明朝其实是面临怎么规范的问题。明朝初年一个大问题就是来自北方的主要是后元的族群，因为朱元璋采取的路径——后来孙中山学的他——是“驱除鞑虏”，就是让蒙古贵族特别是在君主率领下逃出中国回到他们的老家去了，他们的后元政权(北元/鞑靼——编者注)和明朝是共始终的，后来到了后金皇太极的时候，蒙古人才和满洲人合流。在后元政权时期，北方的扰边对贸易伤害还是很大的，所以长城很大的功能是规范北方的边境贸易。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也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在这个时候禁海的原因，就是大航海之后，由大航海导致了一个很大的效应即走私贸易的泛滥。在中国历史上，走私贸易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走私贸易在明朝之前也有，因为垄断所以走私，这个逻辑关系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现在讲的明朝后期的“倭寇”走私，是海上贸易的走私。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的走私是贩盐。这里涉及私盐;国家/王朝垄断了盐贸易，盐铁专营而被朝廷垄断了，垄断导致价格的不合理，价格的不合理就产生走私。当然我们今天管控比较严格，我们近年也没发生赖昌星那样的大规模石油走私，是因为我们现在禁止的力度比当年明朝大得多，比戚继光他们大得多。但是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国当时的明清两朝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向。我们看到，对于走私贸易，特别是大航海之后的海上走私贸易，西方国家是慢慢把它规范化。东印度公司，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那些重要公司，早期是和海上走私有很大关联的。日本在早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可能也有海上走私贸易，但是中国始终把它打为另册，根本没有考虑到给它提供一个政策空间，让它怎么从不合法到合法，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农抑商政策，是四民社会的分隔，把政府、朝廷能垄断的一切归朝廷垄断，这样就抑制了商人发展，使商人不能获得公平地位，导致“因为垄断所以走私”的结局。这种结局在大航海之后，对中国的撕裂非常厉害，一方面我们要从全球化当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又开始禁止。这种处理解决不了问题，毕竟形势比人强，王朝再怎么强大、强硬，没办法和历史趋势抗衡。无论怎么清理倭寇，防止倭寇扰边，怎么垄断贸易，怎么规范，但就是广州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就是垄断贸易，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没有办法解决怎么让一个国家整体富裕、让老百姓整体富裕起来;原来的中国是在农业文明架构下，到今天为止，基本上没有找到民众共富的出路。

　　我们现在，政府是比较富裕的，网络上讲“厉害了我的国”，其实讲的就是“厉害了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老百姓是富裕的。过去有人写过一本书，名叫《饥饿的盛世》，讲的就是18世纪的中国，当时对政府来讲是很强大的，是很有钱的一个王朝。康熙、雍正特别是到乾隆中早期，相当有钱，真金白银。但是，对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个样子，所以称“饥饿的盛世”，是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没有找到一个怎么解决社会整体性问题的方案。

　　这样的话，清代早就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当中，但是形势比人强，因为全球化导致的结局就是，即使你不进入，别人也要进来了，西方的因素要进来。在大航海之后，在明代中晚期，西方的因素其实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其影响很快就向中国释放，一方面白银到了中国，明王朝有钱了，另一方面思想文化也进来了。过去我研究明代晚期的“异端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无论我们读钱谦益的作品，还是读顾炎武、黄宗羲、李贽的作品，都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里一定有传教士带来的因素，并不是很纯洁的来自于中国古典的思想异端，因为中国古典没有这样的异端思想。

　　这个时候是被动的，不得不进入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对外部力量的进入又逐渐采取比较保守的防卫。因此，1840年之前，朝廷垄断了对外贸易，广东一口通商，由内务府——内务府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办”——由皇室直接管理朝廷的对外贸易。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的贸易和人民没关系。乾隆皇帝有一句名言，说你们那些西洋的玩意儿，我大清帝国都有的。他讲得一点都不假，因为内务府有一个采买权力，如果发现世界上哪个地方有新奇东西的话，就去购买。明朝时郑和下西洋，就是在寻找奇奇怪怪的东西。这样的话，只是满足一少部分人，甚至在四民社会当中，整个士大夫阶层都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更不要说工人、农民这两个庞大的阶级。当然，中国统治者从来都知道一条东西，如果处在过去中央专制主义状态下，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处于饥饿状态比富裕起来更好被管制，这也是法家思想当中一条很恶毒的但是从统治角度来讲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18到19世纪，全球化影响了中国，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进入全球化，中国是处在一种畸形的享受全球化的好处而没有承担全球化的责任。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应该把西方的产能向中国释放，比如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产能，如果当年在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就开放了市场，中国可能就在那时和世界处在同步状态的发展。但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中国仅仅要了当时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就是白银单向流入中国。研究白银史的专家提供的这方面成果非常细致了。到了乾隆年间，全球化贸易状态下，中国质量比较高、品牌效应比较好而价格又低廉的农业文明产品去换取回来真金白银，在18世纪就导致了很严重的中外之间贸易的失衡。这种贸易失衡如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还处于可以容忍的状态。我们看西方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纺织业发展了，城市发展了，但是这种贸易失衡还处在可控制、可解决的阶段，还不觉得构成一个问题。顺便插一句，中美贸易这么多年，在奥巴马时代、克林顿时代，也有摩擦，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当时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而这几年美欧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是认为中外贸易格局已经伤害了它们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供需体系。我们去看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其实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出现这种状况之后，贸易失衡越来越严重，这样在18世纪晚期，中英贸易——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今天类似，今天是对美贸易占重头，当年主要是对英贸易——严重失衡。

　　清朝错失主动融入全球化之机及其启示

　　英国人就提出要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在1787年派使团到中国来，结果这次很不幸，这个使团的全权代表是卡斯卡特，1788年在半路上去世，没能开始谈。过几年就是马戛尔尼来，没有谈成。过去的研究也很多，讲如果在1793年谈成了，中国历史后来的很多事情会不一样。当年如果谈成了，就是中英全球共治了，东方是大清帝国，西方就是大英帝国，这时候中英共治，就没有后来其他很多国家的事，至少日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但是当时恰恰就没有谈成，这方面的研究很多，这些年我提出一个看法，读史料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和法国大革命有关。不展开了，我有一篇文章讨论，可能中国乾隆皇帝突然知道了法国大革命，这样就没办法和英国去谈。

　　从我们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形。苏联解体之后，我们几次要启动改革，比如我们当时对世贸组织承诺进行金融改革，不是说我们绝对耍赖不去改革，而我们刚要改革的时候，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对于政治改革，也不是说我们过去这些年当中没有冲动过，我个人从历史学的观点去看的话，也有，但是我们刚刚想启动公民社会的建构、地方自治的发展，一些国家突然就发生了颜色革命。过去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近代以来，改革的外部环境是非常糟糕的，给中国的示范不是很良性的示范。中国文明，对好的东西会去学，但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一定会去屏蔽。

　　我认为，乾隆皇帝当时拒绝和英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大革命确实导致了全球政治高度混乱，整个欧洲陷入了半个世纪的恐慌和动荡。在欧洲恐慌动荡之时，大清帝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19世纪上半叶，差不多半个世纪，欧洲动荡，中国人认为这个动荡就是问题了，中国就去屏蔽，不跟欧洲建立政治上、文化上的关联，但是乾隆不知道，中国这种近视观察，没有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看到动荡本身就是重新组合，就是预示着可能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步履和世界失调。

　　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国看到像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看到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认为伊拉克乱了、叙利亚乱了，但是没有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到，这种乱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体制的发生。等看到人家稳定的时候，中国的媒体不再说了。这样使中国在全球化背景当中，步子一直不太协调，一直不能和世界处在同步。

　　所以，多少年来我就讲，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走出一个特色的道路出来，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和世界同步。这个同步非常重要。这一点也不是我最先发明的。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讲过，不要去想那种创造和超越，只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学。后来，陈独秀他们讲得更极端了，学西方，和西方的发展要同步，不仅要学西方好的一面，而且学到它的坏的东西，也是一个必然。过去我也写过文章，说有选择地去学习可能是不对的，学习想要做到只学好的不学坏的，谁把这个关?你没有经历过，怎么知道这是坏的呢?你认为这是好的，为什么好的到这儿又发生变异呢?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多东西在其被原创出来的地方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移植异地之后可能反而是好的。所以，学习其实不是创造独特性，学习就是同步。但是18世纪的中国人，当时面对西方的动荡，就选择了封闭。其实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中国的第一个一百年完全被耽搁掉，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整整被耽搁了一百年，没有和工业革命同步展开，这点非常令人惋惜和遗憾。日本后来学西方，现代化程度比中国高，很多研究者都讲，这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其实我觉得，明治维新之前很长时间，日本和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差别，日本存在一个弱势中央架构，天皇是弱势的，有点像中国周朝的周天子一样，强大的藩王可以挟天子以令诸候，这样使日本的封建状态反而形成了藩国间的差异性，地方各藩对世界的回应就会不一样。

　　中国在秦朝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架构，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调整，到了17世纪，全球化影响中国之后，中国的思想家也在讨论，完整的中央集权当中能不能有地方的发展空间;中国17世纪的思想家，无论是黄宗羲还是顾炎武，都有这方面的讨论。特别是顾炎武的经典表达，我认为对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央统一集权架构有很多优点的状态下，没有必要废除大中央架构，顾炎武认为应该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藩国的架构应该坐实。其实顾炎武的思想开启了后来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这点也不展开讲了。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晚清之前，中国对西方的应对是整体性应对，就很糟糕，不存在中国各区域各地方间对西方的差别对待。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有南方文化、广东文化、北方文化，但是各地方没有权力、没有力量来回应全球性的东西。台湾可以回应全球性的东西，因为台湾拥有自治权力，香港也能，因为香港也拥有自治权力;但是广东就不行，深圳尽管是特区，也不能，因为在中央集权架构下，没有地方的裁量空间。一国之下，各地方的差别性，可能是更好应对全球化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讨论18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所获得的启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逐步开放的效应和民众对外来事物的接纳

　　说到底还是形势比人强，无论统治者怎么去想，最后总会面对一个不能不打破的格局，到了19世纪40年代，林则徐的操作以及和西方的冲突，这一系列问题导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使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过程急剧加快。

　　从1842年《南京条约》导致的五口通商开始，到1858年的《天津条约》导致北部中国的开放，1860年的《北京条约》把北部开放得更规制化，加上天津的开放，这样使整个中国在这时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在19世纪中期，中国的全球化过程终于在西方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启动起来。我们这些年的历史表达，看这个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是很悲壮的。不仅仅是大陆的中国近代史表达，而且台湾地区的中国近代史表达，全球包括欧美的中国近代史表达，都是一个腔调。这些年我就讲，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原因，是他们很难真切地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奥妙和复杂。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表达，其实是在追随着中国学者的表达。而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中国学者真正能够有超越性表达的相当少。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北伐，随着孙中山思想定型化，民族主义史学、革命史学对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一种悲情的叙事，把《南京条约》以来的中国历史表达成一个衰落的过程。我们今天可以对这种叙事做出调整。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全球化。从《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到《天津条约》的北方开放，到《北京条约》的中国工业化起步，到《马关条约》的中国金融经济的全球化，再到1900年，庚子年——今年是120周年，又是庚子年——发生大变局之后，导致1901年的《辛丑条约》，这些就是我们在近代史上的四大条约。关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中国的意义，如果从革命史的叙事来讲，《南京条约》是五口通商，割掉了香港，《天津条约》是北方的口岸对外部开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来旅游、观光、贸易，好像是对我们的伤害——但我们如今讲的话，今天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商人到外国去，包括我们的商人在美国办厂，我很佩服曹德旺，七十多岁在美国办厂，不是也到人家内地吗?为什么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商业、中国的势力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认为是正当的，认为我们到非洲去贸易是正当的，认为我们在“一带一路”的行动是正当的，而认为在近代中国，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内地就是不正当的?这就是双重标准，讨论别人的历史和讨论我们自己的历史，缺乏统一的标准。

　　其实从全球史背景来看，1842年一直走下来，四大条约是规范了中国，强制性改变了中国，让中国往全球化的轨道上走。五口通商，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解决的最直接问题就是走私贸易问题——明清两朝花费大量金钱去平倭寇，从戚继光一直到《南京条约》签订前，几百年期间花了无数银子也解决不了，但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五口通商实现以后——五口通商没有完全实现，其实是四口通商——走私贸易就不剿而灭，基本消失了。四个口岸开放之后，走私贸易式微了，商人可以正当地赚应该赚的钱;无论是茶叶生产者、丝绸生产者，还是瓷器生产者，就赚自己应该赚的钱;社会分工、商业分工和社会变化，就在这种强制性改变中国规则的时候显现出来，全球化不就是对中国的改变吗?我们今天的主流史观，觉得那是强制性的改变，我们为什么接受?而在19世纪，无论是农民、商人还是士大夫阶层，真正拒绝外来文明的是非常少的，我可以再举出很多例子。

　　虽然我们举出什么排外、望洋兴叹这种很极端的例子，近代史上有很多，但是我们了解底层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吗?那时的老百姓对外来文明是什么立场呢?是一种欢迎，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近代西方的东西传到中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在古典中国时期也是如此——胡椒传到中国来，中国老百姓觉得是对胃口重要的改变。西洋的东西、东洋的东西，这些外部的东西入中国，中国老百姓、中国社会都是欣然接纳的，没有问题的。

　　近代条约体系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化及其对中国体制的重塑

　　从《南京条约》之后，诸条约对中国的什么东西有什么限制呢?对中国政府的操作确实有限制。我们教科书讲“近代不平等条约”，主要强调的是几个东西，一是关税自主权问题，二是治外法权问题。这些问题对老百姓来讲，在多大程度上受影响呢?很小的，主要是约束了政府的权力。中国政府在那之前，政府处在基本上没有规则的状态。尽管我们看到从秦朝开始，到唐律，一直到大清律，中国的法律做得非常严密，但是在西方因素进来之前，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些法律都是在治老百姓，而不是治政府。西方因素进入、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之后，《南京条约》开始的条约体系规范的是中国政府的施政行为。司法的治外法权，我们悲情叙事讲的中国不能享有独立司法主权了，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直接抓了砍头，原因就是中外之间司法标准的差别性，治外法权就是由此导致的。在关税自主权问题上也是这样，而且更复杂。过去我也讲过，《南京条约》之前的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家来讲，贸易收入是很大宗的，但是中国的税收对政府国库增长并不是很重要;《南京条约》之前，中英之间贸易交易成本达到40%几，政府收到的税，内务府所收到的这笔钱是很低的，就是3%、4%的关税能收到国库里，因此在《南京条约》谈判中就采取了一揽子交易——其实还是中国谈判代表提出的能不能一揽子交易，中国这个时候属于进入世界的早期，对西方规则也不太理解，于是提出一揽子交易。关税的5%税率即值百抽五，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后来讲这是违背了关税自主原则，因为收多少税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今天国务院有一个关税税则委员会，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互相制裁、互相加税，我们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来发布的，美国是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是国家的主权，哪个东西征多少税是我说了算，这是今天的情况。但是在19世纪中期，可以看到当时很难这样做。我的意思是，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早期，确实有一个被改造的过程——从《南京条约》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确实是一个被改造的过程——对统治者来讲是很不愉快、很不舒服的东西;但是从社会层面、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恰恰是五口通商导致中国局部区域开始和世界交流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原来存在于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中间商的两头盘剥。在这之前，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中国老百姓、中国商人是很吃亏的，因为是朝廷垄断的一口贸易，民众付出的成本、代价很高。《南京条约》改变了这样的状态，确实对中国社会和老百姓是有好处的。到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北部中国开放出来了，对老百姓生活的改善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天津的发展，就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之后不过十年时间，天津就成为北方大港，成为北部中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贸易中心、国际交通中心，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天津的洋气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占领的“满洲”经济发展，大连、哈尔滨再起来的时候，天津仍然是很优秀的地方。随着进入条约体系，当时中国城市的现代性更多了，南部的广东、中间的上海，后来的汉口，都在19世纪后半期这一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今天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和全球更亲近、更接近、更一致，而不是离全球越来越远。当然，不是完整地融入全球，不完整在哪儿呢?一直到1894年，中国当时还在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不在体制上接近全球。

　　当时的洋务新政主要就是保持政治上不和西方沟通，不学西方的东西。后来大家觉得这是洋务运动的大问题，就我的研究来讲，这其实不是问题。这就牵扯到多年前杨小凯和一个人的争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因为中国在19世纪中期是一个后发国家，开始洋务新政的时候，西方工业化已经走了一百年历程，已经积累了很多创造——体制性的创造、科学技术的创造、工业化的创造、城市发展的创造——这些东西对后发的中国来讲，就是要予以模仿学习。改变体制之后的模仿学习和不改变体制的模仿学习，哪个效果快呢?比较19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我们必须承认，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和日本伊藤博文的谈话当中所认为的中国发展比日本快，这点是对的。这就像十年前，中国和印度比较，谁发展快?中国发展快。这个回答是对的。在体制不调整状态下，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原体制可能有它的功能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再往下发展，面对的是瓶颈性的障碍。19世纪晚期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体制性的惰性在哪儿呢?当清廷认为体制不变能够导致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时候，它为什么要变呢?“为什么要变”成为一个立场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和外部世界的撕裂。很多研究者不太清楚的就是，在19世纪80年代，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其实西方对中国很恼火了。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种恼火和最近几年西方对中国的观察一样。西方认为，中国从早期比较活跃的经济体，开始走向一个封闭、不愿意再和西方建立正常贸易形态的经济体。19世纪8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恼火，就导致一个结果，在1894年日本向中国动手的时候，当时的大清帝国就成了世界孤儿。从中国有外交以来，一直到今天为止，李鸿章是屈指可数的优秀外交人才，他求爷爷、告奶奶，让西方国家能够干预日本，不要打，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英、法、美都表示，打打更好，它们根本没办法干预，而且不愿意干预，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干预。我们今天讲，当时如果通过谈判解决，中国能不能进步呢?结论很简单，中国肯定还不会进步，还是那个老样子。1894年发生甲午战争，导致第二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大家都强调《马关条约》的悲情叙事，台湾的割让、辽东的割让等一系列割让，但是我们看到，1895年的《马关条约》解决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当中和世界不接轨的一个层面，就是外国资本能不能自由进出中国的大问题。在《马关条约》之前的中国，外资是不可能自由进出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而且很多时候中国都替换掉它的产品。

　　在《马关条约》之前，中国的铁路不能修建，中国重要的矿产资源不能开采，中国处在不发展状态，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根本原因在于朝廷垄断了所有的新兴产业，根本不向外国开放，也不向民间开放。中国民间当时在全球化过程中做得好的就是买办，商人做得最好的不过就是像胡雪岩，吃点官饭，做点公家的生意，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有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马关条约》打通了中外金融通道之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一下子解决了资本自由进出问题，把中国全球化往前推动了一大步，而且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唐德刚讲“历史的三峡”，其实“历史的三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大航海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峡区间，你可以看到一系列节点，到了《马关条约》，一下让中国的节点往前突破了一大块。外国资本自由进出中国，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在《马关条约》之后，一夜之间产生。先富阶级不再只是一个企业家、买办、商人，而就是名正言顺的中国新的社会中坚力量，领导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这样才导致李鸿章、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都讲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发生，这是1895年以后的变化。工业化在1895年之后迅速发展，但工业化高速发展之后，也导致了底层社会一拨人被甩出去、边缘化。

　　近代有两次大的反抗运动，都和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过程有关：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是义和团，都是因为急剧性的经济社会变化，导致底层社会被甩出去。被甩出去的底层社会有权利造反，我一直认为这是人的天赋权利，未来的中国如果下降的底层社会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大家应该理解，那就是人的天赋权利。这次疫情过程中，美国有反抗居家令的游行——你封城，剥夺了我的劳动权利，我也不干——这是底层社会的反抗，我们都应该给予“同情之理解”。这些年当中，对太平天国、义和团有很多很负面的研究，我是相当不认同的，我认为缺少了对底层社会的真切观察，这种底层反抗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它的正当性我们不必怀疑。当然了，1900年这次义和团事件，后来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德国公使被杀、日本外交官被杀、传教士被杀，特别是毓贤，在太原的巡抚衙门杀了上百个西方传教士，这些都是罪恶，这种罪恶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当时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焦点，也成为世界之敌。各位去读1900年5、6月份到7、8月份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没有什么正面的，没有什么人讲中国的正当性。但是中国政府调整了政策之后，开始和这些国家谈判，到1901年，李鸿章和西方达成《辛丑各国和约》议定书。达成这个议定书之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又往前走了一大步。过去强调的是赔款，4亿多两银子，老一代历史学家讲，按中国人口一人一两算的，这个说法其实是误导，我们可以看到，档案当中显示的是这种赔款额度和中国人口没关系，主要是和外国的损失有关，不是和中国人口有关。这个条约之后，中国的变化在哪儿呢?中国的变化是被管治性地进入了改革状态。被管治性的改革状态就是强制性地拉住中国进入全球化过程。从过去中国学者的立场去讲的话，觉得很尴尬，不好意思这么说，“厉害了，我的国”，怎么能管治我呢?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18、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中国一直不弱小;洋务运动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辛丑条约》的时代，中国长时期在全球格局下的经济体量、军事能力、实际力量都不小，讲比值的话，也可以讲“厉害了，我的大清帝国”。但是当清朝出现不正义的时候，国际共管、国际改造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去读张之洞、李鸿章的资料，读袁世凯的资料，以及刘坤一的，都会发现，这些有点世界眼光的大臣，在1901年之后，对于一定要强制性的改造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默认，他们隐隐觉得不走这一步大概也很难。这种强制性的改造是什么呢?首先是让中国非军事化，完成了非军事化的过程。从北京到天津大沽口沿途的炮台全部拆掉，北京就属于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了。外国军队开始在中国驻军。我们今天去理解，像伊拉克，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军、美军在那儿继续驻着。当年《辛丑条约》之后，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但外国并没有对中国内政采取太上皇的姿态，不是动不动说你的政令都要经过我的批准。这种强制性改造，包括中国的内部需求和外部要求，使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初，局势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清政府就发布了一个改革诏书，就是新政。这个新政改革对中国来讲是完全的政治再造、国家再造的过程。而且从这开始，形成了多米诺骨牌。中国后来的变化，一直到今天的变化，找原点的话，1901年新政改革是很重要的原点。当然，从这个原点再往前，也能找到更早的原因，历史就是因果关联，但是1901年这次新政改革作为原点，对后来一百多年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之后，国家的政治架构开始了向全球化的转型。新政中有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国家体制再造，还包括官制改革——到1906年以后中国官制的改革都趋同于世界。中国在1901年之后向着和世界一致性方向持续性发展。

　　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想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走向了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悲情，但是又走到了这么一步。到了20世纪上半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仅进入了全球化过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从原来的被动卷入的形态，到二战结束前夕其实进入世界闻名的主流状态了。我们教科书的表达称1949年前为“一穷二白”，说1949年后是在一张白纸上，开始书写着，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就出现悖论了，我们就很难接近历史。比如，我们怎么理解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也是二战的战胜国，而且中国还是二战后的世界四强(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编者注)之一、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联合国发起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主要起草国——我们就很难理解了。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完成得非常迅猛，也就差不多半个世纪时间，中国就走上了这条轨道。

　　1949年后的波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入全球化

　　当然，后来的历史发生了转折，这种转折也是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术界很难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中国1949年会发生这么一次转型，从原来的架构往社会主义转型。后来我也研究这个问题，我讲我们可能要放到当时的场景中去理解，一是全球处在两大阵营的架构当中，二是中国又有一个国共两党的架构，这两个架构交叉在一起，结果中国就走向了这样一个结局。对于这个结局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过去的研究当中有很多解释，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上学的时候，对我们的教育是，这个走向不仅正当，而且是真理;现在有些解读，从另外的角度包括负面的角度讲得很厉害，但是我觉得，要把这个走向放在历史的脉络当中去观察，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个转型当中，中国往这个道路上走。这种道路后来当然是一个不成功的试验，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试验，基本可以这么论定了，我这一代就是从那儿过来的。后来改革开放，我们就重回世界化轨道，就是中国重新走向全球化，我们又保持了中国工业化早期的思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这个“中学”也不是原来孔子以来的“中学”。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亨廷顿和福山的问题，他们理解今天的中国好像就是传统中国，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今天的中国和传统中国基本上关联度非常小。那么，关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体西用”，“中体”并不是中国传统之体，而是原来社会主义阵营的体，“西用”确实是对西方，1980年代的开放，本质上来说就是向美国开放，如果不到美国去，讲什么出国?说留学，到金日成大学留学叫什么留学呢?只有到美国去，到哈佛去，到耶鲁去，到英国剑桥去，到一流大学去，才叫留学。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架构当中，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轨道上走，但是确实又潜伏着很大问题。

　　三、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不仅提速，而且势必体制、民族国家可以保留的独特空间会越来越少

　　从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缺陷。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缺陷在哪儿呢?我那篇文章当中讲，全球化缺陷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保留度，让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保留了很多特殊权力，使民族国家的政府——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也包括美国政府——对不利于它的东西，就不接纳，这样实际上就在全球化过程当中，预留了很多后门。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全球化必须经过一次改造——这个改造并不是针对中国——全球化经过一次改造就是一定要把地球看成一个村。这次病毒传播——病毒是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让全球两百个政治体几乎都被感染了。朝鲜现在说它没有病例，但是朝鲜不透明，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真实情况;朝鲜和韩国是一个族群，韩国都有，朝鲜没有，并不表明朝鲜体制优越、制度优越，而是因为全球化过程中留了很多后门。经过这次疫情的冲击和考验，未来的全球化一定会有质量上的提升，最大限度减少民族国家所享有的特别权力，应当把很多权力让渡给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个太上政府——不是现在的联合国，也不是周朝的周天子，未来的全球治理组织是什么架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可以再讨论，但是面对这种病毒性传染、瘟疫性传染，确实任何一个国家都单独解决不了。怎么把原来的全球化走到全球一体化上，就是整个人类在政治架构、社会管治、文化发展、教育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要比原来有更多的一致性。

　　以上就是这次疫情发生的特殊时期，我从中国史的角度做出的一点思考。我没有展开讨论未来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这也超出我的能力，我毕竟是做关于过去的学问，并不是在做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学问，未来架构的问题留待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去讨论、发展。作为历史学的研究，我大概能够提供这么一点思考。

　　问答

　　提问：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联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

　　马勇：这也是政治学对未来的思考和展望，究竟中国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可能由于这次瘟疫传播，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知识界肯定会有很多反思和思考，政治界也会有反思和思考：我们究竟有哪些东西需要调整、需要改革、需要一体化的考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于这次疫情的考验，中国和世界之间形成了很大的落差。很大的落差当中，有西方对中国体制的不理解，西方舆论讲中国在疫情早期信息不透明，对中国的体制缺少整体理解。我觉得可能还得有一个可探讨的空间。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跟世界会有一个隔膜。我个人感觉，西方“去中国化”的过程不会停止，包括全球贸易供应链的变化可能对中国都会有影响，但是外部影响反馈回来，会导致中国的变化。我从历史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很多变化中，每次大的变化都不是主动的行为，仅仅靠中国内部的动力是很难引发大变的。中国政治几千年来可能也是这样，内部本身很难引发出变革的力量、冲动和需求，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内部的变化和体制性的变化。现在中国想重新进入世界主流、重回世界领导地位，特别是有很多人比较乐观地讲，中国成为引领者，我认为这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实现，难在中国现在没有创新环境，这不只是讲国际标准问题，我们的科学技术研究没有创新环境，没有对人才发自内心的吸引和冲动。全球的人才向美国聚集，全球科技创新集中在美国，不是简单的物质待遇问题、富裕程度问题，一定有其他体制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方面不必展开说很多，各位可以慢慢去体会。我认为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最高的时候就是从二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一直到1946、1947年的时候——这段时期中国的全球领导力应该是最佳的时候，后来都很难说是拥有世界领导力。毛泽东时代是领导了第三世界，邓小平时代是进入全球化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就是不添乱，我们能得到什么东西我们就得到，如果我们得不到，我们就保留弃权的状态——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的时候，和中国无关的，我们都投了弃权票，不投反对票。当时的格局就是这样，这就不是具有世界领导力。

　　提问：怎么理解现在的“小粉红”现象?

　　马勇：我从来没有批评过这些人，包括我到美国大使馆微博下面去看留言，到方方的微博下面看留言，看那些骂的东西，被大家称为“小粉红”们的发言评论。我没写出文章，但是我在朋友之间的口头表达当中讲，我一点都不觉得愤怒和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一代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成长期，从童年一直到1980年代，不是小粉红、浅红，而是深红——我们当时认为全球其他地方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们最好，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后来我们为什么会变化呢?我们这代人后来相当一部分转型，当然也有没转的，还有不仅没转，反而更严重的。为什么我们相当多的一批都转了呢?这就是信息的原因。“小粉红”们在方方微博下面去骂难听的话，我甚至都觉得是不文明的，但是我基本上是处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设身处地，我们当年都有过“脑残”的阶段，这个阶段当然不是青春话语当中的“成长的烦恼”，而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这种不对称的意思也不仅仅是你能不能得到一个小道消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留学的，仍然可能是这样的状况。为什么大批留学生也是这样想问题，而没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性思考?这里就有很多可检讨的空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进步，相信社会的信息公开和透明之后，会使一代人慢慢觉醒。我是一个从中走过来的人，我们当年也是有过很痛苦的过程。林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有一个觉醒，质疑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又有一个觉醒。等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变化。但是我个人真正发生改变，能够认同一个现代价值观和全球意识，其实已经是1980年代中期。19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处在思想启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拥抱现代化。当时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简称“三个面向”。在1980年代出现了真诚拥抱世界、拥抱西方。我们在这么一种环境当中才发生改变。到了1980年代晚期，我们觉得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未来的文明、海洋文明。一代人的变化不是只有这种启蒙、外部施加因素等力量来引发，可以有其他一系列诱因，当然启蒙、舆论都有其重要性。

　　提问：《辛丑条约》对中国有哪些改变?

　　马勇：刚才由于时间有限没有展开讲。其实《辛丑条约》之后，中国的改变是从政治到社会、司法、教育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以《辛丑条约》作为原点开始的。

　　比如，中央行政架构从《辛丑条约》时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成立了外务部，表明中国从原来的天朝上国的姿态走下来了，开始跟别国对等交往。这点其实很重要。中国今天的外交都没有能够达到全球一体化的外交架构，其实是不完整的——我们的外交部是不处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是交给中联部处理的，这就属于清帝国的宗藩架构下的外交体制。这种外交体制是有问题的。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的改革，在外交架构上，是走向外务部体制，实际上就是使外交事务上和其他国家处于对等状态。

　　在经济上，本来《马关条约》之后就规定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享有与外国资本同等的待遇，但是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执行，因为紧接着发生义和团事件。在《辛丑条约》之后才看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真正被释放出来，也就是十几年时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民族资本力量的功能性的发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架构当中的重要一极。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中国以国有体制为主导的洋务新政路径，由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之后的民族资本发展，获得了根本性改变，中国的经济生态更合理化，就是私人资本的发展。

　　在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到《辛丑条约》之后，中国社会获得了完全的释放。明末时，顾炎武已经敏锐意识到要注意发展地方的差别性。到了晚清，从维新运动发生之后的湖南开始，谭嗣同、梁启超这拨人也意识到需要地方差别性，但是真正从制度层面获得功能性安排其实是在《辛丑条约》之后。某种意义上来讲，《辛丑条约》之后，对各地的地方试验从默许变成了鼓励的状态，各地可以有差别性。

　　司法制度更重要了，中国和外国接触之后就有一个司法主权问题，治外法权主要就是因为司法体制的差别性，要文明司法。在近代司法改革之前，古典司法当中，杀人不过头点地，中国有凌迟处死等酷刑，这在经过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人看来，很难接受。关于司法对等、接近，在1901年新政之后，中国就开始有主动意识了，到了1903年，清政府就责成对中国传统司法有深入研究的沈家本、对西洋司法有深刻理解的伍廷芳——伍先生在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在香港做过律师，也是香港议会里最早的中国议员——他们俩开始对中国的司法体制、法律文件进行文本性的修改。这种文本性的修改，后来一直进行到1928年，使中国司法完全走向世界一体化的状态。我们今天去研究1903年到1928年的中国，为什么感觉到社会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为什么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清帝退位之后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是因为在司法体制上制度的连续性。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作为大总统有一个宣示：新的律令没有制定出来的时候，一切都按照大清帝国原来的法律去执行。其实，当时大清帝国的法律体制已经不是原来的传统中国的旧的司法体制，而是经过1903年之后改革的体制。

　　教育变革上，对中国后来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延续到今天。包括今天的高考，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院的制度安排其实都来自于1901年。近代面对西方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变革发生得很迟缓;1898年维新运动，主题之一就是新教育的发生，比日本落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但是紧接着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新教育真正重新起步就到了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慢慢走向成熟。从1910年代开始，到1920年代，不过十几年时间，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蒋梦麟在1920年代当北大校长的时候，在校庆纪念日都会发表演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年的北京大学也不过二十年历史，它的教育已经和世界处在同步状态。多年来我就讲，对中国来说，教育本身不是创新的事情，而就是亦步亦趋的事情，因为中国传统没有公共教育体系，从周朝初年开始，是学在民间，政府不干预基础教育。近代之后，中国的公共教育完全是从原点开始发生，这是完全来自于西方的东西，中国是完全学习西方的，而且是没有任何可犹豫的。1901年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一直到中日战争那么严重的时候，中国的教育都在沿着新教育的轨道持续发展。

　　所以，《辛丑条约》之后给中国带来的改变，从政治到文化，到社会，到司法制度，是一系列的改变，甚至包括军事架构的变化。但晚清军事架构最大的问题是，只让军队走向了技术性的现代化，而没有在观念上走向国家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