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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四点基本经验和教训：
(1)无论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况，必须记住两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异，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不断加深对对方国情的了解，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减少误判;另一方面是为了制订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历史表明，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各国之间交流的扩大与深入有助于一国借鉴他国的经验，但每个国家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必定根植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之中，其改进有赖于本国人民的实践与体验。
(2)在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当中美出现矛盾时，双方都需要保持冷静、克制与远见，一是尽可能避免紧张关系的升级，防止陷于对抗;二是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留有转圜的余地。从40年代后期直至60年代末期，中美除在朝鲜战场进行了一场直接较量外，两国领导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注意留有一定余地，并非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强硬。例如，杜鲁门决定不卷入中国内战、不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毛泽东在第二次炮击金门时十分在意不伤及美国人，此后当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时和美国越战升级时，中美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渠道实现了危机管理，避免了再次直接对抗。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的转变保留了机会。在朝鲜的对抗未能避免，主要因美国出现误判;缓和未能较早出现，则因双方的政策弹性都有所不足。
(3)在某种意义上，中美两国是通过对峙和对抗增进相互了解的，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如此才能消除恐惧。一方政策强硬的时候，往往内心有所恐惧。大国之间要消除恐惧，就必须了解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这是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心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美国则担心中共在亚洲实行共产主义扩张。至70年代，中国看到美国连越战都打不赢，美国也看到中国因“文革”而内部问题堆积如山，双方以往的担忧因而不复存在。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第一次出现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挑战者的恐惧。类似的恐惧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二战时的德意日、冷战时的苏联、一度高速发展的日本。美国应对这几次挑战的经验和办法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影响。中美两国很可能要通过一段博弈才能明了彼此的真实意图和力量的限度，正视继续合作的必要。
(4)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的许多环节、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未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访问北京，中美互设联络处，中美正式建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等等。目前，应对中美关系的困局，构建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创造性，不仅要考虑双边问题，而且要更多地从全球视角观察，从稳定和改进国际秩序的角度思考。
影响中美关系的新因素
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其起点可任追溯至上世纪冷战结束前后。此后，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推迟了中美矛盾的爆发。2000年后，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进入一个敏感时期。融入世界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带来的重大变化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同时中国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
1、最近一波由高科技和信息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致使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些新问题包括资本的迅速流动、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快速转移，人工智能取代传统就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处璄困难、民粹主义兴起、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等等。这些新问题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是中美矛盾凸显的背景。各国面临的问题趋同，意味着以往通过互补方式解决各自问题的办法失灵，各国间的竞争由此加剧。
2、中国已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变量，需要调整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积累大国博弈的经验。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前所未有;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内部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大国和周边国家必然会高度关注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做出评估，预为应对或防范。我国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变动联系如此紧密，这要求我们出言行事都要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做好应对预案。特别在下先手棋时要看好几步，留有后手，谋定而动。
3、中美已出现结构性矛盾，形成全面竞争态势，以往的互信基础已不复存在。自中美建交以来双方互信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在安全方面有共同需求，在经济方面可形成互补。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逐渐呈现全面竞争态势。这种局面如此之快的到来多少出人预料，但这是中美双方迟早要面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中美竞争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是趋于恶性竞争导致双方脱钩或对抗，还是可以形成公平竞争加继续合作的局面。我们的意愿是明确的，就是避免前者，争取后者。
4、如何解决中国模式、中国体量与现存世界体系兼容的问题是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键。近年被热炒的中国何时取代美国其实是个伪命题。未来世界必将是多极多元的，绝非20世纪的翻版，现存的美国一超独大模式将难以再现。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有巨量经济联系和诸多共同利益，但又有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在竞争条件下如何面向未来世界。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美两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国由此发展壮大。今天的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学会从世界的角度看自己，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类矛盾不少，已不容回避。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避免对抗，缓和结构性矛盾，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秩序。这将是一场多方博弈，当前的中美贸易谈判只是开场。
本文系作者在大国策智库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关系调整与评估”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原题《中美关系演变的脉络、历史的经验教训及影响未来的新因素》
中美差异与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
中美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这种不同在有形无形之中影响着双方彼此的认知、相互政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认识中美之间的差异有助于理智地处理两国关系。
1、中美两国的主要差异。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民族构成和人口数量，地缘和周边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国际地位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经历经验等等。最明显之处，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老牌现代化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新兴现代化国家。中美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但美国的多民族主要由移民构成，中国则经过上千年的民族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两国人口规模相差很大。在地缘和周边环境方面，虽然两国领土面积相似，但在世界各大国中，美国的周边环境简单，地缘条件最好;中国则为众多邻国环绕，地缘环境最为复杂，是所谓的“四面八方国家”。两国在各自的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尤其在国际地位的变迁方面，美国从诞生到现在，其国际地位基本是不断上升的，现在可能正面临着历史上的第一次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几起几落，近代以来尤甚。这些差异对两国的观念和心态具有重要影响，双方在交往中都会情不自禁地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经验去判断对方。
2、距离产生美感，接近易生失望。这是中美交往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巨大的差异和多方面的不同使中美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同时又使得双方难以相互理解，由此导致误解、矛盾、摩擦与冲突。美国人有一个不变的“中国梦”，即想要按照美国模式去改造中国;中国人则有一个多变的“美国梦”，有时是美梦，有时是恶梦。不过，事实上两国的相互政策多少都带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因素，只是不同时期偏向不同。
3、中美关系演变的基本线索。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虽然美国在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两国关系还极为疏远。每一方都处于另一方外交政策的边缘地带，特殊之处在于双方都试图为未来保留机会。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经历了4年短暂且摩擦不断的同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很快把日本当作其亚洲的主要盟友，这是当年中美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40年代末，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的朝鲜战争，造成中美两国的长期对峙与隔绝。直至70年代初，两国关系解冻，开启正常化进程，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此后40年，中美关系总体不断发展，期间虽有矛盾和磨擦，但这是历史上中美关系最稳定的时期，也是双方从这一关系中获益最大的时期。
当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双方都更好地面向未来。
中美关系演变提供的历史经验
中美关系历经疏远、同盟、对抗、对峙、缓和、合作、摩擦等不同状况。在丰富的历史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这里仅就我在研究工作中体会较深的两个方面谈几点看法。
1、从历史角度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1)中美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理解中美关系的演变需将其置于多边框架之中。历史上中美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第三方因素或多边因素的影响。例如，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的侵略和扩张是促使中美接近最重要的因素。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苏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造成中美对峙和对抗的重要因素，而中苏同盟的破裂、美国准备从越南撤出又为中美和解创造了条件。中美建交后，在彼此的相互政策中，出于双边关系的考虑渐成主导，其他因素退居次要，但并非不存在。其中，某个国家作为单一第三方因素的影响或有所下降;但多边因素的影响和综合考量在中美关系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这一趋势随中国崛起而更加明显。对于两个世界性大国来说，这是必然的。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在分析和应对美方的政策变动时，要有更开阔的世界眼光，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及作用。对此，我们的认识还有所不足。
(2)主导中美关系演进的深层因素是中国内部的变革，而两国关系的亲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世界前景的判断。双边关系是由两国共同塑造的，是一个互动过程。中美关系的演进，一般地说，美国居于更主动的地位，这是由于两国综合国力不同，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然而，在更深层次上，主导中美关系演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内部的变革，二是双方对世界前景的判断。考察中美关系史就会发现，20世纪中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对中美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全民族抗战、中国革命的胜利、中苏分裂、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等等。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双方对世界前景判断的同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国的亲疏，而这种判断的改变常成为双方调整彼此相互政策的先导。在研讨中美关系时，人们十分在意利益的共同或相背;然而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对世界前景的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的取舍。因此，如何在对世界发展的前景上求得共识，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格外重要。
2、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四点基本经验和教训：
(1)无论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况，必须记住两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异，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不断加深对对方国情的了解，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和减少误判;另一方面是为了制订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历史表明，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各国之间交流的扩大与深入有助于一国借鉴他国的经验，但每个国家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必定根植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之中，其改进有赖于本国人民的实践与体验。
(2)在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当中美出现矛盾时，双方都需要保持冷静、克制与远见，一是尽可能避免紧张关系的升级，防止陷于对抗;二是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留有转圜的余地。从40年代后期直至60年代末期，中美除在朝鲜战场进行了一场直接较量外，两国领导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注意留有一定余地，并非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强硬。例如，杜鲁门决定不卷入中国内战、不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毛泽东在第二次炮击金门时十分在意不伤及美国人，此后当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时和美国越战升级时，中美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渠道实现了危机管理，避免了再次直接对抗。这就为后来中美关系的转变保留了机会。在朝鲜的对抗未能避免，主要因美国出现误判;缓和未能较早出现，则因双方的政策弹性都有所不足。
(3)在某种意义上，中美两国是通过对峙和对抗增进相互了解的，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如此才能消除恐惧。一方政策强硬的时候，往往内心有所恐惧。大国之间要消除恐惧，就必须了解彼此的力量及其限度，这是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心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美国则担心中共在亚洲实行共产主义扩张。至70年代，中国看到美国连越战都打不赢，美国也看到中国因“文革”而内部问题堆积如山，双方以往的担忧因而不复存在。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启动的一个重要条件。现在，第一次出现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挑战者的恐惧。类似的恐惧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二战时的德意日、冷战时的苏联、一度高速发展的日本。美国应对这几次挑战的经验和办法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影响。中美两国很可能要通过一段博弈才能明了彼此的真实意图和力量的限度，正视继续合作的必要。
(4)塑造适合时代需要的中美关系，需要智慧和创造性，需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的许多环节、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未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访问北京，中美互设联络处，中美正式建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等等。目前，应对中美关系的困局，构建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需要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创造性，不仅要考虑双边问题，而且要更多地从全球视角观察，从稳定和改进国际秩序的角度思考。
影响中美关系的新因素
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其起点可任追溯至上世纪冷战结束前后。此后，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推迟了中美矛盾的爆发。2000年后，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进入一个敏感时期。融入世界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带来的重大变化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同时中国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
1、最近一波由高科技和信息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致使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些新问题包括资本的迅速流动、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快速转移，人工智能取代传统就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处璄困难、民粹主义兴起、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等等。这些新问题对世界各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是中美矛盾凸显的背景。各国面临的问题趋同，意味着以往通过互补方式解决各自问题的办法失灵，各国间的竞争由此加剧。
2、中国已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变量，需要调整处理对外关系的思维方式，积累大国博弈的经验。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前所未有;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内部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大国和周边国家必然会高度关注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对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做出评估，预为应对或防范。我国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变动联系如此紧密，这要求我们出言行事都要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做好应对预案。特别在下先手棋时要看好几步，留有后手，谋定而动。
3、中美已出现结构性矛盾，形成全面竞争态势，以往的互信基础已不复存在。自中美建交以来双方互信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在安全方面有共同需求，在经济方面可形成互补。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美逐渐呈现全面竞争态势。这种局面如此之快的到来多少出人预料，但这是中美双方迟早要面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中美竞争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是趋于恶性竞争导致双方脱钩或对抗，还是可以形成公平竞争加继续合作的局面。我们的意愿是明确的，就是避免前者，争取后者。
4、如何解决中国模式、中国体量与现存世界体系兼容的问题是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键。近年被热炒的中国何时取代美国其实是个伪命题。未来世界必将是多极多元的，绝非20世纪的翻版，现存的美国一超独大模式将难以再现。真正的问题是中美两个大国，有巨量经济联系和诸多共同利益，但又有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在竞争条件下如何面向未来世界。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中美两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融入现存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国由此发展壮大。今天的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学会从世界的角度看自己，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这类矛盾不少，已不容回避。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避免对抗，缓和结构性矛盾，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秩序。这将是一场多方博弈，当前的中美贸易谈判只是开场。
本文系作者在大国策智库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关系调整与评估”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原题《中美关系演变的脉络、历史的经验教训及影响未来的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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