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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艾伦认为，如果你问100名学者“中美关系中最困难的议题是什么”，你会得到100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个人认为是不同的价值观。首先，目前中国的政策比邓小平时代所讲的韬光养晦更为坚决果断，因此在美国甚至全球引起众多反应，而目前中国的领导人经常提到意识形态问题，‘一带一路’的精神基本上是一反过去韬光养晦的路线，也代表了价值观的输出。政府和党做的决议偏爱国有企业，对于wto的其他会员国不利。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占30%-40%的经济总量，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里，wto其他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打压。”
艾伦指出，中美贸易协定应该追求更互惠的原则，比方说使美国服务业在华经营更为畅通。另外目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外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只占2%-3%，甚至比中国进入wto时更低。对于外国企业的歧视，同样也形成对中国民企的负面影响。艾伦认为这个政策方向其实对于中国持续的成长非常不利。
鲍克斯认为中美关系中第一大挑战是，美国意识到它已经不能稳居世界第一的领导地位。其次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包括中国的一党专政。第三是高科技造成新的挑战，包括网络安全问题。
鲍克斯指出，中国人对比尔•盖茨等美国企业家十分崇拜，但美国人几乎对中国所有企业家都毫无所知，唯一的例外是马云。鲍克斯提议习近平应该重新恢复马云的影响力，让他成为中国的当代形象代表。
鲍克斯在与我私下的访谈中表示，他认为中美在短期内会对峙，但是长期看来，中美更需要彼此，因为中美“臀部连体相连”，在地缘政治、朝鲜问题、医疗卫生、气候变化等方面，双方必须意识到本质上的类似：中国和美国的人民同样都希望有美好的生活，能够照顾他们的房子，有好的医疗健保，双方的领导人都想要继续把握政权，但是为了维护他们政权，也可能会牺牲其他国的利益。
高科技造成了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但是没有人想要战争，“如果美国人开始相信中国强硬地执行霸权，便会对此形成剧烈的反弹。”
鲍克斯指出，福克斯新闻是除鹰派之外特朗普的强硬中国政策的推手之一。莱特希泽认为，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是他的使命。所以问题是：莱特希泽会成功地改变特朗普不可捉摸的行径吗?鲍克斯认为，就中美贸易达成协议，莱特希泽会在处理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和控制特朗普的行为上，得到边缘性的成功，但不会是全面重大的成功，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限制因素：中国只可能被推这么远，况且特朗普要达成交易。
我问鲍克斯：如果美国期望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却没有办法推动相应的政治改革，这会奏效吗?鲍克斯的看法是：中国一向以苏联解体为借镜，中国认为自己比苏联优秀，在中国看来，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选择经济改革是正确的，但他不应该同时追求政治改革，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我问鲍克斯和艾伦：中国是否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经济第一大国?鲍克斯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钢铁产能国，生产的钢铁超过世界的一半。唯一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因素是人口老龄化。
艾伦认为“没有任何事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会长，他的责任是以非常尊重的方式，还有实际的体验分析，藉由互动而平衡国家安全的考量，成为中美商业合作中一个坦诚的中间推手。
华为和孟晚舟将会成为中美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艾伦认为华为的问题是一个反映新时代中美冲突的完美象征：在中国人看来，华为的商业行为并不触犯中国法律;在美国人看来，华为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应该受到调查。这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形成了完美的风暴，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华为事件应该按照美国法律的程序来决定。
据艾伦了解，在中美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不断提到华为的情况，但莱特希泽认为这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而不应与贸易谈判混为一谈。虽然特朗普曾表示可能会亲自介入孟晚舟事件，但艾伦个人不能评论美中贸易协定是否会有关于华为与孟晚舟的具体条款。艾伦认为华为应该变得更为透明。
鲍克斯认为，孟晚舟不会被引渡到美国，中美之间会做一个交易，华为的问题会以罚款的形式解决，而孟晚舟如果被引渡到美国，这将对中美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外交创伤，但这个可能不会以具体明文规定的形式，而是双方“眨眨眼睛”形成默契，在贸易协议后一两个月后让孟获得释放。
如何面对中美长期的冲突?
鲍克斯表示，“如果我还在国会的话，作为财务委员会的主席，我会举行一年不断的马拉松中国听证会，梳理中美贸易、科技、网络等层面的问题，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坦诚有建设性的共识。但是目前这不可能发生，因为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领导层对于中国非常不满，阻止更开放性地解决问题。”
在峰会期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百人会共同发布了对于美中企业高管进行的ceo快速调查，调查结果反映，两国企业准备继续执行大多数计划，维持现有或增加投资;但同时也有少数企业正计划削减投资，认为营商环境不太可能得到改善。
百人会主席王恒指出，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企业更相信达成协议后业务将恢复正常，但与美国同行相比，优先考虑美国的企业更少。这项研调的主要发现包括：超过四分之三的高管认为，正在进行的谈判最终将导致在贸易问题上达成部分协议;大多数高管认为，频繁举行总统峰会对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中美在达成协议后，高管们对“照常经营”前景的看法几乎意见均等，但更多的中国高管比美国高管预期会回到贸易战前的商业环境。
与中国高管对美国市场的看法相比，更多的美国高管将在未来五年内优先考虑中国市场。尽管68%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将优先考虑对方的市场，但不把美国当成优先市场的都是中国高管。只有超过一半的高管认为贸易战没有影响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开展业务的能力，但更多的中国高管认为受到影响。
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品牌受到美中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但受影响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国企业。大多数公司表示，他们将在明年继续或加快在对方市场上的投资，但大多数表示将削减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是中国公司。
针对这个报告的发现，我问艾伦尽管美国企业仍然对于中国市场保持高度的兴趣，是否长期会逐渐把重心离开中国大陆，造成某些产业的“脱钩”?
艾伦表示，美国的企业早已领悟到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危险。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面临本质上的改变：劳动人口开始减缩，劳动的成本增加，民众的储蓄率逐渐减少，需要社会福利抚养的人口正在增加，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对于需要大量劳工的制造业来说，中国已经不是最理想的投资环境。
“中美贸易战提醒我们：由于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供应链重组，但是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贡献了三分之一，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加起来的贡献，因此美国企业不会离开中国市场，但是也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单一的市场上。”
原题《三位前美国大使谈中美贸易战和孟晚舟事件》
4月6日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纽约广场酒店举行30年庆年度峰会，以三位大使级人物对中美关系的反思和展望作为开场。
在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学者陈仁宜与前美国驻华大使(1991-1995)芮效俭、前美国驻华大使(2014-2017)马克斯•鲍克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前美国驻华商务参赞1992-1995、前美国驻文莱大使)对谈后，我与鲍克斯和艾伦分别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
美中关系紧张前所未见?
芮效俭认为，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前所未见。过去40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在实用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摆荡：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9年为止，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实用主义;从1989年到克林顿的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倾向于意识形态主导;到了小布什之后又转为实用主义，意识到中国日益强大所带来的商机，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认为能够改变中国。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再度陷入意识形态的对峙，美国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惊慌恐惧，芮效俭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做法不是处理美中关系的正确基础。他说：“如果美国阻挠中国改善人民生活水准的权利，以及有效自卫的能力，这是‘违反道德’，甚至违反美国的传统。在我看来，目前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来处理约制。”
芮效俭曾经花了九年时间研究苏俄，他认为美俄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互相毁灭”来形容。目前美中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朗普是以总统身份直接主导对华关系的第一人，在此之前，美国对华关系一直受到内阁的影响和牵制;而且，特朗普是前所未见没有实际执政经验的美国总统，尽管特朗普自认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芮效俭认为：“我们必须记得，20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面对现在的中国，美国当下没有好的策略，只把中国当成可能的威胁，而不是机遇。”
在中国看来，特朗普不可预测，鲍克斯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太多突发性，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令人感到羞愧，对南海主权问题的考虑也欠周全。美国对华的政策指向是按章照抄，并没有真正全面策略性的思考。
艾伦认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国防策略与前任政府大相径庭。在此之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竞争，但又同时合作，“但特朗普直接把中国与俄罗斯视为策略上的竞争者，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美国的国防策略应该是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美国和中国应该在反恐、环保、毒品管制等方面合作。在6月29日大阪g20峰会之际或之前，中美如果能够达成贸易协定，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美中关系的一次‘重启’，多合作少竞争，但我预测高科技方面将持续为紧张的领域。”
鲍克斯认为美中关系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但我并不感到乐观。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说，我为了促成美国加盟，当时在驻华大使任内特别赶回美国，但特朗普上任后决定退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一向主张超越两党政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机制。”
中美贸易协定近期有戏?
芮效俭认为近日美国官员对中美贸易谈判不断在“签约指日可待”和“关键仍待突破”两种说辞之间反复。他认为这事急不得，因为魔鬼总是在细节之中，中美贸易谈判不应只取得大概念方面的了解，而应该在细节上达到具体共识，才能宣布达成协议。
鲍克斯认为，中美之间会达成一个贸易协定，这是简单的部分，但真正困难的是关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等比较难以定义的纠纷。“双方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没有比对方更为‘例外’的资格。” 鲍克斯认为有关安全策略上的问题应该分别处理。
艾伦指出，过去几个月来美中贸易委员会观察到“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方面的批准，我们认为中美谈判在强制性知识产权转移方面有了进展，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双方关税将在何时以及什么情况下取消?执行贸易协定的机制将会如何?在网络攻击方面是否能够改进习近平与奥巴马在2015年达成的协议?”
艾伦认为高科技将是未来中美关系中非常不确定的领域，华为和孟晚舟事件就是典型的征象。最后的未知问题是，“习特会”会是在海湖庄园举行吗?目前看来，已经确定的下次习特碰面是在6月29日日本大阪举行的g20会议期间。艾伦认为中美应该会在那时或之前达成贸易协议。
我问艾伦，数字经济方面，美中谈判现在胶着的重点有哪些?除了商业利益之外，数据内容的跨境传播涉及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和交流，因此中国政府很难让步，但美国谈判代表会让中国轻松过关吗?
除了前面提到的网络攻击问题外，艾伦认为目前有几个方向值得注意。一是数据中心。中国对wto规则的诠释是外国企业只能在特定的区域独立运营，这个诠释美国显然不同意，但因为这牵涉到国家安全问题，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如果在这方面做出任何让步，可能会被中国主导国家安全的部门否决。
第二在电影和戏剧艺术方面。最近有中国让美国电影超出年度限额的情况，但其他要素仍然是谈判的焦点，比方说分红的比例，还有中国借由控制美国电影上映的排期而间接地赞助了国内的电影行业，这些都是中美关于电影产业的备忘录在2017年到期后正在进行的谈判。
第三，在直播方面，中国企业和个人能够自由地在美国本土做直播，但中国对于来自境外的直播和传输的内容，在法条及执行方面非常不可预测。艾伦认为必须要解决普通不带意识形态的电子商务网站的跨境问题。他以自己为例，有一次因为没有办法到中国亲自洽谈商务，而采用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但中国对于跨境直播进行间断性的屏蔽，效率非常不可预测。艾伦认为没有理由在中国屏蔽普通的信息，中国人有权利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信息。
最后一个在贸易谈判中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是个人资料隐私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也会对数据跨境形成障碍，这方面高科技发展的速度远超过了目前监管的机制。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芮效俭认为台湾是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中美之间对于台湾问题有一个基础框架，问题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本届美国政府理解这一框架的重要性，芮效俭质疑美国国会是否真正了解《台湾旅行法》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台湾安全的威胁。这对于中美关系框架起到了不稳定的作用，因为蔡英文不愿意承认“一个中国”。
芮效俭指出，1995年在美国国会同意后李登辉得以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即使是非官方的访问，也造成了中美关系根本性的改变，促成了1995-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导弹测试，台湾民意调查显示感受到大陆的严重威胁。
芮效俭还认为，美国现在中国南海的策略，对于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反而给人口实。双方可以避免军事冲突，通过外交来解决。“在我看来，没有美国领导人或中国领导人会愚蠢到为了不能被占领的岩石和海岸线而开战，除非你在上面建造人工岛屿。根据《海洋法》的规定，建造在岩石和海岸上的人工岛屿不算岛屿。《国际法》规定建在岩石和海岸上的人工岛仍然是岩石和海岸……美国的官方策略和口径并不统一。”
鲍克斯却指出，他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不是定义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
中美关系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艾伦认为，如果你问100名学者“中美关系中最困难的议题是什么”，你会得到100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个人认为是不同的价值观。首先，目前中国的政策比邓小平时代所讲的韬光养晦更为坚决果断，因此在美国甚至全球引起众多反应，而目前中国的领导人经常提到意识形态问题，‘一带一路’的精神基本上是一反过去韬光养晦的路线，也代表了价值观的输出。政府和党做的决议偏爱国有企业，对于wto的其他会员国不利。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占30%-40%的经济总量，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里，wto其他国家的权益受到了打压。”
艾伦指出，中美贸易协定应该追求更互惠的原则，比方说使美国服务业在华经营更为畅通。另外目前银行业和保险业外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只占2%-3%，甚至比中国进入wto时更低。对于外国企业的歧视，同样也形成对中国民企的负面影响。艾伦认为这个政策方向其实对于中国持续的成长非常不利。
鲍克斯认为中美关系中第一大挑战是，美国意识到它已经不能稳居世界第一的领导地位。其次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包括中国的一党专政。第三是高科技造成新的挑战，包括网络安全问题。
鲍克斯指出，中国人对比尔•盖茨等美国企业家十分崇拜，但美国人几乎对中国所有企业家都毫无所知，唯一的例外是马云。鲍克斯提议习近平应该重新恢复马云的影响力，让他成为中国的当代形象代表。
鲍克斯在与我私下的访谈中表示，他认为中美在短期内会对峙，但是长期看来，中美更需要彼此，因为中美“臀部连体相连”，在地缘政治、朝鲜问题、医疗卫生、气候变化等方面，双方必须意识到本质上的类似：中国和美国的人民同样都希望有美好的生活，能够照顾他们的房子，有好的医疗健保，双方的领导人都想要继续把握政权，但是为了维护他们政权，也可能会牺牲其他国的利益。
高科技造成了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但是没有人想要战争，“如果美国人开始相信中国强硬地执行霸权，便会对此形成剧烈的反弹。”
鲍克斯指出，福克斯新闻是除鹰派之外特朗普的强硬中国政策的推手之一。莱特希泽认为，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是他的使命。所以问题是：莱特希泽会成功地改变特朗普不可捉摸的行径吗?鲍克斯认为，就中美贸易达成协议，莱特希泽会在处理他和特朗普的关系和控制特朗普的行为上，得到边缘性的成功，但不会是全面重大的成功，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限制因素：中国只可能被推这么远，况且特朗普要达成交易。
我问鲍克斯：如果美国期望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却没有办法推动相应的政治改革，这会奏效吗?鲍克斯的看法是：中国一向以苏联解体为借镜，中国认为自己比苏联优秀，在中国看来，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选择经济改革是正确的，但他不应该同时追求政治改革，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
我问鲍克斯和艾伦：中国是否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经济第一大国?鲍克斯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钢铁产能国，生产的钢铁超过世界的一半。唯一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因素是人口老龄化。
艾伦认为“没有任何事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美中贸易国家委员会会长，他的责任是以非常尊重的方式，还有实际的体验分析，藉由互动而平衡国家安全的考量，成为中美商业合作中一个坦诚的中间推手。
华为和孟晚舟将会成为中美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艾伦认为华为的问题是一个反映新时代中美冲突的完美象征：在中国人看来，华为的商业行为并不触犯中国法律;在美国人看来，华为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应该受到调查。这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形成了完美的风暴，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华为事件应该按照美国法律的程序来决定。
据艾伦了解，在中美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不断提到华为的情况，但莱特希泽认为这是一个法律程序问题，而不应与贸易谈判混为一谈。虽然特朗普曾表示可能会亲自介入孟晚舟事件，但艾伦个人不能评论美中贸易协定是否会有关于华为与孟晚舟的具体条款。艾伦认为华为应该变得更为透明。
鲍克斯认为，孟晚舟不会被引渡到美国，中美之间会做一个交易，华为的问题会以罚款的形式解决，而孟晚舟如果被引渡到美国，这将对中美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外交创伤，但这个可能不会以具体明文规定的形式，而是双方“眨眨眼睛”形成默契，在贸易协议后一两个月后让孟获得释放。
如何面对中美长期的冲突?
鲍克斯表示，“如果我还在国会的话，作为财务委员会的主席，我会举行一年不断的马拉松中国听证会，梳理中美贸易、科技、网络等层面的问题，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坦诚有建设性的共识。但是目前这不可能发生，因为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领导层对于中国非常不满，阻止更开放性地解决问题。”
在峰会期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百人会共同发布了对于美中企业高管进行的ceo快速调查，调查结果反映，两国企业准备继续执行大多数计划，维持现有或增加投资;但同时也有少数企业正计划削减投资，认为营商环境不太可能得到改善。
百人会主席王恒指出，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企业更相信达成协议后业务将恢复正常，但与美国同行相比，优先考虑美国的企业更少。这项研调的主要发现包括：超过四分之三的高管认为，正在进行的谈判最终将导致在贸易问题上达成部分协议;大多数高管认为，频繁举行总统峰会对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中美在达成协议后，高管们对“照常经营”前景的看法几乎意见均等，但更多的中国高管比美国高管预期会回到贸易战前的商业环境。
与中国高管对美国市场的看法相比，更多的美国高管将在未来五年内优先考虑中国市场。尽管68%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将优先考虑对方的市场，但不把美国当成优先市场的都是中国高管。只有超过一半的高管认为贸易战没有影响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开展业务的能力，但更多的中国高管认为受到影响。
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品牌受到美中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但受影响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是中国企业。大多数公司表示，他们将在明年继续或加快在对方市场上的投资，但大多数表示将削减在对方国家投资的是中国公司。
针对这个报告的发现，我问艾伦尽管美国企业仍然对于中国市场保持高度的兴趣，是否长期会逐渐把重心离开中国大陆，造成某些产业的“脱钩”?
艾伦表示，美国的企业早已领悟到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危险。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面临本质上的改变：劳动人口开始减缩，劳动的成本增加，民众的储蓄率逐渐减少，需要社会福利抚养的人口正在增加，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对于需要大量劳工的制造业来说，中国已经不是最理想的投资环境。
“中美贸易战提醒我们：由于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供应链重组，但是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贡献了三分之一，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加起来的贡献，因此美国企业不会离开中国市场，但是也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单一的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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