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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研究者，对于共产主义如何改变中国的解释已做了很多种。对s来说，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并随这股世界潮流，克服中国旧有的问题，是李大钊这一代先驱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然后这个组织获得了一连串的高度幸运的偶然，来自第三国际的支持、西安事变、中日战争……
他拒绝评论现在，强调自己只关注历史。他也承认这个党的多变性，这让它保持了罕见的生命力。
3月20日 京都 小雨
今天醒来，想起昨天最遗憾之事，就是没请狭间先生吃火锅。倘若两杯清酒落腹，他该更为兴奋吧。
昨日下午，与s先生聊完天，我在四楼一个图书室里逡巡好一阵儿。后来和狭间先生在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狭间先生是s先生的导师，也是那间让我流连的小图书室的创始人。这个图书室恐怕收录着最全的日文与中文关于梁启超的资料。既有梁启超编辑的杂志、著作，也有关于他的研究，更重要的，这里还有曾影响过梁启超的明治时代的各种日文著作、杂志，是它们让流亡的梁启超感到“脑质为之一变”。日本人大量译介、引用西方的著作，重构了日本的知识系统，这个系统又成了梁启超重构中国知识系统的资源库。
我在其中找到各种版本的《和文汉读法》，尽管是影印的。“凡学日本文之法，其最浅而最要之第一着，当知其文法与中国相颠倒。实字必在上，虚字必在下”，梁启超在这本自编的日文字典中写道。这本充满瑕疵的字典，在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与日语学习者中风靡一时。它帮助你望文生义，更快速(当然也是肤浅)地理解日文著作。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觉得中国的危机过于巨大，必须找到各种方面的速成法。这速度不仅是译介，有些时候是直接照搬。
在狭间先生主编的一本关于梁启超与东亚文明的著作中，一位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展现出，梁启超那些海量的、门类繁多的著作，很多是对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借鉴。
例如，1901年9月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分为三个时代。1.上世史，自黄帝至秦统一，是“中国的中国”;2.秦统一至乾隆末年，是“亚洲的中国”;3.乾隆末年至今，是“世界的中国”。这划分方法依据的是桑原隲藏1898年的《中等东洋史》。在1901年12月《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中，将历史分为：1.黄帝以前，为野蛮自由时代;2.自黄帝至秦始皇，贵族帝制时代;3.秦始皇至清乾隆，君权极盛;4.乾隆至现在，为文明自由时代。这是根据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1900年6月的《支那文明史》。《少年中国说》，受到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1886年)、《新日本之青年》(1887年)的影响。德富认定，明治维新完成了政治与社会革命，却没完成精神上的革命……
但对于狭间先生来说，这些例证并不会影响梁启超的伟大。梁启超的重新发挥与阐述，常比原著更有广度与深度。而且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是庞杂的必然伴随品。谁会仅仅说福泽谕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复制者?
他很可能是日本第一个系统的梁启超研究者。对于出生于1937年的他来说，这也是个多少有些意外的选择。支配当时日本校园的是左派思想，他曾是个热心的“革命派”，曾在1966年搭货船去观察那个“革命的中国”。你从他的语气与手势就可以看出，青年时代，他必定是个多么热烈的家伙。相比而言，他似乎比他的学生s先生更有某种冲动。他坚持讲中文，虽吃力却让他的表达更有力。他似乎也很是兴奋，能在这个雨中的京都，和几个中国青年谈谈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梁启超。
他不待提问，就拿出几张复印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封面。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设计与印刷的提升。也就是说，梁启超不仅是个思想者、写作者，同样是个新媒体专家，知道用怎样的表达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我猜想，倘若一个少年生活在1905年的上海，在书店里看到这样精美的印刷与刺激眼球的标题，一定会心惊不已吧。这个少年或许就叫胡适之。倘若还有更多无名者，生活在长沙、芜湖或福州……这些日后或著名或无名的读者最终汇聚成改变中国的澎湃力量……
3月15日 东京 晴
湖南菜馆位于大楼的四层，依次而下是麻雀馆与有着美艳照片的娱乐中心。
这菜馆不过是条狭长的走廊，但生意兴隆。墙上贴着中日媒体对l的新闻报道、他与成龙的合影、电影招贴，还有参选的海报——这个瘦长脸、戴着鲜黄的领带、似乎永远挂着笑的前湖南舞蹈演员，此时正在准备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竞选新宿的区议员。他的照片夹在民主党的前众议员海江田万里与一位女市议员之间，他们是他的背书者。
在不久前的大理，我见过l。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真实、爽朗、口无遮拦，毫不讳言自己结了多少次婚、爱上过多少女人。多年来，在中国的媒体业与都市读者中，他以一个“东京歌舞伎厅的案内人(案内人即引路人，此处指外国游客的酒馆向导——编者注)”身份闻名，他还将自己的经验付诸笔端，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尽管让人有猎奇之感。
“性与政治的本质是一样的”，他指着墙上的《读卖新闻》的一则报道说，“它们都是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我也很乐意为他的观点增加一个角度，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性与政治都充满了禁忌的愉悦。当他在1988年来到东京时，歌舞伎厅的灯红酒绿与民主政治紧密相关。
他知道这个行动——一个从中国到来的新移民，一个常年的“案内人”，可能变成一个区议员的巨大象征意义。为了获取资格，他刚刚加入日本国籍。这既说明了日本民主制的胜利，似乎也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某种提醒——一个开放的又严肃区隔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他知道，他的“案内人”身份不会带来劣势，但倘若在竞选期间有不当的贿赂行为，比如为选民派发礼物、请吃了一餐饭，他就丧失了所有可能性。
我问他竞选的主张。他说要增加公共厕所，为从业者提供午夜医疗服务。他在这里营生多年，知道从业者们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也说借由2020年东京奥运会，他要将世界带到新宿来。
在一个玻璃窗的包间，我看到海江田万立里馈赠他的书法——“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落款“甲午孟夏海江田万里”。好一笔漂亮的汉字。我没想到此刻的日本政客仍能有类似的书法修养。
我对民主党、对竞选规则一无所知，但l相信，自己已胜算在握，只要有1400票即可。他几乎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相信每个人都该得到对应的权利与尊重。
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墓地
在l所开设的湖南菜馆，我吃到了味道颇佳的水煮鱼与酸豆角，那个著名的毛泽东角煮(毛氏红烧肉)，却没尝到。这狭窄的走廊里，似乎都是彼此冲突的元素，性与政治、窗外的灯红酒绿与报纸上的毛泽东这三个字，日本人写就的优雅的汉字书法，与不断涌来的、看起来与古老中国毫无关系的中国顾客……
l是这混杂的、冲突的场域里当然的中心。他一边与我喝啤酒，一边随时起身，与慕名而来的客人拍照、招呼要离去的朋友……没人怀疑他在那一刻的笑容的真诚性……
离开湖南菜馆，我们在歌舞伎厅中闲逛。它丝毫不能引发我的兴趣，对此刻的中国来说，政治的禁忌犹在，性早已肆意得多。不过，我脑中却浮现起l曾描述的那位美艳的罗马尼亚姑娘，他们都是这里的陌生人，短暂地相聚又消失……这其中蕴含的无常之感，真有一种难以忘却的诗意。
3月16日 东京 晴
她让我们想象风、湿度、泥泞的小路，不要用知识，而是用心灵。“重要的不是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件，而是要知道这一事件的人，为何在这一时刻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个人的行动产生自与周围人、周围环境的关系”，谭女士交替使用着不流畅的中文与流畅的日文。
她带我们去看各种旧址，看蒋介石受训的学校、宋教仁在早稻田大学外的宿舍、《民报》的编辑部与印刷所、江户川旁的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工厂、孙中山与梁启超初次相逢的犬养毅的家……
在这气候温润的春日之午后，我真的能想象出半个多世纪前的景象吗?经过1945年的大轰炸以及之后的都市运动，此刻这里与20世纪初那个由低矮的两层楼房、节奏迟缓的明治晚期的东京早已大不相同。
如今，人们想起东京，它似乎仍是罗兰·巴特笔下的符号帝国，再加上《迷失东京》中的迷惘的、无法深入的浪漫。它是一个后现代的、去政治化的伟大城市。我们经常忘记了，一个世纪之前，这儿曾是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与南亚变革思想的策源地。因为明治维新的成功，从北京、台北到河内、新德里，这些各自国家的异端都汇聚于此。他们看似孤立无援的努力，日后深刻地影响了各自国家的进程。而日本的角色，则比我们习惯想象的复杂得多。当中国人将黑龙会理解成一个纯粹的侵略组织时，它也曾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国的革命者——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正是从此而来。
谭女士自身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她的大伯父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的父亲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因1927年的清党运动，逃往日本，先是在高等预科学校里学习日语，然后考入了早稻田大学。她也正是在种种的革命故事中成长，并最终选择了文学性的历史写作为业。
她总记得父亲的话“中共是一个俊才男女组成的精英集团”，但这个早期的偶像剧如何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她曾写过王光美的传记，并为此数次前往北京采访，她说“她真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似乎始终没用太难听的词说过江青”。
很可惜，她的日文著作，我无法阅读。但她的谈话与表情却充分流露出她的浪漫性情。她钟爱李汉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很可能也是在智力与修养上最优秀的之一。她讲起他，穿着黑色的学生装、穿黑木屐在石板路上走过的景象时，仿佛说的不是一个逝去多年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正向她走来的英俊男子。
与她的父亲一样，这个英俊男子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但对她来说，这些失败者可能更为动人——“他们一面在自己信仰的道路上努力，一面被历史潮流吞没。”
对她来说，尤为可惜的，是能在中日两国间进行真正沟通者，最终都成了这种失败者。这些沟通者真诚、有担当，他们既强烈批判日本的帝国与扩张趋势，又期待中日之间的真诚交流。当中日冲突在1937年后达到顶峰时，这些调和者的角色变得尤为尴尬。
我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一巨大的断层中。日本是离我们最近、对我们影响最深刻，却又完全陌生的国家。甚至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日本经验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
夜晚，谭女士带我们去“维新号”的中餐馆吃饭。这名字正是与中国的维新有关。它的历史上溯到明治三十二年，也就是1899年。它的创始人是宁波人郑余生，他在1887年来到日本，经营杂货铺。当19世纪末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增加时，他开始将杂货铺变成了简陋餐馆。这餐馆随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卷入了现代中国的历程，就像它的名字“维新号”，它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渴望——一个能彻底维新的中国。
当蒋介石第一次中断日本留学时，他的朋友们在此为他举办了欢送会; 周恩来与周作人的日记都提到在此聚会的场景(是的，他们是江浙菜的爱好者)……更有一些情况，在此密谋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警察跟踪，都会躲入后厨，因为不会炒菜，只能假扮洗菜工人。
菜吃到一半时，郑老板走进来了，斯文英俊，像是老年版的梁家辉，他是这“维新号”的第三代传人。他的普通话惊人地标准与流畅，让人完全感受得到这个家庭竭力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坚持。
我很是好奇，这样的华侨是如何应对中日关系的紧张时刻的呢?比如，在1931年至1945年的战时，他们会遇到怎样的对待?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几乎很少遇到特别歧视。
最让他们难过的遭遇似乎反而来自祖国。他的太太也是华侨，是谭女士横滨的中华学校的同学。她跟随父亲，响应新中国号召，回去建设新社会，却落入“文革”的混乱。侥幸来到香港，然后来到日本，并因此认识郑先生。让郑先生感伤的是，他们三代人从未放弃中国的身份，如今到他的后代，似乎要加入日本籍了。
在一个瞬间，我感到某种错乱，这小小的餐桌，似乎突然间变成了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历史。
3月17日 东京 晴
讲话时，佐藤先生喜欢挥舞手臂。这似乎是那一整代人的特征，他们在60年代进入东京大学，身经激烈的思想辩论与学潮。即使，他们日后投身学术、商业、艺术，但那股曾经行动过、热血贲张过的印迹，却不会消退。
况且，他还曾师从丸山真男。我猜，丸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京大学的作用，多少与殷海光在同期的台大的作用颇有类似，他们都不仅是知识上的传播者，更是人格、思维方式上的导师。
在佐藤最初选取王韬、郑观应、何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研究对象时，他们正因被归入“改良派”，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冷落。战后日本的学界，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观所左右。
他在日本学界难以找到系统与参照，但在美国学者中得到共鸣，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本杰明·施瓦茨。后者以严复的翻译为主题的《寻求富强》一书，给予了这些中国思想者崭新的解释——他们不是在简单地翻译、复制西方，反而通过独特的视角发现了西方人自己不了解的西方。
东京街景(图/库索)
我对佐藤先生的某种特别的亲切感，或许正是因我们对施瓦茨的共同欣赏，施瓦茨的研究中流露出对中国的深刻同情与理解——因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中国知识分子也常被忽略，被认定不过是西方思想的模仿者。这种亲切感也来自我们都曾为柏克莱大学中国中心访问学者的经验，他是1980年的，我则是2013年。我羡慕他，前往柏克莱时，仍能见到施瓦茨、魏斐德式的人物。
在199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中，佐藤继续了他这种同情之理解。他不同意对近代中国士大夫的“无能”的标签，反而写道：“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因为昔日的文明太成熟、太丰富，中国的转身变得过分苦难，不具备日本式的灵巧性。
分别时，佐藤先生说，东亚需要新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彼此了解，成为沟通的桥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关系看似最紧张的时刻，中国、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能分享着汉文化圈最后的共同遗产，但如今这共同体早已消散，隔阂则与日俱增。
3月17日 横滨 晴
车在新横滨拐来拐去，最终有“宫川”两字的小院落出现在眼前。按门铃，一位短发、胖胖的女士引导我们穿过小院内的花丛、小树，走到一个两层小楼前。
我们脱鞋、弓腰走上榻榻米，屋内的陈设简单，略有凌乱，像是老派的、稍有拮据的日本人家。一个长方脸、留稀疏长发、穿灰色西装的老人起身欢迎我们。他的眉宇之间的确有某种似曾相识之感。他是宫川弘，他的外祖父是孙中山。
1905年夏天，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娶了横滨的19岁少女大月熏，一年后，他们的女儿诞生了，最初她得名文子，暗示她的父亲孙文。不过，此刻的孙中山正在西贡策划另一场起义。当他在1906年10月回来后，他可能没有时间，更可能是忘记了去探望这个妻子与他们的女儿。流亡的革命家的生活，是失败的苦涩、受困的雄心、莫名的希望、同志的背叛、酒精与陌生异性肉体的抚慰构成的，他也必须活在此刻与未来，而不是过去。
康有为寓所遗迹地
大月熏未能熬过这忽视与遗忘。1911年11月，她将文子(后更名为“富美”，在日文中，它与文的发音相同)给宫川夫妇做养女。两年后，大月熏嫁给了三轮秀司，在一段失败婚姻之后，她在1915年再嫁给一名寺院住持实芳元心，生育了一子一女。
此间，她与孙中山最可能的重逢是1913年。彼时，孙作为中华民国前总统、国民党党魁、现任铁道部长，访问日本。他的到来激起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作为一名得到日本庇护的流亡者，最终变成了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从首相兼外务大臣桂太郎、民党领袖犬养毅到玄洋社的创办人头山满，都是他的热忱欢迎者。日本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行程、猜测他的出访目的。华侨社会更是一片沸腾，那些革命党的支持者，品尝到收获的喜悦……
关于孙中山的逸事，则出现当地的报纸上。一家叫“对阳馆”——曾招待过这个革命者的旅馆老板娘对《东京朝日新闻》说“孙先生喜欢年轻的女人，因此姑娘们都从赤阪(东京著名的花街)来到这里”。他与日本同志在商讨起义、筹款、或浇愁时，“整日饮酒，而且每人若不抱一个女子就不善罢甘休”……这纵乐之中，更是一种无奈与悲壮，他们需要骗开日本警察的监视，也知道他们的命运未卜。
大月熏也出现在这些逸事里。但因为生病，或许也是回避，他们在1913年原本可能的见面最终未遂。不过，这谈不上有诚意的邀请，孙中山邀请这昔日的妻子来参加集体的欢迎会，而他身边则有另一位妻子卢慕珍。
我见到宫川弘时，这些往事早已烟消云散。在他1941年出生时，她的母亲是宫川吉次的妻子宫川富美，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别身世，她像是历史缝隙中的见证人。这情况在二战后的日本才逐渐改善，流亡至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结成冷战的新同盟，国父孙中山的故事则被逐渐挖掘出来。这也给宫川富美与她的两个儿子宫川东一与宫川弘带来了某种改变，他们突然与一个既荣耀又神秘的传统产生了关联。
这些细节，是我从一本叫《孙中山与大月熏》的书中看到的。它的副标题带有强烈的流行文学色彩“一段不为人知的”。但写作却不乏严肃之处，尽管结构过分松散，但其中大量昔日的日本报刊档案却颇为珍贵。作者张先生曾是中国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讲师，1992年留学日本，他的好动性格让他离开学院，开始在东京的中文媒体工作。他其中的一名助手日后成为第一个获得芥川龙之介奖的华裔作家。
也是在此期间，张先生开始了对孙中山的日本踪迹的追溯。很可惜，只有一家香港的出版商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并把它塑造成香艳的逸事。我在一个饮清酒、吃火锅的夜晚，遇到张先生。而孙中山的后人，让我深感兴趣。
在宫川弘的榻榻米上，我们的谈话很不自然。或许，我也不知该询问什么。留着长卷发的宫川先生能对孙中山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吗，这血缘的联系早已被历史与现实冲得七零八落。我似乎记得，当宫川弘与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英坐到一起时，他们甚至无法交谈，前者讲日文，后者讲英文。这似乎也恰好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作为一个全球性革命家的身份。
每当宫川弘试图讲话，他中气十足的太太就打断他。借由张先生的简短翻译，太太没兴趣谈起这些往事，对我们深感不信任。我们是陌生的闯入者，引起了某种不安，我们对历史的猎奇，干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不无尴尬地离开时，我想，她的确是对的。
3月18日 京都 雨
谈话不咸不淡，气氛亲密又疏离。正像窗外的景色，小雨不停，远处黛色的山峦清晰可见，这城市身处盆地，四处环山。
我们围着方桌而坐，一个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权威s先生，一个是考据孙中山的副教授，还有两位博士后，分别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地理学……
他们吃饭团、喝咖啡，有着日本人常见的礼貌、拘谨。s清瘦、安静，是中共党史的权威，出生于1960年代初，说起中文来，口音纯正，他曾在北大留学，算是我的师兄。
我们谈到了80年代的北大，孙中山的风流韵事——比如他是否真的对犬养毅说，他的爱好，除去革命、书籍，就是女人了吗?
这水泥色的四层办公楼，平庸、乏味。不过，它却有着光辉的传统。这里的中国研究与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号湖南)直接关联，他与同事们开创了汉学领域的京都学派。它的声名也隐含着黑暗。他们对古典中国的推崇、对近代中国的诅咒，似乎在学术上、心理上为日本入侵中国，做出了某种解释。
到了s一辈，这阴影早已散去。事实上，他强调的是尽量去除情感地研究中国，它是个研究的对象。
他脚下毛拖鞋、紫色的袜子暴露了他性格另一面。当我们说起他在北大时四处旅行的经历时，他感慨地说他几乎去了所有的省份，在日本却没这欲望。他也说起了26年前夏天的悲剧，他迅速飞往北京，他想知道自己的同学怎样了。
我翻阅过他的那本成名作，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著作，因用了很多新材料，也将一些被忽略的人物更清晰地表达出来。对我的同代人来说，在经年累月的灌输之后，我们似乎本能地排斥这个题材，也经常忘记了如今的教条，在昔日曾是多么富有吸引力。
不管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研究者，对于共产主义如何改变中国的解释已做了很多种。对s来说，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并随这股世界潮流，克服中国旧有的问题，是李大钊这一代先驱缔造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然后这个组织获得了一连串的高度幸运的偶然，来自第三国际的支持、西安事变、中日战争……
他拒绝评论现在，强调自己只关注历史。他也承认这个党的多变性，这让它保持了罕见的生命力。
3月20日 京都 小雨
今天醒来，想起昨天最遗憾之事，就是没请狭间先生吃火锅。倘若两杯清酒落腹，他该更为兴奋吧。
昨日下午，与s先生聊完天，我在四楼一个图书室里逡巡好一阵儿。后来和狭间先生在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狭间先生是s先生的导师，也是那间让我流连的小图书室的创始人。这个图书室恐怕收录着最全的日文与中文关于梁启超的资料。既有梁启超编辑的杂志、著作，也有关于他的研究，更重要的，这里还有曾影响过梁启超的明治时代的各种日文著作、杂志，是它们让流亡的梁启超感到“脑质为之一变”。日本人大量译介、引用西方的著作，重构了日本的知识系统，这个系统又成了梁启超重构中国知识系统的资源库。
我在其中找到各种版本的《和文汉读法》，尽管是影印的。“凡学日本文之法，其最浅而最要之第一着，当知其文法与中国相颠倒。实字必在上，虚字必在下”，梁启超在这本自编的日文字典中写道。这本充满瑕疵的字典，在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与日语学习者中风靡一时。它帮助你望文生义，更快速(当然也是肤浅)地理解日文著作。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觉得中国的危机过于巨大，必须找到各种方面的速成法。这速度不仅是译介，有些时候是直接照搬。
在狭间先生主编的一本关于梁启超与东亚文明的著作中，一位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展现出，梁启超那些海量的、门类繁多的著作，很多是对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借鉴。
例如，1901年9月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分为三个时代。1.上世史，自黄帝至秦统一，是“中国的中国”;2.秦统一至乾隆末年，是“亚洲的中国”;3.乾隆末年至今，是“世界的中国”。这划分方法依据的是桑原隲藏1898年的《中等东洋史》。在1901年12月《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中，将历史分为：1.黄帝以前，为野蛮自由时代;2.自黄帝至秦始皇，贵族帝制时代;3.秦始皇至清乾隆，君权极盛;4.乾隆至现在，为文明自由时代。这是根据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1900年6月的《支那文明史》。《少年中国说》，受到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1886年)、《新日本之青年》(1887年)的影响。德富认定，明治维新完成了政治与社会革命，却没完成精神上的革命……
但对于狭间先生来说，这些例证并不会影响梁启超的伟大。梁启超的重新发挥与阐述，常比原著更有广度与深度。而且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是庞杂的必然伴随品。谁会仅仅说福泽谕吉不过是西方思想的复制者?
他很可能是日本第一个系统的梁启超研究者。对于出生于1937年的他来说，这也是个多少有些意外的选择。支配当时日本校园的是左派思想，他曾是个热心的“革命派”，曾在1966年搭货船去观察那个“革命的中国”。你从他的语气与手势就可以看出，青年时代，他必定是个多么热烈的家伙。相比而言，他似乎比他的学生s先生更有某种冲动。他坚持讲中文，虽吃力却让他的表达更有力。他似乎也很是兴奋，能在这个雨中的京都，和几个中国青年谈谈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梁启超。
他不待提问，就拿出几张复印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封面。你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设计与印刷的提升。也就是说，梁启超不仅是个思想者、写作者，同样是个新媒体专家，知道用怎样的表达最能吸引读者的注意。我猜想，倘若一个少年生活在1905年的上海，在书店里看到这样精美的印刷与刺激眼球的标题，一定会心惊不已吧。这个少年或许就叫胡适之。倘若还有更多无名者，生活在长沙、芜湖或福州……这些日后或著名或无名的读者最终汇聚成改变中国的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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