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格尔：美国反恐战略再思考，消除恐怖主义威胁需要中美合作-凯发k8官方首页

  　　编者按：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反恐这一问题无疑是工作重点之一。在奥巴马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本刊专访了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总裁、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助理约翰·加拉格尔，探讨了美国的反恐战略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

　　《新视角》：十来年前，当美国刚开始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面临的是简单的反恐任务。十来年过去了，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威胁反而愈演愈烈。问题出在哪?

　　加拉格尔：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导致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的问题，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暴力极端主义这一问题源自一种经好几代人精心发展后形成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过去数十年间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恶化。这些事件包括：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伊朗革命及该国后续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自杀式恐怖主义于1980年代初演变成为一种策略与政治工具、1990年代波黑和科索沃的战事，以及九一一之后恐怖组织对“全球反恐战争”作出的反应。

　　15年前，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立刻推翻了塔利班。当时，决策者坚信阿富汗人民彻底拒绝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阿富汗政府的各个机构和部门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从而避免这一威胁再度显现。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些过度乐观的看法，美国将注意力从阿富汗转向了伊拉克，相信萨达姆对美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要么是因为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么是因为他与“基地”组织有着直接关联(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最后，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推翻了萨达姆，伊拉克人民就会欣然拥护新的政治机构(自由选举、宪法、议会)，并且会不分宗派地通力合作，以促进国家统一与稳定。然而，尽管在伊拉克人们普遍希望获得更多自由，但上述想法仍然被证明是太过乐观了。

　　早在2001年前，恐怖主义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九一一之后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把焦点放在了“扰乱、打破和击败”恐怖主义团体上(在令其意识形态丧失合法性方面的关注太过不够)，有时候还会镇压正面的、并不极端的宗教表达(这些事例并非出自美国之手)，这反而会助长极端主义情绪和我们试图打击的恐怖主义势力。过去三年间中美专家开展的“一轨半”反恐对话为分析这一复杂的问题、探讨潜在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讨论场所。不过，正如“伊斯兰国”的影响力所证明的，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新视角》：奥巴马总统曾在某一次采访中称，“面对长期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应该锻炼出一种‘韧性’，而不是慌张、仓促地采取军事措施”。对于这一点，您的观点如何?

　　加拉格尔：奥巴马总统主张的是较少地采取应对性的措施，较多地通过慎重、具有战略性的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问题。暴力极端组织(或是与这些组织有着共鸣的独狼式袭击者)发动袭击的目的就在于挑起过度反应和恐慌情绪，从而导致公众呼吁尽快采取军事行动以作出回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种做法会助长极端主义情绪，令人们以为各国正在“与伊斯兰作战”，这又会导致恐怖主义蔓延开来。例如，如果美国的某座城市遭受了袭击，而袭击者又与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哈卡尼网络”有关联，那么美国公众可能就会呼吁立刻采取军事行动，以此作为回应。然而，“韧性”意味着以一种不会激发新一轮袭击的方式进行回应(并惩罚袭击者)，要更具耐心、更加克制——与巴基斯坦合作——以避免出现适得其反的负面后果(如平民伤亡和/或双边关系变得紧张)。

　　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即坚决的军事及执法行动)将不起作用，而是说硬实力的运用必须与软实力(例如与宗教领袖接触、提升社会与经济福祉、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以及向需要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结合起来。

　　《新视角》：前总统小布什匆忙地投入了伊拉克战争，但奥巴马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在中东动用武力。在您看来，美国军队在中东应当发挥何种作用?

　　加拉格尔：任何国家要想动用武力来解决当下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危机这样复杂的问题，都需要该国的军事力量具备以下特征：与体现该国实力的其他手段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具有恰如其分的分量(军队规模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在恰如其分的时机加以运用(不是太早，也不是太迟)，与该地区其他相关国家的军事及非军事部门展开恰如其分的合作。这些国家应当成为共同制定战略和采取行动的伙伴，而不仅仅是参与会议和公共话语的伙伴。美国军队在中东应当发挥的作用是，在体现上述各项属性的同时，催化和促成以多手段、多国别、共同参与的方式对“伊斯兰国”及相关团体进行打击。美国军队还可以发挥这样一项重要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安保援助和多国联合演习(例如在约旦进行的、广为人知的“热切的雄狮”联合军演，中国也曾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该项演习)，帮助提升中东地区各伙伴的战斗力。

　　《新视角》：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已有数十年时间，为何近年来数个民族国家的政权垮台导致了如此暴力和严重的后果?

　　加拉格尔：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深受无效治理之苦：根据不同的宗教、宗派和种族背景，一方面令某些公民变得边缘化、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又特别优待另外一些公民，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对社会的掌控。这种压榨性的治理方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催生了种种条件，这些条件使得社会容易陷入动荡，也有利于以真主之名进行杀戮的暴力极端行为蔓延开来。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斗被恰当地描述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冷战”;这场“冷战”以暴力的形式波及了位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各个小国。此外，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一场信息革命以及权力逐渐远离国家掌控的过程：人们结成了各个团体(也包括恐怖团体)，使得在国内和跨国的传播、组织和旅游都变得更加自由了。此类集体行动与好几代人的沮丧感以及该地区的反政府情绪相结合，便触发了2010年的“阿拉伯觉醒”。面对这场历史性的动荡，该地区有些国家的回应是尝试改革(如突尼斯、也门)，有些是同时进行改革与镇压(如巴林、埃及)，有些则是进行严厉打击，导致忠诚派和反对派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如利比亚、叙利亚)。在叙利亚，结果就是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上十万人因信仰和/或性别被杀害或是被俘虏，更多的人则生活在对残暴的“伊斯兰国”及巴沙尔政权的恐惧之下，“伊斯兰国”的世界观更是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者向其效忠、在远离该地区的地方发动袭击。

　　《新视角》：多数学者恐怕都会赞同，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政策失败了。关于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您的观点如何?

　　加拉格尔：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是文明间的战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国家终将在本国境内面临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等待太长时间会导致“伊斯兰国”及其世界观更加根深蒂固;如果这样的话，将其削弱就要耗费更多资源和时间。按照“伊斯兰国”的本性，在未受到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它会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并将其战斗人员组织成一支军队。当受到压力时(例如当下在摩苏尔)，“伊斯兰国”会四散开来，表现得更像是携带有爆炸装置和人质的暴动团体。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伊斯兰国”会混入民众之中，迁移到其他治理薄弱的地方，以图“东山再起”。美国旨在从这三个维度上应对“伊斯兰国”，削弱该组织的领导层、领土、行动空间以及财政资源。

　　然而，人们都知道美国的政策对美军在地面上的影响力施加了限制，更多地由伊拉克和地区势力来采取行动。这会拖长与“伊斯兰国”战斗的时间。由美国单边主导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固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击溃“伊斯兰国”，但这并非解决该地区不良治理、暴力极端主义、宗派冲突等问题的长久之策。“赞同”美国政策已经失败的学者也许言之尚早。我们面对的是各种现代冲突中最为复杂的威胁，这一威胁早在“伊斯兰国”兴起之前数十年就已浮现，正在发酵中的难民危机在复杂程度上与之不相上下。更重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身处舞台之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一道为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贡献领导力和资源。无论谁成为总统，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这些问题事关人类的身份和价值，需要高明的领导力和全世界的倾力投入。

　　《新视角》：俄罗斯在中东也十分活跃。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增强，这会产生何种影响?此外，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新的方式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这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有何影响?

　　加拉格尔：俄罗斯——以及中国——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稳定中东地区的努力，是一项重大问题。此外，通过近来的核协议，伊朗获得了难得的机会，可以进行大胆的改革、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再在该地区从事有害的活动——如果伊朗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将有利于它在更为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当然，考虑到美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想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在这个愈发动荡的新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也许正在于“非传统同盟”这一概念——既有共同利益、又存在分歧的各个国家共同努力，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再在此基础之上就分歧和更加棘手的问题展开对话。真正地理解暴力极端主义这一长期、动荡和全球性的威胁，也许将促成这种史无前例的合作。相较之下，美国和俄罗斯在伊拉克-叙利亚危机中分处对抗的两个阵营，如此一来，会使得失误或挑衅导致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增大。

　　《新视角》：您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还拥有足够的合法性，以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吗?此外，当新总统于明年上任后，其在中东地区面对的一到两个最重大问题是什么?

　　加拉格尔：是的。中东地区试图实行有效、正义治理(并抵御内部和外部威胁)的国家大多数都会优先向美国寻求支持。当然，其他国家也会和该地区的关键行为方一道塑造中东地区的未来。为此，务必提出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这需要各方之间更深的信任和更多的对话)。的确，近年来美国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加之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作为一大目标，这都使得很多人产生了美国要“远离”中东的印象。不过，最好将美国的做法视为追求“可持续的领导力”。亚太地区的关系、合作与稳定同样十分重要，因此，在中东与亚太之间达成平衡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当务之急。

　　《新视角》：最后再简要地总结一下您对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看法。

　　加拉格尔：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令许多关键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动荡，中美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合作。事实上，恐怖主义团体希望中国和美国相互竞争，而不是展开合作。在“反恐怖主义/反暴力极端主义”这一共同基础上展开合作，将要求双方达成妥协，并以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这将使得中美两国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运用自己的国力，显著地克服这一问题。为了两国的公民，尤其是孩子，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编者按：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反恐这一问题无疑是工作重点之一。在奥巴马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本刊专访了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总裁、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助理约翰·加拉格尔，探讨了美国的反恐战略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

　　《新视角》：十来年前，当美国刚开始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面临的是简单的反恐任务。十来年过去了，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恐怖主义威胁反而愈演愈烈。问题出在哪?

　　加拉格尔：认为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导致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的问题，这种想法未免太过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暴力极端主义这一问题源自一种经好几代人精心发展后形成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过去数十年间的一系列事件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恶化。这些事件包括：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伊朗革命及该国后续对于恐怖主义的支持、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美国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自杀式恐怖主义于1980年代初演变成为一种策略与政治工具、1990年代波黑和科索沃的战事，以及九一一之后恐怖组织对“全球反恐战争”作出的反应。

　　15年前，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立刻推翻了塔利班。当时，决策者坚信阿富汗人民彻底拒绝了塔利班的意识形态，阿富汗政府的各个机构和部门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从而避免这一威胁再度显现。正是部分地由于这些过度乐观的看法，美国将注意力从阿富汗转向了伊拉克，相信萨达姆对美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要么是因为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么是因为他与“基地”组织有着直接关联(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最后，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推翻了萨达姆，伊拉克人民就会欣然拥护新的政治机构(自由选举、宪法、议会)，并且会不分宗派地通力合作，以促进国家统一与稳定。然而，尽管在伊拉克人们普遍希望获得更多自由，但上述想法仍然被证明是太过乐观了。

　　早在2001年前，恐怖主义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九一一之后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把焦点放在了“扰乱、打破和击败”恐怖主义团体上(在令其意识形态丧失合法性方面的关注太过不够)，有时候还会镇压正面的、并不极端的宗教表达(这些事例并非出自美国之手)，这反而会助长极端主义情绪和我们试图打击的恐怖主义势力。过去三年间中美专家开展的“一轨半”反恐对话为分析这一复杂的问题、探讨潜在的解决之道，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讨论场所。不过，正如“伊斯兰国”的影响力所证明的，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新视角》：奥巴马总统曾在某一次采访中称，“面对长期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应该锻炼出一种‘韧性’，而不是慌张、仓促地采取军事措施”。对于这一点，您的观点如何?

　　加拉格尔：奥巴马总统主张的是较少地采取应对性的措施，较多地通过慎重、具有战略性的手段来应对恐怖主义问题。暴力极端组织(或是与这些组织有着共鸣的独狼式袭击者)发动袭击的目的就在于挑起过度反应和恐慌情绪，从而导致公众呼吁尽快采取军事行动以作出回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种做法会助长极端主义情绪，令人们以为各国正在“与伊斯兰作战”，这又会导致恐怖主义蔓延开来。例如，如果美国的某座城市遭受了袭击，而袭击者又与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哈卡尼网络”有关联，那么美国公众可能就会呼吁立刻采取军事行动，以此作为回应。然而，“韧性”意味着以一种不会激发新一轮袭击的方式进行回应(并惩罚袭击者)，要更具耐心、更加克制——与巴基斯坦合作——以避免出现适得其反的负面后果(如平民伤亡和/或双边关系变得紧张)。

　　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即坚决的军事及执法行动)将不起作用，而是说硬实力的运用必须与软实力(例如与宗教领袖接触、提升社会与经济福祉、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以及向需要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结合起来。

　　《新视角》：前总统小布什匆忙地投入了伊拉克战争，但奥巴马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在中东动用武力。在您看来，美国军队在中东应当发挥何种作用?

　　加拉格尔：任何国家要想动用武力来解决当下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危机这样复杂的问题，都需要该国的军事力量具备以下特征：与体现该国实力的其他手段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具有恰如其分的分量(军队规模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在恰如其分的时机加以运用(不是太早，也不是太迟)，与该地区其他相关国家的军事及非军事部门展开恰如其分的合作。这些国家应当成为共同制定战略和采取行动的伙伴，而不仅仅是参与会议和公共话语的伙伴。美国军队在中东应当发挥的作用是，在体现上述各项属性的同时，催化和促成以多手段、多国别、共同参与的方式对“伊斯兰国”及相关团体进行打击。美国军队还可以发挥这样一项重要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安保援助和多国联合演习(例如在约旦进行的、广为人知的“热切的雄狮”联合军演，中国也曾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该项演习)，帮助提升中东地区各伙伴的战斗力。

　　《新视角》：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已有数十年时间，为何近年来数个民族国家的政权垮台导致了如此暴力和严重的后果?

　　加拉格尔：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深受无效治理之苦：根据不同的宗教、宗派和种族背景，一方面令某些公民变得边缘化、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又特别优待另外一些公民，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对社会的掌控。这种压榨性的治理方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催生了种种条件，这些条件使得社会容易陷入动荡，也有利于以真主之名进行杀戮的暴力极端行为蔓延开来。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斗被恰当地描述为“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冷战”;这场“冷战”以暴力的形式波及了位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各个小国。此外，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一场信息革命以及权力逐渐远离国家掌控的过程：人们结成了各个团体(也包括恐怖团体)，使得在国内和跨国的传播、组织和旅游都变得更加自由了。此类集体行动与好几代人的沮丧感以及该地区的反政府情绪相结合，便触发了2010年的“阿拉伯觉醒”。面对这场历史性的动荡，该地区有些国家的回应是尝试改革(如突尼斯、也门)，有些是同时进行改革与镇压(如巴林、埃及)，有些则是进行严厉打击，导致忠诚派和反对派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如利比亚、叙利亚)。在叙利亚，结果就是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上十万人因信仰和/或性别被杀害或是被俘虏，更多的人则生活在对残暴的“伊斯兰国”及巴沙尔政权的恐惧之下，“伊斯兰国”的世界观更是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者向其效忠、在远离该地区的地方发动袭击。

　　《新视角》：多数学者恐怕都会赞同，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政策失败了。关于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您的观点如何?

　　加拉格尔：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是文明间的战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国家终将在本国境内面临各种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等待太长时间会导致“伊斯兰国”及其世界观更加根深蒂固;如果这样的话，将其削弱就要耗费更多资源和时间。按照“伊斯兰国”的本性，在未受到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它会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并将其战斗人员组织成一支军队。当受到压力时(例如当下在摩苏尔)，“伊斯兰国”会四散开来，表现得更像是携带有爆炸装置和人质的暴动团体。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伊斯兰国”会混入民众之中，迁移到其他治理薄弱的地方，以图“东山再起”。美国旨在从这三个维度上应对“伊斯兰国”，削弱该组织的领导层、领土、行动空间以及财政资源。

　　然而，人们都知道美国的政策对美军在地面上的影响力施加了限制，更多地由伊拉克和地区势力来采取行动。这会拖长与“伊斯兰国”战斗的时间。由美国单边主导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固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击溃“伊斯兰国”，但这并非解决该地区不良治理、暴力极端主义、宗派冲突等问题的长久之策。“赞同”美国政策已经失败的学者也许言之尚早。我们面对的是各种现代冲突中最为复杂的威胁，这一威胁早在“伊斯兰国”兴起之前数十年就已浮现，正在发酵中的难民危机在复杂程度上与之不相上下。更重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身处舞台之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一道为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贡献领导力和资源。无论谁成为总统，针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因为这些问题事关人类的身份和价值，需要高明的领导力和全世界的倾力投入。

　　《新视角》：俄罗斯在中东也十分活跃。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增强，这会产生何种影响?此外，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新的方式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这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有何影响?

　　加拉格尔：俄罗斯——以及中国——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稳定中东地区的努力，是一项重大问题。此外，通过近来的核协议，伊朗获得了难得的机会，可以进行大胆的改革、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再在该地区从事有害的活动——如果伊朗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将有利于它在更为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当然，考虑到美国、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想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在这个愈发动荡的新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也许正在于“非传统同盟”这一概念——既有共同利益、又存在分歧的各个国家共同努力，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再在此基础之上就分歧和更加棘手的问题展开对话。真正地理解暴力极端主义这一长期、动荡和全球性的威胁，也许将促成这种史无前例的合作。相较之下，美国和俄罗斯在伊拉克-叙利亚危机中分处对抗的两个阵营，如此一来，会使得失误或挑衅导致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增大。

　　《新视角》：您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还拥有足够的合法性，以塑造该地区的未来吗?此外，当新总统于明年上任后，其在中东地区面对的一到两个最重大问题是什么?

　　加拉格尔：是的。中东地区试图实行有效、正义治理(并抵御内部和外部威胁)的国家大多数都会优先向美国寻求支持。当然，其他国家也会和该地区的关键行为方一道塑造中东地区的未来。为此，务必提出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这需要各方之间更深的信任和更多的对话)。的确，近年来美国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加之美国将实现能源独立作为一大目标，这都使得很多人产生了美国要“远离”中东的印象。不过，最好将美国的做法视为追求“可持续的领导力”。亚太地区的关系、合作与稳定同样十分重要，因此，在中东与亚太之间达成平衡将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当务之急。

　　《新视角》：最后再简要地总结一下您对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看法。

　　加拉格尔：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令许多关键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动荡，中美可以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合作。事实上，恐怖主义团体希望中国和美国相互竞争，而不是展开合作。在“反恐怖主义/反暴力极端主义”这一共同基础上展开合作，将要求双方达成妥协，并以真正具有战略眼光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这将使得中美两国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运用自己的国力，显著地克服这一问题。为了两国的公民，尤其是孩子，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