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亮：后“伊斯兰国”时代的伊拉克政治前景-凯发k8官方首页

 

　　关键词伊拉克政治；“伊斯兰国”；战后重建

 

　　经历三年多的战事，伊拉克的反恐军事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内领土相继收复。但伊拉克三大派系和其内部的斗争与失衡仍在加剧，外部势力介入的意愿和能力也并未因反恐战事的结束而中止。与议会大选相伴，伊拉克政治权力结构重组和洗牌会是2018年的主要内容，而伊重建和改革的前景依然堪忧。

 

 

 

　　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产生并迅速占领伊大片领土，一跃成为全球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因此，伊拉克成为全球反恐战事的主战场，摩苏尔则成为检验战事成果的标杆。

 

　　一年多的反恐形势，以费卢杰、摩苏尔、泰勒阿费尔和哈维杰四座城镇的战事最具标志性。它们在“伊斯兰国”屯兵、作战训练、实施治理和组织运作发挥重要甚至核心作用，是其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标识，加之在地理区位、战略价值和自身属性上各具特色，收复它们对反恐战事而言意义重大。

 

　　从地理上看，费卢杰地处伊拉克面积最大的安巴尔省东部，是首都巴格达的西部门户，也是“伊斯兰国”控制范围内距离伊首都最近的大城市。摩苏尔位于伊拉克西北的尼尼微省，“伊斯兰国”曾在与之接壤的叙利亚哈塞克省和代尔祖尔省拥有实际控制权或强大影响力。泰勒阿费尔居于摩苏尔以西63公里，该镇面积15平方公里，但实为交通枢纽，伊北部通往叙、土两国的高速公路在此分叉。哈维杰位于基尔库克省西部，距首府基尔库克市45公里，通往伊国内最大炼油基地拜伊吉的铁路和公路都经过该镇。

 

　　费卢杰是主要的逊尼派大城，2003年后成为反美抵抗运动和“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主要据点，因而拥有“抵抗之城”的称号。解放费卢杰不仅关系到巴格达的安全，也直接关乎摩苏尔战事的顺利展开。2014年6月，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建国”，此后该城成为“伊斯兰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组织骨干多驻留该城，发布命令指导和协调其在地区和全球的行动。它的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丝毫不弱于“首都”拉卡。“泰勒阿费尔与‘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它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有着密切关系，并变成臭名昭著的逊尼派恐怖主义基地”。它虽是西北部小镇，但原住民中75%是逊尼派土库曼人，因此兼具民族矛盾、教派冲突和反恐三重特征。自2016年7月围困摩苏尔的行动开始以来，哈维杰与其周边地区成为伊拉克中部最后一块政府未控制的飞地。由于当时库区和中央政府在基尔库克省控制权问题上仍有争议，因此，收复哈维杰同样预示着该省的未来走势。

 

　　城镇收复战基本采取“围歼”战术，即在联军空中力量的打击和配合下，先实施包围，再发起攻城战。但由于参战武装杂多，合围耗时长，军事部署和作战协调不足等诸多原因，反恐战事进展缓慢。首先，参战力量变化大。费卢杰之战的主要力量是伊拉克军方和以反恐局为代表的安全力量、以什叶派为主的准军事力量“大众动员力量”和本地逊尼派部落。而摩苏尔攻城战中，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替代逊尼派部落成为主要参战力量之一。泰勒阿费尔和哈维杰之战的主要部队为军方、以反恐局为代表的安全力量和“大众动员力量”。其次，指挥和作战协调不足。由于参战力量分属不同派系或部门，政府专门成立联合指挥司令部负责指挥、协调和监督战事。尽管如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例如，“大众动员力量”违背战前各方协议攻入费卢杰市区，随后出现700多平民被击毙的惨剧，引起伊国内外各方强烈不满。再次，数周或数月的合围过程便于“伊斯兰国”组织抵抗和妥善安排撤离。在这较长过程中，它不仅设置路障、安装简易爆炸装置和开挖地道，还对骨干成员及其家属、资金和武器装备、重要资料等进行有计划的疏解和销毁。

 

　　2017年12月9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正式宣布，打击极端组织的战斗已结束，政府军解放所有其占领的领土并完全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时至今日，伊拉克境内以领土形式和准国家形式存在的“伊斯兰国”基本消亡，残余成员或者疏散或者潜伏，目前来看，它很难重现2014年的景象。

 

　　历经三年半的反恐战争和各派力量消长，伊拉克国内政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央政府势弱和改革内压日增；“大众动员力量”崛起和什叶派力量北进进一步破坏了三大力量的脆弱平衡；什叶派内部斗争公开化。

 

　　经历二十多年制裁、战乱和动乱后，改善生活成为伊拉克人民最迫切的诉求。2015年夏季，电力和供水不足引发伊国内大规模示威抗议。在游行示威和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改革呼吁下，阿巴迪总理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启动改革，内容涉及税制、反腐、精简政府和军队等诸多方面，意在打破按民族和教派分权的现状，建立高效和跨民族教派的专家型政府。但因触动国内教派和政党集团的利益，改革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而被迫搁浅。不仅如此，七名什叶派阁员与国防、财政部长相继辞职或被罢免，使得阿巴迪政府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自下而上”对改善民生的期盼促生“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中央政府势弱和改革无果又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国家治理能力和派系政党恶斗日渐失望和愤怒。作为有别于三大派系分权与斗争的“第二维度”，改善民生的诉求正逐渐成为伊拉克政治的一条“明线”。

 

　　2014年6月，“大众动员力量”响应西斯塔尼抵御“伊斯兰国”的跨教派教令而成立，并成为下半年替代政府在巴格达周边以及北部诸省与其缠斗的武装主力。该组织具有跨民族和宗教教派的特征，如雅兹迪人、阿拉伯基督徒和什叶派土库曼人等，但其核心依然是什叶派阿拉伯人。庞大规模、实战锻炼和什叶派属性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也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和不安，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普遍指责它是伊朗的傀儡和工具。

 

　　2016年12月，“大众动员力量”被列入国家武装力量，享有五万人的编制，由政府支付薪酬和养老金，2017年核定军力又增至11万人。在取得合法地位后，它又在谋求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其部分下属武装对内和前总理马利基合作，利用前期反恐战事中的口碑加强媒体和网络宣传，排挤阿巴迪及其内阁；对外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例如，数月来，它们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相互呼应，高调发声反对美国继续以“反恐”为由留驻各种情报人员和军事顾问。

 

　　与此同时，“大众动员力量”的发展使得三大派系权力失衡更为凸显。借反恐之机，它向伊拉克中北部逊尼派诸省扩张，并将力量延伸到叙伊边境，加之在军事行动中屡次发生针对逊尼派平民的暴行，使得国内宗派主义裂痕只增不减。库尔德人也对“大众动员力量”靠近库区深表疑虑。哈维杰之战中，库尔德“自由斗士”只是在哈维杰东部陈兵观望，同时库区还向基尔库克市增兵与之对峙。摩苏尔以西的尼尼微省历史上是逊尼派为主的各族交错共存，也是土、叙和库区间的“三角地带”。什叶派力量的介入不仅会使这一地区转向伊朗，成为德黑兰通向地中海“陆桥”的重要节点，也意味着土耳其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当“大众动员力量”的攻势日增时，埃尔多安明确表示，如果泰勒阿费尔被其占领，土耳其干预伊拉克的反应将是完全不同的。

 

　　伊拉克政治的新变化还表现为什叶派派系斗争日益公开和激烈。渐趋成型的马利基、阿巴迪和萨德尔什叶派三大集团间权力竞争已变得难以调和，“斗而不破”的潜在政治默契正在被互不相让的零和博弈取代。阿巴迪改革的潜在目的就是削弱马利基对政府、军队和达瓦党的控制，而马利基不仅拒不搬出总理办公室，还公开要求阿巴迪辞职。2016年辞职的七位部长都出自什叶派的“全国联盟”，不仅将派系内部斗争公诸于世，还以“窝里反”的方式掣肘改革和胁迫阿巴迪。新崛起的“大众动员力量”内部也分裂为三派：以“巴德尔组织”为核心的亲伊朗派、以阿巴斯师为首的亲西斯塔尼派和萨德尔派。各派不仅在战略、行政管理、财权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在作战和指挥上也互不沟通，难以协调。

 

　　时至今日，伊拉克政治体制对国家和社会的割裂已经固化，并随着权力斗争的深入进一步加剧，从而给推动改革设置强大的制度和权益障碍。民众对宗派政治和党派纷争失望，对政府推动改革的前景失望，甚至十余年来什叶派一体的政治基础也受到挑战。这些变化都是对民族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和整个政治体制的持续削弱与瓦解，成为当下和未来伊政府必须面对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伊拉克是具有阿拉伯属性的什叶派占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复杂的民族教派关系和自身的战略价值吸引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纷纷介入，美国和伊朗则是当前影响伊拉克局势最主要的外部竞争者。

 

　　首先，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始终奉行“一个伊拉克”的政策：维护伊拉克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分裂，力促各派在统一前提下实现权力和利益分配。尽管美国长期支持和维护库区的政治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环境，但其仍在库区独立公投前后多次以公开或者私下渠道与库区协调，力图劝阻公投并明确反对公投结果。库区公投就像一块“试金石”，再次验证了美国维护伊拉克统一政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

 

　　其次，以可接受的成本推进打击极端和恐怖主义是美国对伊政策的重要内容。2014年后“伊斯兰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反恐则成为双边关系的重点领域。为此，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军提供各种军事、经济、情报援助和军警培训，派驻特种部队指导一线作战并长期实施空中打击。另外，美国还斡旋各派，例如和库区签署打击“伊斯兰国”的谅解备忘录，确保库区和政府武装力量可以有效配合。特朗普总统也延续竞选时的强硬主张，上任初就签发击败“伊斯兰国”的第三号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未来，伊拉克依然是全球反恐的“重中之重”，消灭残余极端分子、打击其意识形态，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仍是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对伊政策的主要内容。

 

　　最后，美国将伊拉克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长期战略伙伴。伊拉克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资源国，也是确保未来世界石油增产的主要国家，其石油的稳定开发是维护全球能源价格的重要支撑。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付出4500多名士兵的生命，军费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战后双方又在投资、军售、文化教育、安全防务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虽然奥巴马时期实施“巧实力”外交，但依然通过私人安保力量、使馆驻员、军事顾问和驻扎科威特的地面部队等“柔性”军事存在保持其影响力。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直白地说，（伊拉克）对美国的各种利益而言太重要，美国无法承受它的失败”。

 

　　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不仅明显改善伊朗西部的地缘战略环境，而且为它介入伊拉克事务提供了机会。在政治方面，伊朗与伊拉克各什叶派政党都保持密切联系。例如，以前总理马利基为代表的达瓦党，以“巴德尔组织”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控制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以及由其推动组建什叶派党团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国家联盟”等。现任总理阿巴迪虽采取相对中立立场，但在重大外交政策上仍需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保持沟通。面对库区公投，伊朗与伊拉克政府密切配合，不仅明确反对和不承认投票结果，还迅速关闭边境口岸、暂停航线、停止对库区的燃料和商品出口，并向库区政府及两大政党施压。

 

　　经济上，伊朗是伊拉克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项目包括生鲜农产品、加工食品、廉价日用品和建材材料等，其中2016年伊朗70%的水泥出口销往伊拉克，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伊朗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建设企业和公司将项目和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南部什叶派聚集区和库区。另外，旅游业、工程服务、转口贸易、电力出口等都是双边贸易的强项。2017年底，两伊还签署额度为6万桶/天的石油互换协议。

 

　　借助反恐战争，伊朗找到介入和控制伊拉克军事力量的良机，并推动其在伊拉克未来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14年后，伊朗首先归还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送往伊朗的100多架战斗机，随后开始向伊拉克政府和库区“自由斗士”武装提供装备和弹药。伊朗革命圣城旅不仅参与反恐战事，还和黎巴嫩真主党一起向“大众动员力量”提供其急需的中高级军官和作战训练经验。2017年8月，“大众动员力量”下属的五个亲伊武装组建“圣战者联盟”，想要以独立政党身份参与2018年议会大选。这不仅是该组织从合法化转向政治化的标志，也很可能成为未来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务新的重要砝码。

 

　　三、沙特因素的影响

 

　　除了美伊，沙特、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力较弱，但沙伊关系调整是近来的亮点。从2017年开始，沙特以阿拉伯民族认同和“支票簿外交”作为重启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一年内不仅沙特外长祖拜尔访问了伊拉克，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和总理阿巴迪也分别访问了沙特，萨勒曼国王和阿巴迪共同主持的两国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还重点讨论伊重建和投资问题。2017年7月，伊拉克什叶派教士萨德尔应邀访问沙特并与王储会谈更被视为沙特对伊外交的重大转变。尽管高层互动频繁，沙特在伊拉克仍缺少稳定和有力的盟友，两国多年积累的深度不信任短期内难以消除。但沙特因素的重现或与美国协调行动已成为影响伊拉克局势的新变量，值得关注。

 

　　领土收复和反恐战事的结束是2017年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主要成绩，但也意味着包括美伊（朗）在内各方在反恐问题上进行有限合作的基础已消失，新一轮角逐将更加激烈。未来博弈不仅将集中于伊拉克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集中于哪个国家取得最大发言权，还将集中于如何遏制和削弱对手在伊拉克的影响力。

 

　　小结

 

　　笔者认为，“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极端和恐怖主义组织远未消亡，因此对反恐情势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还为时尚早。就伊拉克而言，收复失地只是反恐战争的第一步，推动经济社会重建和恢复治理才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本出路。据伊拉克政府估算，“伊斯兰国”肆虐过的各省重建投资需求高达1000亿美元，在当前低油价和国内矛盾斗争丛生的背景下，反恐战事结束事实上给伊拉克政府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

 

　　从整体局势来看，当前的伊拉克面临稳定、改革和发展三个并存和相互牵制的难题，权力结构再次面临重组和洗牌，不得不应对三大派系之间和内部的权力平衡、各种武装和安全力量的重组和安置、大国在伊拉克角逐等诸多挑战。改革和改善民生不仅将成为2018年伊议会大选的主要议题，或许也将成为重启当下固化、裂化和僵死政治格局的机会，但伊拉克尚未出现走出困境的曙光，前景依然不乐观。

 

　　关键词伊拉克政治；“伊斯兰国”；战后重建

 

　　经历三年多的战事，伊拉克的反恐军事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内领土相继收复。但伊拉克三大派系和其内部的斗争与失衡仍在加剧，外部势力介入的意愿和能力也并未因反恐战事的结束而中止。与议会大选相伴，伊拉克政治权力结构重组和洗牌会是2018年的主要内容，而伊重建和改革的前景依然堪忧。

 

 

 

　　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产生并迅速占领伊大片领土，一跃成为全球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因此，伊拉克成为全球反恐战事的主战场，摩苏尔则成为检验战事成果的标杆。

 

　　一年多的反恐形势，以费卢杰、摩苏尔、泰勒阿费尔和哈维杰四座城镇的战事最具标志性。它们在“伊斯兰国”屯兵、作战训练、实施治理和组织运作发挥重要甚至核心作用，是其以国家形态存在的标识，加之在地理区位、战略价值和自身属性上各具特色，收复它们对反恐战事而言意义重大。

 

　　从地理上看，费卢杰地处伊拉克面积最大的安巴尔省东部，是首都巴格达的西部门户，也是“伊斯兰国”控制范围内距离伊首都最近的大城市。摩苏尔位于伊拉克西北的尼尼微省，“伊斯兰国”曾在与之接壤的叙利亚哈塞克省和代尔祖尔省拥有实际控制权或强大影响力。泰勒阿费尔居于摩苏尔以西63公里，该镇面积15平方公里，但实为交通枢纽，伊北部通往叙、土两国的高速公路在此分叉。哈维杰位于基尔库克省西部，距首府基尔库克市45公里，通往伊国内最大炼油基地拜伊吉的铁路和公路都经过该镇。

 

　　费卢杰是主要的逊尼派大城，2003年后成为反美抵抗运动和“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主要据点，因而拥有“抵抗之城”的称号。解放费卢杰不仅关系到巴格达的安全，也直接关乎摩苏尔战事的顺利展开。2014年6月，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建国”，此后该城成为“伊斯兰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组织骨干多驻留该城，发布命令指导和协调其在地区和全球的行动。它的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丝毫不弱于“首都”拉卡。“泰勒阿费尔与‘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它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有着密切关系，并变成臭名昭著的逊尼派恐怖主义基地”。它虽是西北部小镇，但原住民中75%是逊尼派土库曼人，因此兼具民族矛盾、教派冲突和反恐三重特征。自2016年7月围困摩苏尔的行动开始以来，哈维杰与其周边地区成为伊拉克中部最后一块政府未控制的飞地。由于当时库区和中央政府在基尔库克省控制权问题上仍有争议，因此，收复哈维杰同样预示着该省的未来走势。

 

　　城镇收复战基本采取“围歼”战术，即在联军空中力量的打击和配合下，先实施包围，再发起攻城战。但由于参战武装杂多，合围耗时长，军事部署和作战协调不足等诸多原因，反恐战事进展缓慢。首先，参战力量变化大。费卢杰之战的主要力量是伊拉克军方和以反恐局为代表的安全力量、以什叶派为主的准军事力量“大众动员力量”和本地逊尼派部落。而摩苏尔攻城战中，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替代逊尼派部落成为主要参战力量之一。泰勒阿费尔和哈维杰之战的主要部队为军方、以反恐局为代表的安全力量和“大众动员力量”。其次，指挥和作战协调不足。由于参战力量分属不同派系或部门，政府专门成立联合指挥司令部负责指挥、协调和监督战事。尽管如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仍较为普遍。例如，“大众动员力量”违背战前各方协议攻入费卢杰市区，随后出现700多平民被击毙的惨剧，引起伊国内外各方强烈不满。再次，数周或数月的合围过程便于“伊斯兰国”组织抵抗和妥善安排撤离。在这较长过程中，它不仅设置路障、安装简易爆炸装置和开挖地道，还对骨干成员及其家属、资金和武器装备、重要资料等进行有计划的疏解和销毁。

 

　　2017年12月9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正式宣布，打击极端组织的战斗已结束，政府军解放所有其占领的领土并完全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时至今日，伊拉克境内以领土形式和准国家形式存在的“伊斯兰国”基本消亡，残余成员或者疏散或者潜伏，目前来看，它很难重现2014年的景象。

 

　　历经三年半的反恐战争和各派力量消长，伊拉克国内政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央政府势弱和改革内压日增；“大众动员力量”崛起和什叶派力量北进进一步破坏了三大力量的脆弱平衡；什叶派内部斗争公开化。

 

　　经历二十多年制裁、战乱和动乱后，改善生活成为伊拉克人民最迫切的诉求。2015年夏季，电力和供水不足引发伊国内大规模示威抗议。在游行示威和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改革呼吁下，阿巴迪总理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启动改革，内容涉及税制、反腐、精简政府和军队等诸多方面，意在打破按民族和教派分权的现状，建立高效和跨民族教派的专家型政府。但因触动国内教派和政党集团的利益，改革遭到各方强烈反对而被迫搁浅。不仅如此，七名什叶派阁员与国防、财政部长相继辞职或被罢免，使得阿巴迪政府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自下而上”对改善民生的期盼促生“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中央政府势弱和改革无果又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国家治理能力和派系政党恶斗日渐失望和愤怒。作为有别于三大派系分权与斗争的“第二维度”，改善民生的诉求正逐渐成为伊拉克政治的一条“明线”。

 

　　2014年6月，“大众动员力量”响应西斯塔尼抵御“伊斯兰国”的跨教派教令而成立，并成为下半年替代政府在巴格达周边以及北部诸省与其缠斗的武装主力。该组织具有跨民族和宗教教派的特征，如雅兹迪人、阿拉伯基督徒和什叶派土库曼人等，但其核心依然是什叶派阿拉伯人。庞大规模、实战锻炼和什叶派属性使其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也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和不安，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普遍指责它是伊朗的傀儡和工具。

 

　　2016年12月，“大众动员力量”被列入国家武装力量，享有五万人的编制，由政府支付薪酬和养老金，2017年核定军力又增至11万人。在取得合法地位后，它又在谋求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其部分下属武装对内和前总理马利基合作，利用前期反恐战事中的口碑加强媒体和网络宣传，排挤阿巴迪及其内阁；对外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例如，数月来，它们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相互呼应，高调发声反对美国继续以“反恐”为由留驻各种情报人员和军事顾问。

 

　　与此同时，“大众动员力量”的发展使得三大派系权力失衡更为凸显。借反恐之机，它向伊拉克中北部逊尼派诸省扩张，并将力量延伸到叙伊边境，加之在军事行动中屡次发生针对逊尼派平民的暴行，使得国内宗派主义裂痕只增不减。库尔德人也对“大众动员力量”靠近库区深表疑虑。哈维杰之战中，库尔德“自由斗士”只是在哈维杰东部陈兵观望，同时库区还向基尔库克市增兵与之对峙。摩苏尔以西的尼尼微省历史上是逊尼派为主的各族交错共存，也是土、叙和库区间的“三角地带”。什叶派力量的介入不仅会使这一地区转向伊朗，成为德黑兰通向地中海“陆桥”的重要节点，也意味着土耳其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当“大众动员力量”的攻势日增时，埃尔多安明确表示，如果泰勒阿费尔被其占领，土耳其干预伊拉克的反应将是完全不同的。

 

　　伊拉克政治的新变化还表现为什叶派派系斗争日益公开和激烈。渐趋成型的马利基、阿巴迪和萨德尔什叶派三大集团间权力竞争已变得难以调和，“斗而不破”的潜在政治默契正在被互不相让的零和博弈取代。阿巴迪改革的潜在目的就是削弱马利基对政府、军队和达瓦党的控制，而马利基不仅拒不搬出总理办公室，还公开要求阿巴迪辞职。2016年辞职的七位部长都出自什叶派的“全国联盟”，不仅将派系内部斗争公诸于世，还以“窝里反”的方式掣肘改革和胁迫阿巴迪。新崛起的“大众动员力量”内部也分裂为三派：以“巴德尔组织”为核心的亲伊朗派、以阿巴斯师为首的亲西斯塔尼派和萨德尔派。各派不仅在战略、行政管理、财权和物资分配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在作战和指挥上也互不沟通，难以协调。

 

　　时至今日，伊拉克政治体制对国家和社会的割裂已经固化，并随着权力斗争的深入进一步加剧，从而给推动改革设置强大的制度和权益障碍。民众对宗派政治和党派纷争失望，对政府推动改革的前景失望，甚至十余年来什叶派一体的政治基础也受到挑战。这些变化都是对民族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和整个政治体制的持续削弱与瓦解，成为当下和未来伊政府必须面对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伊拉克是具有阿拉伯属性的什叶派占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复杂的民族教派关系和自身的战略价值吸引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纷纷介入，美国和伊朗则是当前影响伊拉克局势最主要的外部竞争者。

 

　　首先，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始终奉行“一个伊拉克”的政策：维护伊拉克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分裂，力促各派在统一前提下实现权力和利益分配。尽管美国长期支持和维护库区的政治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环境，但其仍在库区独立公投前后多次以公开或者私下渠道与库区协调，力图劝阻公投并明确反对公投结果。库区公投就像一块“试金石”，再次验证了美国维护伊拉克统一政策的一贯性和稳定性。

 

　　其次，以可接受的成本推进打击极端和恐怖主义是美国对伊政策的重要内容。2014年后“伊斯兰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对象，反恐则成为双边关系的重点领域。为此，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军提供各种军事、经济、情报援助和军警培训，派驻特种部队指导一线作战并长期实施空中打击。另外，美国还斡旋各派，例如和库区签署打击“伊斯兰国”的谅解备忘录，确保库区和政府武装力量可以有效配合。特朗普总统也延续竞选时的强硬主张，上任初就签发击败“伊斯兰国”的第三号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未来，伊拉克依然是全球反恐的“重中之重”，消灭残余极端分子、打击其意识形态，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仍是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对伊政策的主要内容。

 

　　最后，美国将伊拉克定位为基于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长期战略伙伴。伊拉克是全球第五大石油资源国，也是确保未来世界石油增产的主要国家，其石油的稳定开发是维护全球能源价格的重要支撑。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付出4500多名士兵的生命，军费开支超过1万亿美元，战后双方又在投资、军售、文化教育、安全防务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虽然奥巴马时期实施“巧实力”外交，但依然通过私人安保力量、使馆驻员、军事顾问和驻扎科威特的地面部队等“柔性”军事存在保持其影响力。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直白地说，（伊拉克）对美国的各种利益而言太重要，美国无法承受它的失败”。

 

　　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不仅明显改善伊朗西部的地缘战略环境，而且为它介入伊拉克事务提供了机会。在政治方面，伊朗与伊拉克各什叶派政党都保持密切联系。例如，以前总理马利基为代表的达瓦党，以“巴德尔组织”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控制库区苏莱曼尼亚省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以及由其推动组建什叶派党团的“伊拉克团结联盟”“国家联盟”等。现任总理阿巴迪虽采取相对中立立场，但在重大外交政策上仍需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保持沟通。面对库区公投，伊朗与伊拉克政府密切配合，不仅明确反对和不承认投票结果，还迅速关闭边境口岸、暂停航线、停止对库区的燃料和商品出口，并向库区政府及两大政党施压。

 

　　经济上，伊朗是伊拉克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出口项目包括生鲜农产品、加工食品、廉价日用品和建材材料等，其中2016年伊朗70%的水泥出口销往伊拉克，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伊朗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建设企业和公司将项目和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南部什叶派聚集区和库区。另外，旅游业、工程服务、转口贸易、电力出口等都是双边贸易的强项。2017年底，两伊还签署额度为6万桶/天的石油互换协议。

 

　　借助反恐战争，伊朗找到介入和控制伊拉克军事力量的良机，并推动其在伊拉克未来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14年后，伊朗首先归还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送往伊朗的100多架战斗机，随后开始向伊拉克政府和库区“自由斗士”武装提供装备和弹药。伊朗革命圣城旅不仅参与反恐战事，还和黎巴嫩真主党一起向“大众动员力量”提供其急需的中高级军官和作战训练经验。2017年8月，“大众动员力量”下属的五个亲伊武装组建“圣战者联盟”，想要以独立政党身份参与2018年议会大选。这不仅是该组织从合法化转向政治化的标志，也很可能成为未来伊朗介入伊拉克事务新的重要砝码。

 

　　三、沙特因素的影响

 

　　除了美伊，沙特、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对伊拉克局势的影响力较弱，但沙伊关系调整是近来的亮点。从2017年开始，沙特以阿拉伯民族认同和“支票簿外交”作为重启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一年内不仅沙特外长祖拜尔访问了伊拉克，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和总理阿巴迪也分别访问了沙特，萨勒曼国王和阿巴迪共同主持的两国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还重点讨论伊重建和投资问题。2017年7月，伊拉克什叶派教士萨德尔应邀访问沙特并与王储会谈更被视为沙特对伊外交的重大转变。尽管高层互动频繁，沙特在伊拉克仍缺少稳定和有力的盟友，两国多年积累的深度不信任短期内难以消除。但沙特因素的重现或与美国协调行动已成为影响伊拉克局势的新变量，值得关注。

 

　　领土收复和反恐战事的结束是2017年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主要成绩，但也意味着包括美伊（朗）在内各方在反恐问题上进行有限合作的基础已消失，新一轮角逐将更加激烈。未来博弈不仅将集中于伊拉克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集中于哪个国家取得最大发言权，还将集中于如何遏制和削弱对手在伊拉克的影响力。

 

　　小结

 

　　笔者认为，“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极端和恐怖主义组织远未消亡，因此对反恐情势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还为时尚早。就伊拉克而言，收复失地只是反恐战争的第一步，推动经济社会重建和恢复治理才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本出路。据伊拉克政府估算，“伊斯兰国”肆虐过的各省重建投资需求高达1000亿美元，在当前低油价和国内矛盾斗争丛生的背景下，反恐战事结束事实上给伊拉克政府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

 

　　从整体局势来看，当前的伊拉克面临稳定、改革和发展三个并存和相互牵制的难题，权力结构再次面临重组和洗牌，不得不应对三大派系之间和内部的权力平衡、各种武装和安全力量的重组和安置、大国在伊拉克角逐等诸多挑战。改革和改善民生不仅将成为2018年伊议会大选的主要议题，或许也将成为重启当下固化、裂化和僵死政治格局的机会，但伊拉克尚未出现走出困境的曙光，前景依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