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来了！七位学者谈中美关系-凯发k8官方首页

　　2016年，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并将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值此新旧交替之际，就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关系的未来等问题，我们邀请了数位研究领域覆盖中美关系的学者，简要谈谈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中美关系的研究和中美关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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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美关系需要更多关注中国

　　王缉思：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纵观两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双边交往的历史性转折，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发生在美国政府换届或美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我曾做出过一个判断，说美国在双边关系中主要是常量，而中国主要是变量。也可以说，相对而言，在双边关系中，中国政治的变化比美国政治的变化起的作用更大。

　　之所以如此，两国力量对比的差距大概是主要原因。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所占的分量，一向高于中国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所占的分量。同理，由于菲律宾和中国、美国力量的差距都很大，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对中菲关系、美菲关系的影响，大大高于中国领导人或美国领导人换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朝鲜国内政治、外交对朝鲜同美国关系的影响，也大于美国政治、外交变化对双边关系所起的作用。在两岸关系中也是如此：台湾比大陆弱小得多，于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变更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大于大陆领导人变化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可以说是我多年来研习世界政治的体会之一。

　　基于这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我感觉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更多地应当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去探究、分析。我不是暗示中方要对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负主要责任——要讲政治立场，中国总是正确的，美国总是错误的。我只想说明，从学术研究的客观角度，需要在中美关系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中国方面的发展变化。2017年将是特朗普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其对华政策走向固然值得观察。但是与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特朗普政府的一言一行上，去揣摩它的意图，不如认真思考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怎样通过自己方向明确、持之以恒的努力，塑造一个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中美关系。

　　正如陶文钊老师所总结的，两百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同时也想设问：中国的对美政策有没有始终追求的目标?不同时期的中国，是否有不同的对美政策目标?今天中国的对美政策目标是什么?我们研究中美关系，这些大概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希望与同仁和同学们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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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陶文钊：主要学术专长是中美关系史，现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2017年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特朗普新政府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特朗普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不但重利，而且也是有理念的，这就是保守的民粹主义。除了他在竞选中说的那些话外，这一个多月来他精心挑选政府人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任命出名的贸易民粹主义者、加州欧文大学教授彼得· 纳瓦罗为国家贸易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专门为他新设立的)的主席，让人闻到了贸易战的硝烟味;那些来自共和党保守派智库的高参蛰伏了十几年，现在又蠢蠢欲动了。 但由这些人来主导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确实是令人担心的。最近的一些涉台事态，如蔡英文与特朗普的通话，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美国不一定要受“一中政策”政策的约束，背后似都有这些人的出谋划策，奔走牵线。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将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将对两岸关系乃至岛内政治生态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要密切关注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关注由于美国政策的变化产生的新问题，并据以确定我们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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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者需深入研究美国国情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学科特聘教授。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历史学者，我深深感到：虽然中国民众对美国事务和中美关系的关心与了解，远远多于美国民众对中国事务和美中关系的关心与了解，但是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国情和中美关系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国情和美中关系的研究水平。双方学术研究方面的严重不平衡，对两国的相互认知、理解和政策制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可能有若干原因造成了两国学术界的这种落差。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研究出发点是为现实特别是政府的政策进行“服务”和“诠释”，至少要受现实政策的制约;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出发点是对现实和政府政策进行质疑和批评，或者根本不在意现实和政策现状。美国在信息自由法案等法治条件下，档案资料等原始信息虽然也做不到无保留地全部开放，但毕竟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中国的档案资料等原始信息则是相对封闭的。即便如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中国学者，仍有很多人并不积极致力于搜集原始材料，而满足于根据二手甚至三手的材料来做文章，甚至习惯于天马行空地发议论，似乎相信自己论点并不需要依据过硬的材料来证明。相对于美国学者到处去找第一手资料来论证问题，中方在研究功力上的差距是明显的。加之在解释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墨守成规，对著述环境和发表尺度又不得不顾忌重重，这就使中国的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难以企及美国同行的水平，也很难造福国家利益。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美国选民推出了新一届美国政府。这届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更多的难以确定的甚至戏剧性的变化，其对华政策很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麻烦。但是，我们深知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变数，人类的道路是人们不断地进行选择的结果，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要取决于双方不断进行的临机抉择，何况还要受国内国际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谁都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纵观两百多年的中美关系史，两国在风风雨雨中恩恩怨怨地一路走来，有和平交往，也有敌对冲突，数度结盟抗敌，也曾冷战对峙。人们有理由期望，双方能从丰富的经验中吸取充分的智慧，更冷静、理智、建设性地处理相互关系，两国领导层管控危机、化解冲突的能力应该更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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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间“共有的历史”比领导人更替重要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曾任美国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

　　中国人对中美关系中的“关系”认知似乎一直有一种误区。太强调领导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对特朗普的当选和他的一系列涉华言论做过分解读。熟悉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三权分立，无论何人当政，都无法一意孤行或无法无天。差不多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信誓旦旦要为万世开太平，让不少中国人把他当救星，结果是他大话说过头了，不仅中国人对其失望，美国人也完全抛弃了他孜孜以求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并未对中国人过分表示什么热情，但他不声不响的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四强，中国因此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根刚上台时，口口声声要不忘台湾老朋友，但很快就在1982年大幅度后退，并和中国签订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比尔.克林顿经常大骂中国政府，但上台后不仅年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小布什刚入白宫时于2001年在电视上甚至公开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台湾，但在他的8年任期中，中美关系非常友好，他还亲自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典礼，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出席美国之外的奥运会典礼。

　　之所以如此，就是中美关系中“关系”还有其它方面，我在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中大力强调的“共有历史”关系就是其一。“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交往只会越来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斗则两伤和非零和游戏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切记：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中国。如果中国国泰民安，国力不断增强，经济继续上升，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对于崇拜实力的特朗普来说，他入主白宫后，更会三思而后行。所以，朋友们，就中美关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阳照旧升起。同时，值此新年之际，我们如其过分担心美国或特朗普会怎样，不如更应祝愿中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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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优势、国际体系与冷战时期

　　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

　　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冷战国际史、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

　　从冷战以来，美国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突出而重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其已形成和掌握的战略优势。而此种战略优势所包含的，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具有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等之外，同盟和联盟体系是其核心要素。美国联盟体系内的国家，或出于安全、经济、文化等因素，或出于地缘政治、领土争端为目标的国家利益等，自愿或被迫在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战略部署和实施。冷战时期，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危机和(或)局部冲突及战争之时，如朝鲜战争、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等，美国总利用这一战略优势，推行其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在同美国的战略互动中，则显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上述战略优势虽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总体上走向强化;特别是“亚太再平衡”诸多措施的实施，对东亚地区冷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部分战略均势，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面对美国的战略优势，中国今天依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如何应对和缓解美国此种战略优势所产生的压力，是中国外交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是中美关系运行和互动的架构。而当前之体系，之于冷战时期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遏制战略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敌手，对中苏两国谁是“最大威胁”的判定，随着中苏政治和政策的变化而时有变化，但无论如何，中苏同盟的存在，主要是苏联对其国家性质的政治定位、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及其庞大的核武库和运载工具，制约着美国军事打击中国的诸多计划的实施。而中国在冷战国际体系中，依据美苏力量的消长，特别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中国获得较充分的行动自由和回旋余地。中苏分裂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这种国际体系的演变密切相关。而当前国际体系的特征之于美国、俄罗斯、中国而言，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以意识形态的完全分野。或可预见的是，美俄亲近的可能性假若实现，或部分实现，对中国而言，由于缺乏以同盟关系为支撑的战略优势，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当中美双边关系出现重大危机时，则面临着较之冷战时期更为严峻的处境，或存在重大危机(主要是由于偶发事件而导致的军事危机)升级至局部冲突和战争的巨大风险。

　　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显示出两国管理危机之能力的限度。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时期，制约美国核战争边缘政策的，既有盟国因素的考量，也有对苏联反应的评估，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在自身军力，特别是缺乏报复手段的情况下，自愿以及(或)被迫做出让步的选择。而在中国军事现代化水平以及核战略力量空前提高和发展的今天，在面对涉及美国挑战中国国家利益，或由于双方战略误判而导致的重大事件或冲突及局部战争时，中国是否具有冷战时期处理中美关系的那种妥协性或灵活性，考虑到对国内政治以及对周边国家注定产生的复杂的、难于掌控的后果，预期和展望其可能的反应和采取的行动，将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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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需要新的外交哲学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现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2017年是中美建交38周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45周年。在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两国从良好的双边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就美国方面而言，中美关系的改善解除了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同时打两场核战争的危险，改变了美国与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成为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代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巨大的中国市场从神话变成了现实，美国从这一市场中获得不少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也降低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丰富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邓小平确立的追随美国的战略以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配合也曾一度有助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和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维护。而就中国而言，中美关系的解冻扭转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面临的外交孤立，80年代中美两国的准盟友关系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实际上二者存在内在的关联，没有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特别是里根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难以实施。来自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在过去35年中助推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外交部公布的习主席2015年9月访美成果清单中的用语)。来自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产品无疑促进了中国人观念的进步和权利的提高，改善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1972年间的中美对抗给两国带来的巨大损害，对中国人民来说，损害尤其深痛。

　　回顾过去，任何头脑清醒、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维持中美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在流失，双方都开始将对方视为自身核心利益的损害者和国家理想的反对者。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正在滑向战略对抗，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假想敌和主要的战略对手;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近年来也纷争不断，这种纷争随着美国新政府的上台极有可能演变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美国在重新审视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主张放弃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转而采取制衡(balancing)或遏制(containment)战略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中国领导人已经认定美国思想、价值观和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不再是福祉而是危害，反对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的运动大有重演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竞争的趋势。在这一形势下，2017年注定是中美关系充满麻烦、风险甚至危机的一年，而且未来的长期前景似乎更令人悲观。除非两国改变基本的外交哲学和国际思维方式，否则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只能祈祷这种恶化不至于引发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和战争。这对中国人民的福祉尤其重要，毕竟，惨痛历史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好坏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的内政和国家道路的选择，并因此关系到亿万普通中国人的遭际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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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则两利 对抗则俱伤

　　赵学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为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

　　美国新总统即将就职，可以说是举世关注。此次美国大选在很多方面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对于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将美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会带往何处，更是成为国内各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并普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感到担忧和不安。应当说，这种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在特朗普执政的初期，中美关系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纷争和波动，这是由中美关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差异，再加上诸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因素的干扰，任何一位新的美国领导人上台，恐怕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要经历一个摸索、磨合的阶段，才能较为成熟地应对这种复杂的关系，妥善地处理好双方的矛盾和分歧。

　　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特朗普执政后究竟会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何种举措，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作为真正的决策者与总统候选人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将会受到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在面对包括反对恐怖主义、解决地区冲突、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等几乎任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时，恐怕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帮助与合作。

　　美国领导人应当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早已证明，遏制、孤立、武力威胁乃至使用武力并非是解决双方间纷争的有效手段，唯有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对话、交流才是明智之举。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表明，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双方应当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互信和理解，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推进。

　　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中国决定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国力的不断提升不仅是对中国外交和对美政策的重要基础，而且也在塑造着两国关系的走向。因而，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保持审慎而又积极的态度显然是较为适宜的。合作应当而且终将是双方关系的主流，期待美国新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感谢本文七位教授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撰稿，并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发表。文中部分题目由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如需转载，请联系“美国史研究”公众号。

　　2016年，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并将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值此新旧交替之际，就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关系的未来等问题，我们邀请了数位研究领域覆盖中美关系的学者，简要谈谈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中美关系的研究和中美关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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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美关系需要更多关注中国

　　王缉思：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纵观两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双边交往的历史性转折，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及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而不是发生在美国政府换届或美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我曾做出过一个判断，说美国在双边关系中主要是常量，而中国主要是变量。也可以说，相对而言，在双边关系中，中国政治的变化比美国政治的变化起的作用更大。

　　之所以如此，两国力量对比的差距大概是主要原因。美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所占的分量，一向高于中国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所占的分量。同理，由于菲律宾和中国、美国力量的差距都很大，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对中菲关系、美菲关系的影响，大大高于中国领导人或美国领导人换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朝鲜国内政治、外交对朝鲜同美国关系的影响，也大于美国政治、外交变化对双边关系所起的作用。在两岸关系中也是如此：台湾比大陆弱小得多，于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变更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大于大陆领导人变化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可以说是我多年来研习世界政治的体会之一。

　　基于这一个不成熟的看法，我感觉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更多地应当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去探究、分析。我不是暗示中方要对中美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负主要责任——要讲政治立场，中国总是正确的，美国总是错误的。我只想说明，从学术研究的客观角度，需要在中美关系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中国方面的发展变化。2017年将是特朗普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其对华政策走向固然值得观察。但是与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特朗普政府的一言一行上，去揣摩它的意图，不如认真思考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怎样通过自己方向明确、持之以恒的努力，塑造一个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中美关系。

　　正如陶文钊老师所总结的，两百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商品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信息与价值观的自由流动”。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同时也想设问：中国的对美政策有没有始终追求的目标?不同时期的中国，是否有不同的对美政策目标?今天中国的对美政策目标是什么?我们研究中美关系，这些大概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希望与同仁和同学们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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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陶文钊：主要学术专长是中美关系史，现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2017年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特朗普新政府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特朗普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不但重利，而且也是有理念的，这就是保守的民粹主义。除了他在竞选中说的那些话外，这一个多月来他精心挑选政府人选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任命出名的贸易民粹主义者、加州欧文大学教授彼得· 纳瓦罗为国家贸易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专门为他新设立的)的主席，让人闻到了贸易战的硝烟味;那些来自共和党保守派智库的高参蛰伏了十几年，现在又蠢蠢欲动了。 但由这些人来主导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确实是令人担心的。最近的一些涉台事态，如蔡英文与特朗普的通话，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美国不一定要受“一中政策”政策的约束，背后似都有这些人的出谋划策，奔走牵线。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将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将对两岸关系乃至岛内政治生态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要密切关注特朗普的对台政策，关注由于美国政策的变化产生的新问题，并据以确定我们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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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者需深入研究美国国情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学科特聘教授。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历史学者，我深深感到：虽然中国民众对美国事务和中美关系的关心与了解，远远多于美国民众对中国事务和美中关系的关心与了解，但是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国情和中美关系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国情和美中关系的研究水平。双方学术研究方面的严重不平衡，对两国的相互认知、理解和政策制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可能有若干原因造成了两国学术界的这种落差。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研究出发点是为现实特别是政府的政策进行“服务”和“诠释”，至少要受现实政策的制约;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出发点是对现实和政府政策进行质疑和批评，或者根本不在意现实和政策现状。美国在信息自由法案等法治条件下，档案资料等原始信息虽然也做不到无保留地全部开放，但毕竟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中国的档案资料等原始信息则是相对封闭的。即便如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中国学者，仍有很多人并不积极致力于搜集原始材料，而满足于根据二手甚至三手的材料来做文章，甚至习惯于天马行空地发议论，似乎相信自己论点并不需要依据过硬的材料来证明。相对于美国学者到处去找第一手资料来论证问题，中方在研究功力上的差距是明显的。加之在解释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墨守成规，对著述环境和发表尺度又不得不顾忌重重，这就使中国的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难以企及美国同行的水平，也很难造福国家利益。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美国选民推出了新一届美国政府。这届政府的最大特点就是将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更多的难以确定的甚至戏剧性的变化，其对华政策很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麻烦。但是，我们深知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变数，人类的道路是人们不断地进行选择的结果，两国关系的发展也要取决于双方不断进行的临机抉择，何况还要受国内国际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谁都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但是，纵观两百多年的中美关系史，两国在风风雨雨中恩恩怨怨地一路走来，有和平交往，也有敌对冲突，数度结盟抗敌，也曾冷战对峙。人们有理由期望，双方能从丰富的经验中吸取充分的智慧，更冷静、理智、建设性地处理相互关系，两国领导层管控危机、化解冲突的能力应该更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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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间“共有的历史”比领导人更替重要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系博士。曾任美国密西根州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讲座副教授，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国国际化历史的著名学者。

　　中国人对中美关系中的“关系”认知似乎一直有一种误区。太强调领导人的作用。所以我们对特朗普的当选和他的一系列涉华言论做过分解读。熟悉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人都知道，美国三权分立，无论何人当政，都无法一意孤行或无法无天。差不多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信誓旦旦要为万世开太平，让不少中国人把他当救星，结果是他大话说过头了，不仅中国人对其失望，美国人也完全抛弃了他孜孜以求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罗斯福并未对中国人过分表示什么热情，但他不声不响的让中国成为战后世界四强，中国因此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根刚上台时，口口声声要不忘台湾老朋友，但很快就在1982年大幅度后退，并和中国签订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比尔.克林顿经常大骂中国政府，但上台后不仅年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小布什刚入白宫时于2001年在电视上甚至公开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台湾，但在他的8年任期中，中美关系非常友好，他还亲自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典礼，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出席美国之外的奥运会典礼。

　　之所以如此，就是中美关系中“关系”还有其它方面，我在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中大力强调的“共有历史”关系就是其一。“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两国交往只会越来越密切。此外，今天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斗则两伤和非零和游戏的关系。我们尤其要切记：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实际上在中国。如果中国国泰民安，国力不断增强，经济继续上升，在中美关系上美国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对于崇拜实力的特朗普来说，他入主白宫后，更会三思而后行。所以，朋友们，就中美关系而言，天塌不了，太阳照旧升起。同时，值此新年之际，我们如其过分担心美国或特朗普会怎样，不如更应祝愿中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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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优势、国际体系与冷战时期

　　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

　　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冷战国际史、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

　　从冷战以来，美国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突出而重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其已形成和掌握的战略优势。而此种战略优势所包含的，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具有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等之外，同盟和联盟体系是其核心要素。美国联盟体系内的国家，或出于安全、经济、文化等因素，或出于地缘政治、领土争端为目标的国家利益等，自愿或被迫在重大国际政治事件中，以各种方式支持美国的战略部署和实施。冷战时期，在涉及中美关系的重大危机和(或)局部冲突及战争之时，如朝鲜战争、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等，美国总利用这一战略优势，推行其既定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在同美国的战略互动中，则显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上述战略优势虽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总体上走向强化;特别是“亚太再平衡”诸多措施的实施，对东亚地区冷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部分战略均势，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面对美国的战略优势，中国今天依然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如何应对和缓解美国此种战略优势所产生的压力，是中国外交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国际体系是中美关系运行和互动的架构。而当前之体系，之于冷战时期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遏制战略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敌手，对中苏两国谁是“最大威胁”的判定，随着中苏政治和政策的变化而时有变化，但无论如何，中苏同盟的存在，主要是苏联对其国家性质的政治定位、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及其庞大的核武库和运载工具，制约着美国军事打击中国的诸多计划的实施。而中国在冷战国际体系中，依据美苏力量的消长，特别是基于自身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中国获得较充分的行动自由和回旋余地。中苏分裂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这种国际体系的演变密切相关。而当前国际体系的特征之于美国、俄罗斯、中国而言，已无严格意义上的以意识形态的完全分野。或可预见的是，美俄亲近的可能性假若实现，或部分实现，对中国而言，由于缺乏以同盟关系为支撑的战略优势，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当中美双边关系出现重大危机时，则面临着较之冷战时期更为严峻的处境，或存在重大危机(主要是由于偶发事件而导致的军事危机)升级至局部冲突和战争的巨大风险。

　　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显示出两国管理危机之能力的限度。在朝鲜战争、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时期，制约美国核战争边缘政策的，既有盟国因素的考量，也有对苏联反应的评估，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在自身军力，特别是缺乏报复手段的情况下，自愿以及(或)被迫做出让步的选择。而在中国军事现代化水平以及核战略力量空前提高和发展的今天，在面对涉及美国挑战中国国家利益，或由于双方战略误判而导致的重大事件或冲突及局部战争时，中国是否具有冷战时期处理中美关系的那种妥协性或灵活性，考虑到对国内政治以及对周边国家注定产生的复杂的、难于掌控的后果，预期和展望其可能的反应和采取的行动，将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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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两国需要新的外交哲学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现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2017年是中美建交38周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45周年。在过去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两国从良好的双边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就美国方面而言，中美关系的改善解除了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同时打两场核战争的危险，改变了美国与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成为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代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巨大的中国市场从神话变成了现实，美国从这一市场中获得不少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也降低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丰富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邓小平确立的追随美国的战略以及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配合也曾一度有助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和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维护。而就中国而言，中美关系的解冻扭转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面临的外交孤立，80年代中美两国的准盟友关系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与中美建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实际上二者存在内在的关联，没有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特别是里根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难以实施。来自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在过去35年中助推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亿万人民摆脱了贫困”(外交部公布的习主席2015年9月访美成果清单中的用语)。来自美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产品无疑促进了中国人观念的进步和权利的提高，改善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促进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1972年间的中美对抗给两国带来的巨大损害，对中国人民来说，损害尤其深痛。

　　回顾过去，任何头脑清醒、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维持中美友好关系的必要性，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正在流失，双方都开始将对方视为自身核心利益的损害者和国家理想的反对者。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正在滑向战略对抗，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假想敌和主要的战略对手;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近年来也纷争不断，这种纷争随着美国新政府的上台极有可能演变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美国在重新审视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主张放弃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转而采取制衡(balancing)或遏制(containment)战略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中国领导人已经认定美国思想、价值观和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不再是福祉而是危害，反对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的运动大有重演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竞争的趋势。在这一形势下，2017年注定是中美关系充满麻烦、风险甚至危机的一年，而且未来的长期前景似乎更令人悲观。除非两国改变基本的外交哲学和国际思维方式，否则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只能祈祷这种恶化不至于引发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和战争。这对中国人民的福祉尤其重要，毕竟，惨痛历史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好坏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的内政和国家道路的选择，并因此关系到亿万普通中国人的遭际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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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则两利 对抗则俱伤

　　赵学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为美国史、国际关系史。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

　　美国新总统即将就职，可以说是举世关注。此次美国大选在很多方面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对于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将美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会带往何处，更是成为国内各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并普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感到担忧和不安。应当说，这种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在特朗普执政的初期，中美关系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纷争和波动，这是由中美关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决定的。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差异，再加上诸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因素的干扰，任何一位新的美国领导人上台，恐怕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要经历一个摸索、磨合的阶段，才能较为成熟地应对这种复杂的关系，妥善地处理好双方的矛盾和分歧。

　　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特朗普执政后究竟会在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何种举措，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作为真正的决策者与总统候选人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将会受到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美国在面对包括反对恐怖主义、解决地区冲突、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等几乎任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时，恐怕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帮助与合作。

　　美国领导人应当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早已证明，遏制、孤立、武力威胁乃至使用武力并非是解决双方间纷争的有效手段，唯有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平等对话、交流才是明智之举。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表明，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双方应当进一步加强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互信和理解，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推进。

　　中美关系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中国决定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国力的不断提升不仅是对中国外交和对美政策的重要基础，而且也在塑造着两国关系的走向。因而，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保持审慎而又积极的态度显然是较为适宜的。合作应当而且终将是双方关系的主流，期待美国新政府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感谢本文七位教授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撰稿，并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发表。文中部分题目由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如需转载，请联系“美国史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