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走出全球化困境，需正视经济民族主义-凯发k8官方首页

 　　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

　　庞中英用“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来概括全球化对很多国家的影响。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的转变，起初认为全球化之势不可当，过分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认为全球化已经逆转，变得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

　　中国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这项政治决定恰恰是出于某种经济动机，即想利用外部世界的经济繁荣促进本国贸易，此外还能利用开放环境促进国内改革。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得的红利显而易见。

　　时至今日，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动荡、不确定、危机的时期。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归来，全球化处在退缩、后退和放缓(globalization in retreat)中。庞中英称之为全球化的困境(globalizationdilemma)。在此情况下，中国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效果也远不如当年。

　　那么，未来中国应该在全球化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思考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可能演进机制?新一轮全球化又可能遭遇到哪些挑战和困境?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

　　不过，庞中英也指出，“全球化的后退”(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并非是最近才出现的趋势。他说，如果考察历时25年的全球化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全球化的学者都认识到了全球化是一种深刻的悖论。

　　庞中英将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分为乐观主义派和悲观主义派。前者认为，全球化如同当年欧洲人的“印度”，会带来 “遍地黄金”般的财富机遇。在这些乐观主义者的眼中，即使是今日的困难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继续，只不过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旧的全球化。全球化进程无法逆转、势不可挡。与此相对的，悲观主义者则提出了“逆全球化”的说法，显示全球化处在困境中，遭到的阻力确实更大了。

　　庞中英并未认可“逆全球化”的命名。因为，仍然有驱动全球化的新力量。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而金融、互联网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也没有显示出步伐的放慢。尽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确实正在出现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兴起的苗头，抗拒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运动对民族国家主权和政策议程的主导，但截至目前为止，似乎还很难将之简单地说逆全球化已成单一趋势。

　　庞中英指出，根据复杂性科学，我们不能忽略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化的两百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个“百年”，呈现出总体的和平，尤其是在欧洲，出现了没有大战的“百年和平”，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不过，也是在这一段，欧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进程在加速。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来自欧洲的巨大冲击。美国崛起也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国务卿johnhay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门户开放”并不仅仅是指美国要求欧洲列强不要瓜分中国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国当时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应该看做全球化的第二个“百年”。这一百年中，因为各国的政策转变、国际权力转移和各种大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苏联的诞生(1918-1919)、世界权力中心从老欧洲转到美苏(1945到1989)、战后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运动(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向：既有冷战(1947-1992)这样的放缓和倒退，也有像欧共体和欧盟(1950年代至今)这样前所未有的地区一体化趋势。全球化就是这样在曲折中进行的。

　　所以，庞中英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些影响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简单地断定全球化已经逆转。

　　谁全球化谁?——世界秩序的形成、溃败与再造

　　庞中英指出，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大多局限在经济领域。他认为这是不够的。全球化的政治问题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谁全球化谁”，具体包括谁驱动、主导和控制全球化?谁从全球化中受益?谁在全球化中受损?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个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溃败和再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试图通过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间欧洲的大国协调(欧洲协调)和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体系、国际金融制度(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种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欧洲协调后来溃败，而现存的世界秩序没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庞中英强调要将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这三个概念加以清楚地区分。他指出，要从全球问题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最大的全球问题，即全球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就是解决全球问题。对全球化的治理没有到位，即全球治理没有到位，全球治理赤字上升，才出现了目前这样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弹。一些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美英政府把全球化作为其主要的政策(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联合王国布莱尔政府)。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同等重视全球治理。民众享受全球化之利时不会反对全球化，当遭遇全球化之害时(例如并没有享受多少全球化的利益却要承担全球化的害处)，民众就不得不通过现存政治机制(比如民主)对作为政策的全球化进行抗议，形成了今天一发不可收拾的民粹主义及其政治后果。

　　走出全球化困境：

　　中国需要推动全球协调和正确对待经济民族主义

　　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走出全球化的困境呢?庞中英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兴起。这是全球化的世界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一大的根本挑战。

　　庞中英认为，应对全球化低潮和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崛起的挑战的根本方法之一是加强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他认为，各国政府内外的有识之士应该就全球协调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否则，世界可能在21世纪再次滑向大冲突的灾难。目前是正式启动全面而深入的全球协调的时刻。

　　庞中英1997年在北京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经济民主主义的。那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经济民族主义的专著。庞中英写作其博士论文的时候，全球化正在凯歌行进中，大多数人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不理性、不科学、不符合全球化大势的而对经济民族主义予以否定。

　　经济民族主义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顽强存在，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庞中英指出，解读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经济民族主义才是正确的角度，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回到英美国家的政策。在历史上，美国是依靠经济民族主义起家的，但后来转向了经济帝国主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试图以经济民族主义使美国再次辉煌(maga)——这是一个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历史回归。英国退出欧盟也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英国离开欧盟是欧盟首次缩容。一句话，经济民族主义成为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的方法。不管喜欢还是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现实和趋势。当然，任何脱离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行动，尽管有其理由，都不容易，甚至很难成功。英国很难在2016-2018年期间完成其退出欧盟的程序。

　　在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抵制外国货是不是经济民族主义”时，庞中英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能简单回答的。在中国生产和经营的跨国公司仍然具有其母国的民族国家特性，其大半利润都回流到了本国，尽管其在中国享受着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其在中国的偷税和避税行为，以及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对外资的环境，也都说明其并非中国的民族企业。若这些企业因为其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劳工、消费者等社会关系，如果其产品和服务遭到抵制，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许多国家都有经济民族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不是全球或者世界主义的。庞中英呼吁要正视经济民族主义和研究经济民族主义，不要简单地笑话经济民族主义。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汲取历史的大教训，21世纪建立的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不能仅仅包括国家，也要考虑非国家行动者。庞中英指出，只有通过政府、大公司、非国家机构通力合作，加强国际金融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这样才能重建全球治理。全球协调包括地区协调，庞中英尤其强调，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协调决定当时的世界秩序，那么，亚太、亚欧地区的协调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秩序。

　　庞中英批评了“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指出要对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做新的评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受益仅仅是一个方面，中国也在全球化中付出各种代价，尤其是，中国也一样存在着欧美的全球化输家，甚至，中国的全球化输家不比欧美少。而当中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时，欧美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更加认为中国才是造成他们是输家的根源。特朗普在竞选中不断地把中国作为美国今日问题的根源。中国不幸成为美国问题的替罪羊。“反全球化”成为反中国。

　　对于“全球化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国驱动、组织、领导全球化”等说法，庞中英表示这是一种可能和希望。中国其实也需要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别的国家借助经济民族主义加强他们的时候，中国如果还在谈论什么全球主义，根本无法应对他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必须汲取全球化政策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最后庞中英总结说，中国更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等，而是要加强市场经济，形成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即以本国的基本人口为基础的。一种经济若不是以本民族为基础的，而是跨国公司主导，则肯定不是民族的，也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内的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需要政府的作用。经济民族主义下，政府的作用可能会被夸大和滥用，但是，通过国内民主进程和国际政策协调，政府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全球经济得以均衡。

 　　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

　　庞中英用“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来概括全球化对很多国家的影响。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的转变，起初认为全球化之势不可当，过分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认为全球化已经逆转，变得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

　　中国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这项政治决定恰恰是出于某种经济动机，即想利用外部世界的经济繁荣促进本国贸易，此外还能利用开放环境促进国内改革。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得的红利显而易见。

　　时至今日，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动荡、不确定、危机的时期。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归来，全球化处在退缩、后退和放缓(globalization in retreat)中。庞中英称之为全球化的困境(globalizationdilemma)。在此情况下，中国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效果也远不如当年。

　　那么，未来中国应该在全球化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思考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可能演进机制?新一轮全球化又可能遭遇到哪些挑战和困境?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

　　不过，庞中英也指出，“全球化的后退”(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并非是最近才出现的趋势。他说，如果考察历时25年的全球化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全球化的学者都认识到了全球化是一种深刻的悖论。

　　庞中英将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分为乐观主义派和悲观主义派。前者认为，全球化如同当年欧洲人的“印度”，会带来 “遍地黄金”般的财富机遇。在这些乐观主义者的眼中，即使是今日的困难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继续，只不过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旧的全球化。全球化进程无法逆转、势不可挡。与此相对的，悲观主义者则提出了“逆全球化”的说法，显示全球化处在困境中，遭到的阻力确实更大了。

　　庞中英并未认可“逆全球化”的命名。因为，仍然有驱动全球化的新力量。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而金融、互联网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也没有显示出步伐的放慢。尽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确实正在出现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兴起的苗头，抗拒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运动对民族国家主权和政策议程的主导，但截至目前为止，似乎还很难将之简单地说逆全球化已成单一趋势。

　　庞中英指出，根据复杂性科学，我们不能忽略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化的两百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个“百年”，呈现出总体的和平，尤其是在欧洲，出现了没有大战的“百年和平”，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不过，也是在这一段，欧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进程在加速。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来自欧洲的巨大冲击。美国崛起也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国务卿johnhay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门户开放”并不仅仅是指美国要求欧洲列强不要瓜分中国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国当时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应该看做全球化的第二个“百年”。这一百年中，因为各国的政策转变、国际权力转移和各种大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苏联的诞生(1918-1919)、世界权力中心从老欧洲转到美苏(1945到1989)、战后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运动(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向：既有冷战(1947-1992)这样的放缓和倒退，也有像欧共体和欧盟(1950年代至今)这样前所未有的地区一体化趋势。全球化就是这样在曲折中进行的。

　　所以，庞中英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些影响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简单地断定全球化已经逆转。

　　谁全球化谁?——世界秩序的形成、溃败与再造

　　庞中英指出，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大多局限在经济领域。他认为这是不够的。全球化的政治问题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谁全球化谁”，具体包括谁驱动、主导和控制全球化?谁从全球化中受益?谁在全球化中受损?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个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溃败和再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试图通过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间欧洲的大国协调(欧洲协调)和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体系、国际金融制度(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种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欧洲协调后来溃败，而现存的世界秩序没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庞中英强调要将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这三个概念加以清楚地区分。他指出，要从全球问题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最大的全球问题，即全球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就是解决全球问题。对全球化的治理没有到位，即全球治理没有到位，全球治理赤字上升，才出现了目前这样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弹。一些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美英政府把全球化作为其主要的政策(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联合王国布莱尔政府)。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同等重视全球治理。民众享受全球化之利时不会反对全球化，当遭遇全球化之害时(例如并没有享受多少全球化的利益却要承担全球化的害处)，民众就不得不通过现存政治机制(比如民主)对作为政策的全球化进行抗议，形成了今天一发不可收拾的民粹主义及其政治后果。

　　走出全球化困境：

　　中国需要推动全球协调和正确对待经济民族主义

　　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走出全球化的困境呢?庞中英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兴起。这是全球化的世界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一大的根本挑战。

　　庞中英认为，应对全球化低潮和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崛起的挑战的根本方法之一是加强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他认为，各国政府内外的有识之士应该就全球协调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否则，世界可能在21世纪再次滑向大冲突的灾难。目前是正式启动全面而深入的全球协调的时刻。

　　庞中英1997年在北京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博士论文就是专门研究经济民主主义的。那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经济民族主义的专著。庞中英写作其博士论文的时候，全球化正在凯歌行进中，大多数人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不理性、不科学、不符合全球化大势的而对经济民族主义予以否定。

　　经济民族主义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顽强存在，从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庞中英指出，解读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政策，经济民族主义才是正确的角度，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回到英美国家的政策。在历史上，美国是依靠经济民族主义起家的，但后来转向了经济帝国主义。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试图以经济民族主义使美国再次辉煌(maga)——这是一个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历史回归。英国退出欧盟也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英国离开欧盟是欧盟首次缩容。一句话，经济民族主义成为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的方法。不管喜欢还是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现实和趋势。当然，任何脱离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行动，尽管有其理由，都不容易，甚至很难成功。英国很难在2016-2018年期间完成其退出欧盟的程序。

　　在回答现场听众的提问“抵制外国货是不是经济民族主义”时，庞中英认为这个问题不是能简单回答的。在中国生产和经营的跨国公司仍然具有其母国的民族国家特性，其大半利润都回流到了本国，尽管其在中国享受着wto规定的国民待遇。其在中国的偷税和避税行为，以及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对外资的环境，也都说明其并非中国的民族企业。若这些企业因为其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劳工、消费者等社会关系，如果其产品和服务遭到抵制，也是正常的和必然的。许多国家都有经济民族主义者。经济民族主义者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不是全球或者世界主义的。庞中英呼吁要正视经济民族主义和研究经济民族主义，不要简单地笑话经济民族主义。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汲取历史的大教训，21世纪建立的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s of powers)不能仅仅包括国家，也要考虑非国家行动者。庞中英指出，只有通过政府、大公司、非国家机构通力合作，加强国际金融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主导的气候治理，这样才能重建全球治理。全球协调包括地区协调，庞中英尤其强调，如果说19世纪的欧洲协调决定当时的世界秩序，那么，亚太、亚欧地区的协调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秩序。

　　庞中英批评了“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指出要对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做新的评估。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受益仅仅是一个方面，中国也在全球化中付出各种代价，尤其是，中国也一样存在着欧美的全球化输家，甚至，中国的全球化输家不比欧美少。而当中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时，欧美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更加认为中国才是造成他们是输家的根源。特朗普在竞选中不断地把中国作为美国今日问题的根源。中国不幸成为美国问题的替罪羊。“反全球化”成为反中国。

　　对于“全球化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国驱动、组织、领导全球化”等说法，庞中英表示这是一种可能和希望。中国其实也需要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别的国家借助经济民族主义加强他们的时候，中国如果还在谈论什么全球主义，根本无法应对他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必须汲取全球化政策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最后庞中英总结说，中国更需要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经济等，而是要加强市场经济，形成中国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即以本国的基本人口为基础的。一种经济若不是以本民族为基础的，而是跨国公司主导，则肯定不是民族的，也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内的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都需要政府的作用。经济民族主义下，政府的作用可能会被夸大和滥用，但是，通过国内民主进程和国际政策协调，政府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全球经济得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