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国宗教改革与“告密法”-凯发k8官方首页

　　俄国历史上有几次国家倡导的告密浪潮。

　　第一次是因宗教改革而引起的。西欧各国大都出现过宗教改革运动，如英国的卡尔文派、德国的路德改革、捷克的胡斯运动，这些在宗教旗帜下形成的波澜壮阔的运动，都对各该国的发展历程造成深远影响，而俄国史上的宗教改革却鲜为人知。俄国的宗教改革与西欧发生的具有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反对教皇一元化神权的宗教改革性质反其道而行之，它加剧了宗教的依附性，它“不是从强权走向自油，而是走向专横”，最终导致沙皇君主砖制的形成。

　　1442年莫斯科罗斯教会取得独立地位，并宣扬它是“第三罗马”，是“正教世界的嫡传”。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东正教成为统一国家的有力武器。这种宣传有助于王权的巩固，为莫斯科公国了兼并其他公国提供了依据。“царь-凯撒-沙皇”这个词原是拜占廷皇帝专有的称谓，为了表示莫斯科是拜占庭的唯一继承者并享有这个称号，莫斯科大公为此费尽心机。1467年伊凡三世和拜占庭的索非亚公主政治联姻又多了一层递进关系。后来修建莫斯科大教堂，以取代被伊斯兰教徒亵渎了的拜占庭的索菲亚大教堂，力争从各个方面体现出宗教世界中心传承的“接力棒”在俄国人手上。

　　由于东正教可以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布道、做弥撒和祈祷，早期的经书翻译和仪式都显现出俄国的地方特点，与源头的希腊正教有出入。17世纪尼康大牧首为了表示莫斯科东正教的“权威性、正统性”，通过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原有宗教中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尼康的宗教改革遭到了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整个民间宗教界、尤其是原来与莫斯科对立严重的西北罗斯宗教界的反对。民间宗教里包含着前宗教的自然主义、个性宗教、自油宗教的因素，对不满官方宗教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底层有众多的信徒。由此出现了一场东正教的大“分裂”，加深了民间与官方宗教界的对立。

阿瓦库姆被处以火刑

　　以阿瓦库姆为代表的旧教徒以1550年国家颁布的《百条决议》为蓝本，谴责尼康蔑视宗教会议的权威，擅自篡改自古就流传下来的教规礼仪。于是在官方东正教被皇权驯服的同时，民间的东正教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于是官方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17世纪60年代就有几千人因拒不归顺被处死。

　　根据1678年人口调查有888000个赋役农户可以推算估计，当时的分裂派人数大约有百万之众。从18世纪开始教会所作的信仰统计中，“分裂派教徒”成为一项专门的“统计资料”。根据1716年和1718年法令，各教区的牧师必须每年编写完整的信仰人群登记，其中“分裂教徒”的人口统计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此举既有警察目的，也有税收目的，因分裂教徒需要交纳惩罚性的高额税，故大量分裂教徒隐匿不报。

　　彼得时期“分裂派”是沙皇君主专制的巨大阻力。1715年彼得一世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颁布“告密法”，号令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大肆鼓励检举任何诽谤政府的人和分裂教徒。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是，要让任何分走沙皇权威的人身上“多余的光芒和形象”消失，统统把他们列入从属的地位，只有沙皇才是“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人”。

　　沙皇是“主教的主教”，他具有“监督者”的义务，“皇帝陛下是完美无缺、权力最大的、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即掌管权力和发布诏书的人，是实施最后裁决和惩罚的人”，为了国家安全，要让他们瑟瑟发抖。俄国要确立一种“凯撒-教皇主义”。彼得对国家政权进行了重新确定，不仅要求教会服从和依附自己，而且也力求把教会吸收进自己内部，使它成为国家政体和制度的组成部分——“警察国家”。

　　所有宗教管理事务局的人在上任时都必须向沙皇宣誓，誓词是：“我宣誓，永远听命于我天堂和真正的国君，以及他根据不容置疑的权力而选定的接班人，永远做他们忠实的仆从，并服从他们的意志，我承认沙皇是我们这个神圣组织的最高裁判官”。彼得用“告密法”和严刑峻法来威胁藏匿逃亡者：苦役和死刑。为了使藏匿者重回原籍，政府用尽了一切手法，彼得曾提出“不使一人漏网”的目标，普希金在谈到此立法时评论说，“好像是用鞭子写成的”。官方对旧礼仪派的残酷迫害和打击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大断裂和民间逃亡浪潮。

　　一时间恐怖氛围甚嚣尘上，人人自危，投机分子迭出，蓄留大胡子的东正教徒和分裂派教徒要交50卢布的“胡子税”，分裂教徒必须穿一种特殊式样的衣服，让人们便于确认。在彼得一世实行的人口调查以后，一旦被确定是分裂教徒就要交纳双倍的税收。

　　1724年彼得取缔了秘密忏悔仪式，所有的牧师都有向警察部门汇报忏悔内容的义务，牧师还要定期书写“密报”，以便于沙皇政府掌握人们的思想动向。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把原来妄图分庭抗礼的教会变成国家的衙门、政府的机关，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被告密的旧教徒。

　　以前俄国征税是以户为单位，1710年彼得人口调查统计发现农户数量比30年前不增反降，这是因为“逃匿”和多户合并造成的。于是彼得在1718年改以户征税为按男丁征税。沙皇在纳税令中说：“农民上面除了沙皇以外，中间不允许有占有者”。到1724年人口登记共计有5400万男丁，使得当年国家的税收预算是彼得即位的1682年的三倍。据统计到1863年俄国共有分裂派教徒1000万人，19世纪末分裂派的人数达到1500万，因这批人中从事工商行业者居多，“旧教”甚至被称为“商人的信仰”。

　　彼得确立的以所谓“正统”划分敌我的做法，在分裂教徒人群较多地区，“每隔几年，县长或者警察局长总要带着神父到下面的各乡视察，要求他们遵从官方宗教，如果违背规定就会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这里闹得鸡犬不宁，大量搜刮罚金，然后过一两年又带着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故伎重演”。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旧礼仪派”的活动在俄国被视为罪犯，“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

　　甚至连彼得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麾下的“太子党”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据说彼得近卫军中很多人都是“分裂派”或它的同情者。1697年彼得在国外考察期间风闻近卫军发生兵变，他立即回国进行了残酷镇压，有1182人在莫斯科红场被砍头处决，600人被流放。近卫军背后的势力是皇太子阿列克谢。1716年阿列克谢逃往维也纳，1718年被押解回莫斯科死在狱中，而支持他的“东宫”余孽一千多名贵族被处以极刑。并与1718-1726年设立秘密办公厅，专门负责调查上层人员的思想动态。彼得大帝以立法奖励告密引发的后果造成俄国社会的严重撕裂。

　　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被告密者本人处以“划桨手”苦役，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者的部分财产。同年颁布的“西伯利亚法令”加强逃亡到西伯利亚的分裂教徒的管理。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

　　当时刑法典规定只有两种犯罪没有诉讼时效，一是反沙皇罪，二是由东正教改信其他宗教罪，此规定一直实行到1903年。官方教会就如同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中的一句诗：只不过是“一群寒鸦落在十字架上”。俄国大厦上这第一道从上到下的裂痕就这样持续下来。别尔嘉耶夫说，彼得改革的确使俄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但是他使恶法横行人伦尽失，他的改革是“用凯撒的剑偷换了基督的十字架”，在民间“彼得之后的二百年里失去了多少希望”。

　　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他们的组织网络遍布，活动能量很大。分裂教徒早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直到20世纪初，俄国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分裂派出钱赞助革命活动是一个人所共知事实，从事革命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在历次革命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十二月党人兵变失败后，尼古拉一世设立的第三厅暗探和分裂派的联络员同时遍布俄国大地，他们在相互玩捉迷藏，他们在较劲比拼民众支持率和动员能力。当时官方牧师也兼有警察功能，负责定期向上汇报所辖区域民众的思想动向以及居民中与分裂派、革命者联络的情况;而分裂派则以走街串巷的乞丐、木匠、银匠、货郎、云游四方的游方僧、朝拜者、土地测量员等作为联络员，他们经常向作为政治反对派的革命者提供情报和帮助，分裂教徒的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由于国内的迫害，分裂派在土耳其、波兰、芬兰境内都有分布。

　　19世纪末革命者都曾经联络过它们共同进行反对俄国现政权的斗争，他们相信“分裂派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同盟者”。1905年革命时社会主义者的传单到处散发，传单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老百姓不理解这个名词，到处打听什么叫“无产者”，牧师根据自己平时监视神秘教派而掌握的知识解释说，无产者就是那种像神秘的分裂教派一样能飞遍天下的人，而且还能飞进烟囱，因为俄语的无产者“пролетарий”和飞跃“пролететь”基本发音是相似的。从这两类组织散发的传单可以看出他们追求目标的不同，但是在推翻沙皇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俄国革命者与反沙皇的分裂教徒相互支持由来已久，列宁专门起草过“关于为(分裂)教派信徒出版报刊的决议草案”，并且指出，俄国的教派运动就其许多表现来说，是俄国民主主义的思潮之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旧)教派信徒中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俄国社会民主d中央还特别指派弗·邦契-布鲁耶维奇负责联络“分裂教派”。难怪深谙俄国史的人评论道：“分裂派的这种内在的抗争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

　　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宗教礼仪引起的争端，仅仅理解为是“两个指头画十字，还是三个指头画十字”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背后不但有深远的历史缘由，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背景。

　　俄国历史上有几次国家倡导的告密浪潮。

　　第一次是因宗教改革而引起的。西欧各国大都出现过宗教改革运动，如英国的卡尔文派、德国的路德改革、捷克的胡斯运动，这些在宗教旗帜下形成的波澜壮阔的运动，都对各该国的发展历程造成深远影响，而俄国史上的宗教改革却鲜为人知。俄国的宗教改革与西欧发生的具有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反对教皇一元化神权的宗教改革性质反其道而行之，它加剧了宗教的依附性，它“不是从强权走向自油，而是走向专横”，最终导致沙皇君主砖制的形成。

　　1442年莫斯科罗斯教会取得独立地位，并宣扬它是“第三罗马”，是“正教世界的嫡传”。在国家统一过程中，东正教成为统一国家的有力武器。这种宣传有助于王权的巩固，为莫斯科公国了兼并其他公国提供了依据。“царь-凯撒-沙皇”这个词原是拜占廷皇帝专有的称谓，为了表示莫斯科是拜占庭的唯一继承者并享有这个称号，莫斯科大公为此费尽心机。1467年伊凡三世和拜占庭的索非亚公主政治联姻又多了一层递进关系。后来修建莫斯科大教堂，以取代被伊斯兰教徒亵渎了的拜占庭的索菲亚大教堂，力争从各个方面体现出宗教世界中心传承的“接力棒”在俄国人手上。

　　由于东正教可以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布道、做弥撒和祈祷，早期的经书翻译和仪式都显现出俄国的地方特点，与源头的希腊正教有出入。17世纪尼康大牧首为了表示莫斯科东正教的“权威性、正统性”，通过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原有宗教中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尼康的宗教改革遭到了以大司祭阿瓦库姆为首的整个民间宗教界、尤其是原来与莫斯科对立严重的西北罗斯宗教界的反对。民间宗教里包含着前宗教的自然主义、个性宗教、自油宗教的因素，对不满官方宗教的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底层有众多的信徒。由此出现了一场东正教的大“分裂”，加深了民间与官方宗教界的对立。

阿瓦库姆被处以火刑

　　以阿瓦库姆为代表的旧教徒以1550年国家颁布的《百条决议》为蓝本，谴责尼康蔑视宗教会议的权威，擅自篡改自古就流传下来的教规礼仪。于是在官方东正教被皇权驯服的同时，民间的东正教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于是官方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17世纪60年代就有几千人因拒不归顺被处死。

　　根据1678年人口调查有888000个赋役农户可以推算估计，当时的分裂派人数大约有百万之众。从18世纪开始教会所作的信仰统计中，“分裂派教徒”成为一项专门的“统计资料”。根据1716年和1718年法令，各教区的牧师必须每年编写完整的信仰人群登记，其中“分裂教徒”的人口统计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此举既有警察目的，也有税收目的，因分裂教徒需要交纳惩罚性的高额税，故大量分裂教徒隐匿不报。

　　彼得时期“分裂派”是沙皇君主专制的巨大阻力。1715年彼得一世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颁布“告密法”，号令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大肆鼓励检举任何诽谤政府的人和分裂教徒。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是，要让任何分走沙皇权威的人身上“多余的光芒和形象”消失，统统把他们列入从属的地位，只有沙皇才是“宗教事务的最高裁决人”。

　　沙皇是“主教的主教”，他具有“监督者”的义务，“皇帝陛下是完美无缺、权力最大的、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者，即掌管权力和发布诏书的人，是实施最后裁决和惩罚的人”，为了国家安全，要让他们瑟瑟发抖。俄国要确立一种“凯撒-教皇主义”。彼得对国家政权进行了重新确定，不仅要求教会服从和依附自己，而且也力求把教会吸收进自己内部，使它成为国家政体和制度的组成部分——“警察国家”。

　　所有宗教管理事务局的人在上任时都必须向沙皇宣誓，誓词是：“我宣誓，永远听命于我天堂和真正的国君，以及他根据不容置疑的权力而选定的接班人，永远做他们忠实的仆从，并服从他们的意志，我承认沙皇是我们这个神圣组织的最高裁判官”。彼得用“告密法”和严刑峻法来威胁藏匿逃亡者：苦役和死刑。为了使藏匿者重回原籍，政府用尽了一切手法，彼得曾提出“不使一人漏网”的目标，普希金在谈到此立法时评论说，“好像是用鞭子写成的”。官方对旧礼仪派的残酷迫害和打击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大断裂和民间逃亡浪潮。

　　一时间恐怖氛围甚嚣尘上，人人自危，投机分子迭出，蓄留大胡子的东正教徒和分裂派教徒要交50卢布的“胡子税”，分裂教徒必须穿一种特殊式样的衣服，让人们便于确认。在彼得一世实行的人口调查以后，一旦被确定是分裂教徒就要交纳双倍的税收。

　　1724年彼得取缔了秘密忏悔仪式，所有的牧师都有向警察部门汇报忏悔内容的义务，牧师还要定期书写“密报”，以便于沙皇政府掌握人们的思想动向。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把原来妄图分庭抗礼的教会变成国家的衙门、政府的机关，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被告密的旧教徒。

　　以前俄国征税是以户为单位，1710年彼得人口调查统计发现农户数量比30年前不增反降，这是因为“逃匿”和多户合并造成的。于是彼得在1718年改以户征税为按男丁征税。沙皇在纳税令中说：“农民上面除了沙皇以外，中间不允许有占有者”。到1724年人口登记共计有5400万男丁，使得当年国家的税收预算是彼得即位的1682年的三倍。据统计到1863年俄国共有分裂派教徒1000万人，19世纪末分裂派的人数达到1500万，因这批人中从事工商行业者居多，“旧教”甚至被称为“商人的信仰”。

　　彼得确立的以所谓“正统”划分敌我的做法，在分裂教徒人群较多地区，“每隔几年，县长或者警察局长总要带着神父到下面的各乡视察，要求他们遵从官方宗教，如果违背规定就会被处罚、关进监狱、鞭打、强迫交纳圣礼费，教会的密探和县衙门的传教士在这里闹得鸡犬不宁，大量搜刮罚金，然后过一两年又带着皮鞭和十字架再度光临，故伎重演”。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旧礼仪派”的活动在俄国被视为罪犯，“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玩弄权势、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

　　甚至连彼得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麾下的“太子党”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据说彼得近卫军中很多人都是“分裂派”或它的同情者。1697年彼得在国外考察期间风闻近卫军发生兵变，他立即回国进行了残酷镇压，有1182人在莫斯科红场被砍头处决，600人被流放。近卫军背后的势力是皇太子阿列克谢。1716年阿列克谢逃往维也纳，1718年被押解回莫斯科死在狱中，而支持他的“东宫”余孽一千多名贵族被处以极刑。并与1718-1726年设立秘密办公厅，专门负责调查上层人员的思想动态。彼得大帝以立法奖励告密引发的后果造成俄国社会的严重撕裂。

　　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被告密者本人处以“划桨手”苦役，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者的部分财产。同年颁布的“西伯利亚法令”加强逃亡到西伯利亚的分裂教徒的管理。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

　　当时刑法典规定只有两种犯罪没有诉讼时效，一是反沙皇罪，二是由东正教改信其他宗教罪，此规定一直实行到1903年。官方教会就如同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中的一句诗：只不过是“一群寒鸦落在十字架上”。俄国大厦上这第一道从上到下的裂痕就这样持续下来。别尔嘉耶夫说，彼得改革的确使俄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但是他使恶法横行人伦尽失，他的改革是“用凯撒的剑偷换了基督的十字架”，在民间“彼得之后的二百年里失去了多少希望”。

　　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他们的组织网络遍布，活动能量很大。分裂教徒早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直到20世纪初，俄国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分裂派出钱赞助革命活动是一个人所共知事实，从事革命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在历次革命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十二月党人兵变失败后，尼古拉一世设立的第三厅暗探和分裂派的联络员同时遍布俄国大地，他们在相互玩捉迷藏，他们在较劲比拼民众支持率和动员能力。当时官方牧师也兼有警察功能，负责定期向上汇报所辖区域民众的思想动向以及居民中与分裂派、革命者联络的情况;而分裂派则以走街串巷的乞丐、木匠、银匠、货郎、云游四方的游方僧、朝拜者、土地测量员等作为联络员，他们经常向作为政治反对派的革命者提供情报和帮助，分裂教徒的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壮大了革命队伍的力量。由于国内的迫害，分裂派在土耳其、波兰、芬兰境内都有分布。

　　19世纪末革命者都曾经联络过它们共同进行反对俄国现政权的斗争，他们相信“分裂派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同盟者”。1905年革命时社会主义者的传单到处散发，传单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老百姓不理解这个名词，到处打听什么叫“无产者”，牧师根据自己平时监视神秘教派而掌握的知识解释说，无产者就是那种像神秘的分裂教派一样能飞遍天下的人，而且还能飞进烟囱，因为俄语的无产者“пролетарий”和飞跃“пролететь”基本发音是相似的。从这两类组织散发的传单可以看出他们追求目标的不同，但是在推翻沙皇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俄国革命者与反沙皇的分裂教徒相互支持由来已久，列宁专门起草过“关于为(分裂)教派信徒出版报刊的决议草案”，并且指出，俄国的教派运动就其许多表现来说，是俄国民主主义的思潮之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请全体党员注意(旧)教派信徒中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俄国社会民主d中央还特别指派弗·邦契-布鲁耶维奇负责联络“分裂教派”。难怪深谙俄国史的人评论道：“分裂派的这种内在的抗争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

　　分裂运动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宗教礼仪引起的争端，仅仅理解为是“两个指头画十字，还是三个指头画十字”那就大错特错了。这背后不但有深远的历史缘由，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