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焱：拜登正在被重新认识-凯发k8官方首页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夜间突然火了。

　　作为政治人物，拜登的一举一动都有高曝光率，这本是应有之义，无奈拜登在当下这个时刻存在的意义在于，他是现任美国总统的对手。

　　美国总统职位的背后，总是充满了制度与总统个人品格间的互动。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让所有已经设定的政治人物预设分崩离析，他更像是人品很差的脱口秀演员执掌了大权，除了作为世界最强国家之一的最有权势的人物，除了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瞬间可以影响全球政治局势、经济走势和市场起伏，他更深知如何让所有的注意力跟着他走，结果，特朗普几乎天天把控新闻热点。

　　我报道的主要领域是经济和金融市场。报道这些方面的时间长了，也积累了一些心得，比如要想找出四个字涵盖一切而不露怯，那就是“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管是涨是跌，都有不确定性在前方;经济不管是好是坏，都有不确定性在潜伏。

　　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白宫变成了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和传统上的美国总统、白宫代表治理国家的专业声誉和公共威望不同，特朗普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和不同的人、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国家争强斗勇。

　　去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何帆建议我写一本书，类似于《把特朗普拉下马的人》，这书直到现在我也没写。换句话说，直到现在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仍不能信心十足地说，今年美国大选就是特朗普被拉下马之时。拜登的团队也一样不能信心十足——即使近日拜登的胜选概率升至创纪录的82.5%，即使拜登在全国普选一直维持早期的领先优势，但有了2016年的前车之鉴，人们更懂得了什么是“不确定性”。

　　所以，拜登突然(很可能也很短暂)的“火”，不过是我个人朋友圈中出现了一篇刷屏文章——这篇文章是10月6日拜登在葛底斯堡战役一个半世纪后，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发表的22分钟的户外演讲，呼吁结束这个分裂的时代，结束仇恨和恐惧。

　　在美国，我发现特朗普身后的拥趸群体经常挂在嘴边一个自恋的头衔：“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事实是，他们真的在支持特朗普上非常不沉默，这也是为什么在华人世界里，拜登等了这么久才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也是直到这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才忽然发现，他们对这个真有可能把特朗普拉下马的人知之甚少——即使在2008年到2016年八年间，拜登总计完成了超过100万英里的空中旅程最后两年，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八次会晤中国国家领导人。

　　拜登并不擅长演讲。在他之前，美国前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更是著名到被直接归类为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之演说。拜登演讲本身只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演讲，但拜登的演讲也许在各种不确定性之中传递出一个信号，他能为美国提供一些超出政策或意识形态的东西，也许会把特朗普拉下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早上6点，76岁的前副总统拜登在推特上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他解释说，老将出马是因为美国的“核心价值”、“世界地位”与民主制度“危在旦夕”。

　　在拜登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他有一段话说，“我们站在这里，应该再次考虑，当平等的正义被剥夺，当愤怒、暴力和分裂被放任，会发生什么。今天，我环顾整个美国，忧心忡忡。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彼此的信任正在消失殆尽，而希望愈发渺茫。太多的美国人已不把我们的公共生活看作调解我们的分歧的舞台，反而把它视为一个全面、无情、党争的场合。……我们已不把对方的政党当成反对党，而是把他们当成敌人。”

　　他说的美国现实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美国大选日益临近，我也越来越担心自己会目睹新时代的“美国内战”——这是在和我的美国朋友们聊天后新生的忧虑。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他们能容忍的临界点。

　　因为刚刚出版了《亲历美国逆转》，这本书成为我和很多美国朋友在疫情后首次见面的催化剂。有几个美国白人朋友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利用疫情在家工作的闲暇时间，他们研究了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这些人富有、社会地位高，而他们移出美国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愤怒、暴力和分裂在美国的当下被放任。

　　另外一些美国朋友因疫情失业在家，靠当优步司机赚钱谋生。他们告诉我另一个层面的社会现实：疫情最初打车的人一言不发，担心说话会染上病毒;现在打车的人越来越想交流，一二句话后，话题就变成了对美国现状的极度失望。

　　对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比较经典的评论是，它是一种有韧性的制度 。拜登如果上台，会是一个好总统吗?

　　和特朗普充满了道德污点不同，拜登是一个更为传统的、谦逊有礼的大伯。拜登更是民主党的温和派，所以他的很多主张彰显了民主党的主张：比如保护“被遗忘的美国人”;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当年作为奥巴马副手时获得通过的公共卫生保险计划，即奥巴马医保法案也会得到扩展，实施一项估计会为97%的美国人提供保险的计划;推行可承受房屋和免费大学教育。

　　拜登是实打实的政治精英，职业政客：出生于一个爱尔兰裔的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特拉华大学，选修了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学位，随后在1968年到雪城大学法学院修习法律博士学位，一路顺风顺水，1969年就获许进入特拉华律师会。1972年拜登被选举至美国联邦参议院后不久，横遭家庭变故，妻子和当时还是婴儿的女儿在交通事故中去世，两个年少的儿子重伤。

　　拜登30岁时出任参议员，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排名第六的最年轻参议员，从此在政府部门奋斗，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深谙美国政治系统的运作程序和政治潜规则。虽然已有两次参选总统失败的历史，但此次拜登押注于美国处于国家危机之际，人们更加渴望传统的精英政治回归。

　　前不久面世的《经济学人》杂志用了封面文章《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对拜登经济学逻辑的解读是，什么都做：7000亿美元的疫情后经济振兴计划，支持提升基本薪资至15美元/小时、强化工会角色、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展开反托拉斯调查，增加大约3个点的财政赤字gdp比率，其中一半通过对大企业和富人加税解决。不过经济学家们指出，美国新总统将面临500万以上的结构性失业人口和数十万倒闭企业，将面临战争时期之外最大的财政赤字和一蹶不振的企业投资，将面临货币政策几乎弹尽粮绝的窘境……就算是把特朗普拉下马，拜登能否趟过地雷阵尚未可知。

　　拜登的国会生涯和副总统生涯为他的外交政策经验加分很多。人们普遍预测他会摒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思维，支持多边国际机构，与传统盟友搞好关系。至于拜登主导的对华政策，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将是新的不确定。

　　就像没人知道拜登能火多久一样。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夜间突然火了。

　　作为政治人物，拜登的一举一动都有高曝光率，这本是应有之义，无奈拜登在当下这个时刻存在的意义在于，他是现任美国总统的对手。

　　美国总统职位的背后，总是充满了制度与总统个人品格间的互动。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让所有已经设定的政治人物预设分崩离析，他更像是人品很差的脱口秀演员执掌了大权，除了作为世界最强国家之一的最有权势的人物，除了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瞬间可以影响全球政治局势、经济走势和市场起伏，他更深知如何让所有的注意力跟着他走，结果，特朗普几乎天天把控新闻热点。

　　我报道的主要领域是经济和金融市场。报道这些方面的时间长了，也积累了一些心得，比如要想找出四个字涵盖一切而不露怯，那就是“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管是涨是跌，都有不确定性在前方;经济不管是好是坏，都有不确定性在潜伏。

　　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白宫变成了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和传统上的美国总统、白宫代表治理国家的专业声誉和公共威望不同，特朗普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和不同的人、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国家争强斗勇。

　　去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何帆建议我写一本书，类似于《把特朗普拉下马的人》，这书直到现在我也没写。换句话说，直到现在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仍不能信心十足地说，今年美国大选就是特朗普被拉下马之时。拜登的团队也一样不能信心十足——即使近日拜登的胜选概率升至创纪录的82.5%，即使拜登在全国普选一直维持早期的领先优势，但有了2016年的前车之鉴，人们更懂得了什么是“不确定性”。

　　所以，拜登突然(很可能也很短暂)的“火”，不过是我个人朋友圈中出现了一篇刷屏文章——这篇文章是10月6日拜登在葛底斯堡战役一个半世纪后，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发表的22分钟的户外演讲，呼吁结束这个分裂的时代，结束仇恨和恐惧。

　　在美国，我发现特朗普身后的拥趸群体经常挂在嘴边一个自恋的头衔：“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事实是，他们真的在支持特朗普上非常不沉默，这也是为什么在华人世界里，拜登等了这么久才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也是直到这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才忽然发现，他们对这个真有可能把特朗普拉下马的人知之甚少——即使在2008年到2016年八年间，拜登总计完成了超过100万英里的空中旅程最后两年，拜登作为时任副总统八次会晤中国国家领导人。

　　拜登并不擅长演讲。在他之前，美国前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更是著名到被直接归类为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之演说。拜登演讲本身只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演讲，但拜登的演讲也许在各种不确定性之中传递出一个信号，他能为美国提供一些超出政策或意识形态的东西，也许会把特朗普拉下马。

　　美国东部时间4月25日早上6点，76岁的前副总统拜登在推特上正式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他解释说，老将出马是因为美国的“核心价值”、“世界地位”与民主制度“危在旦夕”。

　　在拜登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他有一段话说，“我们站在这里，应该再次考虑，当平等的正义被剥夺，当愤怒、暴力和分裂被放任，会发生什么。今天，我环顾整个美国，忧心忡忡。这个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彼此的信任正在消失殆尽，而希望愈发渺茫。太多的美国人已不把我们的公共生活看作调解我们的分歧的舞台，反而把它视为一个全面、无情、党争的场合。……我们已不把对方的政党当成反对党，而是把他们当成敌人。”

　　他说的美国现实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美国大选日益临近，我也越来越担心自己会目睹新时代的“美国内战”——这是在和我的美国朋友们聊天后新生的忧虑。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他们能容忍的临界点。

　　因为刚刚出版了《亲历美国逆转》，这本书成为我和很多美国朋友在疫情后首次见面的催化剂。有几个美国白人朋友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利用疫情在家工作的闲暇时间，他们研究了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这些人富有、社会地位高，而他们移出美国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愤怒、暴力和分裂在美国的当下被放任。

　　另外一些美国朋友因疫情失业在家，靠当优步司机赚钱谋生。他们告诉我另一个层面的社会现实：疫情最初打车的人一言不发，担心说话会染上病毒;现在打车的人越来越想交流，一二句话后，话题就变成了对美国现状的极度失望。

　　对美国总统这个职位比较经典的评论是，它是一种有韧性的制度 。拜登如果上台，会是一个好总统吗?

　　和特朗普充满了道德污点不同，拜登是一个更为传统的、谦逊有礼的大伯。拜登更是民主党的温和派，所以他的很多主张彰显了民主党的主张：比如保护“被遗忘的美国人”;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当年作为奥巴马副手时获得通过的公共卫生保险计划，即奥巴马医保法案也会得到扩展，实施一项估计会为97%的美国人提供保险的计划;推行可承受房屋和免费大学教育。

　　拜登是实打实的政治精英，职业政客：出生于一个爱尔兰裔的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特拉华大学，选修了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学位，随后在1968年到雪城大学法学院修习法律博士学位，一路顺风顺水，1969年就获许进入特拉华律师会。1972年拜登被选举至美国联邦参议院后不久，横遭家庭变故，妻子和当时还是婴儿的女儿在交通事故中去世，两个年少的儿子重伤。

　　拜登30岁时出任参议员，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排名第六的最年轻参议员，从此在政府部门奋斗，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深谙美国政治系统的运作程序和政治潜规则。虽然已有两次参选总统失败的历史，但此次拜登押注于美国处于国家危机之际，人们更加渴望传统的精英政治回归。

　　前不久面世的《经济学人》杂志用了封面文章《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对拜登经济学逻辑的解读是，什么都做：7000亿美元的疫情后经济振兴计划，支持提升基本薪资至15美元/小时、强化工会角色、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展开反托拉斯调查，增加大约3个点的财政赤字gdp比率，其中一半通过对大企业和富人加税解决。不过经济学家们指出，美国新总统将面临500万以上的结构性失业人口和数十万倒闭企业，将面临战争时期之外最大的财政赤字和一蹶不振的企业投资，将面临货币政策几乎弹尽粮绝的窘境……就算是把特朗普拉下马，拜登能否趟过地雷阵尚未可知。

　　拜登的国会生涯和副总统生涯为他的外交政策经验加分很多。人们普遍预测他会摒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思维，支持多边国际机构，与传统盟友搞好关系。至于拜登主导的对华政策，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将是新的不确定。

　　就像没人知道拜登能火多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