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关于2030的五个预测，届时，世界秩序将由中国主导……-凯发k8官方首页

　　预估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并不是在对未来进行精确预测，而是对于权衡概率和调整当前政策的一种练习。在设想2030年的国际秩序时，会出现五个突出的场景。

　　直到未来发生之前，世上不只有一个单一的未来，并且在新冠疫情之后，任何构想的地缘政治情况都必须包括一系列可能性。我提出2030年时五种可能的未来场景，但当然也可以设想其它的可能性。

　　一、全球化自由秩序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建立了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体制框架。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秩序就受到中国崛起和西方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增长的挑战。中国从这一秩序中受益，但是随着其战略权重的增长，中国渐渐开始坚持制定标准和规则。美国进行了抵制，减少某些机构内的权力，并同时在一些机构内要求增加美国的全力。而美国仍然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保持距离。新冠疫情削弱了美国的“管理员” 角色，加速促进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类似于1930年代的专制

　　大规模失业，不平等加剧以及与疫情相关的经济变化造成的社区破坏为威权政治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不乏愿意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获得政权的政治企业家;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增加;货物和人员的关税和配额增加，移民和难民成为替罪羊。一些国家试图巩固区域利益领域，各种干预措施增加了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其中一些趋势在2020年之前已经可见，但由于未能控制疫情，经济复苏的前景堪忧，加重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三、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经济距离发生了巨大变化。到202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会超越衰退中的美国，中国在诸如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潜在竞争者中的领先地位也有所扩大。在与俄罗斯便利的外交婚姻中，中国日益成为高级伙伴。毫不奇怪，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让其需要尊重和服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影响周边国家，而且影响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遥远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国际机构对中国的反对票变得过于昂贵，因为它们会危及来自中国的援助或投资，以及进入世界最大市场的机会。由于西方经济在疫情下相对于中国已被削弱，中国的政府和大公司有能力按照它们的喜好重新塑造机构并且制定标准。

　　四、绿色国际议程

　　在许多民主国家，公众舆论开始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置于更高的优先地位。一些政府和公司正在重组以处理此类问题。甚至在疫情发生之前，人们就可以预见到2030年的国际议程中各国会对绿色问题予以关注。通过强调人类健康与地球健康之间的联系，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议程的通过。

　　例如，美国公众注意到，在国防上花费7,000亿美元并不能阻止疫情下的死亡人数比1945年以后的所有战争中丧生的美国人还要多。在变化的国内政治环境中，美国总统推出了“ covid马歇尔计划”，以为贫困国家提供迅速获得疫苗的机会，并增强其医疗保健系统的能力。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对塑造随后十年的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领导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到2030年，绿色议程已成为良好的国内政治，并具有类似的重大地缘政治影响。

　　五、更多“相同之处”

　　在2030年，covid-19看起来和1930年的1918-20年大流感一样令人不快，并且具有类似的长期地缘政治影响。先前的条件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内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以及更多专制政权的出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全球化和对环境全球化重要性的认识与日俱增，人们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无法解决在问题上独自行动。美国和中国设法在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即使它们在其他问题上竞争，例如在南海或东海的航行限制上。友谊是有限的，但是竞争是可以被控制的。一些机构衰退，其他机构得到修复，还有其他机构诞生。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强国，但过去的影响力不复存在。

　　前四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机会逼近2030年的未来。换句话说，这种概率还不到“当前疫情的影响将在2030年深刻地重塑地缘政治”的一半。仍会有一些因素改变这些概率。例如，快速、有效、可靠和廉价的疫苗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将提高当下格局的延续性，并降低前面提到的第二、三个情景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特朗普的连任削弱了美国的联盟和国际机构，或损害了国内的民主，那么当下格局的延续性或第四点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最初被疫情削弱的欧盟成功在成员国之间分配了应对的成本，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能够增加第四点有关绿色议程发生的可能性。

　　其他影响也是有可能存在的，新冠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与医疗保健和教育不平等有关的重大变化，并刺激建立更好的制度安排，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预估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并不是在对未来进行精确预测，而是对于权衡概率和调整当前政策的一种练习。

　　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预估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并不是在对未来进行精确预测，而是对于权衡概率和调整当前政策的一种练习。在设想2030年的国际秩序时，会出现五个突出的场景。

　　直到未来发生之前，世上不只有一个单一的未来，并且在新冠疫情之后，任何构想的地缘政治情况都必须包括一系列可能性。我提出2030年时五种可能的未来场景，但当然也可以设想其它的可能性。

　　一、全球化自由秩序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建立了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体制框架。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这一秩序就受到中国崛起和西方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增长的挑战。中国从这一秩序中受益，但是随着其战略权重的增长，中国渐渐开始坚持制定标准和规则。美国进行了抵制，减少某些机构内的权力，并同时在一些机构内要求增加美国的全力。而美国仍然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保持距离。新冠疫情削弱了美国的“管理员” 角色，加速促进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类似于1930年代的专制

　　大规模失业，不平等加剧以及与疫情相关的经济变化造成的社区破坏为威权政治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不乏愿意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获得政权的政治企业家;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增加;货物和人员的关税和配额增加，移民和难民成为替罪羊。一些国家试图巩固区域利益领域，各种干预措施增加了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其中一些趋势在2020年之前已经可见，但由于未能控制疫情，经济复苏的前景堪忧，加重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三、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其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经济距离发生了巨大变化。到202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会超越衰退中的美国，中国在诸如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潜在竞争者中的领先地位也有所扩大。在与俄罗斯便利的外交婚姻中，中国日益成为高级伙伴。毫不奇怪，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让其需要尊重和服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影响周边国家，而且影响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遥远的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国际机构对中国的反对票变得过于昂贵，因为它们会危及来自中国的援助或投资，以及进入世界最大市场的机会。由于西方经济在疫情下相对于中国已被削弱，中国的政府和大公司有能力按照它们的喜好重新塑造机构并且制定标准。

　　四、绿色国际议程

　　在许多民主国家，公众舆论开始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置于更高的优先地位。一些政府和公司正在重组以处理此类问题。甚至在疫情发生之前，人们就可以预见到2030年的国际议程中各国会对绿色问题予以关注。通过强调人类健康与地球健康之间的联系，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议程的通过。

　　例如，美国公众注意到，在国防上花费7,000亿美元并不能阻止疫情下的死亡人数比1945年以后的所有战争中丧生的美国人还要多。在变化的国内政治环境中，美国总统推出了“ covid马歇尔计划”，以为贫困国家提供迅速获得疫苗的机会，并增强其医疗保健系统的能力。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同时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对塑造随后十年的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的领导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到2030年，绿色议程已成为良好的国内政治，并具有类似的重大地缘政治影响。

　　五、更多“相同之处”

　　在2030年，covid-19看起来和1930年的1918-20年大流感一样令人不快，并且具有类似的长期地缘政治影响。先前的条件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内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以及更多专制政权的出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全球化和对环境全球化重要性的认识与日俱增，人们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无法解决在问题上独自行动。美国和中国设法在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即使它们在其他问题上竞争，例如在南海或东海的航行限制上。友谊是有限的，但是竞争是可以被控制的。一些机构衰退，其他机构得到修复，还有其他机构诞生。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强国，但过去的影响力不复存在。

　　前四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机会逼近2030年的未来。换句话说，这种概率还不到“当前疫情的影响将在2030年深刻地重塑地缘政治”的一半。仍会有一些因素改变这些概率。例如，快速、有效、可靠和廉价的疫苗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将提高当下格局的延续性，并降低前面提到的第二、三个情景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特朗普的连任削弱了美国的联盟和国际机构，或损害了国内的民主，那么当下格局的延续性或第四点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另一方面，如果最初被疫情削弱的欧盟成功在成员国之间分配了应对的成本，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能够增加第四点有关绿色议程发生的可能性。

　　其他影响也是有可能存在的，新冠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与医疗保健和教育不平等有关的重大变化，并刺激建立更好的制度安排，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预估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并不是在对未来进行精确预测，而是对于权衡概率和调整当前政策的一种练习。

　　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