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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之间摇摆。小布什总统是干预主义者,他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则不然。唐纳德·特朗普总体上说是非干预主义者。对于拜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有一句名言:美国“不会到国外去擒魔,她是人人自由与独立的祝福者,是自身的捍卫者和辩护人”。但美国长期以来也有干预主义的传统。即使像泰迪·罗斯福这样自诩现实主义者的人也认为,在人权遭侵犯的极端情况下,干预“也许是合理并恰当的”。约翰·肯尼迪呼吁美国人不仅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还要问自己能为世界做什么。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介入七场战争和军事干预,其中没有一场与大国竞争直接有关。小布什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美国的目标是实现全球民主社会所体现的自由。
此外,自由和人道主义干涉的诱惑并不是新事物,也不是美国独有的。早在伍德罗·威尔逊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曾辩论是否使用武力终结奴隶制、终结比利时在刚果的暴行、终结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少数民族的镇压。所以,拜登的问题并不是以前没有的。
哪种跨境行动是美国应当采取的呢?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把合法使用武力限定为自卫或安理会授权的行动(美国及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现实主义者认为,如果能够防止秩序赖以存在的权力平衡被破坏,那么干预就是合理的。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认为,为反击他方先挑起的干预、防止种族灭绝和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进行干预,这种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实践中,这些原则经常以奇怪的方式混在一起。在越南,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认为美军是在反击北越对南越的干预。但越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于现实的冷战均势考虑而被人为分裂。如今,美国与越南的关系相当不错。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总统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以维护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但他是通过自由派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决议机制来做这件事的。他认为他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而且拒绝通过干预来阻止萨拉热窝的平民受炮击,但是,在1992年12月美国电视播放了索马里人挨饿的可怕画面后,他在摩加迪沙部署军队,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此政策以令人瞠目的失败而告终,1993年10月他的继任者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有18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遭遇使美国未能付出努力去阻止六个月后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由于外交政策的优先级通常排在国内问题之后,美国公众更青睐一种基本的现实主义。而精英的观点往往比大众更具干预主义色彩,这导致一些评论家认为精英比大众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仍显示公众支持国际组织、多边行动、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就像我的《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这本书所展示的,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思维导图,更没有理由期待公众会有单一一致的观点。
例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干预动机就很复杂。国际关系专家一直在争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干预行动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内的一些关键人物,如理查德·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担心当地的力量平衡。但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通常是前自由主义者)则看中促进民主和维护美国霸权的必要性。
政府外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有令人痛恨的人权记录,他们反对布什,是因为他未能像他父亲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那样获得联合国的制度性支持。
从广义上讲,“干预”是指用行动影响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它可以是广播、经济援助、支持反对党,也可以是封锁、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和军事入侵。从道德角度看,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当地政权的选择和权利。
此外,从实用角度来说,军事干预是一种危险的手段。它看似简单易用,实则并非如此。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比皆是,这意味着需要有谨慎的领导者。
奥巴马在利比亚动武,但在叙利亚却没有。特朗普和希拉里在2016年都表示,美国有责任防止叙利亚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二人都不主张军事干预。在2020年大选中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也很少。
一些自由主义者辩称,促进民主是美国的责任,然而,通过强制手段还是非强制手段促进民主,这中间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之音广播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境外活动的方式与第82空降师是截然不同的。
就后果而言,手段往往与目的同等重要。面对以促进安全、民主和人权为目的的种种干预措施,拜登会如何自处?我们也许能从他历来良好的判断力和实用性智慧中找到令人鼓舞的线索,但我们也必须记住,有时会发生意外,并且让人身不由己。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最新著作《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本文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how will biden intervene?”(2021)。
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之间摇摆。小布什总统是干预主义者,他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则不然。唐纳德·特朗普总体上说是非干预主义者。对于拜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有一句名言:美国“不会到国外去擒魔,她是人人自由与独立的祝福者,是自身的捍卫者和辩护人”。但美国长期以来也有干预主义的传统。即使像泰迪·罗斯福这样自诩现实主义者的人也认为,在人权遭侵犯的极端情况下,干预“也许是合理并恰当的”。约翰·肯尼迪呼吁美国人不仅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还要问自己能为世界做什么。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介入七场战争和军事干预,其中没有一场与大国竞争直接有关。小布什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美国的目标是实现全球民主社会所体现的自由。
此外,自由和人道主义干涉的诱惑并不是新事物,也不是美国独有的。早在伍德罗·威尔逊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曾辩论是否使用武力终结奴隶制、终结比利时在刚果的暴行、终结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少数民族的镇压。所以,拜登的问题并不是以前没有的。
哪种跨境行动是美国应当采取的呢?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把合法使用武力限定为自卫或安理会授权的行动(美国及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现实主义者认为,如果能够防止秩序赖以存在的权力平衡被破坏,那么干预就是合理的。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认为,为反击他方先挑起的干预、防止种族灭绝和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进行干预,这种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实践中,这些原则经常以奇怪的方式混在一起。在越南,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认为美军是在反击北越对南越的干预。但越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于现实的冷战均势考虑而被人为分裂。如今,美国与越南的关系相当不错。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总统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以维护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但他是通过自由派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决议机制来做这件事的。他认为他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而且拒绝通过干预来阻止萨拉热窝的平民受炮击,但是,在1992年12月美国电视播放了索马里人挨饿的可怕画面后,他在摩加迪沙部署军队,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此政策以令人瞠目的失败而告终,1993年10月他的继任者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有18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遭遇使美国未能付出努力去阻止六个月后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由于外交政策的优先级通常排在国内问题之后,美国公众更青睐一种基本的现实主义。而精英的观点往往比大众更具干预主义色彩,这导致一些评论家认为精英比大众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仍显示公众支持国际组织、多边行动、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就像我的《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这本书所展示的,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思维导图,更没有理由期待公众会有单一一致的观点。
例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干预动机就很复杂。国际关系专家一直在争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干预行动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内的一些关键人物,如理查德·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担心当地的力量平衡。但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通常是前自由主义者)则看中促进民主和维护美国霸权的必要性。
政府外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有令人痛恨的人权记录,他们反对布什,是因为他未能像他父亲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那样获得联合国的制度性支持。
从广义上讲,“干预”是指用行动影响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它可以是广播、经济援助、支持反对党,也可以是封锁、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和军事入侵。从道德角度看,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当地政权的选择和权利。
此外,从实用角度来说,军事干预是一种危险的手段。它看似简单易用,实则并非如此。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比皆是,这意味着需要有谨慎的领导者。
奥巴马在利比亚动武,但在叙利亚却没有。特朗普和希拉里在2016年都表示,美国有责任防止叙利亚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二人都不主张军事干预。在2020年大选中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也很少。
一些自由主义者辩称,促进民主是美国的责任,然而,通过强制手段还是非强制手段促进民主,这中间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之音广播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境外活动的方式与第82空降师是截然不同的。
就后果而言,手段往往与目的同等重要。面对以促进安全、民主和人权为目的的种种干预措施,拜登会如何自处?我们也许能从他历来良好的判断力和实用性智慧中找到令人鼓舞的线索,但我们也必须记住,有时会发生意外,并且让人身不由己。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最新著作《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本文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how will biden intervene?”(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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