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在实质性对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意见相当一致-凯发k8官方首页

　　乔·拜登总统上任100天，其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基础和内在逻辑已变得明朗化了。虽然尚在形成之中，且各方正在进行系统的政策复核，但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来概括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些主要特点。

　　中国已经被确定为总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并跨越国内国际多个领域。作为核心，许多政策举措都围绕它制定、规划和实施。换言之，中国被看成国内外政策的“驱动器”，一个多维度的巨大的系列挑战，需要美国政府付出全副精力和资源。

　　这种关系认知和政策框架绝对是一种“竞争”。这一术语前面被放置了不同的形容修饰词(拜登总统本人甚至使用了“极端竞争”)。尽管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为竞争范式背书，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还是道出了其中的些微差别。他在3月3日表示，美国的政策应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这就为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进行有选择的政府合作，甚至为在某些国家安全领域进行对抗留了一扇门。

　　理解“竞争”在总统及其政府思维中的含义是很重要的。竞争有四大空间维度(国内、双边、区域、全球)和多个功能维度(经济、技术、军事、外交、文化、政治)。这是一种以竞争为前提的多频谱同步措施，基本上被看成是重建和加强美国实力的手段，目的是在未来能够有效地与中国一较高下。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手段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要始于国内，要对软硬基础设施、教育、研发、技术创新和国家内在实力的其他方面进行大量有针对性的投资。

　　在国际上，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显然锚定两大支柱：民主价值观和联盟。拜登总统和所有高级官员都反复强调过这一点。拜登本人对世界和当今时代的看法是，这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竞争，而且他表示“在我任内”前者不会战胜后者。拜登在这方面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这体现了他思维中的一种冷战风格。国务卿布林肯的讲话也对此做出了呼应。所以，北京现在应该怀疑，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价值观是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与其他民主盟友和合作者的伙伴关系同样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确定无疑的政策重点(认同民主价值观)，而不是“遏制”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专制国家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核心理念。当然，这些国家也有共同的附带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破坏力和威胁性的专制政权。但“四方安全对话”和美国的五个亚洲盟友并不只是因为中国而存在，北约也不是因为俄罗斯而存在。

　　毫无疑问，拜登这套多维度的对华政策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处于攻势，而不是被动地坐着回应中国在国内国际的所作所为。尽管在策略和侧重点上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尤其是相对于价值观和联盟来说，但同样明显的是两届政府之间有着很大的连贯性。

　　这些只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阶层对中国深刻的两党共识。是的，必须指出，仍有少数国务院退休官员、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相当一部分商界人士及其利益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感到惋惜，并将这种恶化归咎于美国，他们渴望重回“接触”时代，不愿意批评中国。但这群人明显是少数。绝大多数美国政客和专家已经对当前的中国和美国之前的“接触”政策失去信心。这种新的共识历经数年才形成，但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对中国普遍的不信任见诸各种民调，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正处在历史最低点。皮尤研究中心 3月4日的民调显示，十个美国人当中有九个(89%)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这项调查显示，在所有问题领域，人们对中国的担忧都在上升。

　　美国担忧和反感中国的另一个关键晴雨表是国会，国会在中国问题上有着令人侧目的两党一致。近期制定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就是最好的标志，该法案从头至尾都与同中国在国内外竞争有关。这项长达近300页的巨型法案(s.1169)于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比1的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并很可能被拜登总统采纳为正式法律。

　　某种程度上说，该法案会束缚拜登政府的手脚，因为它详细列出了行政部门应采取的范围异常广泛的具体政策措施，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与行政部门的想法吻合。该法案是一项重要立法，而它不过是目前国会审议的约60个涉华法案中的一项而已。这些都说明，中国带来的多重挑战是美国关注和聚焦的重心。

　　必须说，特朗普政府催化了这一进程，许多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和大量资源被调整用来对付中国，这让拜登政府更容易接手特朗普班子留下的工作。预计在拜登领导下，政策的协调与严格实施会有显著改善，同时会优先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过这些都是战略和战术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实质性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看来意见相当一致。如果北京天真地希望“重启”两国关系，以加强合作，那么拜登的头100天表明这是一种幻想。

　　作者系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原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

　　乔·拜登总统上任100天，其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基础和内在逻辑已变得明朗化了。虽然尚在形成之中，且各方正在进行系统的政策复核，但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来概括拜登对华政策的一些主要特点。

　　中国已经被确定为总体政策的重中之重，并跨越国内国际多个领域。作为核心，许多政策举措都围绕它制定、规划和实施。换言之，中国被看成国内外政策的“驱动器”，一个多维度的巨大的系列挑战，需要美国政府付出全副精力和资源。

　　这种关系认知和政策框架绝对是一种“竞争”。这一术语前面被放置了不同的形容修饰词(拜登总统本人甚至使用了“极端竞争”)。尽管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为竞争范式背书，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还是道出了其中的些微差别。他在3月3日表示，美国的政策应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能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这就为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进行有选择的政府合作，甚至为在某些国家安全领域进行对抗留了一扇门。

　　理解“竞争”在总统及其政府思维中的含义是很重要的。竞争有四大空间维度(国内、双边、区域、全球)和多个功能维度(经济、技术、军事、外交、文化、政治)。这是一种以竞争为前提的多频谱同步措施，基本上被看成是重建和加强美国实力的手段，目的是在未来能够有效地与中国一较高下。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手段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它清楚地认识到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要始于国内，要对软硬基础设施、教育、研发、技术创新和国家内在实力的其他方面进行大量有针对性的投资。

　　在国际上，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显然锚定两大支柱：民主价值观和联盟。拜登总统和所有高级官员都反复强调过这一点。拜登本人对世界和当今时代的看法是，这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竞争，而且他表示“在我任内”前者不会战胜后者。拜登在这方面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这体现了他思维中的一种冷战风格。国务卿布林肯的讲话也对此做出了呼应。所以，北京现在应该怀疑，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价值观是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与其他民主盟友和合作者的伙伴关系同样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是确定无疑的政策重点(认同民主价值观)，而不是“遏制”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专制国家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核心理念。当然，这些国家也有共同的附带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破坏力和威胁性的专制政权。但“四方安全对话”和美国的五个亚洲盟友并不只是因为中国而存在，北约也不是因为俄罗斯而存在。

　　毫无疑问，拜登这套多维度的对华政策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处于攻势，而不是被动地坐着回应中国在国内国际的所作所为。尽管在策略和侧重点上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尤其是相对于价值观和联盟来说，但同样明显的是两届政府之间有着很大的连贯性。

　　这些只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阶层对中国深刻的两党共识。是的，必须指出，仍有少数国务院退休官员、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相当一部分商界人士及其利益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恶化感到惋惜，并将这种恶化归咎于美国，他们渴望重回“接触”时代，不愿意批评中国。但这群人明显是少数。绝大多数美国政客和专家已经对当前的中国和美国之前的“接触”政策失去信心。这种新的共识历经数年才形成，但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对中国普遍的不信任见诸各种民调，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正处在历史最低点。皮尤研究中心 3月4日的民调显示，十个美国人当中有九个(89%)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而非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这项调查显示，在所有问题领域，人们对中国的担忧都在上升。

　　美国担忧和反感中国的另一个关键晴雨表是国会，国会在中国问题上有着令人侧目的两党一致。近期制定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就是最好的标志，该法案从头至尾都与同中国在国内外竞争有关。这项长达近300页的巨型法案(s.1169)于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比1的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并很可能被拜登总统采纳为正式法律。

　　某种程度上说，该法案会束缚拜登政府的手脚，因为它详细列出了行政部门应采取的范围异常广泛的具体政策措施，不过，其中绝大多数都与行政部门的想法吻合。该法案是一项重要立法，而它不过是目前国会审议的约60个涉华法案中的一项而已。这些都说明，中国带来的多重挑战是美国关注和聚焦的重心。

　　必须说，特朗普政府催化了这一进程，许多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和大量资源被调整用来对付中国，这让拜登政府更容易接手特朗普班子留下的工作。预计在拜登领导下，政策的协调与严格实施会有显著改善，同时会优先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不过这些都是战略和战术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实质性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看来意见相当一致。如果北京天真地希望“重启”两国关系，以加强合作，那么拜登的头100天表明这是一种幻想。

　　作者系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原题《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