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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发生后，人们关注不足的外交焦点是欧洲与日本之间的战略接近迅速升温，互动频繁。4月中旬，德国首相朔尔茨到访日本;5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意大利和英国;5月中旬芬兰首相和欧盟领导人先后访问日本。据报道，日本首相也将首次参加6月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这些互动中，双方都强烈谴责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强调共有价值观，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努力的重要性。
6月7日，日本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与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在防卫省举行会谈
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和欧盟战略接近，从国际关系多极化角度来说值得欢迎。然而日欧的接近，在中俄等国家看来，似乎是要在欧亚建立排斥它们的国际秩序。日欧战略接近的逻辑是什么，是否可持续?从长期来看，也须要认真思考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相对于世界级大国而言)如何才能发挥重要且持续的影响力问题。
日欧战略接近两大逻辑
首先，同样对美国的同盟承诺可靠性抱有怀疑的战略焦虑，是欧洲和日本推动双方接近的直接动因。战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都是建立在美国的同盟承诺基础上。欧洲主要体现在以北约为核心的多边集体安全框架，亚洲则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双边军事同盟架构。
第二，日本和欧盟也认为当前的乱世，是中等强国能够展示国际存在感，并在新国际秩序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战略机遇期。面对一个相对弱化的美国，美国对日本和欧洲分担治理世界的成本的需求增加，反过来也意味着日欧有了更多的战略自主空间。
对日本和欧洲来说，战略自主的本质是能不能对美自主，然而这对于他们和资深盟国(senior ally)的美国关系来说，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因为在不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弱的一方强调战略自主，往往会引发强的一方的怀疑。但弱的一方始终有想要获得更大自主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只能等到强的一方同意才能够实现。对欧洲来说，美国将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义为中国，而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威胁增加，美国精力不济，对欧洲的依赖增加。对日本来说，同样乌克兰战事后美国的战略精力不得不分散到欧洲，在亚洲的对中战略也不得不更加仰仗日本。
第三，正因为日本和欧洲都共有上述的“战略担忧”和“战略机遇”认知，于是开始推广欧亚安全不可分的说法。无论是日本领导人访问欧洲时提到的“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台湾”，还是欧洲领导人强调印太安全和欧洲安全不可分，都体现了上述逻辑。
战略自主与价值观外交教条化
中等国家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独特影响力，核心在于能否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沟通桥梁作用。欧盟主要国家和日本对此都有清醒认识。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主张“战略自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近期的国际会议演讲中，也强调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然而，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对于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国家和日本来说，实践是非常困难的。战略自主做多了会被美国怀疑，让同盟关系受损;战略自主不够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假自主，受到批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对日欧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原则和规范为准绳来做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日欧之间互动特别强调共有价值观的原因。然而，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国际事务判断标准，固然有可能规避美国的疑心和其他国家的指责，然而过度强调则会让中等国家外交陷于“教条主义”的困境。
乌克兰战争中的欧日对印度外交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到访印度，旨在劝说印度在对俄问题上和西方保持相近态度。5月上旬，印度总理访问德国，随后到访丹麦、法国等。3月下旬，岸田文雄到访印度也有劝说新德里的意图。尽管西方各国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参加制裁俄罗斯，在联合国相关表决上投弃权票，让西方劝说的外交似乎没有效果。无论怎样的软硬兼施，印度就是不为所动。从价值观逻辑来说，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难办，因为在它们看来，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不应该这样“亲专制主义俄罗斯”，更不符合乌克兰危机后“民主对专制”的认知框架下重组国际秩序的逻辑假设。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日本，对印度的“不正常”从开始的疑惑、沮丧，逐渐转变为找理由为印度开脱。一个理由是现实利益说，因为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军火、原油，无法对俄罗斯强硬;一个是印度民主说，正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国内达成共识更困难。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价值观教条主义在现实外交中碰壁，导致政策逻辑矛盾后，不得不自圆其说的结果。然而，在第三方看来，却会被认为是双重标准，损伤中等国家外交信誉。
多极化与中等国家外交两大原则
在国际关系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长远趋势下，日欧要在多极化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影响力的意图，完全可以理解，也应尊重。但这取决于它们能否真正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桥梁，外交辞令上的战略自主和不选边，须要有行动的背书。
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原则。正如前面所述，日欧用价值观和规范来体现战略自主，然而过度教条化则很容易被纳入美国提出的民主对强权、自由对专制的非黑即白看待世界的简单框架。这样做尽管可以用价值观来解释，但本质上失去了中等国家外交努力的空间。作为世界性大国的美国在外交上有务实主义传统，尼克逊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前，也没有和日欧商量，尽管之前他一直用价值观话语体系和日欧进行外交。
第二，坚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全球经济体系的原则。日欧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都是世界最主要经济体，也是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受益者和支持者。乌克兰战争后，国际政治分裂趋势浓厚，这可能会波及经济领域，造成政治因素引发经济脱钩，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政治对抗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结果将会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对在自由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极大的日欧，将会比中美受损更大。在维护和完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自由开放经济治理体系上，日欧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原题《日欧战略接近与中等国家外交价值》
乌克兰战争发生后，人们关注不足的外交焦点是欧洲与日本之间的战略接近迅速升温，互动频繁。4月中旬，德国首相朔尔茨到访日本;5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意大利和英国;5月中旬芬兰首相和欧盟领导人先后访问日本。据报道，日本首相也将首次参加6月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这些互动中，双方都强烈谴责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强调共有价值观，为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努力的重要性。
6月7日，日本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与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在防卫省举行会谈
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和欧盟战略接近，从国际关系多极化角度来说值得欢迎。然而日欧的接近，在中俄等国家看来，似乎是要在欧亚建立排斥它们的国际秩序。日欧战略接近的逻辑是什么，是否可持续?从长期来看，也须要认真思考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相对于世界级大国而言)如何才能发挥重要且持续的影响力问题。
日欧战略接近两大逻辑
首先，同样对美国的同盟承诺可靠性抱有怀疑的战略焦虑，是欧洲和日本推动双方接近的直接动因。战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都是建立在美国的同盟承诺基础上。欧洲主要体现在以北约为核心的多边集体安全框架，亚洲则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双边军事同盟架构。
第二，日本和欧盟也认为当前的乱世，是中等强国能够展示国际存在感，并在新国际秩序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战略机遇期。面对一个相对弱化的美国，美国对日本和欧洲分担治理世界的成本的需求增加，反过来也意味着日欧有了更多的战略自主空间。
对日本和欧洲来说，战略自主的本质是能不能对美自主，然而这对于他们和资深盟国(senior ally)的美国关系来说，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因为在不对称的同盟关系中，弱的一方强调战略自主，往往会引发强的一方的怀疑。但弱的一方始终有想要获得更大自主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只能等到强的一方同意才能够实现。对欧洲来说，美国将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义为中国，而俄乌战争后俄罗斯威胁增加，美国精力不济，对欧洲的依赖增加。对日本来说，同样乌克兰战事后美国的战略精力不得不分散到欧洲，在亚洲的对中战略也不得不更加仰仗日本。
第三，正因为日本和欧洲都共有上述的“战略担忧”和“战略机遇”认知，于是开始推广欧亚安全不可分的说法。无论是日本领导人访问欧洲时提到的“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台湾”，还是欧洲领导人强调印太安全和欧洲安全不可分，都体现了上述逻辑。
战略自主与价值观外交教条化
中等国家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独特影响力，核心在于能否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沟通桥梁作用。欧盟主要国家和日本对此都有清醒认识。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主张“战略自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近期的国际会议演讲中，也强调不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然而，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对于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国家和日本来说，实践是非常困难的。战略自主做多了会被美国怀疑，让同盟关系受损;战略自主不够会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假自主，受到批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对日欧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原则和规范为准绳来做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日欧之间互动特别强调共有价值观的原因。然而，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国际事务判断标准，固然有可能规避美国的疑心和其他国家的指责，然而过度强调则会让中等国家外交陷于“教条主义”的困境。
乌克兰战争中的欧日对印度外交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月，英国首相约翰逊到访印度，旨在劝说印度在对俄问题上和西方保持相近态度。5月上旬，印度总理访问德国，随后到访丹麦、法国等。3月下旬，岸田文雄到访印度也有劝说新德里的意图。尽管西方各国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不参加制裁俄罗斯，在联合国相关表决上投弃权票，让西方劝说的外交似乎没有效果。无论怎样的软硬兼施，印度就是不为所动。从价值观逻辑来说，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难办，因为在它们看来，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不应该这样“亲专制主义俄罗斯”，更不符合乌克兰危机后“民主对专制”的认知框架下重组国际秩序的逻辑假设。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日本，对印度的“不正常”从开始的疑惑、沮丧，逐渐转变为找理由为印度开脱。一个理由是现实利益说，因为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军火、原油，无法对俄罗斯强硬;一个是印度民主说，正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国内达成共识更困难。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价值观教条主义在现实外交中碰壁，导致政策逻辑矛盾后，不得不自圆其说的结果。然而，在第三方看来，却会被认为是双重标准，损伤中等国家外交信誉。
多极化与中等国家外交两大原则
在国际关系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长远趋势下，日欧要在多极化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影响力的意图，完全可以理解，也应尊重。但这取决于它们能否真正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桥梁，外交辞令上的战略自主和不选边，须要有行动的背书。
首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pragmatism)原则。正如前面所述，日欧用价值观和规范来体现战略自主，然而过度教条化则很容易被纳入美国提出的民主对强权、自由对专制的非黑即白看待世界的简单框架。这样做尽管可以用价值观来解释，但本质上失去了中等国家外交努力的空间。作为世界性大国的美国在外交上有务实主义传统，尼克逊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前，也没有和日欧商量，尽管之前他一直用价值观话语体系和日欧进行外交。
第二，坚持维护一个自由开放全球经济体系的原则。日欧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都是世界最主要经济体，也是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受益者和支持者。乌克兰战争后，国际政治分裂趋势浓厚，这可能会波及经济领域，造成政治因素引发经济脱钩，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政治对抗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结果将会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对在自由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极大的日欧，将会比中美受损更大。在维护和完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自由开放经济治理体系上，日欧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原题《日欧战略接近与中等国家外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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