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韦德宁：中美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战略互信还没建立起来-凯发k8官方首页

　　“钝角网”按：近一段时间，由于朝核等问题的影响，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自四月份首次中美两国元首“习特会”后，两国关系从蜜月期走向“冰冻期”，这种解读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在此前“习特会”定调的“百日计划”到期之际有一些向好的迹象。所以，对中美关系的需要更全面的认识。在《新视角》杂志对前白宫官员韦德宁的这篇专访里，韦德宁指出，在朝鲜问题上，两国间最根本的问题是战略互信。在更多方面，两国间消除对彼此的误解，建立更全面的互信十分必要。希望他的看法可以给大家认识两国关系提供新的深层次的理解。

今年四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在海湖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拉近关系

　　《新视角》：相比阳光之乡元首会谈，这次海湖庄园会谈的氛围有什么不同吗?

　　韦德宁：我认为最大的差异是特朗普和他的家庭比奥巴马及其家人对中国更加有兴趣。如果你看看这次海湖庄园会谈期间发生的事情——伊万卡的儿子和女儿唱诵中国诗歌，这一点就可以证实。不仅仅特朗普本人，他的整个家庭对中国都有强烈的兴趣，对中国有关的事务有兴趣。邓文迪是伊万卡的朋友，特朗普家庭和中国做生意，他的女婿库什纳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中国银行的纽约分部设在特朗普大厦里。因此，我认为中美关系因为特朗普而变糟糕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朗普家庭努力尝试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之下会比奥巴马还好。因为他们作为商人，明白中国的重要性。因此，我觉得这次两国首脑的首次见面是非常好的。他们没有打算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这是一次让双方建立友谊，为将来与中国的一种新型关系打下基础，同时也为建立新的磋商机制而准备的会议。

　　《新视角》：竞选时期，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对中国发表了很多强硬言论。他会兑现这些诺言吗?

　　韦德宁：对待竞选言论总是需要很仔细。因为竞选的时候，候选人试图吸引部分选民，需要反映美国选民的心态。但是，当你成为总统之后，你是所有人的总统，需要更加务实。因此，他竞选的时候宣称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至今没有真的这样做;他说过要对中国施加35%的关税，但这也仅仅是说辞。美国人民习惯了总统候选人“只说不做”的行为。奥巴马曾经说他上台的第一年就会关闭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关了它。”但是拘押中心现在还开着。因此，每位总统都会发表一些严厉的话来吸引基础选民和摇摆选民。这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会兑现这些承诺。

　　《新视角》：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两国首脑决定建立新的中美全面对话机制和百日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寻找到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但是贸易问题一般需要谈判很多年。这是不是意味着两国政府会达成一些暂时性的贸易措施以满足眼下的需要，但这并不一定长期让两国受益?

　　韦德宁：首先，新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将由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主持，中方或许是外交部长王毅。罗斯在新闻发布会里的发言可以理解为“我们希望尽快看到某些进展，我们不能再继续等待了”。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说，组织会议易如反掌。他们喜欢参加各种会议，也非常擅长组织会议，与会的人也很享受这样的会议——上等的食物，高端的会谈。但是，会谈却经常没有太多成果，要不就是些小成就。(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些重大成果。我们必须要改变中美之间现存的贸易结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有的贸易框架已经存在30年了。我们之前的政策是帮助中国增长。我们希望中国变得繁荣。因此，当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愿意给予中国很多特殊的优惠。当中国说希望保护自己的工业时，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喜欢，但是可以接受。”

　　但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某些计算方法，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也许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中国贸易优惠呢?之前的优惠是30年之前作出的，我们现在(根据目前的情况)不想继续了。我们需要贸易的平衡措施。例如，一个中国的公司在美国可以拥有很多家电影院，但是，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电影院吗?没有。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敞开市场迎接中国的投资，但是中国对我们说：“(在中国)有很多领域美国不能投资。”在美国，中国只有一小块领域不能投资，那就是事关我们国防的领域。相比之下，中国有一长串美国公司不能涉及的领域，如金融、保险等，针对美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也很高。北京所谈论的保护战略性行业的名单过长。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下，这个名单需要缩短。如果中国不配合，美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贸易议题的真正含义。

　　《新视角》：这个新的全面对话机制是对之前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取代吗?

　　韦德宁：是。新的对话机制将会取代原来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我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错误。当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我也参与了创始过程。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对话，没有很多人参与，也没有带很多随员。你知道去年有多少美国人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吗?500人。500人去北京参加会议。这是战略性会谈吗?不是。这是技术性的会议。你有没有看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呢?一共有73个。这个数字也许有出入，但大致是这个范围。就数量而言，这是不错;但是实际成果很小。当保尔森和王岐山主持对话时，都是些很高端的成果。事实上，保尔森在书中表示这一对话机制帮助美国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的电话对话中，王岐山保证中国不会从美国国债中抽身，而这对美国是很重要的。

　　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回到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起点，也就是说姆努钦和罗斯这样高级别的官员和中国的高级官员直接对话。因为中国的系统是从上而下的，如果仅仅和官僚系统打交道，什么也做不了，必须要有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出面说我们需要做这个，整个系统才会跟着行动起来。我们需要把战略对话区分对待，也就是和小布什政府的举措一样。我记得曾经跟随副国务卿拉波特访问中国，我们与戴秉国进行了长谈。我们还去了他的家乡贵州，在那里待了三天，讨论了朝鲜、中东、东南亚等问题。我们跟他开始熟识。但是，当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通常坐在宽大舒适的椅子上发表演讲。她有没有在那里真正待一段时间呢?没有。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回到原来更好的做法上来。在我看来，战略与经济对话没有起到作用。

朝核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

　　《新视角》：在朝鲜问题上尝试了这么多政策，但都没有奏效。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针对朝鲜发表了严厉措辞。这是不是表明真的会做出一些改变?还是(严厉措辞之后)我们仍旧回到朝鲜问题的老路上?

　　韦德宁：蒂勒森在朝鲜问题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会单独采取行动。这是很严肃的威胁。不要低估特朗普。如果中国不改变其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也需要在战略上作出改变。在四年之内，金正恩的核导弹就能够达到美国西海岸。他真的会造这样的导弹吗?当然。接着他就是威胁我们。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做。我们不能允许金正恩用核武器瞄准美国。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核武器对准美国。我们跟中国有互不瞄准的协议。跟俄罗斯也有互不瞄准的协议。但是，我们跟朝鲜没有这样的协议。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实施核恐怖主义。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也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中国需要做出战略性的决定。朝鲜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希望中国意识到他们需要对朝鲜施压，让其停止核武器项目。中国必须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如果中国不想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单枪匹马，那么中国就需要行动起来。这个信号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妥协余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妥协了20多年。现在的这种情况是无法继续的。我们子孙的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我们不想生活在朝鲜的核威胁阴影下。中国必须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以前，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资本。我理解这一点。但是，今天不是这样了。

　　美国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就是蒂勒森最近在记者招待会中所说的，是实现半岛无核化，不是结束朝鲜政权。我们没有兴趣推翻朝鲜政权。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需要明白这是我们的目标。

　　有人坚持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核武器。这是金正恩必须面对的决定。不仅如此，这也是朝鲜精英需要做的决定，他们需要勇敢一些，向他表明观点。我在情报部门工作了很久，我一直在观察。有多少人说穆巴拉克不会下台?有多少人说卡扎菲从来不会下台?有多少人说叙利亚的巴沙尔实力强大到没有人会挑战他?后来人们又会像事后诸葛亮一样说，“是的，我预见这个结局了”。人们假装知道问题所在。

　　短期内也许是危险的，但这是为了长期稳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不能容忍情况继续发展。我认为金正恩可能意识到了这个信息。

7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闭幕后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新视角》：您在乔治城举办了如何在中美之间建立互信的研讨会。您提到在过去几十年，两国间的交流日益加深，但是战略互信从没有建立起来。改善这个状况的突破口是什么?

　　韦德宁：我们先来简单看看朝鲜问题。中美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战略互信。中国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朝鲜政府，以韩国政府取而代之，然后驻扎在朝鲜。中国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朝鲜这个威胁，我们不需要把部队驻扎在韩国，而是可以放在日本。我们不一定必须驻扎在朝鲜。但是，中国不相信我们。中国觉得美国会引领一场有利于美国的革命。

　　因此，建立互信需要双方都改变态度。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想占领世界。有一本书就是讲中国如何用百年的时间来占领世界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中国不会占领世界。美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我们因此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担忧。

　　双方要建立互信，但是需要循序渐进。因此，乔治城大学的项目就是探讨在哪些领域建立互信，以及如何实现目标。其中一个领域就是两国的军事交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两国之间的交流需要在低级军官之间进行。(两国目前存在的)障碍是不信任。美国军人担心邀请中国军人过来，他们会窃密。中国军人也担心美国军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放弃这个念头。我们需要创造新的途径让两国年轻的校级和尉级军官有机会交流，认识对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现在两国军方的交流都是在将军级别的。但是当一个人已经达到将军级别的时候，他对美国的观点已经非常牢固了。鲍威尔曾经说他最喜欢的一次旅行是作为年轻的校官到中国访问。在那次旅行中，他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军官。他总是说建立互信的方式不是将军对将军。

　　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学习。我年轻时去过香港中文大学，在新亚书院上学的时候，我的宿舍同学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香港本地。我们还在一个游泳队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那时候我21岁，这是一个学习和吸收的年龄。我们当然也有激烈争执的时候。但是我对中国有了了解。我学会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让两国年轻人多交流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

本文受访者韦德宁

　　《新视角》：您在中情局和白宫工作过很久。在这些地方工作有何感受?

　　韦德宁：非常令人兴奋。当你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就像站在世界的中心。因为这个房间做出的决定能够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决定。因此，这是很好的机遇，也有很大的责任。我曾经乘坐空军一号随小布什及其家人去北京参加奥运会。我非常骄傲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为小布什那样的总统服务是很大的荣誉。我认为小布什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当小布什2001年刚上任时，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当他的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去北京参加奥运会，两国关系处于很不错的状态。因此，当特朗普刚上任时两国关系看上去面临挑战，但是后来有可能会改变。

　　中情局分析员这份工作需要你成为外国问题专家。中情局有各类专家，可以指导美国政府实施最好的政策。这也就是中情局存在的真正原因。这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我对在中情局的工作感到骄傲，我是一名专业人士。

　　相关简介：韦德宁(dennis wilder)，曾任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目前任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5期

　　“钝角网”按：近一段时间，由于朝核等问题的影响，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自四月份首次中美两国元首“习特会”后，两国关系从蜜月期走向“冰冻期”，这种解读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不过，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在此前“习特会”定调的“百日计划”到期之际有一些向好的迹象。所以，对中美关系的需要更全面的认识。在《新视角》杂志对前白宫官员韦德宁的这篇专访里，韦德宁指出，在朝鲜问题上，两国间最根本的问题是战略互信。在更多方面，两国间消除对彼此的误解，建立更全面的互信十分必要。希望他的看法可以给大家认识两国关系提供新的深层次的理解。

今年四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在海湖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拉近关系

　　《新视角》：相比阳光之乡元首会谈，这次海湖庄园会谈的氛围有什么不同吗?

　　韦德宁：我认为最大的差异是特朗普和他的家庭比奥巴马及其家人对中国更加有兴趣。如果你看看这次海湖庄园会谈期间发生的事情——伊万卡的儿子和女儿唱诵中国诗歌，这一点就可以证实。不仅仅特朗普本人，他的整个家庭对中国都有强烈的兴趣，对中国有关的事务有兴趣。邓文迪是伊万卡的朋友，特朗普家庭和中国做生意，他的女婿库什纳也和中国有生意往来，中国银行的纽约分部设在特朗普大厦里。因此，我认为中美关系因为特朗普而变糟糕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特朗普家庭努力尝试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之下会比奥巴马还好。因为他们作为商人，明白中国的重要性。因此，我觉得这次两国首脑的首次见面是非常好的。他们没有打算在这次会议上解决问题。这是一次让双方建立友谊，为将来与中国的一种新型关系打下基础，同时也为建立新的磋商机制而准备的会议。

　　《新视角》：竞选时期，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对中国发表了很多强硬言论。他会兑现这些诺言吗?

　　韦德宁：对待竞选言论总是需要很仔细。因为竞选的时候，候选人试图吸引部分选民，需要反映美国选民的心态。但是，当你成为总统之后，你是所有人的总统，需要更加务实。因此，他竞选的时候宣称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至今没有真的这样做;他说过要对中国施加35%的关税，但这也仅仅是说辞。美国人民习惯了总统候选人“只说不做”的行为。奥巴马曾经说他上台的第一年就会关闭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会关了它。”但是拘押中心现在还开着。因此，每位总统都会发表一些严厉的话来吸引基础选民和摇摆选民。这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会兑现这些承诺。

　　《新视角》：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两国首脑决定建立新的中美全面对话机制和百日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寻找到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但是贸易问题一般需要谈判很多年。这是不是意味着两国政府会达成一些暂时性的贸易措施以满足眼下的需要，但这并不一定长期让两国受益?

　　韦德宁：首先，新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将由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主持，中方或许是外交部长王毅。罗斯在新闻发布会里的发言可以理解为“我们希望尽快看到某些进展，我们不能再继续等待了”。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说，组织会议易如反掌。他们喜欢参加各种会议，也非常擅长组织会议，与会的人也很享受这样的会议——上等的食物，高端的会谈。但是，会谈却经常没有太多成果，要不就是些小成就。(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些重大成果。我们必须要改变中美之间现存的贸易结构，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有的贸易框架已经存在30年了。我们之前的政策是帮助中国增长。我们希望中国变得繁荣。因此，当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愿意给予中国很多特殊的优惠。当中国说希望保护自己的工业时，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喜欢，但是可以接受。”

　　但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某些计算方法，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也许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中国贸易优惠呢?之前的优惠是30年之前作出的，我们现在(根据目前的情况)不想继续了。我们需要贸易的平衡措施。例如，一个中国的公司在美国可以拥有很多家电影院，但是，有任何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电影院吗?没有。这是不公平的。我们敞开市场迎接中国的投资，但是中国对我们说：“(在中国)有很多领域美国不能投资。”在美国，中国只有一小块领域不能投资，那就是事关我们国防的领域。相比之下，中国有一长串美国公司不能涉及的领域，如金融、保险等，针对美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也很高。北京所谈论的保护战略性行业的名单过长。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下，这个名单需要缩短。如果中国不配合，美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贸易议题的真正含义。

　　《新视角》：这个新的全面对话机制是对之前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取代吗?

　　韦德宁：是。新的对话机制将会取代原来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我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一个错误。当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时，我也参与了创始过程。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对话，没有很多人参与，也没有带很多随员。你知道去年有多少美国人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吗?500人。500人去北京参加会议。这是战略性会谈吗?不是。这是技术性的会议。你有没有看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呢?一共有73个。这个数字也许有出入，但大致是这个范围。就数量而言，这是不错;但是实际成果很小。当保尔森和王岐山主持对话时，都是些很高端的成果。事实上，保尔森在书中表示这一对话机制帮助美国避免了灾难性的后果：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的电话对话中，王岐山保证中国不会从美国国债中抽身，而这对美国是很重要的。

　　特朗普政府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回到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起点，也就是说姆努钦和罗斯这样高级别的官员和中国的高级官员直接对话。因为中国的系统是从上而下的，如果仅仅和官僚系统打交道，什么也做不了，必须要有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出面说我们需要做这个，整个系统才会跟着行动起来。我们需要把战略对话区分对待，也就是和小布什政府的举措一样。我记得曾经跟随副国务卿拉波特访问中国，我们与戴秉国进行了长谈。我们还去了他的家乡贵州，在那里待了三天，讨论了朝鲜、中东、东南亚等问题。我们跟他开始熟识。但是，当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通常坐在宽大舒适的椅子上发表演讲。她有没有在那里真正待一段时间呢?没有。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回到原来更好的做法上来。在我看来，战略与经济对话没有起到作用。

朝核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

　　《新视角》：在朝鲜问题上尝试了这么多政策，但都没有奏效。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针对朝鲜发表了严厉措辞。这是不是表明真的会做出一些改变?还是(严厉措辞之后)我们仍旧回到朝鲜问题的老路上?

　　韦德宁：蒂勒森在朝鲜问题上说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会单独采取行动。这是很严肃的威胁。不要低估特朗普。如果中国不改变其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也需要在战略上作出改变。在四年之内，金正恩的核导弹就能够达到美国西海岸。他真的会造这样的导弹吗?当然。接着他就是威胁我们。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做。我们不能允许金正恩用核武器瞄准美国。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核武器对准美国。我们跟中国有互不瞄准的协议。跟俄罗斯也有互不瞄准的协议。但是，我们跟朝鲜没有这样的协议。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实施核恐怖主义。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也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中国需要做出战略性的决定。朝鲜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问题。

　　我希望中国意识到他们需要对朝鲜施压，让其停止核武器项目。中国必须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如果中国不想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单枪匹马，那么中国就需要行动起来。这个信号是毫不含糊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妥协余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妥协了20多年。现在的这种情况是无法继续的。我们子孙的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我们不想生活在朝鲜的核威胁阴影下。中国必须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以前，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资本。我理解这一点。但是，今天不是这样了。

　　美国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就是蒂勒森最近在记者招待会中所说的，是实现半岛无核化，不是结束朝鲜政权。我们没有兴趣推翻朝鲜政权。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需要明白这是我们的目标。

　　有人坚持金正恩不会放弃核武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核武器。这是金正恩必须面对的决定。不仅如此，这也是朝鲜精英需要做的决定，他们需要勇敢一些，向他表明观点。我在情报部门工作了很久，我一直在观察。有多少人说穆巴拉克不会下台?有多少人说卡扎菲从来不会下台?有多少人说叙利亚的巴沙尔实力强大到没有人会挑战他?后来人们又会像事后诸葛亮一样说，“是的，我预见这个结局了”。人们假装知道问题所在。

　　短期内也许是危险的，但这是为了长期稳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不能容忍情况继续发展。我认为金正恩可能意识到了这个信息。

7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闭幕后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新视角》：您在乔治城举办了如何在中美之间建立互信的研讨会。您提到在过去几十年，两国间的交流日益加深，但是战略互信从没有建立起来。改善这个状况的突破口是什么?

　　韦德宁：我们先来简单看看朝鲜问题。中美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战略互信。中国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朝鲜政府，以韩国政府取而代之，然后驻扎在朝鲜。中国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朝鲜这个威胁，我们不需要把部队驻扎在韩国，而是可以放在日本。我们不一定必须驻扎在朝鲜。但是，中国不相信我们。中国觉得美国会引领一场有利于美国的革命。

　　因此，建立互信需要双方都改变态度。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想占领世界。有一本书就是讲中国如何用百年的时间来占领世界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中国不会占领世界。美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我们因此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担忧。

　　双方要建立互信，但是需要循序渐进。因此，乔治城大学的项目就是探讨在哪些领域建立互信，以及如何实现目标。其中一个领域就是两国的军事交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两国之间的交流需要在低级军官之间进行。(两国目前存在的)障碍是不信任。美国军人担心邀请中国军人过来，他们会窃密。中国军人也担心美国军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放弃这个念头。我们需要创造新的途径让两国年轻的校级和尉级军官有机会交流，认识对方，更好地了解对方。现在两国军方的交流都是在将军级别的。但是当一个人已经达到将军级别的时候，他对美国的观点已经非常牢固了。鲍威尔曾经说他最喜欢的一次旅行是作为年轻的校官到中国访问。在那次旅行中，他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军官。他总是说建立互信的方式不是将军对将军。

　　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学习。我年轻时去过香港中文大学，在新亚书院上学的时候，我的宿舍同学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香港本地。我们还在一个游泳队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那时候我21岁，这是一个学习和吸收的年龄。我们当然也有激烈争执的时候。但是我对中国有了了解。我学会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让两国年轻人多交流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

本文受访者韦德宁

　　《新视角》：您在中情局和白宫工作过很久。在这些地方工作有何感受?

　　韦德宁：非常令人兴奋。当你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就像站在世界的中心。因为这个房间做出的决定能够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尤其是外交方面的决定。因此，这是很好的机遇，也有很大的责任。我曾经乘坐空军一号随小布什及其家人去北京参加奥运会。我非常骄傲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为小布什那样的总统服务是很大的荣誉。我认为小布什为中美关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当小布什2001年刚上任时，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当他的任期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去北京参加奥运会，两国关系处于很不错的状态。因此，当特朗普刚上任时两国关系看上去面临挑战，但是后来有可能会改变。

　　中情局分析员这份工作需要你成为外国问题专家。中情局有各类专家，可以指导美国政府实施最好的政策。这也就是中情局存在的真正原因。这是专业人士的工作。我对在中情局的工作感到骄傲，我是一名专业人士。

　　相关简介：韦德宁(dennis wilder)，曾任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目前任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