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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的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可以说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平静期”。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沙特阿拉伯诸多王族/阁僚纷纷被捕、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围绕独立目标进行公民投票以及中央政府军进攻库尔德,沙特和阿联酋等国与卡塔尔断交等——2017年是中东地区诸多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凸显的一年,而这些风险中的每一样都可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给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石油/天然气市场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供给中断以及价格上涨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中东“政治”问题,乍一看好像和石油/天然气贸易这类“经济”问题完全不搭界,然而毋庸置疑,在中东地区要想长期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我们都不必举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例子。无论看上去多么坚如磐石的政治体制,一旦陷入到了混乱的漩涡之中,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脆弱不堪。如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石油/天然气供给方面潜在的中断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地累积。
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一旦某一地区发生供给中断,便会立即引发全世界范围的价格上涨。为此,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给中断不单是中东地区本身以及购买了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国需要面临的问题,它还会通过石油/天然气国际价格的暴涨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恶劣影响,可以说是全球面临的风险之一。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分别针对石油/液化天然气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沙特和卡塔尔的最新出口动向以及供给方面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探讨今后日本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1.沙特的原油供给
(1)原油出口概况
2016年沙特的原油出产量为1042万桶/日,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1253万桶/日)和俄罗斯(1042万桶/日)。不过它对于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巨大。沙特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盟主,主导了2016年11月以后的opec减产协议,并且牵线搭桥与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之间达成减产协议,对于2017年秋季以后的原油价格上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沙特对opec各国的减产动员和积极的减产活动,恐怕这次的原油价格上涨难以实现,或者涨幅会非常有限。
图一:主要原油价格的变化(2014年1月~2017年11月)
(出处)依据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 2015-2017,笔者制作。
沙特生产的原油并不是全部用于出口,有一部分是用于满足本国的石油需求,还有一部分会在炼油厂进行精炼,然后作为石油制品出口。尤其是近几年沙特国内的石油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导致了其出口量不断在减少。图二是沙特原油历年的用途分配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沙特国内的石油需求不断增加;另外随着出口炼油厂的精炼技术不断提高,许多生产出来的原油要么被国内直接消费掉(大量用于发电厂的直接燃烧),要么被送到炼油厂进行精炼,纯粹用于出口国外的数量并没有随着产油量的提升而得到增加。
图二:沙特原油的用途分类
(出处)依据joint organization data initiative (jodi), the jodi-oil database , accessed on 30 december 2017,笔者制作。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million b/d——百万桶/天;輸出——出口;国内製油所向け——供给国内炼油厂;発電用——发电用。——译者注)
沙特的原油出口经由三个港口,总计发货能力为1300万桶/日,超过了沙特的原油生产能力(1250万桶/日)[1]。这三个港口当中,有两个位于波斯湾(阿拉伯海)(即拉斯坦努拉港和朱阿马港),一个位于红海沿岸(延布港)。面向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原油出口主要经由波斯湾的两个港口进行。因为沙特拥有横穿阿拉伯半岛的原油管道(pipeline),所以即便出现从波斯湾不能发货的情况(比如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情况下),也可以从红海沿岸的延布港出货(图三)。管道的运力当中有190万桶/日需要供应给红海边的炼油厂,可用于紧急情况的额外运力约为290万桶/日[2]。
沙特的原油半数以上出口到了日本、中国、美国、韩国这四个国家(图四)。沙特的国营石油企业“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译者注)在这四个国家设立了部分出资的石油精炼公司,确保了本国原油的稳定出口。此外,沙特在近年来石油需求不断增加的东南亚也加大了投资。在马来西亚,沙特出资70亿美元入股马来西亚国有企业“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主导的石油炼制化工基地(petronas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缩写为rapid)的新开工项目。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沙特正在研究是否出资该国最大的炼油厂——芝拉扎(cilacap)炼油厂——的改扩建项目,积极推进垂直综合投资计划。
图三:沙特的石油/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
(出处)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p , accessed on 30 december 2017.
图四:沙特各原油出口对象所占份额
(出处)依据各国贸易统计、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作者制作。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バレル——桶;インド——印度;他アジア——其他亚洲对象;アフリカ——非洲;米国——美国;eu——欧盟;その他——其他。——译者注)
引言
当前的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可以说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平静期”。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沙特阿拉伯诸多王族/阁僚纷纷被捕、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围绕独立目标进行公民投票以及中央政府军进攻库尔德,沙特和阿联酋等国与卡塔尔断交等——2017年是中东地区诸多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凸显的一年,而这些风险中的每一样都可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给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石油/天然气市场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供给中断以及价格上涨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中东“政治”问题,乍一看好像和石油/天然气贸易这类“经济”问题完全不搭界,然而毋庸置疑,在中东地区要想长期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我们都不必举出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例子。无论看上去多么坚如磐石的政治体制,一旦陷入到了混乱的漩涡之中,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脆弱不堪。如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在石油/天然气供给方面潜在的中断风险也同样在不断地累积。
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一旦某一地区发生供给中断,便会立即引发全世界范围的价格上涨。为此,中东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供给中断不单是中东地区本身以及购买了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国需要面临的问题,它还会通过石油/天然气国际价格的暴涨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恶劣影响,可以说是全球面临的风险之一。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分别针对石油/液化天然气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沙特和卡塔尔的最新出口动向以及供给方面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探讨今后日本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1.沙特的原油供给
(1)原油出口概况
2016年沙特的原油出产量为1042万桶/日,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1253万桶/日)和俄罗斯(1042万桶/日)。不过它对于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巨大。沙特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盟主,主导了2016年11月以后的opec减产协议,并且牵线搭桥与俄罗斯等非opec产油国之间达成减产协议,对于2017年秋季以后的原油价格上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沙特对opec各国的减产动员和积极的减产活动,恐怕这次的原油价格上涨难以实现,或者涨幅会非常有限。
图一:主要原油价格的变化(2014年1月~2017年11月)
(出处)依据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monthly oil market report, 2015-2017,笔者制作。
沙特生产的原油并不是全部用于出口,有一部分是用于满足本国的石油需求,还有一部分会在炼油厂进行精炼,然后作为石油制品出口。尤其是近几年沙特国内的石油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导致了其出口量不断在减少。图二是沙特原油历年的用途分配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沙特国内的石油需求不断增加;另外随着出口炼油厂的精炼技术不断提高,许多生产出来的原油要么被国内直接消费掉(大量用于发电厂的直接燃烧),要么被送到炼油厂进行精炼,纯粹用于出口国外的数量并没有随着产油量的提升而得到增加。
图二:沙特原油的用途分类
(出处)依据joint organization data initiative (jodi), the jodi-oil database , accessed on 30 december 2017,笔者制作。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million b/d——百万桶/天;輸出——出口;国内製油所向け——供给国内炼油厂;発電用——发电用。——译者注)
沙特的原油出口经由三个港口,总计发货能力为1300万桶/日,超过了沙特的原油生产能力(1250万桶/日)[1]。这三个港口当中,有两个位于波斯湾(阿拉伯海)(即拉斯坦努拉港和朱阿马港),一个位于红海沿岸(延布港)。面向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原油出口主要经由波斯湾的两个港口进行。因为沙特拥有横穿阿拉伯半岛的原油管道(pipeline),所以即便出现从波斯湾不能发货的情况(比如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情况下),也可以从红海沿岸的延布港出货(图三)。管道的运力当中有190万桶/日需要供应给红海边的炼油厂,可用于紧急情况的额外运力约为290万桶/日[2]。
沙特的原油半数以上出口到了日本、中国、美国、韩国这四个国家(图四)。沙特的国营石油企业“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译者注)在这四个国家设立了部分出资的石油精炼公司,确保了本国原油的稳定出口。此外,沙特在近年来石油需求不断增加的东南亚也加大了投资。在马来西亚,沙特出资70亿美元入股马来西亚国有企业“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主导的石油炼制化工基地(petronas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缩写为rapid)的新开工项目。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沙特正在研究是否出资该国最大的炼油厂——芝拉扎(cilacap)炼油厂——的改扩建项目,积极推进垂直综合投资计划。
图三:沙特的石油/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
(出处)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p , accessed on 30 december 2017.
图四:沙特各原油出口对象所占份额
(出处)依据各国贸易统计、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作者制作。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バレル——桶;インド——印度;他アジア——其他亚洲对象;アフリカ——非洲;米国——美国;eu——欧盟;その他——其他。——译者注)
(2)沙特石油供给存在风险的原因
威胁到沙特石油供给的事件实际上已经发生,例如针对沙特东部阿巴奇克石油基地的恐怖袭击(2006年2月)以及针对沙特阿美的网络攻击(2012年8月)。对于这种外在的威胁,虽然沙特阿美也一直在强化警备体制和网络安全,但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矛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今后的沙特石油供给同样存在中断的风险。
此外,最近几年沙特石油政策决策过程的变化也是影响石油供给的中长期风险要素。原本沙特的石油政策和石油产业,都是由被称为“技术官员”的非王室官员掌管的。针对opec的生产方针以及国营企业沙特阿美的经营方针等这些战略性要素比较强的领域,技术官员担任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会向国王以及其他王室成员进行咨询,然后进行决策。除此之外,其他领域的决策基本由技术官员直接进行。这是因为对于沙特而言石油政策是极其重要的政策领域,由王室成员来负责的话担子过于沉重(换言之,风险太大)。
但是,自从2015年现任国王萨勒曼即位以后,王族对石油领域的参与不断加深。2015年1月,以往沙特石油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石油和矿产资源委员会”被废除,该委员会原有的职能被掌管经济全局的“最高经济发展委员会”接管。而“最高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由萨勒曼的亲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现在的王储)担任,与此同时,萨勒曼国王的另一个亲儿子——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助理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被提拔为石油和矿产资源副大臣。2015年4月,沙特阿美最高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直接监管沙特阿美的经营,委员会主席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兼任。过去沙特阿美的董事长都是由技术官员出身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大臣兼任,通过这些组织机构改革以及人事变动,沙特王族扩大了对沙特阿美日常经营以及决策的影响力。
以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门与其他非洲和中南美洲的产油国不同,石油生产比较稳定,而且为了确保这种稳定性生产的投资也一直在开展。沙特阿美在全球石油业界也被认为是积累了高超的油田开发技术、经营有方的“成功的国营石油公司”之一。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沙特把石油政策交给了专家型技术官员来决定,尽可能地淡化政治色彩。然而当前王族对石油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沙特今后是否能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和石油生产,引人关注。
另外,迄今为止沙特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一直起到了“灵活供应商”的作用,这次石油部门的决策流程发生变化以后沙特能否继续保持这种作用也至关重要。沙特至少拥有150万~200万桶/日的富余生产能力,一旦中东或者其他产油国发生供给中断的情况,沙特就会填补空白,努力稳定原油价格。沙特如此看重原油价格的稳定,一来是想让其他国家认识到沙特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二来是防患于未然,防止石油消费国因原油价格暴涨而不再采购原油。今后,由于石油政策的决策流程发生了变化,沙特如果放弃“灵活供应商”的职责,那将引起国际原油市场的震荡,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2.卡塔尔的天然气供给
(1)天然气供给概况
长久以来,卡塔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生产国。卡塔尔的lng产能每年超过了7700万吨,远远超过了位居第2位的澳大利亚(年产6000万吨)。lng的原料气体由国内北方气田(north field)生产,卡塔尔为了更加精确地评价该气田的储藏量,自2005年以后停止了新lng项目的开工建设(暂停)。而最近几年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等地的新lng项目不断投入建设,所以卡塔尔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在逐渐下降(图五)。
卡塔尔生产的lng当中约2/3是供给亚洲市场的。原本这些lng是计划一半出口到欧美等大西洋市场,一半出口到亚洲市场的。然而由于美国页岩气革命的进展以及卡塔尔国内生产量的增加,当初预计的对美出口变得艰难,所以扩大了对亚洲的出口额。卡塔尔出口的lng当中约7成为长期合同,3成为短期/现货合同。2016年的出口实际额为7960万吨,甚至超出了卡塔尔公开的产能数量,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设备开工率一直维持在高位。
图五:卡塔尔的lng生产量
(注)2024年的数值为计划值。
(出处)依据giignl, lng in the world,笔者制作。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million tonnes——百万吨;輸出量・能力(2024年)——出口量/出口产能(2024年);カタールの世界シェア(右軸)——卡塔尔的世界市场份额(右轴)。——译者注)
2017年4月,卡塔尔宣布解除自2005年以来实施了长达12年之久的新lng项目暂停限令,并于同年7月宣布到2024年国内的lng产能要增加到1亿吨。2015年以来,全球lng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各天然气出产国在目前的需求放缓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迹象以前,都在控制新建项目投资。卡塔尔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大规模增加超过2000万吨的增产计划,主要原因是他们预计到2020年需求放缓的态势会终结,趁着供需状况发生反转的时机可以以较好的条件签订更多的销售协议;另外,卡塔尔的气田成本优势明显,可以通过发布这一大规模的增产计划牵制其他国家的新项目投资计划。
除了lng销售战略上的原因以外,这次大规模增产据传也有其他原因。卡塔尔的北方气田与伊朗的南帕斯(south pars)气田在海底是相连的。2017年7月,法国的石油巨头道达尔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简称nioc)就南帕斯气田的开发事宜达成了合作协议。卡塔尔方面担心由于伊朗的开发会导致本国的气田产生损失,所以才解除开工限令,允许新项目上马[3]。另外也有分析认为,因卡塔尔遭受沙特和阿联酋的经济封锁,所以它希望通过扩大本国的lng生产能力来宣扬国威、提升国际地位。目前由于原油价格低迷,lng市场处于供给过剩状态,所以全球的lng新投资基本停滞,这种投资不足很可能导致未来需求大幅增加时供给出现短缺,进而价格暴涨。所以从确保国际lng市场供需平衡的角度,我们也非常期待卡塔尔的新项目投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的断交,截至本文执笔时(2018年2月)没有对卡塔尔的lng出口造成很大影响。来自卡塔尔的lng出口量大致维持了过去五年的趋势,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4]。卡塔尔是通过管道和lng两种方式对阿联酋出口天然气,从2016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阿联酋国内天然气需求的25%依赖从卡塔尔进口。到本文执笔时为止,从卡塔尔到阿联酋的管道还没有受到影响,但对于lng的进口,阿联酋已经开始将目光从卡塔尔转向了阿尔及利亚等其他产气国的lng。
(2)今后卡塔尔的lng供给风险
与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给不同,卡塔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威胁到lng供给的事件和攻击等。除了突然在lng生产基地发生故障之类的技术因素以外,卡塔尔一般不会出现lng供应中断的现象。但是,如今的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对立急剧恶化,来自周边国家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对卡塔尔的lng出口造成阻碍,某种攻击也可能会导致lng生产设备的运转困难等,这些情形我们事先都应该有所警惕。
除此之外,对日本来说还存在间接的风险,比如卡塔尔停止对阿联酋的天然气供应。如图六所示,阿联酋的天然气供需结构错综复杂,阿布扎比酋长国一直对日本出口lng,而阿联酋整体又通过管道进口天然气,迪拜酋长国则进口lng。虽然到目前为止,卡塔尔还没有停止对阿联酋出口天然气,但是如果卡塔尔和沙特、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可能会对管道供给产生影响。一旦管道供给减少,阿联酋不足的天然气将依赖于lng进口,这样一来,对出口日本的lng部分也势必会产生影响。
图六:阿联酋的天然气供需结构
(出处)依据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7,笔者制作。
(图中外文对应的中文意思是:bcm——十亿立方米;lng輸出——液化天然气出口;pl輸入——石油进口;lng輸入——液化天然气进口。——译者注)
3.今后的对策
针对上述沙特以及卡塔尔的石油/天然气供给中断风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我在此将能够想到的对策总结如下,以此结束本文。
作为石油/天然气供给中断的应对措施,首先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如何完善和加强国内的应急管理机制。针对石油领域,国际能源署已经开展了国际性应急响应培训,国内也开展了包括官民双方在内的应急响应培训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何进行信息共享、如何梳理决策流程等,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今后有关部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现有的国家储备制度更加灵活的付诸实施,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如何执行一系列规章制度等。2016年7月,国际能源署、经济产业省、国内代表性的电力/天然气公司等就国际lng供给的中断问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5],讨论了意外发生时的具体对策以及先后次序等问题,关于天然气方面的应对机制不断得到完善。
下一步要考虑的是提高当地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随着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结构日趋复杂,培养能够对当地信息进行定点观测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专家变得越来越重要。自1999年以来,外务省每年都主办“驻外使馆能源/矿产资源战略会议”,会议参加者包括驻主要资源国使馆、有关省厅/机关、专家、企业等。但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当地形势分析能力,进一步整合地缘政治形势分析和能源市场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石油和天然气共同的应对措施,可以考虑扩大从俄罗斯的进口量、增加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能力等。俄罗斯拥有庞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而且不必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要道,对日本而言是非常独特且重要的供给来源。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强,日本对俄罗斯新能源项目的投资越来越难,可以通过增加从俄罗斯的直接进口来替代中东能源,对冲中东地区供应中断的风险。
除了俄罗斯,美国由于“页岩气革命”的进展而产能急速增加,今后也是日本一个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供给来源。因为美国主要的油气田位于墨西哥湾和东部地区,因而从美国向日本进行运输时经由巴拿马运河是最短的途径。目前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能力只有每日7艘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装船等全部船只),而lng船仅允许每日1艘(只允许单向航行)[2018年10月,巴拿马运河已开拓出每天通过4艘lng船的运能——译者注]。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需要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时,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能力便会成为制约从美国进口能源的瓶颈,所以对于管理运河的巴拿马政府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我们有必要就运河的灵活调度进行磋商。
作为石油领域的应对策略,上文我们讲了如何完善国内应对机制,主要包括在紧急状态时启动备用供给选项、完善有关规定等。此外,国际方面还需要不断开拓中东以外其他的原油采购路径。在中东地区发生突发状况导致供给中断时,如何从中东以外的其他产油国迅速有效地进行采购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原油品质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的原油都能轻易地替代中东原油。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平时不能把眼光单放在中东原油上,还要多方筹措,从中南美、俄罗斯、非洲等多个产油国采购原油,送到炼油厂进行处理,以备不时之需。不断完善原油的多渠道供应机制也有助于提升我们在一般性国际原油采购交易当中的话语权,所以应当积极地开展这个环节。
天然气方面,日本进口的天然气全部都是lng,但是lng交易大部分都是长期合同,目前现货市场并不成熟,发生紧急情况时无法从现货市场进行额外采购。截至2016年,lng现货交易仅占全部交易的一成左右,流动性极低。
现货市场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lng交易通常都设置了转售限制(目的地限制规定)。针对天然气买卖合同当中的这一转售限制,欧盟竞争总司(competition directorate,反垄断部门——译者注)于2000年认定该规定违反了欧盟竞争法,在欧洲范围内予以废除。但在亚洲国家,这一规定仍然适用。2017年6月,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装货地交货的lng交易有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因此日本企业参与的lng交易也应该撤销这项规定。我们期待能够早日培育出流动性较高的lng市场,通过形成代表性的价格指标来纠正目前依据原油价格设定lng价格的做法。
此外还可以启动另一种天然气供应中断对策,那就是利用现有的燃油火力。在2007年7月新县中越冲地震发生后柏崎刈羽核电站停止运转时,以及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国内所有的核电站停止运转时,燃油火力发电作为替代电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只是鲜有人知。燃油火力发电的燃料是重油,重油已经形成了流动性很强的国际市场,而且它的供给国大部分都在亚洲,因此燃油火力是一种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发电能源。2016年日本国内的燃油火力发电容量总和为4500万千瓦,不过许多设施都已经老化,很多人都计划着以天然气等其他能源来代替它。另外,燃油火力的效率比较低下,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保留起来也比较困难。不过作为紧急情况下的替代能源它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实用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政策层面研究如何保留燃油火力这个发电来源。
此外,上文也曾提到紧急情况下从美国进口lng会受制于巴拿马运河的通航规定,其实美国西海岸有lng开发计划,从西海岸进口的话可以不必经由巴拿马运河。加拿大西海岸也计划建设多个lng液化设施,虽然目前国际供需形势趋缓,原油/lng价格也比较低迷,该项计划的进展未必会非常迅速,但在中东lng供应中断时这些项目可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lng液化设施的建设应当由民营企业进行决策,但有重要意义的是,日本政府通过政策融资等方式来促进这些项目的实现。
(出处)笔者制作
注释
[1]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country analysis brief: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17) , accessed on 30 december 2017.
[2]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world oil transit chokepoints (washington d.c., july 2017) , accessed on 28 december 2017.
[3]gerald butt, “foot off the brake,” petroleum economist, june 2017, p. 43.
[4]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global gas security review 2017,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7), p.31.
[5]该会议的成果汇总于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gas resiliency assessment of japan,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6)。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4期。小林良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化石能源与电力研究室天然气组研究主管。本文原文为日文,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报告《反全球化再考察——动摇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因素研究:全球风险研究》第七章,于2018年5月首刊于该所网站(网址为http://www2.jiia.or.jp/pdf/research/h29_global_risk/07_kobayas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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