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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角网”按：2019年2月，由亚洲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知名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共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重量级报告发布。这份题为《改弦易辙：迈向更加有效和持久的中国政策》的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使用“聪明的竞争”，而不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一味打压和抵抗的态度。报告发布之后，两位学者在华盛顿向白宫和国务院的政治制定人士介绍了他们所提出的“聪明的竞争”的含义。
这份报告是继去年12月《中国影响力》报告之后中美关系的又一份力作。《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是由亚洲协会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同组织发布的。《改弦易辙》和《中国影响力》的报告相比，更加准确地的概况了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政府的应对测试策略。相比《中国影响力》报告，《改弦易辙》是一份更加有建设性意义的报告。
钝角网编辑翻译了报告的前言，后续以及评论部分。并且把参与《中国影响力》报告的一位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默森针对第一份报告的评论一并刊出，希望读者能够对两份报告能够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今天刊发报告的第二部分。
谢淑丽和夏伟
美国利益面临的挑战
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已经过半，我们此前的报告曾强调的中国行为的负面趋势变得愈发严重和令人担忧了。要想对下文提到的三种最为有害的趋势加以有效应对，就需要制定更加强健、主动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中国推行重商主义的高科技进口替代产业政策
中国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其明确提出、拥有大量资金的战略，以求主宰未来的科技领域。其途径不只是通过自身的创新，还包括通过不当的手段获取外国技术。这并不是那种政府仅仅起到促成或是引导自发的市场行为的标准产业政策。相反，这一政策的目标就在于帮助中国公司掌控国内外技术市场的目标部门，主导诸多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科技行业，对外国竞争者在本国市场的行动施加系统性的限制。这一战略的结果就是，许多外国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转让技术，以求在中国做生意，另外一些外国公司则成为了中国国家行为方网络盗窃的受害者。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但对于外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依然深植于中国的官僚主义保护主义体系之中。
国家控制力度的加大使得中国经济背离了全球市场规范。虽然中国领导人在口头上拥护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但在国内党-国如今却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地主导着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对于进口及投资的开放停滞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私人及国有公司提供向外投资的资金，帮助它们带回机器人、芯片制造、人工智能、航天、航海、高级铁路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力设备、农业机械、新材料、生物医学和医疗设备等领域的技术与知识。中国政府在“2025中国制造”和“军民融合计划”等大型计划中阐明了产业政策的目标，即不仅仅要帮助中国实现高科技领域的进口替代并主导全球市场，还要提升本国的军事实力。
北京的做法迫使美国及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重新评估自己与中国之间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商贸关系，以便惩罚中国那些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的行为，维系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并保卫自己的国防产业基地。
(二)中国努力在东亚地区投射实力与影响力
北京的行为以及军队的现代化标志着其越来越渴望向东亚地区投射更多军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试图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向台湾施加统一的压力，打破在东海与日本的军事平衡，削弱美国对该地区盟友和伙伴担保的可信度，并阻止或延迟美国在发生冲突时对台湾的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革强调改善中国的海军、空军、导弹和网络力量，以便在该地区开展针对美国盟友的联合行动，尤其是在靠近中国的“近海”。中国还继续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院于2016年作出的判决，该判决拒绝了中国对于南海的历史权利的声索，维护了沿海国家对于该水域专属经济区的合法声索。中国在南海完成了七座人工岛的建设，中国海军、海岸护卫队和海洋警察如今都持续驻扎在这些人工岛上。这些愈发频繁的海上活动使得与在该地区开展合法行动的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地区势力发生意外或冲突的风险加大了。
“钝角网”按：2019年2月，由亚洲协会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知名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共同组织的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重量级报告发布。这份题为《改弦易辙：迈向更加有效和持久的中国政策》的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使用“聪明的竞争”，而不是目前特朗普政府一味打压和抵抗的态度。报告发布之后，两位学者在华盛顿向白宫和国务院的政治制定人士介绍了他们所提出的“聪明的竞争”的含义。
这份报告是继去年12月《中国影响力》报告之后中美关系的又一份力作。《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是由亚洲协会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同组织发布的。《改弦易辙》和《中国影响力》的报告相比，更加准确地的概况了两国关系的现状，以及政府的应对测试策略。相比《中国影响力》报告，《改弦易辙》是一份更加有建设性意义的报告。
钝角网编辑翻译了报告的前言，后续以及评论部分。并且把参与《中国影响力》报告的一位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默森针对第一份报告的评论一并刊出，希望读者能够对两份报告能够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今天刊发报告的第二部分。
谢淑丽和夏伟
美国利益面临的挑战
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已经过半，我们此前的报告曾强调的中国行为的负面趋势变得愈发严重和令人担忧了。要想对下文提到的三种最为有害的趋势加以有效应对，就需要制定更加强健、主动的美国对华政策。
(一)中国推行重商主义的高科技进口替代产业政策
中国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其明确提出、拥有大量资金的战略，以求主宰未来的科技领域。其途径不只是通过自身的创新，还包括通过不当的手段获取外国技术。这并不是那种政府仅仅起到促成或是引导自发的市场行为的标准产业政策。相反，这一政策的目标就在于帮助中国公司掌控国内外技术市场的目标部门，主导诸多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科技行业，对外国竞争者在本国市场的行动施加系统性的限制。这一战略的结果就是，许多外国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转让技术，以求在中国做生意，另外一些外国公司则成为了中国国家行为方网络盗窃的受害者。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但对于外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依然深植于中国的官僚主义保护主义体系之中。
国家控制力度的加大使得中国经济背离了全球市场规范。虽然中国领导人在口头上拥护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但在国内党-国如今却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前所未有地主导着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对于进口及投资的开放停滞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为私人及国有公司提供向外投资的资金，帮助它们带回机器人、芯片制造、人工智能、航天、航海、高级铁路设备、新能源汽车、电力设备、农业机械、新材料、生物医学和医疗设备等领域的技术与知识。中国政府在“2025中国制造”和“军民融合计划”等大型计划中阐明了产业政策的目标，即不仅仅要帮助中国实现高科技领域的进口替代并主导全球市场，还要提升本国的军事实力。
北京的做法迫使美国及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重新评估自己与中国之间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商贸关系，以便惩罚中国那些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的行为，维系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并保卫自己的国防产业基地。
(二)中国努力在东亚地区投射实力与影响力
北京的行为以及军队的现代化标志着其越来越渴望向东亚地区投射更多军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试图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向台湾施加统一的压力，打破在东海与日本的军事平衡，削弱美国对该地区盟友和伙伴担保的可信度，并阻止或延迟美国在发生冲突时对台湾的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革强调改善中国的海军、空军、导弹和网络力量，以便在该地区开展针对美国盟友的联合行动，尤其是在靠近中国的“近海”。中国还继续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院于2016年作出的判决，该判决拒绝了中国对于南海的历史权利的声索，维护了沿海国家对于该水域专属经济区的合法声索。中国在南海完成了七座人工岛的建设，中国海军、海岸护卫队和海洋警察如今都持续驻扎在这些人工岛上。这些愈发频繁的海上活动使得与在该地区开展合法行动的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地区势力发生意外或冲突的风险加大了。
(三)中国加强了威权主义
中国逆转了缓慢、时有停滞的社会与政治自由化进程，转而实行更加威权主义的政治控制。在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的三十年间，中国逐渐放松了对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控制。这一进步使得中国和美国国内都对中美合作表示支持。……媒体和网络受到了愈发严格的控制，大学中的院系、大学生和学者则被要求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指导，与外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合作愈发受到阻碍……
对于有效管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
考虑到这些新的现实，为了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美国决策者需要做好宽容对待中美关系中更多紧张局势的准备，即使这些紧张关系可能导致国内的经济与政治困境。与此同时，只要中国有意愿，美国的决策者就应该做好抓住机会、通过谈判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并在共同关切的领域展开合作的准备。
我们提出以下指导方针，以帮助美国决策者达成在这个“聪明的竞争”的时代在愈发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管理中美关系所需的微妙平衡。
首先，美国应该公开指出中国的行为，并当美国利益受损时坚决回击，即使这样会对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然而，在针对中国的行为采取坚决行动的同时，还应该明确提出一系列可以实现的要求。在美国作出回应时，采取的措施应当经过谨慎的设计，以保护美国的具体利益，而不是仅仅作为保护，或是为竞争而竞争，或是故作政治姿态。
其次，美国应该避免采取排斥性的、不可逆转地解除两国经济与社会联系的政策。有时候国家安全明确要求保持美国国内某些特定部门的生产能力，但就目前的阶段而言，破坏全球生产链、试图用两大敌对的经济集团取而代之，将不仅阻碍我们自己的经济和创新生态系统，还会由于减弱了美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国能够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第三，在与中国展开竞争时，我们应该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维系自己的开放社会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美国在考虑中国的威胁时必须避免过度反应，不应引发反对中国的“红色恐惧”。我们应该意识到重复麦卡锡时代错误——即不公正地怀疑所有华裔以及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的人士——的危险。
第四，美国应该在显然符合自己国家利益、中国也有合作意愿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寻求与中国开展合作。在过去，中国在气候变化、海洋保护、抗击传染病、开发第三国基础设施投资、反恐以及伊朗和朝鲜的核不扩散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自愿与美国合作。华盛顿应该继续寻求与北京接触，在这些问题以及全球难民危机等新问题上寻求合作。
尤其被特朗普政府疏忽了的一大领域是气候变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多年的尝试之后，美国和中国终于在气候变化问题的许多方面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巴黎气候协定》代表着合作应对共同的重大全球挑战的历史性时刻，还为美国与中国在应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共同问题、这一对我们的星球实实在在的威胁方面展开合作提供了持久的场所。遗憾的是，如今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不只放弃了当下缓和这一令人畏惧的挑战的最佳努力，还瓦解了中美合作最富有成效的一大领域。
第五，在试图促使中国的行为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及伙伴的协作，而不是独自行动。只要有可能，美国就必须以已经确立的、由盟友和伙伴共享的多边协定和原则为基础来开展行动，巩固盟友与伙伴关系，将其用作展开联合行动的聚焦点。由于中国在国外愈发咄咄逼人的姿态引发的政治回击，或许会出现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的新的机会。
第六，美国既不应该停止宣扬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也不应该放弃对于许多中国人享有这些价值观的希望。在中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即使当前的威权主义控制令这一传统暂时陷入了休眠。但这一传统远没有消亡，其遭到遏制的状态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十分恼怒。我们不应该忘记威权主义统治总是来来去去，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城市中产阶级对于压迫行为的容忍是会削弱的。此外，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在过去曾发生过不可预测的变化，在未来也肯定仍将如此。
最后，保卫自己的最佳方式永远是改善我们自己的民主。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必须保护并加强我们的内在优势。这些优势包括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资产。因此即使在我们保持自己的硬实力的同时，也必须重新确认自己对于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对有效的民主制、对充满活力的经济、对向教育和研究进行更多投资、对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的一贯支持，以及对重建本国基础设施的承诺。这些社会方面的强大之处对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及其国家安全将是至关重要的，也将巩固我们与愈发具有挑战力的中国展开竞争的能力。
联合主席夏伟和谢淑丽对报告的后记总计
我们特别工作组内的所有人都对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感到担忧。我们都感到了强烈的责任感，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帮助避免中国和美国爆发对抗——这不仅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而且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极具破坏性的。
在这些意志坚定的人中间达成共识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于我们二人而言，小组讨论的过程有助于厘清自己思想中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地方。在我们过去三年的所有讨论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是这一问题：当下的中国领导层是否还有意愿和能力对其经济和外交政策作出调整，从而变得与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美国及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这一秩序——更加一致，而不是更不一致。换句话说，北京所采取的越来越意识形态、重商主义、在国际上咄咄逼人、根植于一党制统治的政策，是否使得继续相信中国会与全球规范合流的想法显得愚蠢?
在我们的小组内，关于这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意见。然而我们都同意，由于涉及的利益如此重大，即使我们要展开回击，我们也不能放弃对于更具可持续性方式的追求。我们需要捍卫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但我们也需要继续测验中国领导层的实用主义灵活性，从而避免关上解决具体争端和在气候变化、医疗、核扩散等其他共同关切的重大全球问题上展开合作的大门。
另外一点共识也是值得强调的：我们建议在感知来自中国的威胁时谨慎从事，从而避免采取自我挫败的措施，例如过于仓促地阻止来自中国的高科技投资与人才流入，从而伤害我们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和经济竞争力，或是对华裔工程师和科学家采取怀疑的态度。
最后，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与这一组同事共事真是一种荣幸，他们所有人都将整个职业生涯用于研究中国和致力于中美关系。他们都对这段具有重大意义、总是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的关系的下行趋势感到担忧。
我们向来都充分意识到了中美两国之间在发展程度、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正是中国实行渐进改革的轨迹和美国对于这些改革的支持使得这两个国家得以建立起并维持相对和平的均衡关系。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有赖于这两个国家是否能够恢复这一均衡，并重新稳定这一段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变得愈发具有竞争性的关系。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将特别工作组本年度的中美政策建议书献给这一希望。
补充评论
丹尼尔·罗森(daniel rosen)对《改弦易辙：迈向更加有效和持久的中国政策》的评论
自始至终我都支持本报告的总体内容以及大多数细节。与此同时，我也有几项不得不提的观点。最为重要的一项关系到接触(或曰联系、结合，等等)。接触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一种选择。两个不趋向于共享的经济政策规范的国家是无法像两个享有共同的经济政策规范的国家那样相互接触的。中国最近对于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所理解的那种市场导向趋于一致表达了严重的保留意见。这是中国的权利。但过去那种程度的中美接触是以北京一系列不同的信念为基础的。随着中国政策意图的变化，市场导向国家的政策考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我们陷入冲突，但要想确保我们的回应是实用的和有意义的，就必须首先承认在当下的状况下，停止某些方面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在分配资本、商业机会和其他经济基本要素时将政治置于市场之前的中国可能会损害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这还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削弱，不利于吸引接触者。中国的增长既不是注定黯淡的，也不是理所应当的，而是取决于决策的质量。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化和市场化推动了中国的良好表现。除非我们费力获得的关于将市场政治化这一做法的缺陷的洞见是错误的，否则我们就将看到重新出现的国家统制主义会压抑中国的增长和生产力，损害接触可能带来的益处。鉴于不确定性和中国重新实施改革的可能性，对美国与中国接触的限制应该是可以调整和可以逆转的，但不应该是不可想象的。
唐纳德·埃默森(donald k. emmerson)对《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惕性》报告的评论
《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的警惕性》是一份重要且及时的报告。它应该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广泛传播。它应该被放到网上，供各种人免费下载，包括学者、老师、作家、企业家和各地各级官员。中美两国的关系太过重要了，因此不能让本报告仅被极小比例的一部分中国人读到——能够阅读英文、并享有能够接触到关于中国政府海外行为的批判性事实和评论这一特权的少数精英。
我欣然出席过“中国在美有影响力行动调查工作组”的一次会议。我的学术专长是东南亚，包括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所以我选择不为这篇报告提供文字内容。可以理解的是，这份报告的199页中不是每一个句子都恰好是我想要读到或希望写下的内容(参见我在《民主期刊》2018年四月刊上发表的“新加坡与歌利亚?”一文)。但我支持工作组的工作，并同意其结论。
这篇报告中含有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一份不同意见。我尊重她的观点。但我不像她那样担心这份报告有“让所有华裔人士都被置于疑云之下”的危险。报告副标题中的“建设性”一词就明确表明了工作组的愿望既不是用刻板印象来刻画华裔人士，也不是要诋毁他们。在我出席的那次会议上，这一愿望得到了反复的表述。我支持并且赞赏编辑们的谨慎态度，即在提出批评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不要构成伤害”，而且这篇报告不应被错误地用于贬低华裔人士。正如编辑所言，华裔人士无疑为美国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仅仅想要将谢意扩大至全世界——包括我的专长，东南亚地区——华裔在历史上和如今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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