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不能基于对抗性的零和观点来发展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叙事-凯发k8官方首页

“钝角网”按：为庆祝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卡特中心于2019年1月16日到19日在亚特兰大举办了纪念大会。来自中美两国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会议专门撰写了论文。 钝角网和卡特中心的《中美印象》将联合陆续发布这批论文。

　　中美关系正面临自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的40年里最艰巨的挑战。当前趋势预示着长期来看关系的不断恶化，对有关各方都有着越来越不利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北京和华盛顿正在从时常有争议但却互利的关系转向一套越来越敌对的、相互破坏的交流机制。几十年来维持双边纽带的通常正面和积极的力量、利益和信念，正在被几乎所有接触领域出现的过度悲观、敌对和零和心态所取代。

　　双方都对关系的普遍恶化负有责任，但是目前，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无疑在公然助长这一趋势，主要通过其考虑不周的措辞和其他对被认为是中国不良行为的过度反应。虽然在这一恶化的关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双方都有着灾难预言者无知并危言耸听的预测)，但是双边关系更急剧和危险的恶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为避免可能的灾难，需要立即采取非常的矫正措施。

　　为了理解我们如何达到今天这个状况，以及如何使中美关系在更积极的路线上发展，雙方的分析家们，尤其在美國，首先需要消除对過去的过分简单和消极的错误想法。其次，观察家们需要理解推动现今负面动态的高度敌对的结构和态度趋势、这些趋势对两国和世界造成的严重危险(包括新冷战的可能性)，以及修正或缓和这些趋势时所涉及的筹码。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了稳固和加强两国关系，实现互惠互利，决策者应更好地辨别各方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40年的利益和挑战

　　自从1979年1月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大幅度正面和负面的变化，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变化都是有益的。在积极的方面，两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展出了极为广阔并且彼此互惠的一系列纽带和互动，从贸易和投资到社会和文化交流，以及在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流行病等全球威胁时的共同举措。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完成了与国际社会更强的整合;更严格遵守国际法律，规范和程序;与1979年前的时期相比，对更大程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更加开放。对正常化前后的中美关系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尽管最近在下述一些领域存在着挫折，但是北京取得了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西方的开放，以及对基于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采纳。这些进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更完善了社会基础设施，促进了更多旅行和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以及对各类外国影响更大的开放度。在这一过程中的很多间隔期，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理解尤其为中国的这些收益提供了主要动力。

　　今天，在华盛顿政策共同体和特朗普政府内部，经常能听到一个错误的论断，即中国在过去40年的进步是以美国为代价实现的。正相反，这些进步切实地有益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中国由改革驱动的发展对全球总增长贡献巨大，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比如2008至2010年间的低迷时期，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中。与中国接触的美国贸易商和投资者为他们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的持股人创造了可观的收益。直到特朗普政府做出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破坏性决定之前，北京和华盛顿不仅为了自己获利进行合作，还为了世界的利益合作抑制气候变化。此外，尽管北京肯定在多个领域剽窃了美国技术，但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与美国的科技交流对硅谷前沿科技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美国人获得了在中国设计、装配或生产的价格便宜、制作也越来越精良的产品。而且，这些年来，虽然没有总是达到华盛顿所希望的程度，但北京在应对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济，以及流行性疾病等全球问题上提供了关键的外交和政治援助。

　　最后，在1989年之前的将近二十年间，针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与北京密切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也令美国获利了。针对莫斯科的战略结盟是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华盛顿对北京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的期望，以及对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的开发。而且，尽管今天经常听到类似的重复话语，但期待中国不可避免地实现政治民主化未曾是美国与北京接触的基础。一些美国领导人最多曾希望在很多领域实现更高程度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明确的自由化。

　　如果华盛顿坚持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对北京的对抗姿态，或如果美国在1970和1980年代的外交开放中局限于军事合作和援助的几个狭窄领域，上述对美国的积极结果都不会出现。

　　然而在消极的方面，伴随着许多进步的是若干挑战和挫折。自从双方于1979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北京和华盛顿在很多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存在重大差异，这些不同的方式经常反映了两国不同的政治体系、在朝鲜战争和冷战期间的敌对和冲突的历史遗留，以及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及信仰。这些政策分歧包括对关于地区主权和安全问题动荡争端的处理，例如台湾问题、沿中国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海事声索，以及朝鲜半岛问题。这些分歧也扩大到了其他争端领域，包括贸易与投资的互惠和公平，网络和其他形式的间谍行为，中国内部和外部的人权实践，以及其他国际法和全球规范。

　　这些分歧中的许多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其他一些分歧随着关系正常化开始出现或变得更加明显，另一些分歧仅仅在中国开始发展、并在2000年代早期对亚洲和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才开始出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近些年，虽然这些分歧造成了两国关系短期的显著交恶(通常紧随扰乱性的或非预期的行动，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根本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些不变之处使两国至少保持着可行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了以上巩固中美关系的长期基础，一系列新的或大大增加的主要国际挑战和机遇增强了两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动机。它们包括由加速的经济、科技和社会交流全球化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非传统威胁的出现，例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全球流行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和中国不能有效独自甚至双边地处理如此深层的问题。成功的管理将需要真正的国际合作形式，主要由那些拥有最多财富、资源、能力和智力资本的国家引领，也就是由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和日本。

　　挑战变成敌意：中国的镇压、美国的超爱国主义，以及转变中的力量平衡

　　不幸的是，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势头并没有持续。虽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挑战和机遇最初合理化并促使了更多的中美合作，但是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另外三组前所未有的负面趋势几乎也同时出现。这些趋势极大地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不同，并最终为两国关系中的许多正面因素蒙上了阴影。

　　第一个趋势出现于1990和2000年代，并导致了两个严重负面的结果：严重损害了北京在西方世界的名誉，从而削弱了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期望，以及中国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逐渐加深的怀疑。这些进展源自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三个主要挑战的回应：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的瓦解，部分地由迅速的、基于互联网的与更自由社会交流的激增所引起;2000年代前所未有的大量腐败出现在中国，主要是数十年来市场主导的迅速经济增长，以及未能建立有效法律系统的结果;还有更危险的国内恐怖主义和骚乱形式，主要出现在如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重威胁加深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安全感，推动了净化党员队伍的努力，强化了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也增大了国家的经济角色。这些变化始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但是在习近平时代大大加剧。最近，这些被察觉到的对党的领导的威胁使得习在党内建立起他个人的位置，因而破坏了中国政治系统向更可预测的、集体的、制度化统治方式的逐步演变。

　　由于北京的行为，中国在民主国家眼中的形象在被天安门事件破坏之后更是一落千丈，同样被破坏的还有西方对中国承诺通过更大的开放、市场化以及支持法治来追求持续增长的信心。对双边关系的打击还不止这些，中国领导人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有了更深的怀疑。的确，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得出结论，华盛顿和其他民主国家对其他地方一党制系统的瓦解和削弱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它们可能想以类似方式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这些恐惧和疑虑被很多中国人对西方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不满所放大，这种不满源于中国所谓的“百年国耻”。

　　第二组非常消极的趋势在2000年代出现，涉及美国和西方的国内发展，使双方都增加了猜疑，同时也以可能危险的方式鼓舞了中国领导人。具体来说，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社会加深的两极分化，及其因此近乎瘫痪的美国政治系统在应对关键国内问题，如迅速增长的医疗保健和福利费用，以及巨大的政府赤字时，为中美关系制造了两个负面结果。

　　其一是很多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初步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可能进入了一个系统的衰退期，美国挑战或“抑制”中国崛起的能力显著下降，而且美国的多元民主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渐失去它的魅力。

　　这一双重认识加强了包括习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他们支持更自信地利用中国增强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反击华盛顿所谓的遏制努力，更有力地保卫或增加北京在海外扩大的利益。这一做法很大程度上为邓小平时期长期强调的保持相对低调的国际形象蒙上了阴影。这为那些在中国国内倾向于更有力地表达针对西方、或针对所谓“西方敌对势力”(通常指美国)的长期不满的人们提供了更大的许可。

　　更值得担忧的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恶化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始于2010年代前所未有的涌入欧洲和美国的合法和非法非白人移民所加剧——导致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充满敌对的沙文民族主义形式的出现。根据目前在美国政治中非常显著的思考方式，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全球化(最强烈地表现在北京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明显的经济存在)是逐渐扩大的国内经济不平等、失业、社会不公正、国家主权受到削弱，以及文化认同遭受威胁的根源。

　　在美国，这类超民族主义最明显地反映在特朗普总统的极端主义观点之中。他曾批评美国政客和全球公司通过支持不公平的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将制造业设施转移到外国来出卖美国工人和总体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攻击一系列作为经济侵略者或欺骗者的其他国家，认为它们以美国为代价达到富足自身的目的，并对中国进行了单独的特别谴责。

　　第三个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巨大消极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已跨过特定关键节点的极快速增长。在过去十八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强国，超越日本经济成为总体第二大经济力量，在关键高科技部门成为了主要创新源，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并将其面向防御、主要针对本土和台湾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可拓展的尖端力量，有能力在距中国很远的距离展开行动。

　　虽然对全球增长和许多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所贡献，但是这些发展带来的系统转变在增强中国信心的同时极大地激起了美国的恐惧。根据一些衡量标准，中国现今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与美国相等，这将在实际上结束美国海军在该关键区域长达七十年的主导地位。此外，北京正在利用其经济资源创造其所希望的庞大网络，一个通过陆地和海洋路线、从中国延伸至欧洲和非洲的互连的经济结构和关系，即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还支持或领导了一系列其他多边和双边经济和安全倡议——例如新投资银行、亚洲经济联盟，以及与美国伙伴和对手的战略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倡议可能在新的方向显著塑造国际体系的轮廓。而且，如上所述，中国正在更有力地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方法推进其对从东北亚到东南亚沿海边界争议区域的要求，从而引起了很多邻国的不安。

　　中国的信心和强硬有所增加，但是某些更消极的情绪也在出现，为美国超民族主义者的恐惧火上浇油。近几年，增速缓慢和工资上涨加深了中国经济政策专家对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这一担忧引起了关于经济转型紧迫性的政策共识，即把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更有竞争力的、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型。这反过来成为了中国现今非常明显地通过公平或犯规的方式，将中国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推入高科技国家前列的努力的基础。

　　例如，虽然在合法研发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是一些中国实体现在也通过从事前所未有程度的网络间谍行为、实体偷窃、强迫性合同安排，以及其他秘密行为来获取前沿科技。虽然无疑不能够称得上特朗普主义者(见下文)使用的“经济掠夺者”这一揽子标签，但是这些行为，以及被认为的对中国国内产业的“不公平”保护，都严重恶化了与诸如美国等更发达、基于法制的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行为极大地促成了很多美国商界明显存在的对中国市场的总体恶化的态度，进而削弱了巩固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历史支柱。

“钝角网”按：为庆祝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卡特中心于2019年1月16日到19日在亚特兰大举办了纪念大会。来自中美两国多个领域的著名专家为会议专门撰写了论文。 钝角网和卡特中心的《中美印象》将联合陆续发布这批论文。

　　中美关系正面临自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的40年里最艰巨的挑战。当前趋势预示着长期来看关系的不断恶化，对有关各方都有着越来越不利的后果。更确切地说，北京和华盛顿正在从时常有争议但却互利的关系转向一套越来越敌对的、相互破坏的交流机制。几十年来维持双边纽带的通常正面和积极的力量、利益和信念，正在被几乎所有接触领域出现的过度悲观、敌对和零和心态所取代。

　　双方都对关系的普遍恶化负有责任，但是目前，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无疑在公然助长这一趋势，主要通过其考虑不周的措辞和其他对被认为是中国不良行为的过度反应。虽然在这一恶化的关系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双方都有着灾难预言者无知并危言耸听的预测)，但是双边关系更急剧和危险的恶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为避免可能的灾难，需要立即采取非常的矫正措施。

　　为了理解我们如何达到今天这个状况，以及如何使中美关系在更积极的路线上发展，雙方的分析家们，尤其在美國，首先需要消除对過去的过分简单和消极的错误想法。其次，观察家们需要理解推动现今负面动态的高度敌对的结构和态度趋势、这些趋势对两国和世界造成的严重危险(包括新冷战的可能性)，以及修正或缓和这些趋势时所涉及的筹码。从这一角度来看，为了稳固和加强两国关系，实现互惠互利，决策者应更好地辨别各方一定会采取的行动。

　　40年的利益和挑战

　　自从1979年1月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大幅度正面和负面的变化，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变化都是有益的。在积极的方面，两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展出了极为广阔并且彼此互惠的一系列纽带和互动，从贸易和投资到社会和文化交流，以及在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流行病等全球威胁时的共同举措。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完成了与国际社会更强的整合;更严格遵守国际法律，规范和程序;与1979年前的时期相比，对更大程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更加开放。对正常化前后的中美关系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尽管最近在下述一些领域存在着挫折，但是北京取得了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西方的开放，以及对基于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采纳。这些进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更完善了社会基础设施，促进了更多旅行和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以及对各类外国影响更大的开放度。在这一过程中的很多间隔期，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理解尤其为中国的这些收益提供了主要动力。

　　今天，在华盛顿政策共同体和特朗普政府内部，经常能听到一个错误的论断，即中国在过去40年的进步是以美国为代价实现的。正相反，这些进步切实地有益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中国由改革驱动的发展对全球总增长贡献巨大，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比如2008至2010年间的低迷时期，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中。与中国接触的美国贸易商和投资者为他们在美国和其它地方的持股人创造了可观的收益。直到特朗普政府做出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破坏性决定之前，北京和华盛顿不仅为了自己获利进行合作，还为了世界的利益合作抑制气候变化。此外，尽管北京肯定在多个领域剽窃了美国技术，但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及与美国的科技交流对硅谷前沿科技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美国人获得了在中国设计、装配或生产的价格便宜、制作也越来越精良的产品。而且，这些年来，虽然没有总是达到华盛顿所希望的程度，但北京在应对诸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济，以及流行性疾病等全球问题上提供了关键的外交和政治援助。

　　最后，在1989年之前的将近二十年间，针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与北京密切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也令美国获利了。针对莫斯科的战略结盟是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华盛顿对北京完全融入国际社会的期望，以及对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的开发。而且，尽管今天经常听到类似的重复话语，但期待中国不可避免地实现政治民主化未曾是美国与北京接触的基础。一些美国领导人最多曾希望在很多领域实现更高程度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明确的自由化。

　　如果华盛顿坚持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对北京的对抗姿态，或如果美国在1970和1980年代的外交开放中局限于军事合作和援助的几个狭窄领域，上述对美国的积极结果都不会出现。

　　然而在消极的方面，伴随着许多进步的是若干挑战和挫折。自从双方于1979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北京和华盛顿在很多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存在重大差异，这些不同的方式经常反映了两国不同的政治体系、在朝鲜战争和冷战期间的敌对和冲突的历史遗留，以及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及信仰。这些政策分歧包括对关于地区主权和安全问题动荡争端的处理，例如台湾问题、沿中国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海事声索，以及朝鲜半岛问题。这些分歧也扩大到了其他争端领域，包括贸易与投资的互惠和公平，网络和其他形式的间谍行为，中国内部和外部的人权实践，以及其他国际法和全球规范。

　　这些分歧中的许多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其他一些分歧随着关系正常化开始出现或变得更加明显，另一些分歧仅仅在中国开始发展、并在2000年代早期对亚洲和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才开始出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近些年，虽然这些分歧造成了两国关系短期的显著交恶(通常紧随扰乱性的或非预期的行动，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根本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些不变之处使两国至少保持着可行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了以上巩固中美关系的长期基础，一系列新的或大大增加的主要国际挑战和机遇增强了两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动机。它们包括由加速的经济、科技和社会交流全球化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非传统威胁的出现，例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全球流行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和中国不能有效独自甚至双边地处理如此深层的问题。成功的管理将需要真正的国际合作形式，主要由那些拥有最多财富、资源、能力和智力资本的国家引领，也就是由美国带领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和日本。

　　挑战变成敌意：中国的镇压、美国的超爱国主义，以及转变中的力量平衡

　　不幸的是，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势头并没有持续。虽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挑战和机遇最初合理化并促使了更多的中美合作，但是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另外三组前所未有的负面趋势几乎也同时出现。这些趋势极大地加剧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不同，并最终为两国关系中的许多正面因素蒙上了阴影。

　　第一个趋势出现于1990和2000年代，并导致了两个严重负面的结果：严重损害了北京在西方世界的名誉，从而削弱了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期望，以及中国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逐渐加深的怀疑。这些进展源自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三个主要挑战的回应：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的瓦解，部分地由迅速的、基于互联网的与更自由社会交流的激增所引起;2000年代前所未有的大量腐败出现在中国，主要是数十年来市场主导的迅速经济增长，以及未能建立有效法律系统的结果;还有更危险的国内恐怖主义和骚乱形式，主要出现在如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重威胁加深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安全感，推动了净化党员队伍的努力，强化了党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也增大了国家的经济角色。这些变化始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但是在习近平时代大大加剧。最近，这些被察觉到的对党的领导的威胁使得习在党内建立起他个人的位置，因而破坏了中国政治系统向更可预测的、集体的、制度化统治方式的逐步演变。

　　由于北京的行为，中国在民主国家眼中的形象在被天安门事件破坏之后更是一落千丈，同样被破坏的还有西方对中国承诺通过更大的开放、市场化以及支持法治来追求持续增长的信心。对双边关系的打击还不止这些，中国领导人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有了更深的怀疑。的确，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得出结论，华盛顿和其他民主国家对其他地方一党制系统的瓦解和削弱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它们可能想以类似方式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这些恐惧和疑虑被很多中国人对西方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不满所放大，这种不满源于中国所谓的“百年国耻”。

　　第二组非常消极的趋势在2000年代出现，涉及美国和西方的国内发展，使双方都增加了猜疑，同时也以可能危险的方式鼓舞了中国领导人。具体来说，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美国社会加深的两极分化，及其因此近乎瘫痪的美国政治系统在应对关键国内问题，如迅速增长的医疗保健和福利费用，以及巨大的政府赤字时，为中美关系制造了两个负面结果。

　　其一是很多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初步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可能进入了一个系统的衰退期，美国挑战或“抑制”中国崛起的能力显著下降，而且美国的多元民主和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渐失去它的魅力。

　　这一双重认识加强了包括习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他们支持更自信地利用中国增强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反击华盛顿所谓的遏制努力，更有力地保卫或增加北京在海外扩大的利益。这一做法很大程度上为邓小平时期长期强调的保持相对低调的国际形象蒙上了阴影。这为那些在中国国内倾向于更有力地表达针对西方、或针对所谓“西方敌对势力”(通常指美国)的长期不满的人们提供了更大的许可。

　　更值得担忧的是，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恶化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被始于2010年代前所未有的涌入欧洲和美国的合法和非法非白人移民所加剧——导致了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充满敌对的沙文民族主义形式的出现。根据目前在美国政治中非常显著的思考方式，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全球化(最强烈地表现在北京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明显的经济存在)是逐渐扩大的国内经济不平等、失业、社会不公正、国家主权受到削弱，以及文化认同遭受威胁的根源。

　　在美国，这类超民族主义最明显地反映在特朗普总统的极端主义观点之中。他曾批评美国政客和全球公司通过支持不公平的多边贸易协定，以及将制造业设施转移到外国来出卖美国工人和总体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攻击一系列作为经济侵略者或欺骗者的其他国家，认为它们以美国为代价达到富足自身的目的，并对中国进行了单独的特别谴责。

　　第三个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巨大消极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已跨过特定关键节点的极快速增长。在过去十八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强国，超越日本经济成为总体第二大经济力量，在关键高科技部门成为了主要创新源，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并将其面向防御、主要针对本土和台湾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可拓展的尖端力量，有能力在距中国很远的距离展开行动。

　　虽然对全球增长和许多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所贡献，但是这些发展带来的系统转变在增强中国信心的同时极大地激起了美国的恐惧。根据一些衡量标准，中国现今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与美国相等，这将在实际上结束美国海军在该关键区域长达七十年的主导地位。此外，北京正在利用其经济资源创造其所希望的庞大网络，一个通过陆地和海洋路线、从中国延伸至欧洲和非洲的互连的经济结构和关系，即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中国还支持或领导了一系列其他多边和双边经济和安全倡议——例如新投资银行、亚洲经济联盟，以及与美国伙伴和对手的战略凯发k8官方首页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倡议可能在新的方向显著塑造国际体系的轮廓。而且，如上所述，中国正在更有力地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方法推进其对从东北亚到东南亚沿海边界争议区域的要求，从而引起了很多邻国的不安。

　　中国的信心和强硬有所增加，但是某些更消极的情绪也在出现，为美国超民族主义者的恐惧火上浇油。近几年，增速缓慢和工资上涨加深了中国经济政策专家对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这一担忧引起了关于经济转型紧迫性的政策共识，即把中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更有竞争力的、创新驱动的经济模型。这反过来成为了中国现今非常明显地通过公平或犯规的方式，将中国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推入高科技国家前列的努力的基础。

　　例如，虽然在合法研发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是一些中国实体现在也通过从事前所未有程度的网络间谍行为、实体偷窃、强迫性合同安排，以及其他秘密行为来获取前沿科技。虽然无疑不能够称得上特朗普主义者(见下文)使用的“经济掠夺者”这一揽子标签，但是这些行为，以及被认为的对中国国内产业的“不公平”保护，都严重恶化了与诸如美国等更发达、基于法制的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行为极大地促成了很多美国商界明显存在的对中国市场的总体恶化的态度，进而削弱了巩固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历史支柱。

　　一段随波逐流的关系

　　上述所有负面变化的结果是，在过去长期稳固中美关系的普遍(在有些领域还在增长)战略逻辑、经济动机和社会纽带，现今在汹涌的逐渐增长的互相怀疑、错误解读、对动机的最坏假设以及零和政策预估中正在迅速瓦解。虽然这在华盛顿和北京都在发生，但是当下在美国尤其明显。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策放弃了中国和美国在与诸如气候变化的普遍跨国威胁战斗的共享利益，并撤出或削弱了更有效管理双边和多边经济问题的潜在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修订后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取而代之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粗糙的、鲁莽的经济政策(以强加法律上成问题的关税为中心)，强迫北京全面开放市场，消除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参与。

　　更加凶险的是，诸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国家防御战略简报和所谓的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的特朗普政府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称为对西方利益根本的、生存性的威胁。这些报告声称北京谋划建立一个修正主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与以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在根本上不相容。

　　为了支持这一扭曲的观点，并证明其严厉行为的合理性，美国官员在太多被过度接纳的美国媒体的含蓄支持下，将北京描述为“债务陷阱外交”的拥护者，利用贷款征服发展中国家;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破坏性的掠夺贸易与投资行为的有力践行者;以及一个力求通过结合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支配亚洲——并最终支配全世界——的国家。

　　事实上，这些指责严重地夸大并过分宣扬了美国和西方根植于可观察到的事实的担忧。例如，虽然一些中国基础设施和发展贷款的接收方经常由于双方鲁莽和经验不足的实践而面临严重的还款问题，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故意寻求使他国陷入债务问题，以控制其资产、政策和其他方面。债务陷阱外交观点的支持者通常基于一个单独的案例得出其结论——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同时却忽略中国应对双边债务问题时所使用的其他工具。即使在这个例子中，并没有公开的信息表明，当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斯里兰卡提供支持这一项目的第一笔借款时，其最终的目标是帮助中国获得发展和运营该港口的特许权。

　　相似的，将北京控告为“掠夺的”和“重商主义的”经济力量是在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现实贴上简化的，扭曲的标签。的确，中国政府过度支持许多产业、窃取科技，并限制对许多国内市场的准入。这些问题虽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但也需要被明确地解决。然而，这些问题不应遮盖的事实是，中国绝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力量。中国经济的核心仍被大量私有的、面向市场的小型和中型企业所驱动，大多数中国的出口产品也由外国公司或中外合资公司所生产或装配。而且，如果中国是一个纯粹的掠夺性经济力量，那么它就不会成为世界银行所报告的自2008年以来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

　　第三，尽管官员和专家们一再重复，但并没有实际证据表明北京正在追求一个以武力支配亚洲和世界，并推翻现存世界秩序的深思熟虑的战略。北京确实在获得削弱美国长期军事优势的军事实力，尤其是(而且几乎是专门地)在西太平洋。而且它有时利用其军事和准军事力量恐吓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对争议海洋领土提出要求的其他国家。但是，前一行为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是北京希望减少其增长的国内和外国资产在美国仍占主导地位的力量面前的持续弱点，而非掌控该地区的好战意图的证明(尽管如果现存的对抗大大加深，这一点可能发生变化)。后一行为无疑非常令人不安，但是这证明了对禁止此类行为的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以及在敏感区域对特定种类军事化进行限制的需要。北京并没有释放出它将拒绝这些发展的信号;相反，它公开表示了对这些发展的一些支持，也应该被敦促以实际行为支持其话语。美国也应该这样做。

　　最后，关于中国意图推翻全球秩序的想法也许是其中最歪曲事实的指控。北京从二战后的经济秩序中获益巨大。它有时也曾以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利用该秩序，并寻求更改这一秩序以便更好地反映其增长的影响力。这意味着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存机构需要适应新情况，更合理地反映中国扩张的国际影响力，同时提供所有国际力量都能接受的更明晰、更广泛和可实施的行为规范。北京肯定不是多元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因此也不支持在国际上扩张这类系统的地区或国际规范或实践设计。但是，民主系统的持续扩张是否对维持国际秩序至关重要还是一个未知数。的确，除了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上述国际秩序的主要经济支柱，中国实际上支持很多其他规范，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协议、对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努力，如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气候变化和国际犯罪，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许多条款，如关于解决国家间争端时限制使用武力的条款。这很难证明华盛顿现在宣称的中国以一个多半未被定义的“修正主义”秩序取代现有秩序的愿望。

　　由于其倾向使用的夸大和绝对的谴责缺乏确凿证据，特朗普政府、该政府的支持者以及一些个别学者和分析家寻求以对崛起大国的一般历史不可靠的参考、权力政治理论中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国家间无政府主义的竞争，以及几乎完全基于一国政治系统的关于外交政策行为的假设来支持他们的指责。

　　忽略了过去平衡的美国对华政策积累的明显收益，特朗普政府、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和民主党成员，以及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转而支持一种新的、非常歪曲事实的叙述，该叙述强调美国妥协政策的失败、弱点，以及破灭的期望，声称这几乎在每个转折点都使北京得以削弱美国利益。如上所述，虽然美国决策者在过去40年里无疑犯过错误，但是自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中美关系历史并不符合这一歪曲事实的观点。中国和美国不总能达成共同意见，有时也会产生巨大分歧，但是它们成功地在困难时期合作强化了地区和全球经济，对像伊朗和朝鲜之类的核武器追求国施加压力，并应对逐渐增长的各类跨国威胁。认为美国政策路线失败的观点为装腔作势的政客、野心勃勃的前政府官员，以及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诱人的故事，他们正在寻找如何将美国的困难归咎于往届政府的无能和“奸诈的”中国人身上。

　　虽然当前的美国政策对中美关系如今的日趋恶化负有很大责任，但是北京也不是没有过错。如上所述，近几年，尤其是习开始执政后，中国的宣传对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国威胁变得更加敌对了。很多层级的中国官员现在都更坚定地对公众做出关于接触外国人的警告。另外，中国国内干预性政府监视的总体扩张正在延伸到外国商业领袖、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学生身上。而且北京现在正在采取真正离谱的手段控制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以违反中国法律和程序为名将成百上千的公民送至所谓的“再教育和培训“营。这些行为都促成了两国关系中逐渐增长的猜疑和敌对气氛。中国政府的反应恶化了这种情况，它否认了对其行为几乎所有批评的合理性，同时空谈着过分简单化的、自私自利的口号和陈词滥调，比如一再提及中国的和平意图、其单纯面向防御的安全战略，还有与所有国家达成双赢结果的承诺。这些宣传的产物仅仅加强了美国的猜疑和夸张，并破坏了那些寻求更基于事实的、务实关系的人们的论据。

　　总之，中美关系现在不仅仅是在没有牢固靠山的情况下随波逐流。它正在水上漂流。更糟的是，船上的一些人似乎在争论这艘船可以沉下去了。

　　观望未来：更严重危机和毁灭性新冷战的可能

　　在这种危险的恶性循环中，北京和华盛顿方面着手于有意义的信任建立措施的动机都越来越少，更不必说寻找相互和解和克制的领域。正相反，当前情况使双方都倾向于更多地依赖军事和其他强制性手段去暗示他们坚定的决心。这加强了对察觉到的真实和想象的挑战的敏感度，从而增加了真正危险的危机的可能性，即使是关于相对较小的争端。这类危机的危险性在西太平洋最明显，在这一区域，中国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及两国之间若干反复无常的争论焦点的存在(从朝鲜和台湾到南中国海)可能导致本应可以避免的误判，因为每一方都寻求还击察觉到的对其决心的测试。

　　的确，调节当前令人讨厌的动态的认真和持久的努力还不存在，在不远的将来发生重大政治军事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北京可能认定它所认为的美国的挑衅性遏制和阻挠力量证明了前所未有地展示中国决心的合理性，其形式可能为：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屿上永久性地部署军事力量，并宣布相应的防空识别区(adiz)。华盛顿方面可能认定它需要彻底扩大其关于台湾的威慑能力，允许美国军舰定期视察该岛。更糟的是，它可能采取行动阻挠两岸关系的进步，以保证一个现今“有战略价值“的台湾与中国大陆保持分离。这将是对华盛顿长期以来一个中国政策的直接违反，该政策确保了其与北京40年的和平。

　　对据称更现实和对抗关系的不明智的支持者来说，这类危机大概将起到肯定的作用，加强公众和精英反击另一方的决心。在美国，这类人似乎相信只有威胁或实际执行对北京的全面脱离和遏制努力，才能带来防止中国支配西方和破坏全球秩序所必要的资源和意志力。这一轻率和构想拙劣的方法的一些支持者坚称，其肯定的结果将通过强迫北京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来防止新冷战环境的出现。

　　实际上，这样的方式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新的冷战，特别是如果美俄关系继续恶化，而中俄关系持续改善。而且，这样的环境将对所有相关国家产生更具破坏性、而非有益的影响。毕竟，与最初的冷战期间相比，美国和中国如今的利益更相容，这两大世界主要国家(以及世界)的命运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今天的北京和华盛顿不同，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开的。很少有苏联人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除了那些来自东欧集团的人)也很少。而且，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经济交流也少之又少。很少有国家在繁荣和稳定方面严重依赖苏联。与当时的莫斯科不同，现在的北京在亚洲和全球的国家中都有着主要的和逐渐加深的影响力。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进步与西方和其他更多国家紧密纠缠在一起，它的军事力量，如上所述，也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优势造成了越来越真实的挑战。

　　与冷战高峰时期相比，美国现在更没有安全感、更不自信、内部更加分裂、对世界的依赖也更强，这些事实都加剧了当前情况内在的巨大潜在风险和危险。结果，在新冷战中，更强大的中国更可能高估其智取和压迫美国的能力。出于同样的原因，更没有安全感但是仍很强大的华盛顿可能比面临苏联冷战威胁时更容易反应过度。

　　总的来说，这些因素表明，任何一方或双方在1950或1960年代早期冷战精神的影响下孤立或削弱另一方的努力将对两国和其他国家造成重大危险。基于这个原因，很多其它国家将抵抗华盛顿或北京强迫他们在一场对支配地位的零和竞争中选择阵营的尝试。由此导致的破坏将严重削弱世界经济，在很多问题上严重削弱全球和地区合作，并驱使一些国家将更多资源用于军事防御而非经济发展。所有这些的净结果将是国家间、地区间和最终在全球范围内不稳定和危机可能性的增加。

　　回到更现实且有成效的关系的路径

　　不管是谁领导哪个国家，中美关系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比过去40年中的任何时期都变得更有争议，竞争更激烈。尽管如此，更激烈的竞争互动不一定意味着当前特朗普政府赞成的以及一些中国人可能提倡的极为对抗性的零和关系。除了让新的极具破坏性的冷战出现，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双方的共同挑战是发展一个更现实地着手解决另一方真正的(而非想象的或夸张的)关注点的双边关系，同时认识到在所需方面进行合作的真实的共有理由。尽管当前的关系处于恶性循环中，华盛顿、北京和其他国家都有动机采取一种中间路线，这种路线既反对现在越来越明显的自我毁灭的最坏情况假设，又拒绝不现实的信念，该信念认为两国关系会以某种方式回到过去那种更容易处理的合作和竞争的动态。

　　找到这种中间路线首先需要通过将围绕偶然事件或不稳定问题——尤其是在亚洲发生的具有高度升级可能性的危机——减至最少，在现今几乎自由落体的两国关系中设定一个底线。这一点尤其重要的原因是，如前文所述，发生这类危机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因此，两国关系急需更实际的信任建立和危机管理措施。多年来关于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讨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功。但是它们经常过于狭隘地专注于纯粹军事事件或事故的预防或成功处理，尤其是在第一轨道领域。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或遗漏了更大的(而且可能更相关的)平民和军民政治和结构决策环境，各国军队正是在这些环境中进行行动的。这一大环境在决定未来严重的中美危机的演变与结果上和纯粹的军事力量交锋一样都是关键因素。

　　除了其他方面，坦诚和开放的危机管理对话需要讨论的中美关系决策大环境中成问题的特征包括：a)平民和军事领袖破坏稳定的、关于成功的危机稳定性和危机威慑的假设，例如在危机早期取得先机的需要;b)在所有层面发出误导或模糊的危机信号;c)每个国家内部对于另一方军民决策过程的困惑或无知;d)对另一方对结盟第三方的掌控程度的误解。第二轨道讨论中已经涉及到这些关键特征，但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层面显然没有认真探索这些特征。双边关系中不信任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意味着两国必须直接处理这些焦点问题。

　　这一方向的第一步应是根据相关第二轨道活动的意见，建立关于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高层中美军民对话。但是，为实现这类对话，双方需要从现在使用简单化，恶魔化的口号和为己所用的陈词滥调来定义两国关系特征的行为中各退一步。相反，两国需要内化的现实是，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有可能升级为重大军事冲突，甚至包括核冲突。面对这一严酷的事实，各方必须意识到另一方未必有兴趣刺激和操纵危机，以在两国关系中达到决定性优势，而且这样做的任何努力都很可能导致灾难。这一认识对进行关于任何一方危机管理不善的可能性的坦诚讨论所需的最初善意努力是必要的。

　　除了发展领袖危机管理默契和技能，认真和持续的高层危机管理对话，如果能相对开诚布公地进行，也可以通过提高总体谅解程度，甚至可能是中美领袖之间的信任而带来非常广泛的积极影响。这类观念上的变化将对中美互动里超越最直接与政治军事危机相关的很多领域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对敏感问题如台湾问题的管理;以及涉及一国或两国的多边活动的演进，如一带一路倡议。

　　更有效的危机管理和信任建立措施的发展确实能够促进更坦诚地处理两国关系中争端严重的主要问题的努力，包括贸易和投资张力，科技发展问题，军事部署和意图，国内有影响力的活动造成的威胁，甚至是人权争端。在这些政策领域的每个方面，更多的信任和理解都可以促进政治化程度较小的努力，以辨别两方的实际性质和差异程度，以及任何可实现的中间立场谅解的可能范围。这将牵涉“实事求是”的愿望，以及同等重要的，认识到另一方的批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非常夸大，但是也有一些事实基础。

　　最近，前资深国务院官员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北京发表的一系列评论中，对美国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担忧和要求做出了更坦率和实际的初步描述。他先是以一种非对抗性的方式形容了美国的一系列担忧，然后敦促他的中国听众不要假定防御的姿态，依赖经济自给自足，或在纯粹的战术层面用计谋与美国对抗。同样的建议对美国官员也适用。

　　尽管认真的危机管理对话和在特定的政策争论领域寻找坦诚，有建设性的可能中间立场对将中美关系置于不稳定性更小，更有成效的立足点上大有帮助，长期来看，更根本的路线修正是必要的。中美关系需要发展一个新的战略叙事，基于对双方变化中的能力，行为和意图现实并可行的事实和假设。这在严重冲突来源最显著的亚太地区尤其必要。

　　正如我在《创造一个稳定的亚洲：中美力量均衡的议程》中写到的，北京和华盛顿必须最终意识到没有哪个力量将在未来主导这一极为重要的地区。但是，极有可能出现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力量均衡必须保持稳定，以避免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最严重后果。这只能基于两国对通过以下方面所积累的巨大利益的共同认识：a)培养单一、一体化的亚洲经济体系，而非一系列互斥并互相竞争的次体系;b)有效的危机规避和管理机制，以及对该地区最不稳定的热点区域的理解;以及c)更面向防御的、更少升级的共同武力姿态和军事准则。这种稳定互利的力量均衡的战略逻辑将源于两国继续得到该地区提供的明显回报的共同需要。持续恶化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危及这些回报。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通过认真的危机管理对话，辅之以政策讨论以及最终新的战略叙事，去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和谅解，在当前条件下似乎是无法想象的。双方的领袖可能甚至有希望做出改变，以促成真正的进步。但是中美关系已经变得太大、太相互依赖，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也太至关重要，以至于两国不能陷入完全敌对的关系。可避免的错误导致的潜在后果的严重程度反映了今天的现实：中美关系不能、也不能被允许基于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类对抗性的零和观点。

　　一个更稳定的亚洲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更不用说一个稳定的整体中美关系。这一转变只能在若干年的时间里发生，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商业领袖以及军事官员所指引，他们能强烈地体会到这其中的高风险，也清楚地理解允许有害现状持续的危险。最终的结果将不会回到过去的关系模式，而是一系列更具竞争性的、更均衡的、但在很多方面仍具合作性并且互利的互动。虽然维持关系与过去相比更具挑战性，但双方都有必要接受并合作达成这种更稳定的互动。这是帮助我们确保中美关系在未来40年里与过去40年一样互利并免于冲突(尽管遭遇了诸多挑战)的唯一途径。

　　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原题《严峻形势下的关系：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