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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角网”按：本文英文版的原文首发于斯坦福大学《中国领导层监督》2019年第三期，原题《中国作出反应：评估北京对于特朗普对华新战略的回应》，钝角网特此翻译，供大家参考，今天发出上半部分，略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白宫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首任主席。
2017年11月，特朗普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
从2017年年末开始，中国领导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项全新的且令人不安的外交政策挑战。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与中国公开对抗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例如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施加了一轮又一轮关税，以及其他行动。本文将对中国在对待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中国针对美国政策的转变作出的外交回应进行分析。本文的观点是，中国本身并未采取对抗性的战略。恰恰相反，北京的回应专注于避免与美国对抗、防止与美国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其举动包括推迟内部关于执行新外交战略必要性的重大争论。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北京采取了步骤以稳定其亚洲周边的近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以便降低与华盛顿的冲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北京还在寻求机会以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在美国撤出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北京还对与其他和中国一样希望限制美国强权的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源泉及其模式，对于决策者和分析人士而言，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十分有趣的话题。考虑到近来全球政局的变化，这一话题变得愈发令人感兴趣了。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而言，会造成最为深远影响的变化之一便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并执行了“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批评并且破坏了(尽管并未彻底拒绝)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传统支柱，这其中包括联盟、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机制、民主与人权，以及多边机构。
这样的变化向中国提出了诸多巨大的挑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采取的对中国公开对抗的姿态。特朗普政府给中国打上了“战略竞争对手”和试图改变既存国际秩序的国家等标签，随后又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并采取了另外一些竞争性的经济政策。这些举动不仅令中国领导层感到吃惊(此前，特朗普就职之后的最初八个月相对而言是具有建设性的)，还为中国当前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相对而言不熟悉的问题：应该如何对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部关系的对象采取的公开敌对姿态作出回应?
本文审视了中国针对这种战略作出的回应。中国是如何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转向的?这一点又能够令我们了解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什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不以急剧或是快速的转变而著称，但北京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回应却是显而易见的和至关重要的。北京的举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令我们能够凭此判断习近平是如何对外部压力以及对自己的内外目标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作出回应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回应或许会为我们理解当下和未来塑造中国外交利益、偏好和行为的外部势力提供经验。
就分析问题而言，这样的评估方式面临着一大挑战，出于透明性和分析上的诚实性考虑，应该在一开始便强调这一点。本文详细探讨的中国的某些讨论、争论和行为，其开始时间是不确切的。因此，将中国的某些(但不是全部)回应与美国政策的转变直接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因为这些回应的源起可能在于别处。尽管如此，本文的论据依旧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和中国的回应之间确立可信的相关性。此外，尽管中国的某些政策可能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开始了，但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这些政策的执行可能加速了，并且/或者促使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强硬了。不过，考察导致中国的行为发生所有这些或大或小变化的其他可能原因，超过了本文的范围。本文试图尽可能透明地揭示中国态度变化的性质：这是重大的、逐步的，是对过去行为的加速。
先对本文的主要发现作一概括。中国的反应远不是对抗性的，而是要更加审慎的多，有时甚至可谓意在和解。北京主要专注于降低不利的风险，并在有限的程度上，寻求获得有利收益的机会。习近平的回应包括下列内容：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并管控美国的要求;推迟中国内部关于执行对美新战略必要性的重大争论(并推迟得出相关结论);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将成为稳定与繁荣的源泉;稳定其亚洲周边的近邻，以便降低与华盛顿的冲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寻求机会以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在美国撤出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对与其他希望限制美国强权的国家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针对美国的政策，中国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反应。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对亚洲、欧洲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所体现出来的那些反应。
中国的对美政策：一贯性与克制性
中国对美回应的首要特点在于，总体而言，北京试图稳定中美关系，缓和美国的行动，并管控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这一态度体现于三个领域：中国的公开言论(既包括权威言论，也包括非权威言论);中国内部的争论;以及中国的外部行为。诚然，本文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针对美国的某些政策，中国并未进行“还击”。然而，北京的大多数做法都如同下文将加以表述的那样。
中国的言论
首先，面对着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关于特朗普、对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公开言论是相对克制的。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年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于2018年年初发布“国防战略”之后，针对这两份文件对中国的尖锐批评和刻画，中国作出的一系列声明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
正如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在2018年五月的《中国领导力监控》中作出的专业总结那样，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均批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是冷战思维的反映，“追求的是零和博弈”，是被“傲慢和错误的信念蒙蔽了双眼”。与此同时，中方消息源还“对未来中美两国的合作表达了希望，希望以此避免冲突，并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近来，对于2018年下半年传递出的中方观点的评估确认了这些观点在整个2018年具有一贯性。根据斯韦因在2018年十二月的《中国领导力监控》中作出的评估，“尽管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敌对态势愈演愈烈，但自从2018年五月以来，中国的权威消息源在总结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局势时，传达出来的大体上是充满希望的、积极的态度，尽管带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限定条件”。
2018年和2019年中国有关美国政策的官方声明的均衡性和克制性与中国政府在表达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分歧时所采用的策略——权威性和非权威性的信息来源都反映了这一点——截然不同。例如对中国而言，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外国领导人表明对其敌对情绪更加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后并未试图将特朗普妖魔化。事实上，中国的权威信息来源根本没有批评特朗普以及其他以鹰派观点而著称的美国高级官员(例如彼得·纳瓦罗)。中国媒体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中国的演说作出的尖锐回应是个例外，但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是非官方的信息来源。
这种做法与中国在其他时期针对美国发表的声明以及对待其他外国领导人的方式形成了反差。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在过去曾发表过极具批评性的公开声明作为回应，例如1995至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期间、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期间、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期间，以及2004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等等。就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12月参拜具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之后，在英国首相卡梅伦于2012年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8年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对这些领导人都提出了严厉批评。针对安倍晋三，北京还展开了一场通过国际媒体将其妖魔化和孤立的国际运动。针对卡梅伦和萨科齐，中国都在数年时间里冻结了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切断了所有高层往来，直到这两个国家同意转变自己的立场。自此之后，再没有英国或法国领导人会见过达赖喇嘛。
“钝角网”按：本文英文版的原文首发于斯坦福大学《中国领导层监督》2019年第三期，原题《中国作出反应：评估北京对于特朗普对华新战略的回应》，钝角网特此翻译，供大家参考，今天发出上半部分，略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白宫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首任主席。
2017年11月，特朗普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
从2017年年末开始，中国领导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项全新的且令人不安的外交政策挑战。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与中国公开对抗的政策。这一政策始于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例如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施加了一轮又一轮关税，以及其他行动。本文将对中国在对待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方式中体现出来的中国针对美国政策的转变作出的外交回应进行分析。本文的观点是，中国本身并未采取对抗性的战略。恰恰相反，北京的回应专注于避免与美国对抗、防止与美国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其举动包括推迟内部关于执行新外交战略必要性的重大争论。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北京采取了步骤以稳定其亚洲周边的近邻以及与欧洲的关系，以便降低与华盛顿的冲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北京还在寻求机会以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在美国撤出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北京还对与其他和中国一样希望限制美国强权的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变革的源泉及其模式，对于决策者和分析人士而言，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十分有趣的话题。考虑到近来全球政局的变化，这一话题变得愈发令人感兴趣了。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而言，会造成最为深远影响的变化之一便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并执行了“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批评并且破坏了(尽管并未彻底拒绝)美国外交政策的某些传统支柱，这其中包括联盟、开放的贸易与投资机制、民主与人权，以及多边机构。
这样的变化向中国提出了诸多巨大的挑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采取的对中国公开对抗的姿态。特朗普政府给中国打上了“战略竞争对手”和试图改变既存国际秩序的国家等标签，随后又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并采取了另外一些竞争性的经济政策。这些举动不仅令中国领导层感到吃惊(此前，特朗普就职之后的最初八个月相对而言是具有建设性的)，还为中国当前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相对而言不熟悉的问题：应该如何对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部关系的对象采取的公开敌对姿态作出回应?
本文审视了中国针对这种战略作出的回应。中国是如何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转向的?这一点又能够令我们了解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什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不以急剧或是快速的转变而著称，但北京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回应却是显而易见的和至关重要的。北京的举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令我们能够凭此判断习近平是如何对外部压力以及对自己的内外目标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作出回应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回应或许会为我们理解当下和未来塑造中国外交利益、偏好和行为的外部势力提供经验。
就分析问题而言，这样的评估方式面临着一大挑战，出于透明性和分析上的诚实性考虑，应该在一开始便强调这一点。本文详细探讨的中国的某些讨论、争论和行为，其开始时间是不确切的。因此，将中国的某些(但不是全部)回应与美国政策的转变直接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因为这些回应的源起可能在于别处。尽管如此，本文的论据依旧试图在特朗普的政策和中国的回应之间确立可信的相关性。此外，尽管中国的某些政策可能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开始了，但在特朗普当政期间，这些政策的执行可能加速了，并且/或者促使奥巴马执政时期对华政策逐渐变得强硬了。不过，考察导致中国的行为发生所有这些或大或小变化的其他可能原因，超过了本文的范围。本文试图尽可能透明地揭示中国态度变化的性质：这是重大的、逐步的，是对过去行为的加速。
先对本文的主要发现作一概括。中国的反应远不是对抗性的，而是要更加审慎的多，有时甚至可谓意在和解。北京主要专注于降低不利的风险，并在有限的程度上，寻求获得有利收益的机会。习近平的回应包括下列内容：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并管控美国的要求;推迟中国内部关于执行对美新战略必要性的重大争论(并推迟得出相关结论);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将成为稳定与繁荣的源泉;稳定其亚洲周边的近邻，以便降低与华盛顿的冲突为自己造成的损失;寻求机会以扩大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力(在美国撤出的那些地方尤其如此);对与其他希望限制美国强权的国家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尤其是俄罗斯。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针对美国的政策，中国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反应。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对亚洲、欧洲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所体现出来的那些反应。
中国的对美政策：一贯性与克制性
中国对美回应的首要特点在于，总体而言，北京试图稳定中美关系，缓和美国的行动，并管控双方存在分歧的领域。这一态度体现于三个领域：中国的公开言论(既包括权威言论，也包括非权威言论);中国内部的争论;以及中国的外部行为。诚然，本文的观点并不意味着针对美国的某些政策，中国并未进行“还击”。然而，北京的大多数做法都如同下文将加以表述的那样。
中国的言论
首先，面对着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关于特朗普、对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公开言论是相对克制的。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年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于2018年年初发布“国防战略”之后，针对这两份文件对中国的尖锐批评和刻画，中国作出的一系列声明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态势。
正如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在2018年五月的《中国领导力监控》中作出的专业总结那样，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均批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是冷战思维的反映，“追求的是零和博弈”，是被“傲慢和错误的信念蒙蔽了双眼”。与此同时，中方消息源还“对未来中美两国的合作表达了希望，希望以此避免冲突，并应对共同的全球挑战”。近来，对于2018年下半年传递出的中方观点的评估确认了这些观点在整个2018年具有一贯性。根据斯韦因在2018年十二月的《中国领导力监控》中作出的评估，“尽管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敌对态势愈演愈烈，但自从2018年五月以来，中国的权威消息源在总结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局势时，传达出来的大体上是充满希望的、积极的态度，尽管带有一些引人注目的限定条件”。
2018年和2019年中国有关美国政策的官方声明的均衡性和克制性与中国政府在表达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分歧时所采用的策略——权威性和非权威性的信息来源都反映了这一点——截然不同。例如对中国而言，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外国领导人表明对其敌对情绪更加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后并未试图将特朗普妖魔化。事实上，中国的权威信息来源根本没有批评特朗普以及其他以鹰派观点而著称的美国高级官员(例如彼得·纳瓦罗)。中国媒体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有关中国的演说作出的尖锐回应是个例外，但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是非官方的信息来源。
这种做法与中国在其他时期针对美国发表的声明以及对待其他外国领导人的方式形成了反差。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在过去曾发表过极具批评性的公开声明作为回应，例如1995至1996年间的台海危机期间、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期间、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期间，以及2004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等等。就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12月参拜具有争议的靖国神社之后，在英国首相卡梅伦于2012年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在法国总统萨科齐于2008年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对这些领导人都提出了严厉批评。针对安倍晋三，北京还展开了一场通过国际媒体将其妖魔化和孤立的国际运动。针对卡梅伦和萨科齐，中国都在数年时间里冻结了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切断了所有高层往来，直到这两个国家同意转变自己的立场。自此之后，再没有英国或法国领导人会见过达赖喇嘛。
中国的争论
评估中国针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作出了何种回应的第二种方式是考察2017和2018年间中国有关美国政策的争论的性质、时间和轮廓，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之后。在过去，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曾引发过中国内部活跃的争论，这些争论(当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些内容时)为我们考察中国针对美国乃至更加广阔的国际体系的政策走向提供了有用的晴雨表。
从2019年年初开始，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展就在于，针对中国的对美政策或是中国政策的新走向，缺乏生气勃勃、范围广泛的内部争论。例如，没有发生过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后那种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激烈争论。类似的，中国内部也肯定没有出现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柏林墙倒塌或是苏联对东欧掌控的终结之后那种深思熟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2018年时面对美国政治的急剧、公开的变化——“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发布表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内部并未发生争论。然而，争论的内容是狭窄的，并未催生出任何新的结论。其结论似乎是，中国应该继续推行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维持平衡这一政策，而不是采取更具对抗性乃至敌对性的政策。
从2017年夏天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面对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中国是否应该将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评估从“战略机遇期”下调至“历史机遇期”的争论。“战略机遇期”一词在2002年开始流行开来，从此以后便常常被中国领导人使用。这个词最初反映的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那些积极的国内和外部的环境因素，这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九一一事件、美国安全战略转向反恐、中国经济在十年时间内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较之下，“历史机遇期”一词反映的是这一事实：中国面临着新的、更严重的挑战。有些中国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挑战包括：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以及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加剧。这场争论的结论似乎是，应该继续使用“战略机遇期”一词。结果就是，习近平在10月的十九大报告中使用了“战略机遇期”一词(这发生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的几个月之前)。
不过，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如此权威的表述中使用了这一词汇通常会让人以为的不同，这场争论似乎并未就此告终。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在2018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还是应该将“战略机遇期”一词改成“历史机遇期”，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策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考虑到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似乎已经过时了，不再能够把握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词汇与这种新的评估也是不一致的：如今中国外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处’;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一概念还与中美战略竞争以及西方对中国的戒备的日益加剧形成了鲜明反差。”
崔立如是在2018年2月初表达这些尖锐的观点的。数周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有趣的文章，似乎表明在“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后，关于应如何总结外部环境的特征，出现了一些分歧。
在习近平于1月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之后，《人民日报》于1月6日发表了首篇新文章，对习近平的讲话作出了总结。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表示中国正处于“历史机遇期”，其特点是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这篇文章的基调明显要更加阴郁。两天之后，《人民日报》于1月8日发表了关于习近平讲话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变成了“本报评论员”。这篇文章同样使用了“历史机遇期”一词，并且再度强调了此前一篇文章的主题：抵御各类风险，专注于各种挑战和“底线思维”，加强紧迫感，避免战略性或者扰乱性的错误。事实上，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坚持加强紧迫感，保持对风险的关注。”
随后在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乐观得多的文章(作者是“宣言”，或许是代表中宣部权威观点的笔名)。这篇文章也使用了“历史机遇期”一词，但宣言描绘出了一幅明显更加乐观的画面：由于西方的衰落，中国有着大量机遇。这篇文章专注于宣言所谓的“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困境”。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之后，崔立如又在文章中总结称，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评估发生了转变：
“无论如何，‘机遇期’这一概念对于国内和国外政策依然有效，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能够反映更加深刻的战略眼光和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国际局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等新概念更加一致的形容词。最终，习近平还是根据自己的历史观以及将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关系融合起来这一建议，采用了‘历史机遇期’一词。这事实上终结了‘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的保质期。”
但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历史机遇期”和“战略机遇期”这两个词语在2018年和2019年年初都被中国媒体广泛使用，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可言。根据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对这两个词语的搜索结果，“战略机遇期”一词在2017年被使用了57次，在2018年被使用了37次。相较之下，“历史机遇期”一词在2017年仅仅被使用了七次，在2018年则被使用了57次。习近平在2018年的两次重要讲话中使用了“战略机遇期”一词，第一次是在三月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是在十二月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他在任何讲话中都没有使用“历史机遇期”一词。中国媒体继续在阐述着这些观点。2018年12月25日的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中国仍然享受着“战略机遇期”，尽管在国内和国外面临着重大挑战。这篇文章认为，得益于全球化和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实力，“时间和势头都在中国一边”。习近平在2019年1月5日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再次使用了这一词语，表示“中国的发展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但与此同时，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挑战也正在增加”。习近平的这种用法强烈表明，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了国际体系变化所导致的风险——美国政策的变化构成了重大挑战——但并不愿意对政策作出重大改变，从而表明自己承认存在这些挑战。
2018年时在中国学者和中国分析人士中间发生的与之相关的另外一起讨论关注的是，中国的战略应该对美国政策的变化作出何种回应。与此相关的一个有用的指标是中国国内对于“斗而不破”一词的讨论。中国学者和分析人士多年以来一直使用这一词汇来描述中国对待美国时在竞争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这一战略。考虑到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这个词从来没有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中出现过，而且中国领导人也从未公开使用过这一词汇，该词的权威性并不清楚。不过，有些中国分析人士声称这一词汇在内部文件中被广泛使用，用来把握中国对美政策的本质。
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发布后，2018年出现了多篇文章，认为中国在于美国打交道时应该继续遵循“斗而不破”这一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张云岭在《世界知识》杂志上撰文表示，尽管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势是悲观的，但中国不应该失去信心，不应该认为自己无法与美国同时展开竞争和合作。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和杨广宾则在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上撰文表示，尽管中美关系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但中国不应夸大美国的威胁，并且应该坚持“斗而不破”的战略，即使美国转而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政策。针对中美关系中的经济问题，中国商务部的两名官员张飞和安宁认为，在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面前，中国应保持自己的“战略集中度”和“斗而不破”的政策。
随着这些讨论在2018年逐渐展开，有必要对更加广阔的中国外交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对于全球政治的评估)加以考察。随着中美关系在2018年的恶化，习近平在国内外重大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为我们了解他的想法和政策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在2018年，面对特朗普对中国及多边组织的批评，习近平加倍强调了具有安抚作用的许多主题。根据对习近平2018年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九次讲话的分析，可以发现一系列明显的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中国致力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中国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多边贸易协定;中国将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中国重视区域合作与区域论坛;中国反对结盟和“冷战思维”;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做贡献;中国正在拥抱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为整个世界带来了益处，并将继续为整个世界带去益处。
当然，这些主题都不是特别新鲜或者令人意外的。它们反映出了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稳定与繁荣之源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却放弃了这一角色，尤其是就贸易和投资问题而言。习近平显然试图通过这样的定位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扩大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并维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完好性。中国从这一体系中获取了好处，并希望从中继续获取好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交事务工作会议期间似乎不曾出现对中美关系的讨论。此类会议很少举行，因而是十分重要的(上一次中央外交事务工作会议还是习近平于2014年召开的)。这些会议通常会对国际形势作出评估，并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会确立新的政策方向。然而，在2018年6月的会议之后，中国媒体(它们提供了唯一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表示，会议并未讨论中美关系问题。相反媒体强调称，习近平思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南”。新华社有关此次会议的报道只不过提供了最为含糊的内容，强调要通过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提升战略自信的使命。
此次会议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习近平第一次表示中国应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专注于公平和正义等概念。习近平在此前的讲话中只曾提及“引导”国际社会打造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新世界秩序，并未讨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一具体问题。最后，在中央外交事务工作会议上，据说习近平并未使用“战略机遇期”或是“历史机遇期”等词汇，而是将这段时期称为“实现中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历史性节点”。
中国对美国的政策行为
讨论中国对美国政策如何回应的第三种方式是审视北京对于美国的政策行为。在2018年，一项规律变得明显起来：面对美国的对抗性申明和行动，中国仍保持着与很多美国人的重要接触，非常谨慎地进行公开声明，并且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在中国的战术图册中，调校和适度比抨击、孤立与反击等策略占据着重要得多的地位。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前官员、商界领袖、学者及分析人士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接触频率。双方甚至还可能举行过更多次从来没有公之于众的会议。
从最高层开始，习近平在2018年与美国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会晤。他在六月中旬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在六月底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蓬皮奥和马蒂斯是分别与习近平会面的，因此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在短短两周之内会见了二人。2018年6月对于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而言是个动荡不安的月份，这一事实使得习近平愿意会见两名美国官员这一点显得更加重要了。这既表明了习近平致力于中美关系，又表明了习近平有意愿将中美关系的不同侧面区分开来。习近平和特朗普或许通过多达六次电话，这要比他的前任在任何一年与美国总统的通话数量都要多。在整个2018年，习近平会见过多名美国商界领袖(包括那些此前只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过的商界领袖)。习近平在11月会见了基辛格，几周之后他又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当然，习近平在12月初于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这是近期在中美关系史上受到最多关注的会面之一。除了习近平的努力之外，李克强也与数位美国ceo举行了会面，其中包括2018年9月与埃克森美孚公司ceo那次经过精心宣传的会面，以及在2019年1月与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的会面。李克强还与数位美国国会代表、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以及随贝尔格伦学院代表团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会面。
2018年时，中国的最高级外交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人保持着大量接触。杨洁篪和王毅均访问了美国。在王毅的2018年秋季访美之旅期间(此时正值中美贸易战的高峰)，他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份温和的公开演说。他在演说中表达了建设更具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愿望。杨洁篪和王毅会见了许多访问北京的美国人。会见的如此高速度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表明中国无意推行冻结中美关系或是远离美国的战略。相较之下，过去当美国作出对台军售等不受欢迎的举动后，中国常常会冻结中美之间的高层往来，并中止某些功能性的外交和/或军事对话。
其次，除了领导层之间的会晤之外，北京还没有让美国的行动影响到正常双边关系的速度。中美军事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为我们考察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行为规律提供了有用的小型案例研究。
从2017年年初开始，美国国防部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尖锐的行动，但这似乎并未对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针对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美国启动了一项旨在更加频繁地声张自由航行权利的项目，但军队高层之间的互动仍在继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在2017年6月于美国举行的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期间进行了会晤。此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又于8月访问了中国。在2017年还发生过数起功能性的国防部门交流。
中美之间2018年的国防部门互动甚至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在“国防战略”于2018年年初发布后，美国国防部官员加大了公开批评中国的力度，并撤回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的邀请，但美国和中国军队对军队的对话——尤其是在高层——却异乎寻常地生气勃勃。10月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在一场亚洲国防部长会议的席间举行了会晤。随后在11月，作为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的一部分，马蒂斯又在五角大楼接待了中国国防部长。除了6月的会晤之外，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共举行了三次会晤，这样的密度是不寻常的(即使和中美关系总体而言良好时相比也是如此)。这表明中美双方都致力于管控中美关系中最为困难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所有这些互动都发生在一个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9月)、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和一艘中国舰艇在南海几乎相撞(9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针对中国的尖锐声明(6月)以及中国军队被指控使用激光骚扰在美国驻吉布提军事基地外开展行动的美国飞机(5月)的年份里。
在中美关系的经济层面上——这一层面的中美关系在2018年急转直下了——也出现了类似的规律。在所有此类案例中，中国政府都是以克制的、纯属就事论事的态度进行回应的，保持了对话渠道的畅通，并寻求避免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3月时，作为美国向全球钢铁和铝制品增收关税行动的一部分(此举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特朗普向价值24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钢铁和铝制品增收了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向价值24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增收了关税，范围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类似的，税率分别被设置为10%和25%)。5月时，在美国进一步增收关税的威胁之下，习近平派遣自己的高级经济顾问之一刘鹤前往华盛顿，就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然而此举并未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而且有些令人难堪的是，刘鹤此行未能与特朗普会面。6月时，特朗普宣布了专门针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对美国出口品征收的第一轮关税(分成两阶段征收，7月征收针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品的关税，8月再征收针对剩下的价值160亿美元中国出口品的关税)。中国直接以对等的方式作出回应，向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增收关税。此外在6月时，白宫发布了一份长达35页的报告，指控中国对美国使用了“经济侵略的战略”。从4月到6月，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行业巨头中兴公司出口产品。考虑到中兴对于美国制造的部件的依赖，此举可能导致中兴破产。在习近平亲自介入此事之后，特朗普同意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撤销了禁令。8月时，特朗普签署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该法案包含加强出口控制和监管、以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严加审查的内容。
在发生了上述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的公开声明仍是温和的，仅限于商务部和外交部发言人大体而言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这些声明很少使用如同针对美国对台湾武器销售或是不受欢迎的军事行动那样的语言。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很少对这些举动作出公开评论，而当作出公开评论时，又总是会强调中国对于对话的开放态度。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均未对美国增收关税之举或是中兴事件发表过公开评论。正如人们预期的一样，非官方媒体上的讨论和争论对于美国持有更加严厉的批评态度，在《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出版物上尤其如此。在贸易领域以外中国作出的一项回应发生在7月，当时中国政府的监管人员未批准美国高通公司对荷兰nxp公司的并购，导致高通公司最终放弃了这笔交易。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整个2018年，中国领导人继续在于美国ceo会晤，并试图表明中国对于美国投资的开放态度。
当美国于9月进一步施压之后，中国还展现出了额外的温和与克制态度。特朗普政府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品又增收了10%的关税(从2019年1月1日起税率将上升至25%)。这是美国向中国征收的最高额关税。北京的回应是仅仅向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增收关税——即便如此，中国仍将某些价值最大、最为重要的美国对中国出口品(例如飞机和石油)列为了不在此列的例外产品。和此前一样，中国公众的反应对美国的行动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同样是克制的。在整个夏天以及初秋，中国继续在与美国就安排新一轮高层贸易谈判展开磋商。尽管在2018年秋天进行了一系列工作组级别的讨论，但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在12月1日于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席间会面之前，这些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这些事件的总体后果便是，北京在话语和行动上都作出了经过精妙调整的回应，在动荡期间，谈判的渠道自始至终都保持开放。有意思的是，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似乎很少受到两国之间经济关系严重的紧张局面的影响。正如已经指出的，在这段时期，接触、对话和讨论自始至终都在继续进行。某些高层对话在2018年未能进行(例如2017年在海湖庄园建立的四个渠道)，这也是因为华盛顿不希望进行此类对话。因此，很少有迹象表明北京对自己的美国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评估并转而选择更具对抗性的政策。面对着华盛顿强硬的话语和行动，北京专注于保持接触，用希望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方式作出回应，并且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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