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纯洁：图像史学、纹章与政治文化-凯发k8官方首页

　　图像是我们认识世界最直接的方式。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将对大自然的感觉，试图用图画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能够将自己从环境中抽离出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原始社会的人在岩穴中创作动植物画像，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状况的重要原始资料。

　　随着人类认识和表达能力的提高，人类发明了文字，这是一次飞跃性和决定性的进步。人类借助文字，能够建立规模更大的合作，才得以组织更大的社群，拥有更强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并构建神话和意识形态，进而组成人类的整体社会。文字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并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

字母名称的演变

　　由于文字具有更抽象的表达能力，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图像地位下降、文字地位上升的历史。但文字仍有其局限性，很难克服。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进步和人文研究的深入，图像史学开始兴起。而记录了大量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文化信息的纹章学在图像史学中仍然受到相对忽视。本文试图从图像史学的角度，探究纹章学在图像史学中的作用，尤其是纹章中所体现的政治文化。

　　一、图像与文字

　　从图像到文字，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人类的早期文字多来源于图形，比较典型的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现代的部分汉字仍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如日、月、山、木、林、森等字。而西方字母文字早期也是如此。现在最为通行的拉丁字母起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源于古希腊人从北非地中海沿岸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闪米特字母。在闪米特语中，a原始含义就是牛，源于两只牛角倒立的形象;如b是房子的意思;d是门的意思、k是手掌的意思、l是短棍的意思、m是水的意思等，都有象形的特征。

　　随着人类创制语言能力的增强，文字大多摆脱了象形的特征，表达的含义越来越复杂，甚至具有某种“魔力”。尤其是在宗教产生后，一些宗教形成了各自的经典，经书取得至高的地位，成为信徒的最高权威。而图像的地位就下降了。如犹太教中，上帝颁布了“十诫”，其中说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但在绝大多数民众都不识字的古代，通过文字传教是很困难的，宗教仍需要借助图像去传播教义。源于犹太教，同样应遵奉“十诫”的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是广泛利用图像，以满足“基督教新的传播区域，像希腊、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地区的民族就展现出更直接而强烈的图像需求”，如耶稣受难的刑具十字架成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标志，并发展出斜十字架、倒十字架、正十字架等几十种不同的类型;又如鱼、狮子、羊、鹰等成为耶稣的象征;鸽子象征圣灵;百合花、玫瑰等成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蛇成为撒旦的标志等。教皇大格列高利曾说：“将画像放在教堂里，于是不能读书的人可以面壁而‘读’。”因此，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中，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图像更是被广泛使用，与耶稣、圣徒相关的遗物被热烈崇拜。

　　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图像的广泛使用也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反弹，如在8-9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和16世纪的尼德兰，曾多次发生圣像破坏运动;因为“有人担心民众所崇拜的可能仅仅是圣像本身，而不是圣像所表达的东西”。

　　在历史学领域，古希腊罗马时代，曾有历史学家试图运用图像去证明历史，但影响不大。“随着15世纪大批古代文献的重新发现，文字记录成了历史学家唯一的材料来源。”

　　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字地位上升、图像地位下降的历程。中国古代有“左图右史”、“史为掌图之官”的传统。如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唐朝时，李吉甫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按当时的四十七镇记载各地的山川沿革、田地贡赋等内容，每镇一图一志，但北宋时图就佚失了，于是改称《元和郡县志》。文字也有部分亡佚，但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古代由于印刷术等条件限制，书籍亡佚是常见的事情，但图亡佚而文未亡佚，却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图像地位的下降。“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字的气场越来越大，图像的重要性相对较弱。……当人们的思想积累到达一定的深度以后，图像单独表达的准确性则大大削弱。”即使在现在，一个小朋友，刚开始阅读的完全是图画书，然后是图文并茂的图画书，最后读全部是字的文本。

　　尽管文字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也有其局限性，如文字对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难以准确描述。同样一件事情，人们站在不同立场，用不同词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对读者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印象。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更渴求真相，而真相单靠文字却很难传达，因此，人们对图像有了更多的渴求，尤其是网络兴起后，人们特别希求“有图有真相”。

　　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异文。如《圣经》在传抄过程中，被无意或有意地篡改过很多次。“17世纪圣经学者在阅读了上百份希腊文《新约》抄本，并详细检查早期教会教父的著作以及叙利亚文、科普特文等早期版本之后，发现《新约》经文的差异高达三万处左右。”既然没有权威的经文，经文又如何获得权威?这成为困扰基督教神学家的难题。不同语种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应原文更是常有的事情。

　　即使是同样的文字，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经文。如《新约•马太福音》26：26记载，耶稣在被捕前最后的晚餐中，给门徒分饼时，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 corpus meum)。这成为后来基督教会圣餐礼的来历。但后世对耶稣说的这句话产生了很多争议。天主教会认为，在圣餐礼时，通过神父的作用，圣饼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耶稣得以在场。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按照耶稣的原话“这是我的身体”，“无所不在的光荣的基督圣体会自然降临到饼与酒里”，圣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确在场，但不是通过神父的作用。而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则认为，这句话里的“是”应理解为象征，圣餐礼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献身，耶稣也不在场。路德与茨温利的争论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分裂。

　　因此，有的宗教会反思文字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佛经被译成中文，依据对不同佛经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佛教派别。到了唐代，禅宗兴起，讲究顿悟，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反对通过皓首穷经来理解佛理，强烈质疑文字的意义。如慧能说：“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但图像的表达方式比较直观，似乎很难表达更为深入的内容。图像并不足够支撑宗教的成熟和流传，宗教的象征符号和图像仍需要书面文字去建构、表达和传播。因此，禅宗最终还是立了文字，编撰了经典《坛经》;基督教神学家则想尽办法解释了经文中的“相互矛盾”之处。文字仍然是现代社会决定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组织手段。正如赫拉利所说：“我们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

　　概括而言，文字与图像各有优劣，无法替代对方。同时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文字档案可能造假，图像也可修饰，照片可以修改，视频可以剪辑。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注重文字与图像等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图像是我们认识世界最直接的方式。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将对大自然的感觉，试图用图画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能够将自己从环境中抽离出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原始社会的人在岩穴中创作动植物画像，是我们认识和研究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状况的重要原始资料。

　　随着人类认识和表达能力的提高，人类发明了文字，这是一次飞跃性和决定性的进步。人类借助文字，能够建立规模更大的合作，才得以组织更大的社群，拥有更强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并构建神话和意识形态，进而组成人类的整体社会。文字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并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

字母名称的演变

　　由于文字具有更抽象的表达能力，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图像地位下降、文字地位上升的历史。但文字仍有其局限性，很难克服。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进步和人文研究的深入，图像史学开始兴起。而记录了大量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文化信息的纹章学在图像史学中仍然受到相对忽视。本文试图从图像史学的角度，探究纹章学在图像史学中的作用，尤其是纹章中所体现的政治文化。

　　一、图像与文字

　　从图像到文字，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人类的早期文字多来源于图形，比较典型的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现代的部分汉字仍有象形文字的特点，如日、月、山、木、林、森等字。而西方字母文字早期也是如此。现在最为通行的拉丁字母起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源于古希腊人从北非地中海沿岸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闪米特字母。在闪米特语中，a原始含义就是牛，源于两只牛角倒立的形象;如b是房子的意思;d是门的意思、k是手掌的意思、l是短棍的意思、m是水的意思等，都有象形的特征。

　　随着人类创制语言能力的增强，文字大多摆脱了象形的特征，表达的含义越来越复杂，甚至具有某种“魔力”。尤其是在宗教产生后，一些宗教形成了各自的经典，经书取得至高的地位，成为信徒的最高权威。而图像的地位就下降了。如犹太教中，上帝颁布了“十诫”，其中说道：“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但在绝大多数民众都不识字的古代，通过文字传教是很困难的，宗教仍需要借助图像去传播教义。源于犹太教，同样应遵奉“十诫”的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是广泛利用图像，以满足“基督教新的传播区域，像希腊、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地区的民族就展现出更直接而强烈的图像需求”，如耶稣受难的刑具十字架成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标志，并发展出斜十字架、倒十字架、正十字架等几十种不同的类型;又如鱼、狮子、羊、鹰等成为耶稣的象征;鸽子象征圣灵;百合花、玫瑰等成为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蛇成为撒旦的标志等。教皇大格列高利曾说：“将画像放在教堂里，于是不能读书的人可以面壁而‘读’。”因此，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中，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图像更是被广泛使用，与耶稣、圣徒相关的遗物被热烈崇拜。

　　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图像的广泛使用也引起了一些基督徒的反弹，如在8-9世纪的东罗马帝国和16世纪的尼德兰，曾多次发生圣像破坏运动;因为“有人担心民众所崇拜的可能仅仅是圣像本身，而不是圣像所表达的东西”。

　　在历史学领域，古希腊罗马时代，曾有历史学家试图运用图像去证明历史，但影响不大。“随着15世纪大批古代文献的重新发现，文字记录成了历史学家唯一的材料来源。”

　　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字地位上升、图像地位下降的历程。中国古代有“左图右史”、“史为掌图之官”的传统。如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唐朝时，李吉甫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按当时的四十七镇记载各地的山川沿革、田地贡赋等内容，每镇一图一志，但北宋时图就佚失了，于是改称《元和郡县志》。文字也有部分亡佚，但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古代由于印刷术等条件限制，书籍亡佚是常见的事情，但图亡佚而文未亡佚，却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图像地位的下降。“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献中文字的气场越来越大，图像的重要性相对较弱。……当人们的思想积累到达一定的深度以后，图像单独表达的准确性则大大削弱。”即使在现在，一个小朋友，刚开始阅读的完全是图画书，然后是图文并茂的图画书，最后读全部是字的文本。

　　尽管文字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但也有其局限性，如文字对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难以准确描述。同样一件事情，人们站在不同立场，用不同词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对读者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印象。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更渴求真相，而真相单靠文字却很难传达，因此，人们对图像有了更多的渴求，尤其是网络兴起后，人们特别希求“有图有真相”。

　　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异文。如《圣经》在传抄过程中，被无意或有意地篡改过很多次。“17世纪圣经学者在阅读了上百份希腊文《新约》抄本，并详细检查早期教会教父的著作以及叙利亚文、科普特文等早期版本之后，发现《新约》经文的差异高达三万处左右。”既然没有权威的经文，经文又如何获得权威?这成为困扰基督教神学家的难题。不同语种间的翻译不能完全对应原文更是常有的事情。

　　即使是同样的文字，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经文。如《新约•马太福音》26：26记载，耶稣在被捕前最后的晚餐中，给门徒分饼时，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hoc est corpus meum)。这成为后来基督教会圣餐礼的来历。但后世对耶稣说的这句话产生了很多争议。天主教会认为，在圣餐礼时，通过神父的作用，圣饼变成了耶稣的身体，耶稣得以在场。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按照耶稣的原话“这是我的身体”，“无所不在的光荣的基督圣体会自然降临到饼与酒里”，圣饼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确在场，但不是通过神父的作用。而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则认为，这句话里的“是”应理解为象征，圣餐礼是为了纪念耶稣的献身，耶稣也不在场。路德与茨温利的争论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分裂。

　　因此，有的宗教会反思文字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佛经被译成中文，依据对不同佛经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佛教派别。到了唐代，禅宗兴起，讲究顿悟，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反对通过皓首穷经来理解佛理，强烈质疑文字的意义。如慧能说：“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但图像的表达方式比较直观，似乎很难表达更为深入的内容。图像并不足够支撑宗教的成熟和流传，宗教的象征符号和图像仍需要书面文字去建构、表达和传播。因此，禅宗最终还是立了文字，编撰了经典《坛经》;基督教神学家则想尽办法解释了经文中的“相互矛盾”之处。文字仍然是现代社会决定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组织手段。正如赫拉利所说：“我们觉得书面文字只是用来温和地描述现实，但它却逐渐变得威力无穷，因为它能重塑现实。如果官方报告与客观现实有所冲突，最后让步的往往是现实。”

　　概括而言，文字与图像各有优劣，无法替代对方。同时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文字档案可能造假，图像也可修饰，照片可以修改，视频可以剪辑。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注重文字与图像等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二、图像史学与纹章

　　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地图、绘画、雕塑、符号等图像资料，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来源。但由于西方早期的历史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史等内容，加之图像保存和复制技术的缺乏，这些图像资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使文字材料得以有效保存，避免在手抄过程中无意抄错或有意篡改，并可以快速传播，是文字传播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也使得图像得以准确复制，提升了图像的可信度。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和新教为了宣传教义，贬毁对方，都制作了大量宣传画，主要针对不识字的平民。“这些视觉材料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记录了宗教改革，提供了在识字的精英们制作的书面材料中难以看到的观点。”由此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史料。

　　18世纪，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如何利用绘画、雕塑等图像来论证历史，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与政治、军事相关的历史。如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成为英格兰国王，即威廉一世。后来，为了纪念此事，威廉的弟弟贝叶主教奥多委托匠人将战争的起因与征服战争的整个过程织到了一条长约70米的彩色挂毯上，即《贝叶挂毯》(the bayeux tapestry)。“贝叶挂毯在18世纪初已经被学者们认真地当作史料来对待。”在征服英格兰关键性的黑斯廷斯战役中，英王哈罗德被射中眼睛，落马被杀死;威廉掀起头盔，向同伴们展示自己还活着……这些战场上的细节，都是从这幅挂毯上得知。

英王哈罗德（《贝叶挂毯》）

　　到了19世纪，历史学家越来越重视图像史料。如1858年，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droysen)发表《历史的基本原理》。他认为，我们借助两种材料理解过去，一是遗迹，二是资料。遗迹包括各类艺术作品、铭文、纹章和钱币等遗物;资料包括所有人类可以理解和由此形成并流传下来为我们记忆服务的东西。遗迹比资料似乎更值得信赖。

　　而在艺术史领域，图像等艺术作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19世纪初，黑格尔认为，艺术的根源在于“时代精神”(zeitgeist)。因此，艺术学界将艺术视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这对艺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认为：“(一个时代)最为隐秘的信仰和观念也许只有通过艺术手段才能传诸后世，这种手段最可信，因为它并非刻意造作。”1860年，他发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史的窠臼，借助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研究得来的证据阐释了这一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认为，图像和遗迹是“人类精神过去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通过这些对象，才有可能解读特定时代思想的结构及其表象”。

　　19世纪，照相和摄影技术的出现，使人类的活动得以更加真实地保存下来。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将15、16世纪印刷图像和19、20世纪摄影图像的发明称为“图像制作上的两次革命”。新技术的发明，促进了图像研究进一步发展。

　　1905年，荷兰艺术史家赫伊津哈(huizinga)在一场讲座中发表了两个观点：“图像是第一位的;通过图像，我们可以‘更清晰、更敏锐和更多彩——一句话，更历史地’看到往昔。”1919年，他出版了《中世纪的衰落》，对14、15世纪法国、尼德兰的生活方式、思想及文学艺术进行了研究，其中运用了不少绘画和雕刻等艺术图像资料。

　　20世纪初，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堡(warburg)将各种图像都纳入研究范围，既包括绘画、雕塑等传统经典美术作品，也包括占星图、照片、邮票、插图等一般图像。他通过分析丢勒的三幅版画，研究了宗教改革时期占星学迷信的影响，并论述了丢勒“对争取人类从对恶魔的恐惧中获得解放，以及反抗关于行星大合相的神话的斗争做出了贡献”。瓦尔堡注重图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出了“社会记忆”理论，认为“象征符号是个体神经系统中的‘记忆痕迹’在集体心理中的对应物”，希望“揭露并展示一个象征符号在连续的历史时期中的这些进化的状态”，由此奠定了现代图像学的基础。

　　1939年，深受瓦尔堡影响的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panofsky)将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前图像学的描述，关注绘画的“自然意义”;第二个层次是图像学分析，关注“常规意义”;第三个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关注的是“本质意义”，即“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潘诺夫斯基试图从图像中寻找到图像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这明显也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

　　在新技术和新理论的推动下，图像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展。2001年，彼得•伯克出版《图像证史》，对照片、圣像、绘画、雕塑和影片等各种图像在研究社会史、物质史、宗教史、心态史等领域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尽管文本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图像本身却是认识过去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生活视觉表象之力量的最佳向导。……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图像与文字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印证，共同见证历史的材料。

　　随着史学领域的扩展和深入，图像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图像史学得以兴起。“所谓图像史学，主要是利用图像来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史学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指利用过去的图像(图像史料)来研究历史的科学，可称为‘图像证史’;而后者主要是指当下利用图像来传播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科学，可称为‘图像传史’。”

　　目前，图像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照片、圣像、绘画、雕塑、影片以及地图、钱币等领域，而纹章(coat of arms)作为历史的核心见证之一，却受到了图像史学的相对忽视。

　　纹章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战场。11世纪时，由于军事装备的改革，骑士作战都戴有全罩式头盔。为了区分敌我，骑士们在盾牌上画上显眼的图案，并固定下来，由此形成了纹章。纹章正好符合了封建社会各个等级需要身份标识的需求，于是为贵族广泛运用，并流传到民间。纹章日益成为身份、地位、地区、行会、大学、职务、联盟等的标志，并流传至今。

使赐予克洛维百合花纹章

　　纹章兴起后，各国设立了专门的纹章院和纹章官，管理纹章的登记、授予等事项。如1407年，法王查理六世设立纹章院，直到1792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废止。1484年，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设立纹章院，至今仍然发挥着管理英国及一些英联邦国家纹章的作用。

　　众多纹章官与专业学者开始为王室、贵族、机构、地区等编撰纹章册，形成了专门的纹章学(heraldry)。纹章官还有记录骑士辉煌战役的责任，这也是在履行历史学家的职责。“自15世纪中叶起，博物学家便懂得纹章学对于研究谱系、朝代及政治史的作用。他们抄录了众多的中世纪纹章，进行重新汇编，并开始统计涉及某个家族、城市或地区的纹章，类似统计工作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内更加频繁，纹章学因而成为考古学与语文学的重要辅助手段。”

　　研究纹章对理解中世纪的精神境界也具有重要意义，赫伊津哈认为：“对中世纪的人来说，盾形纹章远不止是虚荣心和家族利益的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中纹章图形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图腾。骄傲、抱负和忠诚献身的全部意义集中在雄狮、百合花和十字架的象征上，它们便是这样用图像的方式表达出复杂的精神境界。”

　　1759年左右，西方第一个历史专业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成立，加特雷尔(gatterer)教授“大力提倡当时仍被视作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尤其是纹章学、钱币学和地理学，因为，他深信，要将历史转换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就不可缺少这些相关的图像学科”。

　　因此，纹章学作为图像史学的重要分支，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判定人物年代、家族谱系、领地继承与归属的重要工具。但由于纹章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专门的术语，在传承过程中日益专门化和琐碎化，逐步与其他学科隔离起来，导致纹章学在现代历史研究中仍相对不受重视。

　　要克服这种学科上的孤立，就必须将纹章学与纹章所承载信息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如宗教学、政治学、符号学等。纹章作为君主神化其权力的重要载体和政治权力象征的核心要素，记录了丰富的政治文化，是历史精神的重要体现。

　　三、纹章与政治文化

　　纹章是中世纪以来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很多纹章都采用动物猛兽图案，尤其以百鸟之王的鹰和百兽之王的狮作为权力的象征。通过纹章的形式，“猛兽不仅进入了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也进入了人类的精神和灵性秩序，成为这些复杂社会关系以及想象、记忆所共同构建的宗教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动物的秩序、人的秩序、神的秩序通过人类社会对猛兽的象征和隐喻应用而在互相之间有所重叠和交叉”。因此，欧洲的帝国——从西罗马帝国到东罗马帝国，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德意志帝国，从俄罗斯帝国到法兰西帝国——都采用了鹰作为纹章。甚至1776年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建立的美国，也未能免俗，采用了鹰作为国徽图案。

　　中世纪欧洲处于封建社会，皇帝与贵族的斗争激烈，这在纹章学上体现为鹰与狮的斗争。在神圣罗马帝国皇权较为强大时，很多诸侯都采用了鹰纹章作为效忠的标志;而皇权衰落后，很多诸侯便更改纹章，采用最多的就是狮纹章，象征与皇权的疏离或斗争。因此，纹章记载了中世纪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文化。

　　中世纪的君主为了神化王权，特别强调纹章中的基督教渊源，如鹰在基督教中是上帝、耶稣、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象征;狮是耶稣、福音书作者圣马可等的象征;百合花象征耶稣、玛利亚等。同时，建构了与纹章相关的王室神话传说，如天使赐予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百合花纹章的传说、奥地利红白红条纹来自利奥波德公爵血战异教徒的传说等。

　　在纹章出现初期，贵族个人在设计纹章图案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国家纹章的选择必定有专门的政治含义，每一个细节的设置，必有其原因。如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恢复了1790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废除的纹章制度，并采用象征帝国的罗马之鹰作为纹章，这在以百合花为王室纹章并长期与以鹰为纹章的德国为敌的法国，是很罕见的。拿破仑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希望采用鹰纹章能“‘确认帝国威严，引人追忆查理曼。’鹰也能让人回想古罗马”。又如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时，关于如何设计帝国纹章，朝廷爆发了一场争论。皇储腓特烈亲王希望按照传统，在帝国之鹰胸前悬挂霍亨索伦家族的黑白四分纹章;但普鲁士王室纹章官施蒂尔弗里德(stillfried)伯爵坚持在纹章中加入普鲁士之鹰，即帝国之鹰胸前是普鲁士之鹰，普鲁士之鹰胸前才是霍亨索伦家族纹章，以此体现普鲁士的荣耀和统治地位，尽管这并不符合纹章学的传统。最终威廉一世皇帝采纳了纹章官的意见。

　　纹章有宣示领土的功能。贵族通常将自己所有的领地纹章都绘入自己的纹章，有时也会通过纹章宣示有争议的领地。以英国纹章为例。1328年，法国卡佩王朝绝嗣后，英王爱德华三世认为自己有权利继承法国王位。这导致在1337年，英法之间爆发了一场百年战争。1340年起，爱德华三世在王室纹章中加入了法国的蓝底金色百合花的纹章。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英国在法国的领地全部丧失，但英王仍认为自己拥有法国王位，因此，英国王室纹章中一直绘有百合花纹章。直到1800年，乔治三世才将百合花纹章从王室纹章中去除。

　　纹章影响了近代国家国徽的形成。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很多王室纹章直接成为国家纹章，即国徽，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象征，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瑞典等君主国。在这些国家，纹章制度得以保留，纹章官除了管理纹章，还在国王登基、议会开幕、勋章授予、婚丧典礼等重要庆典上担任王室典礼官，是君主制政治文化的重要见证者。

　　在取消君主制的国家，纹章制度和纹章院通常也一并废除了，但纹章依然作为国家或地方的标志发挥着作用。很多国家的国徽图案主要采用君主时代的纹章，并在历史纹章的基础上有所改变，既象征了对传统的继承，又体现了新的改变，如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波兰等。有的国家甚至直接采用君主时代的纹章，如俄罗斯。

　　15世纪起，欧洲开始进行殖民扩张，纹章也随着其扩张进入殖民地，成为殖民地的象征，形成了纹章的迁移现象。如加拿大历史上曾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其国徽上体现了英国、法国和加拿大本地的元素，其中英国元素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了历史上英国的宗主国地位。随着欧洲建立起现代国际体系，在欧洲国徽的影响下，进入这个体系的传统国家都开始采用国徽。

　　纹章成为欧美地方标志和民众地方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欧美各国一般实行地方自治，各个州/省/郡、市、县、乡、镇等地方都有各自的纹章，这些纹章大多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统治过该地区的封建领主的纹章，体现了对历史的继承。同时，这些地方纹章象征了对地方的认同。正如奥托弗里德•诺贝克(ottfried neubecker)所言，纹章“在扩展自我管理和自我负责意义上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导致下层政府和居民群体完成了地方标志的构建”。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对地方的认同得以保留下来，与国家认同并行不悖，国徽、州徽、市徽、镇徽等构成的多级纹章体系正是这种多重身份认同的直接体现。

　　19世纪现代政治漫画兴起。“在报纸发明之后和电视发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卡通画或漫画在政治辩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撕掉了权力的神秘色彩，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在政治漫画中，纹章成为代表各国及政治家的常见元素，如德国、奥地利、美国都是以鹰作为象征，狮子成为英国的象征，与纹章有类似性质的象征皇权的龙成为中国的象征。同时，作为国家主权象征或神圣王权的纹章，也因漫画形象的扭曲而“去魅”了。

德国“中国远征军”勋章与纪念文件

　　在政治性勋章中也是用纹章动物来代替国家，如德国在纪念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勋章中，将图案设计为鹰战胜了龙，代表德国的鹰在西方是上帝、耶稣和福音书作者约翰的象征，而代表中国的龙或源于蛇，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由此将这场战争美化为正义战争。

　　因此，纹章自中世纪以来就成为君主增强权力神圣性、构建封建权力秩序的工具，在现代成为国家主权与地方自治的标志、国家和地方身份认同的载体，同时在现代政治宣传中广泛使用，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

　　四、结语

　　图像和文字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保存知识的两种方式，各有优劣。东西方社会都经历了图像地位下降、文字地位上升的历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进步和人文研究的深入，图像史学得以兴起，文字与图像互相印证成为普遍的趋势。纹章学作为图像史学的分支，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判定人物年代、家族谱系、领地继承与归属的重要工具，在史学研究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纹章记载了丰富的时代精神和政治文化信息。中世纪以来，纹章从骑士个人的标志，发展为家族、地域乃至国家的象征，是领土主权宣示、国家与地方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件，至今仍在欧美文化区使用。随着现代国家体系的扩展，纹章成为全世界最普遍的政治象征符号，既古老，又弥新。

　　(相关简介：林纯洁，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高水平基础性外语学科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参考文献

　　[1]ottfried neubecker, heraldik, wappen - ihr ursprung, sinn und wert, frankfurt a.m: wolfgang krüger verlag gmbh, 1977.

　　[2][英]安德鲁•罗伯茨：《拿破仑大帝》，苏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美]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黄恩邻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4][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收录于曹意强主编《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

　　[6]曹意强：《艺术与历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7]陈怀恩：《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解释》，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8]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9][英]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孔令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10][英]贡布里希著，杨思梁、范景中编选：《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

　　[11]蓝勇主编：《中国图像史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

　　[12]蓝勇：《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建构略论》，《光明日报》理论版，2016年5月21日。

　　[13][法]米歇尔•巴斯图鲁：《纹章学：一种象征标志的文化》，谢军瑞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4][英]托马斯•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卷，孔祥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5]王儒童译注：《坛经释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6][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17][荷]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刘军、舒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8]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9]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20]《圣经》(和合本)，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年。

　　部分图片来源

　　[1]字母名称的演变：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2]英王哈罗德(《贝叶挂毯》)：http://www.bayeux-tapestry.org.uk/index.htm。

　　[3]天使赐予克洛维百合花纹章：stundenbuch des duke of bedford，约1423年。

　　[4]英王爱德华三世画像及纹章：bruges garter book，15世纪手稿。

　　[5]德国“中国远征军”勋章与纪念文件：施爱东：《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