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分析：在朝鲜寻找“革新开放”的迹象，金正恩会选择“越南模式”吗？-凯发k8官方首页

        作者：derek grossman，christian curriden，dung huynh

　　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河内召回了朝鲜前驻越南大使金明吉。令他回到平壤，可能是为了让他参加同华盛顿的核问题谈判。金明吉固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谈判代表，但考虑到他刚刚结束了朝鲜驻越南大使的任期——这表明，金正恩或许也重视他对越南经济发展的洞见，以及这种模式适用于朝鲜的可能。的确，没过总统特朗普今年二月在河内与金正恩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引发了大量评论，讨论平壤是否可能采取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越南模式”，即所谓的“革新开放”政策。

主体思想塔塔顶眺望柳京饭店

　　然而，目前把两者进行比较，大部分争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缺乏对越南走上“革新开放”道路关键驱动力的深度历史观察，也即，上世纪80年代初，对越南共产党领导层来说，为何他们相信除了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外他们别无选择。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因素，促使朝鲜走上越南当初选择的道路。在考察朝鲜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时，似乎与革新开放之前的越南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可能会抑制朝鲜“改革开放”的前景。然而，考虑到朝鲜的领导结构，如果金正恩大胆思考——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大胆行动——那么他就能独自克服这些分歧，并改善朝鲜的状况，尽管这可能会以朝鲜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削弱为代价。

　　促使越南“革新开放”的因素是什么?

　　至少有六个主要因素促使越共把国家推向“革新开放”的道路。

　　首先，坚持马列主义的越共强制要求农民和工人阶级依靠国家供给和产品消费。然而，越南在提供物资和及时有效地分配产出方面始终处于滞后状态。人们也经常受到计划经济低效的影响。特别是在革新开放之前，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由于经济资源和产出的国有化，及对分配系统的垄断，缺乏激励导致生产动力的不足。此外，许多消费品是工业产品，但如果不首先从农场释放劳动力和资本，工业化就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了从农场中释放劳动力和资本，首先需要对农民进行激励并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这就形成了一个棘手的两难困境。不幸的是，对越南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河内陷入了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境地:无法生产急需的消费品，也无法收获足够的粮食养活人民——造成了粮食短缺，最终在上世纪70年代末爆发了饥荒危机。雪上加霜的是，1985年恶性通货膨胀率升至775%的货币危机凸显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紧迫性。

　　其次，由于国家在为生产提供基本商品方面的无能，国有企业的员工被“鼓励”从事黑市交易，这导致了大规模腐败的出现。腐败现象本身对越南或东南亚任何地方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在越南历史上这个不稳定的时期，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衰落，因为那些经营非法企业的人继续获得国家补贴。事实上，为了解决越南的经济困境，国家补贴实际上还在增加，从而扩大了那些拒绝向计划经济体系回馈的人可以获得的资源池。此外，当回报下降时，减少工作时间的做法在整个系统中变得普遍，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率。

　　第三，越共在1975年将社会主义扩展到以前的南越也带来了困难。越南南部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资本主义，尽管越南共产党一开始是谨慎地将南方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但人们对新政权的愤怒和失望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方面，强制集体化减少或消除了过去的利润。此外，越共认为具有某些阶级背景的人是“可疑的”——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前南越领导人和富人——除非重新融入新社会，否则他们将被排除在外。

　　第四，越共传奇人物黎笋之死是促使越共实施革新开放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黎笋是一名共产主义革命家，也是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他是越南共产党之父胡志明值得信赖的顾问。1959年，胡志明任命他为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于1960年成为越共总书记。直到1986年去世前，他一直担任着最重要的职位。这一年也是“革新开放”政策被通过的一年。尽管黎笋实际上支持许多改革，但他似乎更喜欢渐进的方式。1986年7月，他的逝世为越共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使其从渐进式的改革转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大胆而全面的重新构想，转向市场驱动的经济。

　　新领导人现在终于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并最终处于决策的位置。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是阮文灵，他于1986年至1991年担任越共总书记，在推动革新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阮文灵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胡志明市党委书记，是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他被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可以脱离党的意识形态(尽管他曾被短暂地从政治局除名)，这可能是因为他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经历，以及在战争期间担任越共主要领导人的经历。其他越共领导人也在这段时间掌权，无论如何，他们都避走集体化的极端，尤其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认为不适合越南。

　　第五，越南1978年对柬埔寨的战争严重消耗了本已枯竭的国库。用于这场战争的资金本可以用来解决计划经济的困境和其他相关挑战，但是没有，相反，这场战争导致了越南在国际上的孤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与中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越南实施了经济制裁，其中许多国家取消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的援助不足以弥补这一不足。在所有相关国家中，中国对越南攻击其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盟友尤其愤怒。随后，中国政府在1979年沿着中越陆地边界发动攻击，以“给越南上一课”，随后不断发生边境冲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越南政府耗费了更多资源。到1982年，中苏关系已经完全恢复，北京不再担心失去对苏联及其在印度支那代理人的影响力。因此，中国试图以打击叛乱分子为由鼓励越南继续留在柬埔寨，从而继续“榨干越南的血汗”。河内直到1989年才完全撤出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

　　最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对越共决定推进革新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改革，即所谓的“新思维计划”，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并主张将国有企业转型为自筹资金的公司。尽管这可能是修正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越南能够接受经济市场化，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变化来自作为社会主义大本营的苏联。关于后一点，出于实际目的，越共被迫对改革作出反应，因为它开始导致苏联每年对越南的经济援助逐渐枯竭。到1990年，苏联的援助已经完全结束。

　　对朝鲜“革新开放”可能性的分析

　　从1975年越南统一到1986年越共的第六届党代会，越南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进行严肃而系统的改革。朝鲜可能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会让人们更加相信，金正恩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朝鲜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与越南一样，朝鲜一直难以为其国有企业提供物资，也难以为其人民提供商品和服务。尽管朝鲜没有卷入外国战争，但它也在过度军费开支的重压下维持。不过，平壤缺乏其他一些有助于河内改革的因素。例如，金氏政权尚未征服韩国，因此，它不必处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放松社会控制的情况下，最好地将其在朝鲜半岛的行政版图扩大到已经建立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尽管许多朝鲜政府官员通过从市场活动中收取租金，并亲自从事商业活动而致富，但他们似乎并不构成一个能够齐心协力推动项目改革的协调派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感兴趣的是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改革。

　　虽然朝鲜和革新开放之前的越南一样，都依赖一个外国作为其主要支持者。但苏联似乎不愿意在越南崩溃后继续为其提供经济生命线，而经济稳定的外国担保人的突然消失，反而有助于促成变革。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愿意提供至少足以维持金氏政权的支持，即使在朝鲜面临制裁的情况下。此外，朝鲜目前没有进行外国军事行动，那可能会迫使它结束以节省资金并使与大国的关系正常化，就像越南的情况一样。

　　也许最重要的是，朝鲜似乎还不愿意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在过去，当平壤面临与越南类似的重大经济动荡时，它的反应是默默地接受维持其人民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改革，然后在它感到足够强大时，立即打击私人经济活动。尽管金正恩实际上颁布了赋予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场更多自治权的政策，实际上为市场活动放松了一些社会经济空间，但这些改革通常规模较小，而且是试验性的。朝鲜尚未实施改革，使其灰色市场和企业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或许更重要的是，尽管建立了“经济特区”，但朝鲜政府似乎并没有试图遏制敲诈勒索和寻租政策，这些政策加重了经济负担，赶走了外国投资者。

　　即使是经常与朝鲜进行贸易、对政治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高的中国商人，似乎也不愿意在朝鲜经济，因为缺乏法律保护，而且政府经常展开敲诈活动。当地官员已经习惯了这种非法的敲诈勒索(并且依赖这种敲诈勒索来在平壤很好地生存)，即使金正恩决定更加公开地努力保护外国公司，他们也可能使任何改革尝试复杂化。最后，尽管中国和一些韩国公司可能会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寻求绕过制裁的办法，但国际制裁制度将对平壤开放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的任何企图构成阻碍。

　　当然，这些障碍并非无法克服。金正恩可能还会对他的核政策和人权政策做出足够的改变，以解除制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减少腐败将是一项挑战，但并非不可能，许多韩国和中国企业已准备好不顾风险进行投资。朝鲜将市场体系正规化的第一步可能是建立在受监管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这将进一步释放其创业人群的潜力。“革新开放”的另一种样式在朝鲜出现并非不可能，但它可能比在越南更加困难，而且由于金正恩不愿冒险失去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控制，这使得这种改变更为艰难。

　　derek grossman是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christian curriden是兰德的国防分析师;dung huynh兰德助理政策研究员;本文最初发表于stimson中心项目38 north;原文链接：https://www.rand.org/blog/2019/08/searching-for-signs-of-doi-moi-in-north-korea.html

        作者：derek grossman，christian curriden，dung huynh

　　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河内召回了朝鲜前驻越南大使金明吉。令他回到平壤，可能是为了让他参加同华盛顿的核问题谈判。金明吉固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谈判代表，但考虑到他刚刚结束了朝鲜驻越南大使的任期——这表明，金正恩或许也重视他对越南经济发展的洞见，以及这种模式适用于朝鲜的可能。的确，没过总统特朗普今年二月在河内与金正恩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引发了大量评论，讨论平壤是否可能采取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越南模式”，即所谓的“革新开放”政策。

主体思想塔塔顶眺望柳京饭店

　　然而，目前把两者进行比较，大部分争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们缺乏对越南走上“革新开放”道路关键驱动力的深度历史观察，也即，上世纪80年代初，对越南共产党领导层来说，为何他们相信除了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外他们别无选择。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因素，促使朝鲜走上越南当初选择的道路。在考察朝鲜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时，似乎与革新开放之前的越南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这可能会抑制朝鲜“改革开放”的前景。然而，考虑到朝鲜的领导结构，如果金正恩大胆思考——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大胆行动——那么他就能独自克服这些分歧，并改善朝鲜的状况，尽管这可能会以朝鲜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削弱为代价。

　　促使越南“革新开放”的因素是什么?

　　至少有六个主要因素促使越共把国家推向“革新开放”的道路。

　　首先，坚持马列主义的越共强制要求农民和工人阶级依靠国家供给和产品消费。然而，越南在提供物资和及时有效地分配产出方面始终处于滞后状态。人们也经常受到计划经济低效的影响。特别是在革新开放之前，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由于经济资源和产出的国有化，及对分配系统的垄断，缺乏激励导致生产动力的不足。此外，许多消费品是工业产品，但如果不首先从农场释放劳动力和资本，工业化就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了从农场中释放劳动力和资本，首先需要对农民进行激励并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这就形成了一个棘手的两难困境。不幸的是，对越南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河内陷入了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境地:无法生产急需的消费品，也无法收获足够的粮食养活人民——造成了粮食短缺，最终在上世纪70年代末爆发了饥荒危机。雪上加霜的是，1985年恶性通货膨胀率升至775%的货币危机凸显了解决经济问题的紧迫性。

　　其次，由于国家在为生产提供基本商品方面的无能，国有企业的员工被“鼓励”从事黑市交易，这导致了大规模腐败的出现。腐败现象本身对越南或东南亚任何地方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在越南历史上这个不稳定的时期，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衰落，因为那些经营非法企业的人继续获得国家补贴。事实上，为了解决越南的经济困境，国家补贴实际上还在增加，从而扩大了那些拒绝向计划经济体系回馈的人可以获得的资源池。此外，当回报下降时，减少工作时间的做法在整个系统中变得普遍，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率。

　　第三，越共在1975年将社会主义扩展到以前的南越也带来了困难。越南南部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资本主义，尽管越南共产党一开始是谨慎地将南方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但人们对新政权的愤怒和失望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方面，强制集体化减少或消除了过去的利润。此外，越共认为具有某些阶级背景的人是“可疑的”——可以预见的是，那些前南越领导人和富人——除非重新融入新社会，否则他们将被排除在外。

　　第四，越共传奇人物黎笋之死是促使越共实施革新开放的另一个关键因素。黎笋是一名共产主义革命家，也是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成员。他是越南共产党之父胡志明值得信赖的顾问。1959年，胡志明任命他为越南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于1960年成为越共总书记。直到1986年去世前，他一直担任着最重要的职位。这一年也是“革新开放”政策被通过的一年。尽管黎笋实际上支持许多改革，但他似乎更喜欢渐进的方式。1986年7月，他的逝世为越共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使其从渐进式的改革转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大胆而全面的重新构想，转向市场驱动的经济。

　　新领导人现在终于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并最终处于决策的位置。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是阮文灵，他于1986年至1991年担任越共总书记，在推动革新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阮文灵自1975年以来一直担任胡志明市党委书记，是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他被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可以脱离党的意识形态(尽管他曾被短暂地从政治局除名)，这可能是因为他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经历，以及在战争期间担任越共主要领导人的经历。其他越共领导人也在这段时间掌权，无论如何，他们都避走集体化的极端，尤其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认为不适合越南。

　　第五，越南1978年对柬埔寨的战争严重消耗了本已枯竭的国库。用于这场战争的资金本可以用来解决计划经济的困境和其他相关挑战，但是没有，相反，这场战争导致了越南在国际上的孤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东盟)与中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越南实施了经济制裁，其中许多国家取消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的援助不足以弥补这一不足。在所有相关国家中，中国对越南攻击其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盟友尤其愤怒。随后，中国政府在1979年沿着中越陆地边界发动攻击，以“给越南上一课”，随后不断发生边境冲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越南政府耗费了更多资源。到1982年，中苏关系已经完全恢复，北京不再担心失去对苏联及其在印度支那代理人的影响力。因此，中国试图以打击叛乱分子为由鼓励越南继续留在柬埔寨，从而继续“榨干越南的血汗”。河内直到1989年才完全撤出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

　　最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对越共决定推进革新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的改革，即所谓的“新思维计划”，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并主张将国有企业转型为自筹资金的公司。尽管这可能是修正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越南能够接受经济市场化，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变化来自作为社会主义大本营的苏联。关于后一点，出于实际目的，越共被迫对改革作出反应，因为它开始导致苏联每年对越南的经济援助逐渐枯竭。到1990年，苏联的援助已经完全结束。

　　对朝鲜“革新开放”可能性的分析

　　从1975年越南统一到1986年越共的第六届党代会，越南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进行严肃而系统的改革。朝鲜可能也存在类似的趋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会让人们更加相信，金正恩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朝鲜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与越南一样，朝鲜一直难以为其国有企业提供物资，也难以为其人民提供商品和服务。尽管朝鲜没有卷入外国战争，但它也在过度军费开支的重压下维持。不过，平壤缺乏其他一些有助于河内改革的因素。例如，金氏政权尚未征服韩国，因此，它不必处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放松社会控制的情况下，最好地将其在朝鲜半岛的行政版图扩大到已经建立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尽管许多朝鲜政府官员通过从市场活动中收取租金，并亲自从事商业活动而致富，但他们似乎并不构成一个能够齐心协力推动项目改革的协调派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感兴趣的是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不是更广泛的经济改革。

　　虽然朝鲜和革新开放之前的越南一样，都依赖一个外国作为其主要支持者。但苏联似乎不愿意在越南崩溃后继续为其提供经济生命线，而经济稳定的外国担保人的突然消失，反而有助于促成变革。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愿意提供至少足以维持金氏政权的支持，即使在朝鲜面临制裁的情况下。此外，朝鲜目前没有进行外国军事行动，那可能会迫使它结束以节省资金并使与大国的关系正常化，就像越南的情况一样。

　　也许最重要的是，朝鲜似乎还不愿意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在过去，当平壤面临与越南类似的重大经济动荡时，它的反应是默默地接受维持其人民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改革，然后在它感到足够强大时，立即打击私人经济活动。尽管金正恩实际上颁布了赋予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场更多自治权的政策，实际上为市场活动放松了一些社会经济空间，但这些改革通常规模较小，而且是试验性的。朝鲜尚未实施改革，使其灰色市场和企业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或许更重要的是，尽管建立了“经济特区”，但朝鲜政府似乎并没有试图遏制敲诈勒索和寻租政策，这些政策加重了经济负担，赶走了外国投资者。

　　即使是经常与朝鲜进行贸易、对政治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高的中国商人，似乎也不愿意在朝鲜经济，因为缺乏法律保护，而且政府经常展开敲诈活动。当地官员已经习惯了这种非法的敲诈勒索(并且依赖这种敲诈勒索来在平壤很好地生存)，即使金正恩决定更加公开地努力保护外国公司，他们也可能使任何改革尝试复杂化。最后，尽管中国和一些韩国公司可能会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寻求绕过制裁的办法，但国际制裁制度将对平壤开放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的任何企图构成阻碍。

　　当然，这些障碍并非无法克服。金正恩可能还会对他的核政策和人权政策做出足够的改变，以解除制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减少腐败将是一项挑战，但并非不可能，许多韩国和中国企业已准备好不顾风险进行投资。朝鲜将市场体系正规化的第一步可能是建立在受监管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这将进一步释放其创业人群的潜力。“革新开放”的另一种样式在朝鲜出现并非不可能，但它可能比在越南更加困难，而且由于金正恩不愿冒险失去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控制，这使得这种改变更为艰难。

　　derek grossman是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christian curriden是兰德的国防分析师;dung huynh兰德助理政策研究员;本文最初发表于stimson中心项目38 north;原文链接：https://www.rand.org/blog/2019/08/searching-for-signs-of-doi-moi-in-north-kore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