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苏联解体倒计时的读秒人-凯发k8官方首页

 　　自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短短28个月内，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脚跟脚去世。我不知他们是升入天堂，还是去了什么地方，知道的是，那时我们与苏联交恶多年，不少人因而掐指头，下一个是谁呢?谁也没想到，下一个竟然是苏联。

克里姆林宫红旗落下

　　一代帝国，寿终正寝。

　　帝国中心的人很平静，所谓竟无一个是男儿。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卫星国的人们，更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反倒是当年喊打倒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些人不高兴了，甚至痛心疾首，为其唱起了挽歌。他们把苏联解体的罪责安在帝国最后一任掌门人、那位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戈尔巴乔夫头上。

　　怀有这个奇怪看法和情绪的，今天也不乏其人，有关种种，不再一一。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阴谋论者懂不懂这个道理，很难讲，但美国前总统里根似乎懂，所以他敢放言：不战而胜。

　　按照我的分析，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别是他执政的后期，苏联就进入解体倒计时。就此，只要看看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主政期间的表现，特别是看看他们是怎么接班、怎么走进红场列宁墓旁宫墙下的，就知道，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躲不过。换上另一个人也躲不过。最大的变数，可能未必是这一天，也仅仅是迟早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被“艺术”地死去

　　勃列日涅夫通过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入主克里姆林宫。这是一位公认的庸才。但在苏联，“平庸绝不是取得权力的障碍。相反，它是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一张或多或少有用的通行证。”因此，早在斯大林时代，下面这种现象就成为常态：“无畏的人被懦夫取代，讲原则的人被无原则的人淘汰，讲真话的人被讲假话的人替换，大公无私的人被野心家顶替，能干的人被庸才撤掉。”(《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以下简称《高墙》弗.索洛维约夫与艾.克列皮科娃著，下文没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著)

　　平庸不可怕，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勃列日涅夫就不知自己的斤两，自大、狂妄，与美国搞起了军备竞赛，穷兵黩武，侵略扩张，一心想称霸世界，苏联家底因此几乎被掏空。但勃列日涅夫看不到也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只是头衔、奖章、礼物、荣誉和其它在权力上的标记。”为此闹出不少国际笑话。

”勋章大王“勃列日涅夫

　　作为堂堂超级大国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在与美国首脑会谈时，看上对方一位会谈人员的手表。人家说这是妻子给自己的礼物，不能送人。勃列日涅夫愤而终止会谈。直到手表到手后才回到会谈桌旁。至于去一个国家就要人家赠送自己一辆高级小轿车，已经是惯例，如此种种，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

　　他也满口马列，但事实是，他的信仰、理想，甚至做人的基本尊严，都被西伯利亚的寒风吹跑了。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回忆，父亲与弟弟私下交谈时，毫不掩饰：“什么共产主义，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話。”与后来苏共中央书记、宣部長雅科夫列夫，把马克思主义斥为“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如出一辙。

　　他们原来是一帮口是心非的骗子。

　　面对勃列日涅夫的不成体统，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决心取而代之。这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有些想法的。但克里姆林宫实行的是终身制，不到咽气，不撒手权力，宫廷政变也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碍于自己是勃氏亲信，安德罗波夫不好意思像对赫鲁晓夫那样下手。他另辟蹊径，为勃列日涅夫安排了不堪胜任的工作日程：出国访问，迎来送往，基层视察，指导工作，大会小会，逢会必到，连篇累牍发表讲话，可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如此高频率的工作节奏，即使对好人来说也是难以应付和招架的，何况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然而，这正是安德罗波夫希望的：如果勃列日涅夫能这样地累死，对安德罗波夫来说是解决存在危机的最好办法。

　　独裁者的亲信是最靠不住的。

　　随后，勃列日涅夫整天像个赶场子的演员，被高尚地、荣耀地做着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累死累活，心劳日拙，苦不堪言，却又无法拒绝。

　　话说1982年11月7日临近了。《高墙》作者分析并披露，作为十月革命65周年纪念日，安德罗波夫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对老年人来讲，户外活动很危险。勃列日涅夫的医生劝阻他不要到列宁墓上阅兵。但安德罗波夫一口回绝，认为勃氏在那一天的缺席，会在苏联观众以及外国观察家中引起胡乱猜测。严守苏联礼仪的规矩适用于所有人。

　　政治正确，不容置疑。

　　勃列日涅夫无法拒绝政治正确。

　　此前，他在安德罗波夫安排的视察工厂活动中，十分蹊跷地被倒下的墙体砸伤。今天，这位刚刚伤愈复出、且患有痛风、心脏病的76岁的老人，被两旁助手搀扶着，走一步停一步，艰难地登上了列宁墓上的检阅台。

　　作为今天的主角，他需要按照既定的脚本，做安德罗波夫导演规定动作。检阅台上，寒气逼人，久站不动，手脚冰凉。勃列日涅夫多想尽快卸妆，回到温暖的办公室，舒舒服服躺一会儿，喝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热茶，他不能。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脸部肿胀了，肌肉僵硬了，还不得不抬起早已麻木的右臂，向广场上行进的游行队伍挥手。《高墙》作者在这里留下了辛辣、生动但也不太厚道的一笔：勃列日涅夫在这里“不是检阅，这是他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的苏联告别。”

　　果然，三天后，勃列日涅夫一命呜呼。一周后，他的心腹安德罗波夫率领一班老臣，在红场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安德罗波夫在绝望和疯狂中合眼

　　据《高墙》作者对克里姆林宫高墙内政治生活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克里姆林宫里人的主要精力，不是从事于寻求解决国内外问题的办法，而是寻找进行权力斗争的诀窍。由于既没有选举制度，又没有世袭的继承原则，克里姆林宫成了政治阴谋、破坏战术、临时联盟、背信弃义、大起大落和神秘死亡的中心。

　　在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争夺战中，作为克格勃头子的安德罗波夫，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态烂熟于心，不管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早在1982年春，他就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大权。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沙皇。

安德罗波夫

　　“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位新领导人登基就意味着离开而不是继承前任的路线……不过不能越出一潭死水的苏维埃制度的圈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为了伪装到手的权力的合法性，更要显示自己是开辟新局面、创造新辉煌的一代雄主。为此，最省事最有效最能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举起反腐的旗号。

　　事实上，这项工作在勃列日涅夫还能出气儿时他就开始了。在密友和同乡戈尔巴乔夫的怂恿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提拔重用老乡朋友亲信“第聂伯帮”、中央委员和部长会议等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把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从他们长期盘踞的地盘中赶了出去，用克格勃中可靠的干部来替代。同时，他改组了州级苏维埃的权力机构。在150名州级的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到三分之一。

　　安德罗波夫挥舞着反贪这件武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原因很简单，贪污腐化几乎是苏俄帝国大小官员的生活方式。只要锁定目标，无不中枪。

　　安德罗波夫反腐的旗号赢得了帝国人民的欢呼，声望如日中天，却也为自己赢来了一颗致命的子弹。

　　被免掉内务部长职务并开出党籍的尼古拉.谢洛科夫，曾是安德罗波夫的政敌，他在面临死刑审判时，选择了自杀。儿子被流放。

　　谢洛科夫的夫人与安德罗波夫住在同一座公寓里。她人向仇人射出了几粒子弹，击伤其腰部。这件事发生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名副其实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四个月后。在来日不多的11个月里，安德罗波夫躺在床上，与死神顽强抗争，指挥帝国运转。

　　客观地讲，安德罗波夫是一位雄心勃勃且十分能干的领导人。他本来想大干一场，把勃列日涅夫耽误的18年找回来。他想依靠警察和反腐运动来恢复苏联秩序。他的目标，用《高墙》作者的话讲，可以插上几个不同的标签：警察国家的幻想，警察国家的理想，警察国家的叙事诗，以及一个乌托邦式的警察国家。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了。“他不懂别的手段。”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得不面对死神的召唤，心有一万个不甘，却回天无术，内心的愤懑不言而喻。

　　更窝心的是，处于种种不可为外人道的考虑，克里姆林宫要掩盖真相，因而也就不能对凶手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他很憋气。领导一憋气，事情很严重。长期在克格勃中扭曲的性格、丧失的人性和植根于灵魂深处的邪恶，最后来了个大爆发。

　　1983年9月1日夜里，他下令击落一架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客机，269名韩国人提前做了安德罗波夫的殉葬者。

　　这一明目张胆的恐怖袭击，立即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它毁掉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所有桥梁”，使得苏联本来就糟糕的国际环境陷入空前的危机。

　　奇怪的是，安德罗波夫在国内的威信不降反升。对此，《高墙》作者做了如下分析：几个世纪的奴颜婢膝状态已使俄罗斯民众惯于把仁慈当软弱，把野蛮残暴看作强大，把畏惧当作尊重了。他们只能在同类中找到或制造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以此获得心里那点可怜可鄙的满足和慰藉。阿q式的思维，不分民族和国界。

　　6个月后，安德罗波夫蹬了腿。

　　《高墙》作者庆幸：“在历史上，安德罗波夫由于生命短促未能充分发挥他干坏事的潜力。”

　　阿弥陀佛!

　　契尔年科在“化妆室”里走人

　　现在，轮到契尔年科登场了。

　　《高墙》第二章的题目是《暴君棺材旁的决斗》，说的是安德罗波夫死后接班人的问题。

　　一如前述，在苏联这样的极权专制国家，前任最高领导人死去之后谁接班，宫廷之内充满算计，烛影斧声，波诡云谲。

　　现在，安德罗波夫躺在棺材里。最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罗曼诺夫与戈尔巴乔夫，就谁入承大统，展开了决斗。这两个人，级别一样，实力相当，谁都没能压倒对方的胜算。好在他俩还算理智，知道鱼死网破，零和游戏，不合算。权衡之下，他们做出妥协，妥协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

　　老迈的契尔年科渔翁得利，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契尔年科

　　问题是，为什么妥协在契尔年科，而不是其他人?这不仅因为契尔年科在克里姆林宫的资历很长，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平庸之人。在平庸方面，他比勃列日涅夫更甚。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尔科姆.图恩，评价契尔年科：“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典型的傻瓜”。

　　这样的人，好事干不成，坏事也干不到哪里去，这就很对一些人的胃口——那帮在克里姆林宫扎堆的、同样平庸的政治老人的胃口。“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宁静、稳定又有荣誉的安乐窝的晚年、在红场上能举行庄严的葬礼、骨灰可以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或在宫墙附近有埋葬遗体的一席之地比什么都重要。”

　　平庸的契尔年科让政治老人满意了，却使克里姆林宫陷入尴尬。

　　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逻辑，苏联最高领导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个个应该也必须“伟光正”，怎么能选一个“一个对什么都不了解的长期病号”(安德罗波夫对契尔年科的评价)做他们的领路人呢?

　　没有“伟光正”，就制造一个“伟光正”;不是“伟光正”，把他打扮成“伟光正”。大家七手八脚，把契尔年科抬进政治“化妆室”。

　　在契尔年科仅剩的13个月里，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契尔年科吹喇叭，唱赞歌，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和御用文人，在讲话和文章中开始引用他们能找到的契尔年科的言论。莫斯科党魁格里申在契尔年科登基才七天的一次讲话中，26次赞扬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真理报》刊登了契尔年科女儿颂扬其父亲的长篇文章。电影制片人为契尔年科拍摄了一部叫做《边疆青年》的纪录片，歌颂年轻的契尔年科在内战中谁也不知道的英勇事迹。契尔年科没有参加二战期间的苏联卫国战争，国防部的《红星报》就刊登了一篇远东边区司令员华西里.顿斯科伊中将的一篇文章，让他参加了。

　　总而言之，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如“大洋国”真理部那样，随时准备发布关于老大的神话。

　　“如果事实不符，那么事实就得修正。”(《1984》)

　　这一切，都是给克里姆林宫外的人看的。在宫内，没有人把契尔年科当回事。

　　老资格的外长葛罗米柯，从前只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外交政策的传声筒。现在，他把这个传声筒扔到垃圾桶里了。在外交问题上，据《高墙》作者获取的信息，如果契尔年科对葛罗米柯的决策有什么意见的话，葛罗米柯根本不予理睬。在莫斯科同外国领导人会见时，葛罗米柯不耐烦而且粗暴地打断总书记的话，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也的确不需要把他放在眼里了。这时的契尔年科，与前任勃列日涅夫和遭到暗算的安德罗波夫一样，不能独自起、坐、走路，无人帮忙时，连大衣的扣子也扣不上。他们身边总有医护人员跟随，形同僵尸。

　　一个政权和时代的末期，谣言和政治笑话满天飞。例如：

　　“契尔年科作报告时，为什么面前有三个话筒呢?”

　　“其中两个为他提供氧气。”

　　警察询问一个前来参加克里姆林宫葬礼的人：“你有票吗?”

　　“有，我有预订票。”

　　此时的克里姆林宫，不再是苏维埃统治的中心，它成了“成了养老院。”一个只限于搞礼仪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人们相互颁发勋章，接待外宾，进行一些对国家并无直接影响的简单活动。”

　　“下层的人不想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上层的人又无能加以改变”。国家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苏联的冬天，度娘给出的时间是11月到第二年的4月。这漫长的六个月，总是与苏联老迈的领导人过不去。76岁的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死于1982年11月10日，70岁的安德罗波夫执政15个月，死于1984年2月9日，74岁的契尔年科执政13个月，死于1985年3月10日。

　　帝国最高领导人以加速度离去。苏联解体倒计时的秒针咔嚓、咔嚓响着，清脆而又果断。

　　契尔年科死去刚刚四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被宣布为苏共总书记。这样的速度，在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

　　戈尔巴乔夫注定是苏联解体的最后读秒者

　　戈尔巴乔夫能坐上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宝座，最大的恩主是葛罗米柯外交部长。这是一位是同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参加雅尔塔会议、当时唯一还活着并活跃在苏联政坛上的人。现在，他终于获得了挑选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拍板权。他以无可置疑的老前辈的权威和果断，否定了一切反对意见，认定，能改变苏联的颓势和溃败局面的，只有戈尔巴乔夫。

　　他错了。政治伦理原则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活中早已不能起任何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比葛罗米柯看得清楚。这位公主在愤而离开苏联时丢下一句冷冰的话：“我是带着一个产生在旧时代、现在却支配着党的一种僵化了的共产党人的可怕印象离开的。”

　　他错了。这个生于不义、后天失道的帝国，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当初，葛罗米柯和“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托克维尔)，现在，屋要塌了，席要散了，才想起扶大厦于将倾，晚了。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想就此罢休。

戈尔巴乔夫

　　早在他进入苏联权力中心主管苏联经济时，为振兴苏联经济，就曾祭起1935年斯大林在全国工农战线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这项运动类似于我们曾经的大跃进运动。结果成了一个笑话。

　　在庆祝战胜纳粹德国40周年的群众大会上，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历数了斯大林的种种功绩和职务，用全名称称呼：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据《高墙》作者讲，戈尔巴乔夫是斯大林死后，用这样尊敬的语调来提斯大林名字的第一位苏联领袖。作者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意图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重振帝国雄风的宣言。

　　马克思说，“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戈尔巴乔夫自我讽刺的意味更加浓。

　　万般无奈，他才搞起了新思维，公开化。他想在不动僵尸制度和机制的前提下，通过这些名堂创造新的历史，自是一厢情愿。

　　客观讲，戈尔巴乔夫的种种努力，的确为老帝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它多苟延了些时日。但毕竟形势比人强，戈尔巴乔夫除了做苏联解体的最后读秒者、帝国的终结者或者说守墓人，别的，就没他什么事儿了。

　　还是马克思讲的对，世界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人们愉快地向过去告别，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2020年1月7日)

 　　自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短短28个月内，苏联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脚跟脚去世。我不知他们是升入天堂，还是去了什么地方，知道的是，那时我们与苏联交恶多年，不少人因而掐指头，下一个是谁呢?谁也没想到，下一个竟然是苏联。

克里姆林宫红旗落下

　　一代帝国，寿终正寝。

　　帝国中心的人很平静，所谓竟无一个是男儿。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卫星国的人们，更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反倒是当年喊打倒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些人不高兴了，甚至痛心疾首，为其唱起了挽歌。他们把苏联解体的罪责安在帝国最后一任掌门人、那位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戈尔巴乔夫头上。

　　怀有这个奇怪看法和情绪的，今天也不乏其人，有关种种，不再一一。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阴谋论者懂不懂这个道理，很难讲，但美国前总统里根似乎懂，所以他敢放言：不战而胜。

　　按照我的分析，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别是他执政的后期，苏联就进入解体倒计时。就此，只要看看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主政期间的表现，特别是看看他们是怎么接班、怎么走进红场列宁墓旁宫墙下的，就知道，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躲不过。换上另一个人也躲不过。最大的变数，可能未必是这一天，也仅仅是迟早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被“艺术”地死去

　　勃列日涅夫通过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入主克里姆林宫。这是一位公认的庸才。但在苏联，“平庸绝不是取得权力的障碍。相反，它是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一张或多或少有用的通行证。”因此，早在斯大林时代，下面这种现象就成为常态：“无畏的人被懦夫取代，讲原则的人被无原则的人淘汰，讲真话的人被讲假话的人替换，大公无私的人被野心家顶替，能干的人被庸才撤掉。”(《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以下简称《高墙》弗.索洛维约夫与艾.克列皮科娃著，下文没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著)

　　平庸不可怕，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勃列日涅夫就不知自己的斤两，自大、狂妄，与美国搞起了军备竞赛，穷兵黩武，侵略扩张，一心想称霸世界，苏联家底因此几乎被掏空。但勃列日涅夫看不到也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只是头衔、奖章、礼物、荣誉和其它在权力上的标记。”为此闹出不少国际笑话。

”勋章大王“勃列日涅夫

　　作为堂堂超级大国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在与美国首脑会谈时，看上对方一位会谈人员的手表。人家说这是妻子给自己的礼物，不能送人。勃列日涅夫愤而终止会谈。直到手表到手后才回到会谈桌旁。至于去一个国家就要人家赠送自己一辆高级小轿车，已经是惯例，如此种种，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

　　他也满口马列，但事实是，他的信仰、理想，甚至做人的基本尊严，都被西伯利亚的寒风吹跑了。勃列日涅夫女儿加琳娜回忆，父亲与弟弟私下交谈时，毫不掩饰：“什么共产主义，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話。”与后来苏共中央书记、宣部長雅科夫列夫，把马克思主义斥为“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如出一辙。

　　他们原来是一帮口是心非的骗子。

　　面对勃列日涅夫的不成体统，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决心取而代之。这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有些想法的。但克里姆林宫实行的是终身制，不到咽气，不撒手权力，宫廷政变也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碍于自己是勃氏亲信，安德罗波夫不好意思像对赫鲁晓夫那样下手。他另辟蹊径，为勃列日涅夫安排了不堪胜任的工作日程：出国访问，迎来送往，基层视察，指导工作，大会小会，逢会必到，连篇累牍发表讲话，可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如此高频率的工作节奏，即使对好人来说也是难以应付和招架的，何况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然而，这正是安德罗波夫希望的：如果勃列日涅夫能这样地累死，对安德罗波夫来说是解决存在危机的最好办法。

　　独裁者的亲信是最靠不住的。

　　随后，勃列日涅夫整天像个赶场子的演员，被高尚地、荣耀地做着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累死累活，心劳日拙，苦不堪言，却又无法拒绝。

　　话说1982年11月7日临近了。《高墙》作者分析并披露，作为十月革命65周年纪念日，安德罗波夫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非常冷。对老年人来讲，户外活动很危险。勃列日涅夫的医生劝阻他不要到列宁墓上阅兵。但安德罗波夫一口回绝，认为勃氏在那一天的缺席，会在苏联观众以及外国观察家中引起胡乱猜测。严守苏联礼仪的规矩适用于所有人。

　　政治正确，不容置疑。

　　勃列日涅夫无法拒绝政治正确。

　　此前，他在安德罗波夫安排的视察工厂活动中，十分蹊跷地被倒下的墙体砸伤。今天，这位刚刚伤愈复出、且患有痛风、心脏病的76岁的老人，被两旁助手搀扶着，走一步停一步，艰难地登上了列宁墓上的检阅台。

　　作为今天的主角，他需要按照既定的脚本，做安德罗波夫导演规定动作。检阅台上，寒气逼人，久站不动，手脚冰凉。勃列日涅夫多想尽快卸妆，回到温暖的办公室，舒舒服服躺一会儿，喝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热茶，他不能。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脸部肿胀了，肌肉僵硬了，还不得不抬起早已麻木的右臂，向广场上行进的游行队伍挥手。《高墙》作者在这里留下了辛辣、生动但也不太厚道的一笔：勃列日涅夫在这里“不是检阅，这是他在向红场，向莫斯科，向他统治的苏联告别。”

　　果然，三天后，勃列日涅夫一命呜呼。一周后，他的心腹安德罗波夫率领一班老臣，在红场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安德罗波夫在绝望和疯狂中合眼

　　据《高墙》作者对克里姆林宫高墙内政治生活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克里姆林宫里人的主要精力，不是从事于寻求解决国内外问题的办法，而是寻找进行权力斗争的诀窍。由于既没有选举制度，又没有世袭的继承原则，克里姆林宫成了政治阴谋、破坏战术、临时联盟、背信弃义、大起大落和神秘死亡的中心。

　　在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争夺战中，作为克格勃头子的安德罗波夫，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态烂熟于心，不管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早在1982年春，他就掌握了克里姆林宫的大权。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沙皇。

安德罗波夫

　　“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位新领导人登基就意味着离开而不是继承前任的路线……不过不能越出一潭死水的苏维埃制度的圈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为了伪装到手的权力的合法性，更要显示自己是开辟新局面、创造新辉煌的一代雄主。为此，最省事最有效最能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举起反腐的旗号。

　　事实上，这项工作在勃列日涅夫还能出气儿时他就开始了。在密友和同乡戈尔巴乔夫的怂恿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提拔重用老乡朋友亲信“第聂伯帮”、中央委员和部长会议等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把三分之一的高级官员从他们长期盘踞的地盘中赶了出去，用克格勃中可靠的干部来替代。同时，他改组了州级苏维埃的权力机构。在150名州级的党魁中，47名被撤职，几乎占到三分之一。

　　安德罗波夫挥舞着反贪这件武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原因很简单，贪污腐化几乎是苏俄帝国大小官员的生活方式。只要锁定目标，无不中枪。

　　安德罗波夫反腐的旗号赢得了帝国人民的欢呼，声望如日中天，却也为自己赢来了一颗致命的子弹。

　　被免掉内务部长职务并开出党籍的尼古拉.谢洛科夫，曾是安德罗波夫的政敌，他在面临死刑审判时，选择了自杀。儿子被流放。

　　谢洛科夫的夫人与安德罗波夫住在同一座公寓里。她人向仇人射出了几粒子弹，击伤其腰部。这件事发生在安德罗波夫成为名副其实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四个月后。在来日不多的11个月里，安德罗波夫躺在床上，与死神顽强抗争，指挥帝国运转。

　　客观地讲，安德罗波夫是一位雄心勃勃且十分能干的领导人。他本来想大干一场，把勃列日涅夫耽误的18年找回来。他想依靠警察和反腐运动来恢复苏联秩序。他的目标，用《高墙》作者的话讲，可以插上几个不同的标签：警察国家的幻想，警察国家的理想，警察国家的叙事诗，以及一个乌托邦式的警察国家。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了。“他不懂别的手段。”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得不面对死神的召唤，心有一万个不甘，却回天无术，内心的愤懑不言而喻。

　　更窝心的是，处于种种不可为外人道的考虑，克里姆林宫要掩盖真相，因而也就不能对凶手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他很憋气。领导一憋气，事情很严重。长期在克格勃中扭曲的性格、丧失的人性和植根于灵魂深处的邪恶，最后来了个大爆发。

　　1983年9月1日夜里，他下令击落一架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客机，269名韩国人提前做了安德罗波夫的殉葬者。

　　这一明目张胆的恐怖袭击，立即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它毁掉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所有桥梁”，使得苏联本来就糟糕的国际环境陷入空前的危机。

　　奇怪的是，安德罗波夫在国内的威信不降反升。对此，《高墙》作者做了如下分析：几个世纪的奴颜婢膝状态已使俄罗斯民众惯于把仁慈当软弱，把野蛮残暴看作强大，把畏惧当作尊重了。他们只能在同类中找到或制造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以此获得心里那点可怜可鄙的满足和慰藉。阿q式的思维，不分民族和国界。

　　6个月后，安德罗波夫蹬了腿。

　　《高墙》作者庆幸：“在历史上，安德罗波夫由于生命短促未能充分发挥他干坏事的潜力。”

　　阿弥陀佛!

　　契尔年科在“化妆室”里走人

　　现在，轮到契尔年科登场了。

　　《高墙》第二章的题目是《暴君棺材旁的决斗》，说的是安德罗波夫死后接班人的问题。

　　一如前述，在苏联这样的极权专制国家，前任最高领导人死去之后谁接班，宫廷之内充满算计，烛影斧声，波诡云谲。

　　现在，安德罗波夫躺在棺材里。最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罗曼诺夫与戈尔巴乔夫，就谁入承大统，展开了决斗。这两个人，级别一样，实力相当，谁都没能压倒对方的胜算。好在他俩还算理智，知道鱼死网破，零和游戏，不合算。权衡之下，他们做出妥协，妥协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

　　老迈的契尔年科渔翁得利，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契尔年科

　　问题是，为什么妥协在契尔年科，而不是其他人?这不仅因为契尔年科在克里姆林宫的资历很长，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平庸之人。在平庸方面，他比勃列日涅夫更甚。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尔科姆.图恩，评价契尔年科：“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典型的傻瓜”。

　　这样的人，好事干不成，坏事也干不到哪里去，这就很对一些人的胃口——那帮在克里姆林宫扎堆的、同样平庸的政治老人的胃口。“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宁静、稳定又有荣誉的安乐窝的晚年、在红场上能举行庄严的葬礼、骨灰可以安放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或在宫墙附近有埋葬遗体的一席之地比什么都重要。”

　　平庸的契尔年科让政治老人满意了，却使克里姆林宫陷入尴尬。

　　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政治逻辑，苏联最高领导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个个应该也必须“伟光正”，怎么能选一个“一个对什么都不了解的长期病号”(安德罗波夫对契尔年科的评价)做他们的领路人呢?

　　没有“伟光正”，就制造一个“伟光正”;不是“伟光正”，把他打扮成“伟光正”。大家七手八脚，把契尔年科抬进政治“化妆室”。

　　在契尔年科仅剩的13个月里，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契尔年科吹喇叭，唱赞歌，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和御用文人，在讲话和文章中开始引用他们能找到的契尔年科的言论。莫斯科党魁格里申在契尔年科登基才七天的一次讲话中，26次赞扬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真理报》刊登了契尔年科女儿颂扬其父亲的长篇文章。电影制片人为契尔年科拍摄了一部叫做《边疆青年》的纪录片，歌颂年轻的契尔年科在内战中谁也不知道的英勇事迹。契尔年科没有参加二战期间的苏联卫国战争，国防部的《红星报》就刊登了一篇远东边区司令员华西里.顿斯科伊中将的一篇文章，让他参加了。

　　总而言之，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如“大洋国”真理部那样，随时准备发布关于老大的神话。

　　“如果事实不符，那么事实就得修正。”(《1984》)

　　这一切，都是给克里姆林宫外的人看的。在宫内，没有人把契尔年科当回事。

　　老资格的外长葛罗米柯，从前只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外交政策的传声筒。现在，他把这个传声筒扔到垃圾桶里了。在外交问题上，据《高墙》作者获取的信息，如果契尔年科对葛罗米柯的决策有什么意见的话，葛罗米柯根本不予理睬。在莫斯科同外国领导人会见时，葛罗米柯不耐烦而且粗暴地打断总书记的话，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也的确不需要把他放在眼里了。这时的契尔年科，与前任勃列日涅夫和遭到暗算的安德罗波夫一样，不能独自起、坐、走路，无人帮忙时，连大衣的扣子也扣不上。他们身边总有医护人员跟随，形同僵尸。

　　一个政权和时代的末期，谣言和政治笑话满天飞。例如：

　　“契尔年科作报告时，为什么面前有三个话筒呢?”

　　“其中两个为他提供氧气。”

　　警察询问一个前来参加克里姆林宫葬礼的人：“你有票吗?”

　　“有，我有预订票。”

　　此时的克里姆林宫，不再是苏维埃统治的中心，它成了“成了养老院。”一个只限于搞礼仪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人们相互颁发勋章，接待外宾，进行一些对国家并无直接影响的简单活动。”

　　“下层的人不想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而上层的人又无能加以改变”。国家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苏联的冬天，度娘给出的时间是11月到第二年的4月。这漫长的六个月，总是与苏联老迈的领导人过不去。76岁的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死于1982年11月10日，70岁的安德罗波夫执政15个月，死于1984年2月9日，74岁的契尔年科执政13个月，死于1985年3月10日。

　　帝国最高领导人以加速度离去。苏联解体倒计时的秒针咔嚓、咔嚓响着，清脆而又果断。

　　契尔年科死去刚刚四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被宣布为苏共总书记。这样的速度，在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

　　戈尔巴乔夫注定是苏联解体的最后读秒者

　　戈尔巴乔夫能坐上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宝座，最大的恩主是葛罗米柯外交部长。这是一位是同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参加雅尔塔会议、当时唯一还活着并活跃在苏联政坛上的人。现在，他终于获得了挑选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拍板权。他以无可置疑的老前辈的权威和果断，否定了一切反对意见，认定，能改变苏联的颓势和溃败局面的，只有戈尔巴乔夫。

　　他错了。政治伦理原则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活中早已不能起任何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比葛罗米柯看得清楚。这位公主在愤而离开苏联时丢下一句冷冰的话：“我是带着一个产生在旧时代、现在却支配着党的一种僵化了的共产党人的可怕印象离开的。”

　　他错了。这个生于不义、后天失道的帝国，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当初，葛罗米柯和“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托克维尔)，现在，屋要塌了，席要散了，才想起扶大厦于将倾，晚了。

　　戈尔巴乔夫当然不想就此罢休。

戈尔巴乔夫

　　早在他进入苏联权力中心主管苏联经济时，为振兴苏联经济，就曾祭起1935年斯大林在全国工农战线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这项运动类似于我们曾经的大跃进运动。结果成了一个笑话。

　　在庆祝战胜纳粹德国40周年的群众大会上，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历数了斯大林的种种功绩和职务，用全名称称呼：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据《高墙》作者讲，戈尔巴乔夫是斯大林死后，用这样尊敬的语调来提斯大林名字的第一位苏联领袖。作者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意图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重振帝国雄风的宣言。

　　马克思说，“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戈尔巴乔夫自我讽刺的意味更加浓。

　　万般无奈，他才搞起了新思维，公开化。他想在不动僵尸制度和机制的前提下，通过这些名堂创造新的历史，自是一厢情愿。

　　客观讲，戈尔巴乔夫的种种努力，的确为老帝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它多苟延了些时日。但毕竟形势比人强，戈尔巴乔夫除了做苏联解体的最后读秒者、帝国的终结者或者说守墓人，别的，就没他什么事儿了。

　　还是马克思讲的对，世界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人们愉快地向过去告别，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2020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