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毒化的美中关系：正处在美苏1946年一样的历史关头-凯发k8官方首页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针对中国的言论在美国明显变得更加尖锐。诸如“中国病毒”、“对中国软弱”、“向中国服软”和“滚回中国”之类的言论充斥在政治话语里。一些权威人士认为美国进入了排华时间，另一些人似乎对此表示欢迎，还有一些人说，这只是一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会使风险成为现实: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众创伤，以及两党政治领导人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大肆使用反华言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公众创伤和将外国敌人作为替罪羊往往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灾难性的长期后果。把国际竞争对手妖魔化作为主要的国家叙事的基调，美国往往会失去与敌人合作的重要机会，有时还会发现自己在海外发起代价高昂、对国家安全没有什么价值的军事行动。如果不及时进行战略调整，这可能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为理解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镜鉴。1946年初，苏联在北美进行间谍活动的消息被公开披露，再加上苏联在伊朗和满洲采取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震惊了美国公众，令美国人对这个二战盟国的政策向“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人将这种公共创伤视为一个政治机会。他们把苏联描绘成扩张主义的威胁，并批评时任杜鲁门总统援助“红色法西斯主义”。由于担心被贴上“绥靖者”的标签，杜鲁门指示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发表一篇措辞强硬的反共演讲，以提升政府的公众形象。

　　受到公众的欢迎，战后最初的反共舆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迅速蔓延开来。自1932年以来，共和党人就率先使用这种舆论来控制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杜鲁门则发起了一项广为宣传的倡议，以铲除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接下来，更进一步，他在1947年典型的杜鲁门式演讲中采取了强烈的反共立场，以赢得公众对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持。

　　这些举措带来了短期利益(政府官员承认，例如，杜鲁门推出忠诚计划仅仅是因为“政治压力”可能会影响杜鲁门的“1948年大选")，而这些举措带来了长期的严重后果。随着1940年代后期与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反共产主义占据了美国公众的心智和话语，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僵化的政治绝对主义”取代了“在政治上安全的中间派”。

　　整个冷战期间，这种强烈的反共叙事给美国带来了两种危险的政策后果。首先，它在国内取消了与共产主义国家合作的合法性，导致美国领导人无法与战略竞争对手达成原本有意义的合作协议。杜鲁门经历了这一点。除了让伯恩斯在1946年发表一次强硬的演讲外，他还指示他的国务卿“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要强硬起来，不要与苏联做出任何妥协”。围绕着加强反共叙事的政治，很快使这种合作的停顿成为美国的标准政策，并使美国陷入与苏联敌对的危险状态，也包括与共产主义的中国。

　　其次，冷战期间的政客们不断地相互争斗(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以获得反共产主义的外衣，而这种方式常常使他们倾向于制定侵略性和代价高昂的政策。

　　杜鲁门也经历了这种状况。他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战略利益，尤其是跨越三八线以统一朝鲜半岛，但他还是加入了战争，以跟上国内反共潮流的压力。同样,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约翰·肯尼迪用超过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态度，对古巴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以赢得公众支持——他后来对这一点感到遗憾。在赢得总统大选后，肯尼迪放弃了与卡斯特罗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转而采取侵略政策，因为鉴于他的竞选言论，这样的政策才会在政治上有更好的局面。不幸的是，猪湾事件紧随其后，直接导致了紧张局势，在第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差一点引发了核战争。

　　总的来说，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诉诸强硬话语，往往会迫使领导人(例如，越南问题上的林登·约翰逊和伊拉克问题上的乔治·w·布什在海外采取弄巧成拙的政策。

　　今天，美国与中国面临着同1946年一样的历史关头。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约9万人死亡，造成社会疏离、经济崩溃和历史性严重失业的混乱，它对美国造成的创伤可能远比苏联在1946年采取的行动更为严重。病毒起源于中国,除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之外，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少报死亡人数，对美国责任的奇怪指控以及趁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加剧了美国公众的创伤，加深了他们的猜疑和恐惧。

　　同样与1946年类似，两党都在利用新冠疫情的创伤为11月的选举造势，因此都在推动新的激烈的反华舆论。因此，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盘算压过了对长期政策影响的考量。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最近的共和党文件指示共和党人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掩盖(疫情)”，而民主党人则“对中国软弱”。民主党人也进行了回击。最近的一份竞选文件显示，前副总统乔·拜登在赢得大选的策略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特朗普的反华态度。拜登在竞选广告中指责特朗普“对中国不够强硬”，过于信任中国领导人。

　　总的来说，两党对华的都采用阴暗的、你死我活的论调来描绘中国。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采取更激进的内外政策,那么目前在美国的反华话语将更具吸引力。到2021年，一个强烈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反华叙事将推动美国此后的外交政策。

　　那可不是好事。事实上，即使在当下这个阶段，新兴的反华叙事似乎也在影响与北京的合作。经济上脱钩的压力正在上升，尤其是涉及到抗击疫情所需的医疗用品和药品时。美国把其他事情也过度政治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比如对抗流行病、气候变化以及对抗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这个过程将是痛苦的——但是这种叙事显而易见的后果。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上世纪4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存在这种依赖)可能会有所帮助。当美国想要在国外采取措施对抗中国的时候，国家为疫情防控所分散的精力也可能会减弱这种对抗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不过，对美国温和派来说，最大的希望可能在于其党派联盟内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人似乎并不完全认同拜登的反华立场——一些进步人士公开回避这一点。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下降，共和党担心与特朗普关系过于密切，也可能导致共和党对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的支持出现类似的裂痕。历史表明，像这样的联盟内部的裂痕往往会缓和党派间的争论，以及对国外激进的公共叙事和/或外交政策。

　　最后，让我们期待类似的事情会发生。这可能是我们从与中国走向敌对关头抽身的唯一机会。

　　作者系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副教授；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凯发k8国际娱乐官网入口官网，原文链接：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针对中国的言论在美国明显变得更加尖锐。诸如“中国病毒”、“对中国软弱”、“向中国服软”和“滚回中国”之类的言论充斥在政治话语里。一些权威人士认为美国进入了排华时间，另一些人似乎对此表示欢迎，还有一些人说，这只是一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很危险的。

　　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会使风险成为现实: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众创伤，以及两党政治领导人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大肆使用反华言论。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公众创伤和将外国敌人作为替罪羊往往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灾难性的长期后果。把国际竞争对手妖魔化作为主要的国家叙事的基调，美国往往会失去与敌人合作的重要机会，有时还会发现自己在海外发起代价高昂、对国家安全没有什么价值的军事行动。如果不及时进行战略调整，这可能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

　　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为理解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镜鉴。1946年初，苏联在北美进行间谍活动的消息被公开披露，再加上苏联在伊朗和满洲采取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震惊了美国公众，令美国人对这个二战盟国的政策向“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人将这种公共创伤视为一个政治机会。他们把苏联描绘成扩张主义的威胁，并批评时任杜鲁门总统援助“红色法西斯主义”。由于担心被贴上“绥靖者”的标签，杜鲁门指示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发表一篇措辞强硬的反共演讲，以提升政府的公众形象。

　　受到公众的欢迎，战后最初的反共舆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迅速蔓延开来。自1932年以来，共和党人就率先使用这种舆论来控制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杜鲁门则发起了一项广为宣传的倡议，以铲除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接下来，更进一步，他在1947年典型的杜鲁门式演讲中采取了强烈的反共立场，以赢得公众对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持。

　　这些举措带来了短期利益(政府官员承认，例如，杜鲁门推出忠诚计划仅仅是因为“政治压力”可能会影响杜鲁门的“1948年大选")，而这些举措带来了长期的严重后果。随着1940年代后期与苏联紧张局势的加剧，反共产主义占据了美国公众的心智和话语，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僵化的政治绝对主义”取代了“在政治上安全的中间派”。

　　整个冷战期间，这种强烈的反共叙事给美国带来了两种危险的政策后果。首先，它在国内取消了与共产主义国家合作的合法性，导致美国领导人无法与战略竞争对手达成原本有意义的合作协议。杜鲁门经历了这一点。除了让伯恩斯在1946年发表一次强硬的演讲外，他还指示他的国务卿“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要强硬起来，不要与苏联做出任何妥协”。围绕着加强反共叙事的政治，很快使这种合作的停顿成为美国的标准政策，并使美国陷入与苏联敌对的危险状态，也包括与共产主义的中国。

　　其次，冷战期间的政客们不断地相互争斗(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以获得反共产主义的外衣，而这种方式常常使他们倾向于制定侵略性和代价高昂的政策。

　　杜鲁门也经历了这种状况。他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战略利益，尤其是跨越三八线以统一朝鲜半岛，但他还是加入了战争，以跟上国内反共潮流的压力。同样,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约翰·肯尼迪用超过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态度，对古巴采取特别强硬的立场，以赢得公众支持——他后来对这一点感到遗憾。在赢得总统大选后，肯尼迪放弃了与卡斯特罗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转而采取侵略政策，因为鉴于他的竞选言论，这样的政策才会在政治上有更好的局面。不幸的是，猪湾事件紧随其后，直接导致了紧张局势，在第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差一点引发了核战争。

　　总的来说，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诉诸强硬话语，往往会迫使领导人(例如，越南问题上的林登·约翰逊和伊拉克问题上的乔治·w·布什在海外采取弄巧成拙的政策。

　　今天，美国与中国面临着同1946年一样的历史关头。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约9万人死亡，造成社会疏离、经济崩溃和历史性严重失业的混乱，它对美国造成的创伤可能远比苏联在1946年采取的行动更为严重。病毒起源于中国,除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之外，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少报死亡人数，对美国责任的奇怪指控以及趁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加剧了美国公众的创伤，加深了他们的猜疑和恐惧。

　　同样与1946年类似，两党都在利用新冠疫情的创伤为11月的选举造势，因此都在推动新的激烈的反华舆论。因此，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盘算压过了对长期政策影响的考量。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最近的共和党文件指示共和党人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掩盖(疫情)”，而民主党人则“对中国软弱”。民主党人也进行了回击。最近的一份竞选文件显示，前副总统乔·拜登在赢得大选的策略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特朗普的反华态度。拜登在竞选广告中指责特朗普“对中国不够强硬”，过于信任中国领导人。

　　总的来说，两党对华的都采用阴暗的、你死我活的论调来描绘中国。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采取更激进的内外政策,那么目前在美国的反华话语将更具吸引力。到2021年，一个强烈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反华叙事将推动美国此后的外交政策。

　　那可不是好事。事实上，即使在当下这个阶段，新兴的反华叙事似乎也在影响与北京的合作。经济上脱钩的压力正在上升，尤其是涉及到抗击疫情所需的医疗用品和药品时。美国把其他事情也过度政治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比如对抗流行病、气候变化以及对抗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这个过程将是痛苦的——但是这种叙事显而易见的后果。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上世纪4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存在这种依赖)可能会有所帮助。当美国想要在国外采取措施对抗中国的时候，国家为疫情防控所分散的精力也可能会减弱这种对抗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不过，对美国温和派来说，最大的希望可能在于其党派联盟内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人似乎并不完全认同拜登的反华立场——一些进步人士公开回避这一点。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特朗普的支持率继续下降，共和党担心与特朗普关系过于密切，也可能导致共和党对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的支持出现类似的裂痕。历史表明，像这样的联盟内部的裂痕往往会缓和党派间的争论，以及对国外激进的公共叙事和/或外交政策。

　　最后，让我们期待类似的事情会发生。这可能是我们从与中国走向敌对关头抽身的唯一机会。

　　作者系维克森林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副教授；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凯发k8国际娱乐官网入口官网，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