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日本帝国是如何走向歧路的-凯发k8官方首页

 　　(本文为11月28日共识国际讲坛马国川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马老师为知名媒体人，著有《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等著作。)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本的故事。“日本帝国是如何走向歧路的”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们的主持人给我定下来的，看到这个题目，我首先想到了吉田茂的一个故事。

　　楔子：豪斯上校的警告

　　大家都知道，吉田茂是近代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首相，战后他担任了长达六七年的首相，是对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国家再次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政治家。在1934年，当时他还是外务省的一个官员，受外务省的委托，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在年底，他来到了美国，拜访了著名的豪斯上校。豪斯上校是在国际政治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好友，也是他的顾问，是非常有政治远见、有战略眼光的一个政治家。我觉得他大概有点像后来的基辛格这样的人。他曾经陪着威尔逊总统参加巴黎和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幕后人物。吉田茂也是在1919年，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的随员，参加过巴黎和会。两个人认识，只是年龄差不多相差一代人的时间。

　　豪斯上校见到了吉田茂以后，两个人畅谈了很长时间。豪斯上校向吉田茂回忆起他在一战前和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间的一段故事。彼时豪斯就对威廉二世说，德国是一个新兴国家，能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希望德国继续和平发展，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走武力扩张的道路，那么德国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国家。很遗憾，德国没有听从豪斯教授的忠告，走上了战争的歧路。豪斯教授讲完了他和威廉二世的故事之后，告诉吉田茂说(这段话是在吉田茂的回忆录里记下来的，我在这儿给大家读一下)：“对于今天的日本，我也想提出与对当年德国同样的忠告。日本如果一心想要投入战争，那么近代日本的辉煌成就将毁于一旦。反之，如果日本现在能好自为之，维持和平，冷静地专心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日本的前途就不可限量。殷鉴不远，德意志帝国便是一个例子。这是我这个老人从过去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希望今天的日本国民能仔细体会我的话。”

　　现在看，这段话确实是意味深长，也让当时的吉田茂非常感动。因为吉田茂一直是一个温和派，是一个主张日本和世界友好打交道的外交家，所以他回国以后，就开始到处宣讲豪斯上校的警告或者说忠告。很遗憾，日本没有听从，而是走上了战争道路。那么日本帝国到底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歧路的呢?我想，恐怕不能从1941年开始说起，那已经是战争前夕了。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恐怕要从大正时代开始;而大正时代的前面，我们恐怕还要再讲一讲明治时代的遗产。

吉田茂

　　一、明治时代的遗产：盛世，还是衰世?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天皇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明治时代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遗产就是盛世的景象。第一，如果我们站在1912年来看日本这个国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东亚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经过40多年的奋斗，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它的国力在亚洲来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第二，颁布了宪法，建立了近代的政治体制，是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第三，它普及了教育，整个日本在1910年前后，就基本上实现了义务教育制——当然还不是九年，当时是五年义务教育制，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想想当时的清朝，可能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有数字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你就知道当时日本有多么了不起。盛世的第四个方面，日本打败了清朝，打败了沙俄，跻身世界列强之列。所以，说到明治晚期，日本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与万国对峙”的“明治梦”，这样的一个强国梦已经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有衰世的景象。衰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日本社会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比如说，到1900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为了应对这样一些激进的社会运动，当时日本政府就设立了特别高等思想警察，就是我们电影里经常看到的“特高”——指的就是思想警察。第二，当时日本社会民权不彰，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当时拥有选举权的只有1%。第三，反启蒙的思想压倒了启蒙。特别是日本在教育里面，到处宣扬、每天向学生灌输当时的教育敕语，对学生进行洗脑，是非常严重的。第四，甲午战争产生的遗产。甲午战争之前，实际上当时日本没有想到会那么快，而且以那么小的代价战胜那样一个天朝大国。这场战争的胜利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民族主义的膨胀，以及国粹主义的高涨——觉得“日本民族了不起，我们这个国家了不起”。第五，军国主义开始抬头，这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产物。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觉得应该走“武力膨胀”的道路——应该用武力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亮拳头、亮肌肉来显示自己作为一个强国的存在。这就是日本衰世的另一面。

　　也就是说，当明治天皇去世的时候，日本这个国家实际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盛世煊赫，跻身世界列强，确实是很了不起。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矛盾重重，也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在明治天皇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被称作“大正天皇”的登上了皇位。当时大正天皇20多岁，身体不好，据说可能是有癫痫之类的毛病，智力很差。这样一个弱主，没有那么多权威、没有那么多魅力的一个统治者主政，而且老一代的政治家在当时也都逐渐凋零，这个国家到底向何处去?是当时人们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人心变了：大正民主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2年年底爆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我们简单地说：在1912年12月，当时西园寺公望担任首相，这位首相反对当时陆军增加编制，结果导致陆军大臣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又导致整个西园寺内阁的解散;西园寺内阁解散以后，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不管是西园寺还是桂太郎，都是当时日本藩阀政治的代表——比如说桂太郎代表着长洲藩阀的势力，西园寺是有宫廷势力的一方，总之都是当时权贵的代表。当时日本的政治还是元老密室政治，就是说，首相不是经普选产生的议会推选出来的，而是由那些元老以轮流做庄的方式出任的。这让当时的民众非常不满。于是，在1912年年底，也就是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民众开始起来进行游行示威，反对这样一种元老密室政治。结果就导致在1913年2月，仅仅当了两个月首相的桂太郎被逼下台，又找了一个军人出任首相。桂太郎内阁是自明治时代以来，第一个被民众推翻的内阁。这场运动被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

　　这次护宪运动表明了一点：人民出场了，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对于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人民出场，对于社会运动、街头运动开始出现的情形，当时也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评论。比如说，当时的报纸就有这样的社论：“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们的舞台是大正……于大正之新时代，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绝不能听之任之。”这是报纸的评论，代表了那些支持民众运动、支持民主运动的声音。但是，相反的声音也存在，它就来自于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叫德富苏峰，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踪影。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大家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声音。在这样两种声音的背后，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觉得这样的变化其实就是在民众的推动下产生的。

　　这个变化的一大标志就是1918年9月，原敬开始组阁，原敬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在此之前，日本的首相都是有权贵身份的——伊藤博文是明治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是一个贵族，总之，不是贵族，就是有藩阀背景、有爵位的一些人。原敬是平民出身，只是一个众议员，没有藩阀背景，也没有爵位，是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第一位平民首相。更重要的是，当时原敬组阁，他的内阁成员大部分来自他自己所属的政党——“政友会”。这就意味着日本的政治发生了巨变，政党政治取代了以前的藩阀政治;从此以后，当时日本存在的两大政党(一个叫政友会，一个叫民政党)，就开始轮流组阁。这就是政党政治。

　　面对当时的民主要求，面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原敬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大家看，原敬的这段话表明了：他认识到，民主主义是一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是不让它发展太快，是进行疏导。其中一个疏导办法，就是扩大当时民众的选举权。以前是根据纳税资格，你纳了多少税，达到多少之后，才可以有选举权。这时候原敬改革了，把纳税线降得很低，从而使拥有选举权的民众人数倍增——当然他并没有取消纳税线。那么，在这个政治变革的背后，是当时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巨大推动。

　　这个推动背后的一个旗手叫吉野作造。吉野作造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毕业之后，他到中国来了——当时应该是满清晚期——他在袁世凯家里当家庭教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看到的资料说，当时袁世凯家里欠他工资，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袁世凯还是比较大方的，还不至于说欠薪。总之，他担任一段时间袁世凯的家庭教师、给袁家孩子上课之后，就又回到日本担任东京大学的教授。不久，他又到欧洲留学了三年，这三年让吉野作造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视野大开、思想大变。当他站在世界看日本的时候，他就认为：日本要走向民主，日本要走向开放，日本要走向文明，这些是潮流，是不能阻挡的。于是，回国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个行动的思想家——写文章，组建团体，进行辩论，等等，在社会上提倡“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是他的一个委婉之词，其实就是民主主义;大家知道，日本明治宪法说一切权力归天皇，所以他不能讲民主主义，他提的是民本主义，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要求政府尊重民意，要求政府为民众谋福利，等等。

　　就是在吉野作造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原敬等政治家的推动下，日本在1925年开始实行《普通选举法》。这个选举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此以后，日本就开始取消了财产限制——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达到年龄，你就具有了选举权。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当然也有很大缺陷，当时的女性没有这样的选举权。只有到了1947年，也就是日本开始实行战后和平宪法之后，女性才开始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在1925年，日本就能够取消财产限制，实现普选法，毕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在这儿我还特别想强调一下，大正民主时代，吉野作造还被称作“对外的良心”，因为他提倡国际平等、国家之间的平等。比如对于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是反日，当时日本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反对这一运动，可是吉野作造是支持的——他支持中国的五四运动，呼吁日本要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中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吉野作造

　　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以及在社会运动上，大正民主时代都出现了全新的气象。这些气象反映到社会上来看，就是整个社会充满了自由的活跃的气氛;从人们的衣装打扮、言语方式等各方面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个国家充满了一种新生的向上的力量。

　　三、融入世界的努力

　　我们上面讲的实际上是大正时代日本的国内，那么在国外，当时日本人也表现得可圈可点。比如说在1918年，当时日本内阁就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论?因为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围绕日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在内阁里面就有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第一，日本到底应该武力发展还是和平发展?一派主张日本还必须保持强大的武力，甚至继续发展武力，夺取更多的领土，才能让国家不断扩大、不断壮大。同时，有人主张日本必须谋求和平，以和平的方式与世界相处——包括与中国、美国、英国等的相处——在和平的环境里发展自己的实力。正是这样两种基本观点，也就引申出第二个争论：一派主张要打破当时的英美霸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英美这些国家控制的不平等的一个旧的国际秩序，“我们要打破它”，重新建立新秩序;另一派则主张，要尊重当时的国际秩序，和英美各国来合作——这派被称为“协调外交”，又被称为“温和外交”。

　　在这场争论里，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就是牧野伸显。这个人既是吉田茂的岳父，也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他是过继给别人，所以不姓大久保，而姓牧野。牧野伸显说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今后日本应该致力于排除威压权谋之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我觉得这点非常好，讲得非常有道理，代表了当时日本国内温和的声音、协调外交的声音。牧野伸显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委任为巴黎和会的总代表，还有一个代表是西园寺公望，但主要是牧野伸显本人到巴黎去参加战后的那场盛会。在那次盛会上，牧野伸显代表日本政府提出了——可以说在世界上可能是第一次提出——“废除人种歧视”的主张，要求把这个主张写入巴黎和会文件里去。很遗憾，这个主张没有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接纳;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当时日本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家知道巴黎和会的一个成果就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巴黎和会以后，日本对于当时是不是要加入国际联盟，也有争论。有些人认为：那就是一个虚伪的分赃的机制，我们不能去参加那样的机构。但是以牧野伸显等人为代表的协调外交、温和外交的人，主张日本应该加入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体系内来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最终，日本决定加入当时的国际联盟，而且成为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大家知道，虽然威尔逊总统最早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但是很遗憾，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加入，所以当时只有四个常任理事国，分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的苏联，和国际社会是疏远的，没有加入。以一个亚洲国家的身份，当时的日本能够成为国际联盟的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无论如何，这是不容易的。

　　日本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担任常任理事国之后，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当时在国际社会奉行国际主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比如说他们有个代表叫新渡户稻造。他是北海道大学培养出来的，现在在北海道大学里还有他的塑像，我曾去看过。很有名的一本书《武士道》就是他写的。新渡户稻造职务最高时担任过国联的副秘书长——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时的欧美社会有非常好的口碑。

　　在加入国联之后，1921年开始的那几年连续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一个事就是当时在华盛顿召开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是干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巴黎和会没有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和当时与会的国家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个条约非常重要，因为一战之后，当时一些国家又开始进行军备竞赛，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而《华盛顿海军条约》中止了这样一场军备竞赛，给各国发展经济、发展民生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方面，或者说这是华盛顿会议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另一个成果，就是华盛顿会议上还签订了《九国公约》，这个《九国公约》的核心就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山东主权问题。大家知道，巴黎和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因为当时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在中国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而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签署《九国公约》，日本承诺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并把青岛还回中国。

　　我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都有很多感慨。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或者说很多国际问题，不是武力能解决的。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会制造更多问题，只有谈判桌才是真正有可能解决国际问题的。比如说青岛这个问题，说来说去，最后还是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实际上谈判桌比亮拳头更重要。

　　刚才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民权运动、思想解放、社会活跃，等等。另一方面是在国际上，当时大正时代的日本表现出一种积极融入世界、积极加入国际秩序、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我看大正时代的时候，有很多感慨，一个感慨是：如果日本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展的话，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前途的，它有可能成为亚洲尤其是东亚第一个成功转型的现代文明国家——因为，对内，它在发展民主，以国民的福祉为根本来进行改革等，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对外，它主张和平发展、融入世界。如果这样的路线、这样的趋势能够不断发展下去，给它时间，我觉得日本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但是遗憾的是，历史常常是在意料之外。

　　四、大正时代另一面：暗流涌动

　　我们刚才看到的大正时代令人欣喜的向上的光明的一面的背后，其实还有暗流涌动的一面。这样的暗流涌动，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时代。大家知道1889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也就是“明治宪法”，又称作《大日本帝国宪法》。那部宪法是高度集权的，是仿效德国的宪法制定的。而在大正时代，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普选权的扩大、人民权利的扩大等，其实是和宪法有冲突的。可是很遗憾，当时的宪法并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修改。换句话说，它没有把那些改革的成果落实为宪法，这就为未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

　　第二个方面，就是日本一面开始实行普选法，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另一面又有极力限制民权的举动。我前面讲到，1925年日本通过了《普通选举法》;但是就在普选法制定一个月后，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治安维持法”——这部法律在日本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它是极力限制民众的民主权利。在今天，日本国会审议某些法案的时候，那些反对党，尤其像共产党、社会党这样的左翼政党，往往指责说：你们又在搞一部治安维持法。换句话说，治安维持法是恶法的代名词。

　　第三个方面，当时日本政治架构非常落后，典型的就是它的内阁制度。这个问题，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日本内阁制度的最大问题：第一，要求必须得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内阁要有军队的代表，一个是陆军大臣，一个是海军大臣。第二，如果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有一个人辞职，辞职之后，军队又不推荐人入阁，就是说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空缺了，没人来干，那内阁就会垮台。不能由首相指定某个将军或者什么人来当陆(海)军大臣，必须是陆(海)军他们同意推荐的人选才可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只要陆军不满意或者海军不满意，他们就让陆军大臣或者海军大臣辞职，辞职之后，他们还不派人来，政府就会垮台。这就变成了当时的军部控制内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致命的措施;到后来，表现越来越严重，导致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掌握权力。

　　第四个方面，当时的政党制度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不能说政党制度就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政党制度是需要培育的，是需要健康发展的。但日本社会因为政党出现得并不久——实际上是明治后期才出现的，而政党真正掌权是我们前面说的1918年随着原敬担任首相才开始，同时出现政党轮替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并不完善，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党对职位玩弄所谓的肉桶政治，对地方进行利益交换，从而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

　　最后一个方面，当时的议会制度也不稳定。因为当时议会也是在政党的操纵下，议会里经常出现乱相，让民众不堪其扰。

　　大正时代的另一特点就是政治暗杀现象较多，我把它称作“政治恐怖主义”。从明治后期开始，就有好几个首相被暗杀。比如说伊藤博文，当然他是在中国东北被朝鲜人暗杀。比如说，刚才讲的原敬是被暗杀的，滨口雄幸是被暗杀的，犬养毅也是被暗杀的。在大正时代，可以说，政治家是一个高危职业，首相是第一高危的职业。这样一种政治恐怖主义，让这个国家逐渐地出现了一种动荡的趋势。那么在这样的动荡的背后，在这些政治暗杀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极端思潮开始滋生泛滥。比如说，暗杀原敬和滨口首相的那两个人都是受到了当时极端思想的影响，而这个极端思想的鼻祖就是北一辉。

　　北一辉这个人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他没上过大学，只是在当时最好的大学——像中国的北大一样的日本东京大学——当旁听生，听了很多课，然后就开始写很多东西。他写的东西里，其实是思想混乱——既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也有民族主义的东西，还有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说是大杂烩。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还到中国来，支援中国的革命，做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到过当时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区——武昌。他和宋教仁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参加过中国革命的，曾经写过《支那革命外史》，就是回忆那段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后来他长期在中国上海生活。这个人生活很不健康。他的夫人是个从良的妓女，他们两口子也没有孩子，两个人笃信佛教，成天念佛，他们念的是法华经之类的经文。而且，北一辉经常出现幻觉，说他看见了什么小蛇，看见上帝、佛祖在说话，等等，也不辨真假。总之，他们夫妇是出入非常神秘的两个人。

　　北一辉在中国期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北一辉是一个巨大的触动——他原来认为要帮助中国进行革命、改造中国，但是这时候发现中国是反对日本的，他又开始回到日本的立场上。他认为日本本身需要改造;他开始从极左变成极右，写了一本书叫《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主张什么?主张年轻的军官武装夺权——从那些腐败的政治家手里夺取权力，然后让天皇亲政，实行经济平等、国家统一经营，每个人的财产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一套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方案，既有社会主义，又有绝对平等主义等，也是一个大杂烩的方案。

　　北一辉当时在他的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他的思想。这是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他在上海写下的话。北一辉说：“我要回日本去。把日本魂彻底翻个个儿，以使其适应日本自身的革命。为此，只是向国内存在的许多正在行动的革命领导人提供革命帝国的框架略图，也许是必要的。是的，可以保卫全亚洲七亿人的‘最后的封建城堡’，应是将要在太平洋沿岸的群岛上建成的革命大帝国。”从这段话就看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右翼思想，所以说我也把它称作日本的本土法西斯主义思想。我记得，弗洛伊德说过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有些疯子、能见到幻想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有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我想，北一辉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疯子似的能够见到幻想的人。

　　北一辉的那些书当时不是正式出版物，就在日本社会中下层开始流传，尤其是在军人里流传非常广，因为他迎合了当时军人的思想，主张军人夺取权力、军人掌管这个国家。而且，这样一股极端思潮在日本社会不断地成长，构成大正时代光明背后的一面、暗流涌动的一面。我记得，中国改革的一个元老杜润生先生说过一段类似这样的话：“实际上，一个社会总是会有少数人有极端思想，有极端思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极端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绑架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危险了。”我觉得杜老的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当然，在1920年代的时候，北一辉这样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在滋生、在蔓延。

　　另外，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潜流也一直在涌动。我一开始就讲到了，其实在明治后期，尤其日俄战争以后，这样的军国主义思潮就开始出现在日本社会中。军国主义的潜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1915年，当时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政府答应“二十一条”，这就是军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二十一条”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日关系出现转折。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人并不那么恨日本，反而提出了以日为师——后来我们是以俄为师、以苏联为师，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师”是以日本为师。很多人东渡日本去学习，包括周恩来、章太炎、鲁迅、孙中山等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人都到日本去留学。但是，1915年的二十一条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转折，从此中国不再相信日本，而是开始把日本当成自己的敌人。这实际上是军国主义的一个结果。1928年，日本军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皇姑屯事件，就是当时的日本军人自己制造的，并没有经过日本政府同意。除此之外，当时的军人也不断地为政府制造麻烦。比如说，政府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要求裁减军队，军部就不干，他们反对裁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军队的力量，指责那些主张协调外交的人软弱;此外，军人利用他们的方式进行倒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陆军大臣或者海军大臣，只要有一人辞职，辞职以后，军队不派人参加内阁，那内阁就垮台。通过这些措施，军人不断给政府制造麻烦。

　　五、国家转向：从“九·一八”到“二·二六”

　　我们刚才讲到大正时代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暗流涌动的一面，一个是光明向上的一面。这样的两面，在大正时代基本上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的，而暗流的那一面，之所以说是暗流，因为它没有成为主流。但是转折点到来了，这就是192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对于当时世界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在这九十年里，论对世界的影响，可能只有今天的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和大萧条相比。换句话说，我认为，今天的新冠病毒对世界的重构，可能和大萧条差不多，甚至超过了大萧条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大萧条的冲击，我们看，它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导致了几个方面的后果。一个方面，当时日本的农民陷入了困苦之中，非常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北海道。比如说，在日本的东北地区等地方，一些农民没吃没穿，最后就卖儿卖女，主要还是卖女孩子。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个画面，很悲惨：有三个小孩穿着破衣烂衫，眼光很无助，旁边一个牌子上写着字，翻译以后发现是村公所的公告，上面写着什么?“要出卖女孩，请与本处联系。”也就是说，在那样穷苦的社会里，农民吃不起饭，只有卖孩子为生，主要是卖女孩子，把女孩子卖到城市里的妓院从事皮肉生意。大家想想，这其实是非常悲惨的。除了农民之外，在城市里，由于工厂不景气、工厂倒闭等，大量人群失业，劳资矛盾开始激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但是很遗憾，这些政策很难马上见到实效。所以说，当时的民众对国家充满了怨言。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办?到底向哪里去?是当时从民众到政府、到知识分子，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1931年夏天，有两个人见面，进行一番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两个人一个是知识分子，是当时日本报界的一个大佬，叫绪方竹虎，后来也是一个政治家，但当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大报的总编。他和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对话。小矶国昭这人很有名，后来也曾经担任过首相，但当时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长。小矶国昭就对绪方竹虎说，我们可以搞满洲独立了。这让绪方竹虎大吃一惊，他说：“满洲独立?你是不是搞错了时代?现在企图做这种事情，肯定一个年轻人也不会跟随的。”这是一个大报总编的话。但是小矶国昭这个军人不以为然，他说：“那可不一定。日本人喜欢战争，只要事前准备好理由，拉开战幕的话，后面的自然会跟上来。”结果，这个军人的话是对的。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驻“满洲”的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而且还在那儿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而更让那些知识分子、让绪方竹虎那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民众果然是支持战争的。当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日本民众一片欢呼，到处都是庆祝的游行。甚至在餐馆里，都有菜单叫“胜利菜单”——专门庆祝日本人的胜利。“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自己挑起的，根本没有和当时的日本政府打招呼，或者说日本政府根本不知情。但是，政府最后还是默许了，这样就导致军人更加肆意妄为。而且，当时日本国内还喊出一句口号，叫“满蒙生命线”，就认为中国的蒙古地区和满洲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现在想想，觉得非常可笑：怎么中国成了你们的生命线?但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宣扬的。

　　“九·一八”事变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道路。在日本的知识界有一个说法，他们不称“二战”，他们一般称“十五年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1945年，这十五年时间，他们称作“十五年战争”。而“九·一八”事变恰恰就是十五年战争的第一张骨牌，第一张骨牌倒下了，那后面日本的一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条延长线上行动的。

　　“九·一八”事变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日本政府还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团，让当时的外务省官员松冈洋右带着日本代表团去国联大会参加会议。那次会议是1932年召开的，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国联派了一个李顿调查团，给国联呈交了一个报告——对于“九·一八”事变责任的认定、对事实的描述，那样一个报告，在国联大会上公布了。公布以后，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更多的谴责。结果，松冈洋右和日本政府不是向国际社会解释，不是向国际社会道歉，而是一意孤行退出国联，干脆退出：我不要你这平台了，我不是你国联的成员了。这是1933年3月的事。

　　日本退出国联之后，松冈洋右没有直接回国，因为他觉得这么好的平台丢失了，日本从此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回国以后，没有办法交代。于是，他就到美国去。他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日本。他是在横滨下船，从横滨下船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岸上，甚至空中还有飞机，那么多人都在欢迎他，把他当成国民英雄一样欢迎。松冈洋右都懵了，他偷偷对别人说：“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危急关头，却这样欢迎我，是不是大家脑子都有问题了!”确实是这样，当时的日本确实是病了。

　　那个时候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叫约瑟夫·格鲁。格鲁在日本当大使当了十几年，对日本社会有非常细致的观察。他写了一本书，这两年在中国国内又开始反响很大，很早就有中文版，最近出了新版本。我看那本书就发现，他对日本社会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他的很多说法。比如说，在日本退出国联之后，格鲁大使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说：“现在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根本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不能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战不屈。现在，来自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谴责非但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决心，而且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这里说的“日本”两个字改成另外一些国家，这段话也是完全可以应用到今天的。他还说了一段话：“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民族切腹就是民族自杀。

　　我们现在看格鲁当时写下的这些话，都是极有历史洞见性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当时的军部已经冲破了政府的约束，最典型的就是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变。1932年5月15日这一天，当时的一些海军青年将校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了犬养毅的首相官邸，当场将犬养毅杀死。如果说此前对政治家大多采取的是暗杀的话，这次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可以说猖狂至极。这样一场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对日本的政党政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久以后，日本好不容易建立的政党政治被终结了。从1932年一直到1940年，日本再也没有政党政治家担任首相(1940年到1945年战败时，由军国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总裁担任首相——编者注)，而是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去。杀死犬养毅的是群什么人呢?他们被称作青年将校，就是军队的那些下层军官。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农村的惨象，卖掉女儿的惨象，他们大部分都听说过，有的家里就有类似的悲剧。所以这些青年将校对政府充满了仇恨，他们心中充满了义愤，充满了道德感，他们认为必须对日本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昭和维新”，因为这个时候在位的已经是昭和天皇了，大正天皇去世了。他们认为，新的天皇昭和当政，要像明治维新一样，在日本进行彻底改革，进行“昭和维新”。而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北一辉那套东西。他们公然杀害犬养毅首相，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干出的暴行。但是，对于这样的暴行，很奇怪，民众非常同情他们，有人在报纸上为他们喊冤，有人写信要求政府、要求法院对他们从轻判决，甚至无罪释放。当时的律师公会还发表声明说，这些青年将校“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感动”。包括当时的军部也为这些人辩护。明明是群杀人犯，最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好几个都是服短期的刑罚就被释放出狱，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被追究责任。更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当时的日本社会竟然认为：只要动机是纯洁的，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可以被谅解。到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还有类似这样一种思想方法。

　　从1932年“五·一五”事变以后，日本军人的力量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主导的力量，一直发展到1936年爆发了“二·二六”事变。“二·二六”事变就是当时一群军人发动政变，实际是一场军事叛乱，导致三位在任或者前任首相死伤，还有好几个大臣被打死。这些军人，和刚才说的“五·一五”事变的军人一样，他们提出的口号也是“昭和维新”。我们在很多历史书上都看到，人们把“二·二六”事变称作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二·二六”事变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登场。在“二·二六”事变之后，当时挑头的几个叛乱军人头目被杀死，北一辉本人也被指控是幕后的黑手而被枪决。实际上，北一辉没有参与这场暴动，但是他的思想确实是这些发动军事叛乱的青年将校的思想动机。北一辉也被枪毙了，但是北一辉的思想在这个国家却没有被枪毙掉，没有被埋葬掉，而是不断地扩大。他不断成为很多军人崇拜的对象。

　　六、滑向灾难深渊

　　在1936年“二·二六”事变之后，第二年就发生了著名的“七七事变”，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七七事变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日本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原来日方最乐观的认为可能三个月，还有人说半年或者一年，就把中国打下。但是随着中国当时的国共合作、共同抵抗，让日本开始陷入战争的泥沼里面，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国家的财富、国家的资源越来越耗尽。当时日本民众的生活也开始比以前逐日下降。第二，在国际上，日本又陷入了国际社会的孤立。因为不管英国、美国还是欧洲的很多国家，都非常反感、非常反对日本这样的暴行，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日本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孤立了以后，它也会去寻找盟友，于是在1936年11月，其实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它就和当时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然后在1940年又参加了三国同盟，就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国家的同盟。当时日本还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不要错过这班车”——这是1940年日本媒体、日本社会的一个口号。什么是“这班车”?就是要搭德国的这班车，要搭法西斯的这班车。

　　我前面说到1929年的大萧条对当时世界影响非常深远。面对这样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当时国际社会、世界各国一共有三种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一种是罗斯福新政。所谓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自我改革;这个办法应该说非常有效，但是见效非常慢。我觉得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经过十年左右以后，直到二战开始的时候，才逐渐见效。第二种方案，就是苏联的方案。苏联的方案当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很多左翼的人对它大加赞赏。当时的苏联好像没有受世界危机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在当时，有很多美国人竟然移民到苏联去——我们现在是不敢想象的，当时确实是这样。第三种方案就是法西斯的方案，就是希特勒的方案。在日本，这种方案又和北一辉等人的本土法西斯主义思想一拍即合。换句话说，在1940年，日本社会流行的“不要错过这班车”的背后，其实是整个日本社会对一条道路的认同——这条道路就是法西斯主义。参加三国同盟，就是上了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班车。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是通往国家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还是通往战争灾难、民族深渊的快车?”这是当时个别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日本社会主流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通向国家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不能错过。刚才我们提到日本外务官员松冈洋右，他也担任过外务大臣，其实后来他说过一段话——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他说：“三国同盟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越来越向坏方向发展，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这是后来他才醒悟到的。

　　这个国家，在国内，军人越来越把握了权力;在国际上，搭上了法西斯主义的快车，开始和德国、意大利站在一起，和整个世界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姿态。那么，这个国家当然就越来越危险了。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关键是，这个时候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刹车装置，或者说这是一个失去刹车装置的国家。第一，我们看军人，最典型的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是赌国运的。其实山本五十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对美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知道日本打不过美国，但是他认为可以试一把，万一胜了呢?我在我的书里，专门有篇文章讲这个人，讲他赌徒的心理。他的心态是代表当时日本军人一个很普遍的想法。第二，我们看那些政治家。那些政治家在大正时代以后，或者说1930年以后，表现得都很无能、很窝囊。最典型的就是近卫文麿，没有担当，没有政治家的责任感，也缺乏对于局势的把握，总是虚与委蛇，“好好好”，“是是是”，结果让军人耍得团团转。第三，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国会，随着这个国家越来越被军人把握，国会也停摆了。

山本五十六

　　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人。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媒体人在干什么?国民在干什么?可惜，这些人也都成为同谋者。比如说知识人——我现在不太习惯用“知识分子”的说法，我喜欢用“知识人”的说法——那些知识人干什么呢?知识人出现了集体转向。这是日本历史上经常用的一个词，叫“转向”。转向是干什么?就是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立场，转向认同国家主义、认同法西斯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权力面前弯曲自己的脊梁。他们的逻辑非常有意思。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故事，绪方竹虎当时作为一个知识人，在1931年，“九·一八”之前说：老百姓怎么会支持你们打仗呢?不可能。可事实上呢，老百姓非常支持，举国欢呼。这样的现象——国民、民众或者说人民对于战争的狂热支持，让这些知识人开始动摇他们的立场。原来知识人认为：我代表人民，我是最觉醒的一群人，我应该引导民众走向自由、走向民主，等等。但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代表不了谁，民众都走了，都转向了，自己身后几乎一个人也没有。这让知识人非常失落，他们不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开始对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产生动摇;最终，很多人开始转向，开始跟随人民，开始转向支持国家主义、支持法西斯主义，而且开始宣扬原来自己不相信的一套东西。比如，他们说：“战争是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而进行的，这是正义的战争。”他们说：“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之所以要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对霸权;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我们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完全是闭着眼说瞎话，但是当时的知识人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媒体呢?媒体也开始丧失他们的独立性。从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的媒体就丧失独立性，开始附和、迎合，甚至主动营造开战舆论。在1940年、1941年，如果看日本媒体的话，就会发现当时的报纸上充满了什么“不惜一战”的说法，什么打倒“鬼畜英美”，反对欧美文化，不许过圣诞节，等等——反正就这套东西。换句话说，媒体也开始为法西斯主义鸣道。

　　那么国民呢?那么多国民怎么办呢?这些国民是被洗脑、被操纵的灰色群体。大家都知道，东条英机这个人，其实文化程度不高，虽然毕业于陆军大学，但成绩不太好，据说脑子也不太好;但我前段时间看到他一段话，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说脑子还是挺好使的，或者说也还是聪明的。东条英机说什么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国民的大多数是灰色群体，仅一小部分人会玩弄种种批判性言行。所以，作为率领民众的领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逼迫他们前进。大多数灰色人群听任领导说白道黑，他们都会言听计从。自然，如果对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难俟。”一句话，东条英机洞穿了民众的本质，他认为民众就是一群灰色群体，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应该对他们随意地进行引导。这样引导的结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日本国民成为被洗脑、被操纵的一群，他们狂热地欢呼战争、支持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我们回到1940年、194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的国际社会其实对日本越来越警惕，因为它侵略中国，因为它和希特勒走到了一起。当时很多人提出警告。比如说，丘吉尔在1941年初，对当时日本的一个外交官说：你们日本每年的钢铁产量只有700万吨，而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一年有9000万吨，日本根本不是英美的对手。丘吉尔就警告说，“希望日本千万不要参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另外，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格鲁，就是美国驻日本大使，他在1941年11月4日给当时的国务院发了一个电报——注意，1941年11月4日，距离珍珠港事件只有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他在这个电报里说：“如果和平努力失败，(日本)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作殊死斗，甚至不惜实行民族切腹。我们这些天天和这种气氛直接接触的人了解到，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一定是会发生的。日本的逻辑规范或理性，不能用任何西方的尺度来衡量。”应该说，格鲁的话一语成谶。一个月零三天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和欧美国家的战争。这个战争打了不到四年的时间，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结局。这个国家就在不归路上撞了南墙，整个国家付出巨大代价才停下来。或者说，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代人奋斗的成果毁于一旦。

　　1935年初，豪斯上校对吉田茂的那番忠告，日本当成了耳旁风，但是豪斯先生的预言最终成为现实。日本和德国一样走向了一条歧路。这个国家本来是非常有希望的后发国家，本来非常有希望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和平转型、实现现代文明的国家，最终却在歧路上不撞南墙不回头。

　　七、历史在这里沉思

　　最后我想再讲几句。我觉得回顾这段历史，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其实我们看，从大正民主后期，甚至往前推，在明治时代后期，民族主义就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梦魇，成为干扰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推动这个国家走向歧路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后发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一股致命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民族主义蒙蔽国民的心灵，蒙蔽一个国家的眼睛，拒绝普世价值。

　　我记得印度的一个思想者克里希那穆提说过这段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斗争，一起消失。”再往前说，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也说过一句话：“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这说明，这些智者、思想家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性。

　　最后，我们应该以日本的这段历史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想了一句话，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总是对日本这段历史念兹在兹，因为我们是受害者，但我觉得，在事情过去七十年或者八十年之后，我们有些东西应该铭记，有些东西不能再执着。用我的话说：历史之痛不可忘，历史之恨不可记。我们应该以日本为自己的镜子，日本走向歧路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要做到几个正确对待：第一，要正确对待历史;第二，要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第三，要正确对待世界。

　　前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段话，我觉得挺好。我最后以他的话为结尾：“当我们讨论日本时，其实是在思考我们自己。今天中国遇到的问题，都是日本已经经历过的;今天日本遇到的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将要面对的。”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大正时代的日本如果出现强势最高领导人，会不会避免走向歧路?

　　马国川：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前面说过，其实历史常常在意料之外，而不是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不愿意做历史假设，但是从古今中外的例子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是那么乐观。首先来说，大正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名义上是大正天皇，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其次，在君主立宪的这么一个体制下，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在昭和时代，也是这样，政治家走马灯一样在换。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改革走到了困境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呼唤政治强人的社会现象;但是很遗憾，人们缺乏这样一种预见：虽然一个强人有可能推动国家进行改革，带领国家走向一条正路，可是反过来说，如果对一个强人缺乏制度制约的话，有什么样的动力、有什么机制不让他走向更邪恶的道路呢?没有任何机制，没有任何办法。远近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在这点上，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从来不祈求、不希望出现所谓的强人，不希望强人推动改革。我认为，在一个后发国家，在一个转型国家，如果有一个弱势的领导者，可能有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国家的福音。一个社会的成长必然是民间力量和公权力之间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在博弈过程中就会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来。当然，在这种博弈中，会有混乱，甚至会有点暴力、会流点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希望不出现大面积的暴乱情况。就是在这样的冲突博弈过程中，会逐渐构建出一个新的社会生态来，一个国家就会逐渐地实现现代的转型。可是反过来，如果出现一个强势领导人，又缺乏对其的制度制约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反而更容易走向邪路、更容易走向歧路。

　　提问：一个美国作家的《菊与刀》里，谈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新渡户稻造的作品《武士道》里也提到耻感文化。首先我想问一下，马老师是怎么样认识耻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耻感文化如此地植根于日本的国民性里面，那么未来是否有一天，日本还会报复美国啊?

　　马国川：关于第一个问题，《菊与刀》、《武士道》这些书，我也读过，但是我没读那么细。你刚才用了一个“国民性”的词，我不承认国民性的存在，我觉得国民性是个伪命题。另外，我们很多人习惯以文化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来分析一个国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不够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我更愿意从一个制度的方向，作为抓手来分析问题。文化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说不清的。比如关于耻感文化，在读《菊与刀》的时候，我就想，它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好像是日本独有的，可是很多东西如果放在中国人身上，感觉也是对的——比如说勤劳、勇敢，但是又虚伪，等等，这些方面用来描述中国人好像也没有大错。所以，我不太赞成文化分析的方式，我不太赞同所谓的国民性说法。其实“国民性”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流行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国民性的东西，如果再往前推一步，往往就会变成种族的问题、民族的问题。

　　比起文化分析来，我更愿意用制度的方式去看待历史。比如说一个典型，还是以日本为例。二战前，日本是什么样的，国民是什么样的，刚才我讲了，但是之后，日本的国民又是什么样的呢?完全不同。其实人几乎还是那批人——当然有些年轻人不断成长起来——但是横跨战前战后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已经完全变了。在战前，对于几乎所有人，你如果问他：你愿不愿意为天皇而死?他肯定说愿意。问：你愿不愿意为国家而死?答：愿意。这是肯定的答案。可是，在1973年，二战结束二十多年之后，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所进行了一个大样本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我这样一个读历史的人也大吃一惊。面对一个问题：当日本受到外国侵略的时候，你怎么办?70%的人选的答案是投降。跟战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怎么变化的?是文化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彻底转变吗?我觉得不是。重点是制度。在新的制度下，人们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再举个例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的时候，当时日本民众，包括日本教职工、教师联合会这样的机构提出一个口号——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上战场，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对国家主义、对国家的认识、对国家的警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个问题实际是和第一个问题相连的。我个人认为，因为日本已经高度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不可能再挑战美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我们国内有些人因为不了解，或者有其他的目的，总是宣称日本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等。在现在的日本，法西斯、极右这种人有没有?有，但绝对是极少数。就像刚才我引用杜润生先生的话一样，在一个社会中，有极端思想的人总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让这些极端思想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不绑架全体国民，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在一条邪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此，重申我刚才那个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日本人不可能再去挑战美国，也没有必要。

　　提问：对于一国的普通国民而言，当国家这辆大车在歧路上狂奔的时候，能有什么途径做出自己的努力呢?

　　马国川：一个国家走上歧路，在历史长河中，就是一个小小的拐弯、一个小小的急转弯，但对于一代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甚至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个人在这个趋势面前，能做什么呢?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可能清醒一点，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尽可能对那种宏大的叙事、那种国家主义的东西保持警惕，不附和。假如个体没有勇气说不的话，至少应该保持沉默，不附和。对一些极端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绑架社会，往往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附和，让他们的声音压倒了其他声音。假如他们说完了，结果没有任何人跟随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不会成功。反过来说，假如人们附和，不愿意保持沉默，最终会把大家都裹挟到一个灾难之中去。

　　提问：日本在二战中死亡约三百万，还挨了两颗原子弹，以这个代价彻底完成制度转型，是否值得?

　　马国川：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它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这种代价是它们走上邪路的国家要付出的，但是不是就一定要挨原子弹?我们另说。反正它要付出，因为它挑战了整个世界。而这种代价是不是一定能够成为力量，推动这个国家的制度完善、现代转型?这不是必然的。仅仅从日本的例子来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假如没有美国的强力介入，假如没有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他们强力的推动，日本不可能实现和平，不可能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型。网上曾经有一个标题说，日本是美国用刺刀逼着实现民主的。我觉得基本上说出了一个事实。

　　提问：荣剑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思想导向，全面学习西方，取得巨大成就;随后日本又开始“脱欧返亚”的思想转型，以民族主义为导向，走向了绝对的国家主义。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对当下又有什么借鉴?

　　马国川：荣老师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这真是一篇雄文，写得非常好。他的文章总是那么洋洋洒洒、大气磅礴。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启发非常大，在日本为什么会发生巨大的转变?对明治时代认同的价值观，后来又完全拒绝了。我自己理解，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个共性问题。后发国家在开始的阶段，往往是认同普遍价值、认同现代文明的;但是一旦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日本到明治晚期、跻身世界列强的时候，这时候国民被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冲昏头脑，他们不再追求进步，他们认为：你们西方那套也无非如此，我们不学也罢。他们甚至反过来说：你们那套东西还不如我们的东西呢，我们老祖宗这套东西，比你们的好使。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吸收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前提下才发展起来，而是把自己的成绩归结于自己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模式——比如日本的模式——自己这套东西。这个时候，这些国家最容易走向歧路，最容易开始对世界产生怀疑，动摇原来的价值判断;走到极致就是开始对现代文明进行排斥，甚至敌视;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发生碰撞，产生灾难性后果。

　　比如说在二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日本知识界提出一个口号，翻译过来就叫“近代之超克”。“超克”的意思就是超越、克服;“近代之超克”，就是要超越和克服近代。近代是什么?其实就是现代文明。“近代之超克”，就是我刚才说的，认为：西方那套行不通，我们要超越他们，我们要克服他们，我们要创造一套新的现代化方式，要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我们这套模式才是后发国家应该学习的模式，我们这套比那套还成功。其实当时日本知识界喊出的日本之超克，就是这个东西。

　　提问：请教马老师两个问题。第一，近代日本流行暗杀的极端行为，和日本的文化或者国民性有什么关联吗?第二，甲午战争并未激起仇日而二十一条后仇日渐盛，是否和中国民族主义在清末才兴起有关?

　　马国川：第一个问题，暗杀和文化是不是有关系?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我还是重申我前面说的观点，我觉得没太大关系，其实我们发现，沙俄后期政治暗杀也是很流行的，中国的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也是政治暗杀非常流行，那你能说这些国家的暗杀都和它们的国民性或者文化有关系吗?我觉得还是没太大关系。

　　第二个问题，你讲的这个看法还是挺有道理的。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学日本，但是二十一条以后，对日本才开始反对，是不是和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怎么说呢?晚清以后，尤其民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逐渐形成。在这儿补充一句，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是后发国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样的生成在某些阶段，对于国家的发展可能还有些推动力、凝聚力;但是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觉得自己还行，觉得自己厉害的时候，就要特别警惕民族主义了。

 　　(本文为11月28日共识国际讲坛马国川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马老师为知名媒体人，著有《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等著作。)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日本的故事。“日本帝国是如何走向歧路的”这个题目其实是我们的主持人给我定下来的，看到这个题目，我首先想到了吉田茂的一个故事。

　　楔子：豪斯上校的警告

　　大家都知道，吉田茂是近代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首相，战后他担任了长达六七年的首相，是对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国家再次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政治家。在1934年，当时他还是外务省的一个官员，受外务省的委托，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在年底，他来到了美国，拜访了著名的豪斯上校。豪斯上校是在国际政治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好友，也是他的顾问，是非常有政治远见、有战略眼光的一个政治家。我觉得他大概有点像后来的基辛格这样的人。他曾经陪着威尔逊总统参加巴黎和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幕后人物。吉田茂也是在1919年，作为当时日本政府的随员，参加过巴黎和会。两个人认识，只是年龄差不多相差一代人的时间。

　　豪斯上校见到了吉田茂以后，两个人畅谈了很长时间。豪斯上校向吉田茂回忆起他在一战前和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间的一段故事。彼时豪斯就对威廉二世说，德国是一个新兴国家，能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希望德国继续和平发展，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走武力扩张的道路，那么德国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国家。很遗憾，德国没有听从豪斯教授的忠告，走上了战争的歧路。豪斯教授讲完了他和威廉二世的故事之后，告诉吉田茂说(这段话是在吉田茂的回忆录里记下来的，我在这儿给大家读一下)：“对于今天的日本，我也想提出与对当年德国同样的忠告。日本如果一心想要投入战争，那么近代日本的辉煌成就将毁于一旦。反之，如果日本现在能好自为之，维持和平，冷静地专心致力于国家的繁荣，日本的前途就不可限量。殷鉴不远，德意志帝国便是一个例子。这是我这个老人从过去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希望今天的日本国民能仔细体会我的话。”

　　现在看，这段话确实是意味深长，也让当时的吉田茂非常感动。因为吉田茂一直是一个温和派，是一个主张日本和世界友好打交道的外交家，所以他回国以后，就开始到处宣讲豪斯上校的警告或者说忠告。很遗憾，日本没有听从，而是走上了战争道路。那么日本帝国到底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歧路的呢?我想，恐怕不能从1941年开始说起，那已经是战争前夕了。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恐怕要从大正时代开始;而大正时代的前面，我们恐怕还要再讲一讲明治时代的遗产。

吉田茂

　　一、明治时代的遗产：盛世，还是衰世?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天皇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明治时代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遗产就是盛世的景象。第一，如果我们站在1912年来看日本这个国家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东亚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经过40多年的奋斗，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它的国力在亚洲来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第二，颁布了宪法，建立了近代的政治体制，是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第三，它普及了教育，整个日本在1910年前后，就基本上实现了义务教育制——当然还不是九年，当时是五年义务教育制，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想想当时的清朝，可能还有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有数字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你就知道当时日本有多么了不起。盛世的第四个方面，日本打败了清朝，打败了沙俄，跻身世界列强之列。所以，说到明治晚期，日本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与万国对峙”的“明治梦”，这样的一个强国梦已经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有衰世的景象。衰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日本社会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比如说，到1900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为了应对这样一些激进的社会运动，当时日本政府就设立了特别高等思想警察，就是我们电影里经常看到的“特高”——指的就是思想警察。第二，当时日本社会民权不彰，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当时拥有选举权的只有1%。第三，反启蒙的思想压倒了启蒙。特别是日本在教育里面，到处宣扬、每天向学生灌输当时的教育敕语，对学生进行洗脑，是非常严重的。第四，甲午战争产生的遗产。甲午战争之前，实际上当时日本没有想到会那么快，而且以那么小的代价战胜那样一个天朝大国。这场战争的胜利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民族主义的膨胀，以及国粹主义的高涨——觉得“日本民族了不起，我们这个国家了不起”。第五，军国主义开始抬头，这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产物。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觉得应该走“武力膨胀”的道路——应该用武力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亮拳头、亮肌肉来显示自己作为一个强国的存在。这就是日本衰世的另一面。

　　也就是说，当明治天皇去世的时候，日本这个国家实际上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盛世煊赫，跻身世界列强，确实是很了不起。但是另一方面，国内矛盾重重，也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在明治天皇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被称作“大正天皇”的登上了皇位。当时大正天皇20多岁，身体不好，据说可能是有癫痫之类的毛病，智力很差。这样一个弱主，没有那么多权威、没有那么多魅力的一个统治者主政，而且老一代的政治家在当时也都逐渐凋零，这个国家到底向何处去?是当时人们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人心变了：大正民主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2年年底爆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关于这个运动，我们简单地说：在1912年12月，当时西园寺公望担任首相，这位首相反对当时陆军增加编制，结果导致陆军大臣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又导致整个西园寺内阁的解散;西园寺内阁解散以后，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不管是西园寺还是桂太郎，都是当时日本藩阀政治的代表——比如说桂太郎代表着长洲藩阀的势力，西园寺是有宫廷势力的一方，总之都是当时权贵的代表。当时日本的政治还是元老密室政治，就是说，首相不是经普选产生的议会推选出来的，而是由那些元老以轮流做庄的方式出任的。这让当时的民众非常不满。于是，在1912年年底，也就是桂太郎被任命为首相之后，民众开始起来进行游行示威，反对这样一种元老密室政治。结果就导致在1913年2月，仅仅当了两个月首相的桂太郎被逼下台，又找了一个军人出任首相。桂太郎内阁是自明治时代以来，第一个被民众推翻的内阁。这场运动被称为第一次护宪运动。

　　这次护宪运动表明了一点：人民出场了，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对于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人民出场，对于社会运动、街头运动开始出现的情形，当时也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评论。比如说，当时的报纸就有这样的社论：“我等新人已不是明治人，而是大正人，我们的舞台是大正……于大正之新时代，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绝不能听之任之。”这是报纸的评论，代表了那些支持民众运动、支持民主运动的声音。但是，相反的声音也存在，它就来自于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叫德富苏峰，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如今日本正在丧失中心点。政府无威信，军队无威信，就连政治家也无威信……我们既听不到旷野中呐喊的预言家的声音，亦看不到站立街头试图指导国民的先觉者的踪影。人们彼此猜忌，对自己亦疑虑不安，黑暗即将来临。”大家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评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声音。在这样两种声音的背后，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觉得这样的变化其实就是在民众的推动下产生的。

　　这个变化的一大标志就是1918年9月，原敬开始组阁，原敬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在此之前，日本的首相都是有权贵身份的——伊藤博文是明治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是一个贵族，总之，不是贵族，就是有藩阀背景、有爵位的一些人。原敬是平民出身，只是一个众议员，没有藩阀背景，也没有爵位，是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第一位平民首相。更重要的是，当时原敬组阁，他的内阁成员大部分来自他自己所属的政党——“政友会”。这就意味着日本的政治发生了巨变，政党政治取代了以前的藩阀政治;从此以后，当时日本存在的两大政党(一个叫政友会，一个叫民政党)，就开始轮流组阁。这就是政党政治。

　　面对当时的民主要求，面对当时的社会舆论，原敬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大家看，原敬的这段话表明了：他认识到，民主主义是一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是不让它发展太快，是进行疏导。其中一个疏导办法，就是扩大当时民众的选举权。以前是根据纳税资格，你纳了多少税，达到多少之后，才可以有选举权。这时候原敬改革了，把纳税线降得很低，从而使拥有选举权的民众人数倍增——当然他并没有取消纳税线。那么，在这个政治变革的背后，是当时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巨大推动。

　　这个推动背后的一个旗手叫吉野作造。吉野作造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毕业之后，他到中国来了——当时应该是满清晚期——他在袁世凯家里当家庭教师，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看到的资料说，当时袁世凯家里欠他工资，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袁世凯还是比较大方的，还不至于说欠薪。总之，他担任一段时间袁世凯的家庭教师、给袁家孩子上课之后，就又回到日本担任东京大学的教授。不久，他又到欧洲留学了三年，这三年让吉野作造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视野大开、思想大变。当他站在世界看日本的时候，他就认为：日本要走向民主，日本要走向开放，日本要走向文明，这些是潮流，是不能阻挡的。于是，回国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个行动的思想家——写文章，组建团体，进行辩论，等等，在社会上提倡“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是他的一个委婉之词，其实就是民主主义;大家知道，日本明治宪法说一切权力归天皇，所以他不能讲民主主义，他提的是民本主义，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要求政府尊重民意，要求政府为民众谋福利，等等。

　　就是在吉野作造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原敬等政治家的推动下，日本在1925年开始实行《普通选举法》。这个选举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此以后，日本就开始取消了财产限制——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达到年龄，你就具有了选举权。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当然也有很大缺陷，当时的女性没有这样的选举权。只有到了1947年，也就是日本开始实行战后和平宪法之后，女性才开始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在1925年，日本就能够取消财产限制，实现普选法，毕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在这儿我还特别想强调一下，大正民主时代，吉野作造还被称作“对外的良心”，因为他提倡国际平等、国家之间的平等。比如对于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是反日，当时日本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反对这一运动，可是吉野作造是支持的——他支持中国的五四运动，呼吁日本要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中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吉野作造

　　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以及在社会运动上，大正民主时代都出现了全新的气象。这些气象反映到社会上来看，就是整个社会充满了自由的活跃的气氛;从人们的衣装打扮、言语方式等各方面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个国家充满了一种新生的向上的力量。

　　三、融入世界的努力

　　我们上面讲的实际上是大正时代日本的国内，那么在国外，当时日本人也表现得可圈可点。比如说在1918年，当时日本内阁就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论?因为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围绕日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在内阁里面就有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第一，日本到底应该武力发展还是和平发展?一派主张日本还必须保持强大的武力，甚至继续发展武力，夺取更多的领土，才能让国家不断扩大、不断壮大。同时，有人主张日本必须谋求和平，以和平的方式与世界相处——包括与中国、美国、英国等的相处——在和平的环境里发展自己的实力。正是这样两种基本观点，也就引申出第二个争论：一派主张要打破当时的英美霸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英美这些国家控制的不平等的一个旧的国际秩序，“我们要打破它”，重新建立新秩序;另一派则主张，要尊重当时的国际秩序，和英美各国来合作——这派被称为“协调外交”，又被称为“温和外交”。

　　在这场争论里，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就是牧野伸显。这个人既是吉田茂的岳父，也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他是过继给别人，所以不姓大久保，而姓牧野。牧野伸显说过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今后日本应该致力于排除威压权谋之手段，以走正道、扶助弱国为主义。我觉得这点非常好，讲得非常有道理，代表了当时日本国内温和的声音、协调外交的声音。牧野伸显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委任为巴黎和会的总代表，还有一个代表是西园寺公望，但主要是牧野伸显本人到巴黎去参加战后的那场盛会。在那次盛会上，牧野伸显代表日本政府提出了——可以说在世界上可能是第一次提出——“废除人种歧视”的主张，要求把这个主张写入巴黎和会文件里去。很遗憾，这个主张没有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接纳;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当时日本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大家知道巴黎和会的一个成果就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巴黎和会以后，日本对于当时是不是要加入国际联盟，也有争论。有些人认为：那就是一个虚伪的分赃的机制，我们不能去参加那样的机构。但是以牧野伸显等人为代表的协调外交、温和外交的人，主张日本应该加入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体系内来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最终，日本决定加入当时的国际联盟，而且成为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大家知道，虽然威尔逊总统最早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但是很遗憾，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加入，所以当时只有四个常任理事国，分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的苏联，和国际社会是疏远的，没有加入。以一个亚洲国家的身份，当时的日本能够成为国际联盟的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如果我们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无论如何，这是不容易的。

　　日本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担任常任理事国之后，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当时在国际社会奉行国际主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比如说他们有个代表叫新渡户稻造。他是北海道大学培养出来的，现在在北海道大学里还有他的塑像，我曾去看过。很有名的一本书《武士道》就是他写的。新渡户稻造职务最高时担任过国联的副秘书长——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时的欧美社会有非常好的口碑。

　　在加入国联之后，1921年开始的那几年连续发生了很多事，其中一个事就是当时在华盛顿召开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是干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巴黎和会没有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和当时与会的国家签订了《华盛顿海军条约》。这个条约非常重要，因为一战之后，当时一些国家又开始进行军备竞赛，包括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而《华盛顿海军条约》中止了这样一场军备竞赛，给各国发展经济、发展民生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方面，或者说这是华盛顿会议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另一个成果，就是华盛顿会议上还签订了《九国公约》，这个《九国公约》的核心就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山东主权问题。大家知道，巴黎和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因为当时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在中国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而在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签署《九国公约》，日本承诺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并把青岛还回中国。

　　我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都有很多感慨。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或者说很多国际问题，不是武力能解决的。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会制造更多问题，只有谈判桌才是真正有可能解决国际问题的。比如说青岛这个问题，说来说去，最后还是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实际上谈判桌比亮拳头更重要。

　　刚才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民权运动、思想解放、社会活跃，等等。另一方面是在国际上，当时大正时代的日本表现出一种积极融入世界、积极加入国际秩序、积极推动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我看大正时代的时候，有很多感慨，一个感慨是：如果日本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发展的话，我觉得它是非常有前途的，它有可能成为亚洲尤其是东亚第一个成功转型的现代文明国家——因为，对内，它在发展民主，以国民的福祉为根本来进行改革等，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对外，它主张和平发展、融入世界。如果这样的路线、这样的趋势能够不断发展下去，给它时间，我觉得日本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但是遗憾的是，历史常常是在意料之外。

　　四、大正时代另一面：暗流涌动

　　我们刚才看到的大正时代令人欣喜的向上的光明的一面的背后，其实还有暗流涌动的一面。这样的暗流涌动，我总结了一下，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时代。大家知道1889年日本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也就是“明治宪法”，又称作《大日本帝国宪法》。那部宪法是高度集权的，是仿效德国的宪法制定的。而在大正时代，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普选权的扩大、人民权利的扩大等，其实是和宪法有冲突的。可是很遗憾，当时的宪法并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进行修改。换句话说，它没有把那些改革的成果落实为宪法，这就为未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

　　第二个方面，就是日本一面开始实行普选法，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另一面又有极力限制民权的举动。我前面讲到，1925年日本通过了《普通选举法》;但是就在普选法制定一个月后，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治安维持法”——这部法律在日本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它是极力限制民众的民主权利。在今天，日本国会审议某些法案的时候，那些反对党，尤其像共产党、社会党这样的左翼政党，往往指责说：你们又在搞一部治安维持法。换句话说，治安维持法是恶法的代名词。

　　第三个方面，当时日本政治架构非常落后，典型的就是它的内阁制度。这个问题，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日本内阁制度的最大问题：第一，要求必须得有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内阁要有军队的代表，一个是陆军大臣，一个是海军大臣。第二，如果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有一个人辞职，辞职之后，军队又不推荐人入阁，就是说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空缺了，没人来干，那内阁就会垮台。不能由首相指定某个将军或者什么人来当陆(海)军大臣，必须是陆(海)军他们同意推荐的人选才可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只要陆军不满意或者海军不满意，他们就让陆军大臣或者海军大臣辞职，辞职之后，他们还不派人来，政府就会垮台。这就变成了当时的军部控制内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致命的措施;到后来，表现越来越严重，导致军人而不是政治家掌握权力。

　　第四个方面，当时的政党制度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不能说政党制度就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政党制度是需要培育的，是需要健康发展的。但日本社会因为政党出现得并不久——实际上是明治后期才出现的，而政党真正掌权是我们前面说的1918年随着原敬担任首相才开始，同时出现政党轮替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并不完善，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政党对职位玩弄所谓的肉桶政治，对地方进行利益交换，从而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

　　最后一个方面，当时的议会制度也不稳定。因为当时议会也是在政党的操纵下，议会里经常出现乱相，让民众不堪其扰。

　　大正时代的另一特点就是政治暗杀现象较多，我把它称作“政治恐怖主义”。从明治后期开始，就有好几个首相被暗杀。比如说伊藤博文，当然他是在中国东北被朝鲜人暗杀。比如说，刚才讲的原敬是被暗杀的，滨口雄幸是被暗杀的，犬养毅也是被暗杀的。在大正时代，可以说，政治家是一个高危职业，首相是第一高危的职业。这样一种政治恐怖主义，让这个国家逐渐地出现了一种动荡的趋势。那么在这样的动荡的背后，在这些政治暗杀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极端思潮开始滋生泛滥。比如说，暗杀原敬和滨口首相的那两个人都是受到了当时极端思想的影响，而这个极端思想的鼻祖就是北一辉。

　　北一辉这个人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他没上过大学，只是在当时最好的大学——像中国的北大一样的日本东京大学——当旁听生，听了很多课，然后就开始写很多东西。他写的东西里，其实是思想混乱——既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也有民族主义的东西，还有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说是大杂烩。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他还到中国来，支援中国的革命，做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到过当时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区——武昌。他和宋教仁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参加过中国革命的，曾经写过《支那革命外史》，就是回忆那段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后来他长期在中国上海生活。这个人生活很不健康。他的夫人是个从良的妓女，他们两口子也没有孩子，两个人笃信佛教，成天念佛，他们念的是法华经之类的经文。而且，北一辉经常出现幻觉，说他看见了什么小蛇，看见上帝、佛祖在说话，等等，也不辨真假。总之，他们夫妇是出入非常神秘的两个人。

　　北一辉在中国期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北一辉是一个巨大的触动——他原来认为要帮助中国进行革命、改造中国，但是这时候发现中国是反对日本的，他又开始回到日本的立场上。他认为日本本身需要改造;他开始从极左变成极右，写了一本书叫《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本书主张什么?主张年轻的军官武装夺权——从那些腐败的政治家手里夺取权力，然后让天皇亲政，实行经济平等、国家统一经营，每个人的财产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一套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方案，既有社会主义，又有绝对平等主义等，也是一个大杂烩的方案。

　　北一辉当时在他的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读给大家，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他的思想。这是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他在上海写下的话。北一辉说：“我要回日本去。把日本魂彻底翻个个儿，以使其适应日本自身的革命。为此，只是向国内存在的许多正在行动的革命领导人提供革命帝国的框架略图，也许是必要的。是的，可以保卫全亚洲七亿人的‘最后的封建城堡’，应是将要在太平洋沿岸的群岛上建成的革命大帝国。”从这段话就看出来，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右翼思想，所以说我也把它称作日本的本土法西斯主义思想。我记得，弗洛伊德说过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有些疯子、能见到幻想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有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我想，北一辉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疯子似的能够见到幻想的人。

　　北一辉的那些书当时不是正式出版物，就在日本社会中下层开始流传，尤其是在军人里流传非常广，因为他迎合了当时军人的思想，主张军人夺取权力、军人掌管这个国家。而且，这样一股极端思潮在日本社会不断地成长，构成大正时代光明背后的一面、暗流涌动的一面。我记得，中国改革的一个元老杜润生先生说过一段类似这样的话：“实际上，一个社会总是会有少数人有极端思想，有极端思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极端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绑架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危险了。”我觉得杜老的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当然，在1920年代的时候，北一辉这样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还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在滋生、在蔓延。

　　另外，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潜流也一直在涌动。我一开始就讲到了，其实在明治后期，尤其日俄战争以后，这样的军国主义思潮就开始出现在日本社会中。军国主义的潜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1915年，当时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政府答应“二十一条”，这就是军国主义的典型表现。“二十一条”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日关系出现转折。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中国人并不那么恨日本，反而提出了以日为师——后来我们是以俄为师、以苏联为师，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师”是以日本为师。很多人东渡日本去学习，包括周恩来、章太炎、鲁迅、孙中山等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人都到日本去留学。但是，1915年的二十一条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转折，从此中国不再相信日本，而是开始把日本当成自己的敌人。这实际上是军国主义的一个结果。1928年，日本军人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皇姑屯事件，就是当时的日本军人自己制造的，并没有经过日本政府同意。除此之外，当时的军人也不断地为政府制造麻烦。比如说，政府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要求裁减军队，军部就不干，他们反对裁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军队的力量，指责那些主张协调外交的人软弱;此外，军人利用他们的方式进行倒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陆军大臣或者海军大臣，只要有一人辞职，辞职以后，军队不派人参加内阁，那内阁就垮台。通过这些措施，军人不断给政府制造麻烦。

　　五、国家转向：从“九·一八”到“二·二六”

　　我们刚才讲到大正时代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暗流涌动的一面，一个是光明向上的一面。这样的两面，在大正时代基本上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的，而暗流的那一面，之所以说是暗流，因为它没有成为主流。但是转折点到来了，这就是1929年的“大萧条”。大萧条对于当时世界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在这九十年里，论对世界的影响，可能只有今天的新冠病毒的影响可以和大萧条相比。换句话说，我认为，今天的新冠病毒对世界的重构，可能和大萧条差不多，甚至超过了大萧条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大萧条的冲击，我们看，它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导致了几个方面的后果。一个方面，当时日本的农民陷入了困苦之中，非常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北海道。比如说，在日本的东北地区等地方，一些农民没吃没穿，最后就卖儿卖女，主要还是卖女孩子。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个画面，很悲惨：有三个小孩穿着破衣烂衫，眼光很无助，旁边一个牌子上写着字，翻译以后发现是村公所的公告，上面写着什么?“要出卖女孩，请与本处联系。”也就是说，在那样穷苦的社会里，农民吃不起饭，只有卖孩子为生，主要是卖女孩子，把女孩子卖到城市里的妓院从事皮肉生意。大家想想，这其实是非常悲惨的。除了农民之外，在城市里，由于工厂不景气、工厂倒闭等，大量人群失业，劳资矛盾开始激化。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但是很遗憾，这些政策很难马上见到实效。所以说，当时的民众对国家充满了怨言。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办?到底向哪里去?是当时从民众到政府、到知识分子，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1931年夏天，有两个人见面，进行一番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两个人一个是知识分子，是当时日本报界的一个大佬，叫绪方竹虎，后来也是一个政治家，但当时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大报的总编。他和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对话。小矶国昭这人很有名，后来也曾经担任过首相，但当时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长。小矶国昭就对绪方竹虎说，我们可以搞满洲独立了。这让绪方竹虎大吃一惊，他说：“满洲独立?你是不是搞错了时代?现在企图做这种事情，肯定一个年轻人也不会跟随的。”这是一个大报总编的话。但是小矶国昭这个军人不以为然，他说：“那可不一定。日本人喜欢战争，只要事前准备好理由，拉开战幕的话，后面的自然会跟上来。”结果，这个军人的话是对的。

　　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驻“满洲”的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而且还在那儿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这个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而更让那些知识分子、让绪方竹虎那些人感到意外的是，民众果然是支持战争的。当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日本民众一片欢呼，到处都是庆祝的游行。甚至在餐馆里，都有菜单叫“胜利菜单”——专门庆祝日本人的胜利。“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自己挑起的，根本没有和当时的日本政府打招呼，或者说日本政府根本不知情。但是，政府最后还是默许了，这样就导致军人更加肆意妄为。而且，当时日本国内还喊出一句口号，叫“满蒙生命线”，就认为中国的蒙古地区和满洲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现在想想，觉得非常可笑：怎么中国成了你们的生命线?但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宣扬的。

　　“九·一八”事变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把日本推向了战争的道路。在日本的知识界有一个说法，他们不称“二战”，他们一般称“十五年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1945年，这十五年时间，他们称作“十五年战争”。而“九·一八”事变恰恰就是十五年战争的第一张骨牌，第一张骨牌倒下了，那后面日本的一切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条延长线上行动的。

　　“九·一八”事变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日本政府还专门派了一个代表团，让当时的外务省官员松冈洋右带着日本代表团去国联大会参加会议。那次会议是1932年召开的，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国联派了一个李顿调查团，给国联呈交了一个报告——对于“九·一八”事变责任的认定、对事实的描述，那样一个报告，在国联大会上公布了。公布以后，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更多的谴责。结果，松冈洋右和日本政府不是向国际社会解释，不是向国际社会道歉，而是一意孤行退出国联，干脆退出：我不要你这平台了，我不是你国联的成员了。这是1933年3月的事。

　　日本退出国联之后，松冈洋右没有直接回国，因为他觉得这么好的平台丢失了，日本从此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回国以后，没有办法交代。于是，他就到美国去。他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日本。他是在横滨下船，从横滨下船之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岸上，甚至空中还有飞机，那么多人都在欢迎他，把他当成国民英雄一样欢迎。松冈洋右都懵了，他偷偷对别人说：“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危急关头，却这样欢迎我，是不是大家脑子都有问题了!”确实是这样，当时的日本确实是病了。

　　那个时候美国驻日本的大使叫约瑟夫·格鲁。格鲁在日本当大使当了十几年，对日本社会有非常细致的观察。他写了一本书，这两年在中国国内又开始反响很大，很早就有中文版，最近出了新版本。我看那本书就发现，他对日本社会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他的很多说法。比如说，在日本退出国联之后，格鲁大使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说：“现在走这一步，意味着它国内的稳健派已根本失败，军部已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不能指望它会屈服于西方的道义压力或别的压力。军阀和在军阀煽动下的国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宁战不屈。现在，来自世界各国的道义谴责，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谴责非但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决心，而且只会加强他们的决心。”这里说的“日本”两个字改成另外一些国家，这段话也是完全可以应用到今天的。他还说了一段话：“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民族切腹就是民族自杀。

　　我们现在看格鲁当时写下的这些话，都是极有历史洞见性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当时的军部已经冲破了政府的约束，最典型的就是1932年发生的“五·一五”事变。1932年5月15日这一天，当时的一些海军青年将校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了犬养毅的首相官邸，当场将犬养毅杀死。如果说此前对政治家大多采取的是暗杀的话，这次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可以说猖狂至极。这样一场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对日本的政党政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不久以后，日本好不容易建立的政党政治被终结了。从1932年一直到1940年，日本再也没有政党政治家担任首相(1940年到1945年战败时，由军国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的总裁担任首相——编者注)，而是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去。杀死犬养毅的是群什么人呢?他们被称作青年将校，就是军队的那些下层军官。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农村的惨象，卖掉女儿的惨象，他们大部分都听说过，有的家里就有类似的悲剧。所以这些青年将校对政府充满了仇恨，他们心中充满了义愤，充满了道德感，他们认为必须对日本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昭和维新”，因为这个时候在位的已经是昭和天皇了，大正天皇去世了。他们认为，新的天皇昭和当政，要像明治维新一样，在日本进行彻底改革，进行“昭和维新”。而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北一辉那套东西。他们公然杀害犬养毅首相，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的驱动下干出的暴行。但是，对于这样的暴行，很奇怪，民众非常同情他们，有人在报纸上为他们喊冤，有人写信要求政府、要求法院对他们从轻判决，甚至无罪释放。当时的律师公会还发表声明说，这些青年将校“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感动”。包括当时的军部也为这些人辩护。明明是群杀人犯，最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好几个都是服短期的刑罚就被释放出狱，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被追究责任。更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当时的日本社会竟然认为：只要动机是纯洁的，那么他们的行动就可以被谅解。到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还有类似这样一种思想方法。

　　从1932年“五·一五”事变以后，日本军人的力量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主导的力量，一直发展到1936年爆发了“二·二六”事变。“二·二六”事变就是当时一群军人发动政变，实际是一场军事叛乱，导致三位在任或者前任首相死伤，还有好几个大臣被打死。这些军人，和刚才说的“五·一五”事变的军人一样，他们提出的口号也是“昭和维新”。我们在很多历史书上都看到，人们把“二·二六”事变称作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二·二六”事变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登场。在“二·二六”事变之后，当时挑头的几个叛乱军人头目被杀死，北一辉本人也被指控是幕后的黑手而被枪决。实际上，北一辉没有参与这场暴动，但是他的思想确实是这些发动军事叛乱的青年将校的思想动机。北一辉也被枪毙了，但是北一辉的思想在这个国家却没有被枪毙掉，没有被埋葬掉，而是不断地扩大。他不断成为很多军人崇拜的对象。

　　六、滑向灾难深渊

　　在1936年“二·二六”事变之后，第二年就发生了著名的“七七事变”，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七七事变的后果非常严重。第一，日本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原来日方最乐观的认为可能三个月，还有人说半年或者一年，就把中国打下。但是随着中国当时的国共合作、共同抵抗，让日本开始陷入战争的泥沼里面，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国家的财富、国家的资源越来越耗尽。当时日本民众的生活也开始比以前逐日下降。第二，在国际上，日本又陷入了国际社会的孤立。因为不管英国、美国还是欧洲的很多国家，都非常反感、非常反对日本这样的暴行，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日本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孤立了以后，它也会去寻找盟友，于是在1936年11月，其实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它就和当时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然后在1940年又参加了三国同盟，就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国家的同盟。当时日本还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不要错过这班车”——这是1940年日本媒体、日本社会的一个口号。什么是“这班车”?就是要搭德国的这班车，要搭法西斯的这班车。

　　我前面说到1929年的大萧条对当时世界影响非常深远。面对这样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当时国际社会、世界各国一共有三种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一种是罗斯福新政。所谓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自我改革;这个办法应该说非常有效，但是见效非常慢。我觉得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经过十年左右以后，直到二战开始的时候，才逐渐见效。第二种方案，就是苏联的方案。苏联的方案当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很多左翼的人对它大加赞赏。当时的苏联好像没有受世界危机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在当时，有很多美国人竟然移民到苏联去——我们现在是不敢想象的，当时确实是这样。第三种方案就是法西斯的方案，就是希特勒的方案。在日本，这种方案又和北一辉等人的本土法西斯主义思想一拍即合。换句话说，在1940年，日本社会流行的“不要错过这班车”的背后，其实是整个日本社会对一条道路的认同——这条道路就是法西斯主义。参加三国同盟，就是上了法西斯主义这样一班车。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是通往国家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还是通往战争灾难、民族深渊的快车?”这是当时个别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当时日本社会主流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通向国家复兴、大国崛起的快车，不能错过。刚才我们提到日本外务官员松冈洋右，他也担任过外务大臣，其实后来他说过一段话——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他说：“三国同盟是我一生最大的失败，越来越向坏方向发展，我就是死，也不能瞑目。”这是后来他才醒悟到的。

　　这个国家，在国内，军人越来越把握了权力;在国际上，搭上了法西斯主义的快车，开始和德国、意大利站在一起，和整个世界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姿态。那么，这个国家当然就越来越危险了。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关键是，这个时候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刹车装置，或者说这是一个失去刹车装置的国家。第一，我们看军人，最典型的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是赌国运的。其实山本五十六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对美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他知道日本打不过美国，但是他认为可以试一把，万一胜了呢?我在我的书里，专门有篇文章讲这个人，讲他赌徒的心理。他的心态是代表当时日本军人一个很普遍的想法。第二，我们看那些政治家。那些政治家在大正时代以后，或者说1930年以后，表现得都很无能、很窝囊。最典型的就是近卫文麿，没有担当，没有政治家的责任感，也缺乏对于局势的把握，总是虚与委蛇，“好好好”，“是是是”，结果让军人耍得团团转。第三，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国会，随着这个国家越来越被军人把握，国会也停摆了。

山本五十六

　　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人。知识分子在干什么?媒体人在干什么?国民在干什么?可惜，这些人也都成为同谋者。比如说知识人——我现在不太习惯用“知识分子”的说法，我喜欢用“知识人”的说法——那些知识人干什么呢?知识人出现了集体转向。这是日本历史上经常用的一个词，叫“转向”。转向是干什么?就是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立场，转向认同国家主义、认同法西斯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权力面前弯曲自己的脊梁。他们的逻辑非常有意思。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故事，绪方竹虎当时作为一个知识人，在1931年，“九·一八”之前说：老百姓怎么会支持你们打仗呢?不可能。可事实上呢，老百姓非常支持，举国欢呼。这样的现象——国民、民众或者说人民对于战争的狂热支持，让这些知识人开始动摇他们的立场。原来知识人认为：我代表人民，我是最觉醒的一群人，我应该引导民众走向自由、走向民主，等等。但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代表不了谁，民众都走了，都转向了，自己身后几乎一个人也没有。这让知识人非常失落，他们不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价值观，而是开始对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观产生怀疑、产生动摇;最终，很多人开始转向，开始跟随人民，开始转向支持国家主义、支持法西斯主义，而且开始宣扬原来自己不相信的一套东西。比如，他们说：“战争是为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而进行的，这是正义的战争。”他们说：“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之所以要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对霸权;日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我们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完全是闭着眼说瞎话，但是当时的知识人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媒体呢?媒体也开始丧失他们的独立性。从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的媒体就丧失独立性，开始附和、迎合，甚至主动营造开战舆论。在1940年、1941年，如果看日本媒体的话，就会发现当时的报纸上充满了什么“不惜一战”的说法，什么打倒“鬼畜英美”，反对欧美文化，不许过圣诞节，等等——反正就这套东西。换句话说，媒体也开始为法西斯主义鸣道。

　　那么国民呢?那么多国民怎么办呢?这些国民是被洗脑、被操纵的灰色群体。大家都知道，东条英机这个人，其实文化程度不高，虽然毕业于陆军大学，但成绩不太好，据说脑子也不太好;但我前段时间看到他一段话，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说脑子还是挺好使的，或者说也还是聪明的。东条英机说什么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国民的大多数是灰色群体，仅一小部分人会玩弄种种批判性言行。所以，作为率领民众的领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逼迫他们前进。大多数灰色人群听任领导说白道黑，他们都会言听计从。自然，如果对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难俟。”一句话，东条英机洞穿了民众的本质，他认为民众就是一群灰色群体，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应该对他们随意地进行引导。这样引导的结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日本国民成为被洗脑、被操纵的一群，他们狂热地欢呼战争、支持战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我们回到1940年、194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的国际社会其实对日本越来越警惕，因为它侵略中国，因为它和希特勒走到了一起。当时很多人提出警告。比如说，丘吉尔在1941年初，对当时日本的一个外交官说：你们日本每年的钢铁产量只有700万吨，而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一年有9000万吨，日本根本不是英美的对手。丘吉尔就警告说，“希望日本千万不要参加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另外，还有我们前面讲到的格鲁，就是美国驻日本大使，他在1941年11月4日给当时的国务院发了一个电报——注意，1941年11月4日，距离珍珠港事件只有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他在这个电报里说：“如果和平努力失败，(日本)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作殊死斗，甚至不惜实行民族切腹。我们这些天天和这种气氛直接接触的人了解到，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一定是会发生的。日本的逻辑规范或理性，不能用任何西方的尺度来衡量。”应该说，格鲁的话一语成谶。一个月零三天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和欧美国家的战争。这个战争打了不到四年的时间，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结局。这个国家就在不归路上撞了南墙，整个国家付出巨大代价才停下来。或者说，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几代人奋斗的成果毁于一旦。

　　1935年初，豪斯上校对吉田茂的那番忠告，日本当成了耳旁风，但是豪斯先生的预言最终成为现实。日本和德国一样走向了一条歧路。这个国家本来是非常有希望的后发国家，本来非常有希望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和平转型、实现现代文明的国家，最终却在歧路上不撞南墙不回头。

　　七、历史在这里沉思

　　最后我想再讲几句。我觉得回顾这段历史，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其实我们看，从大正民主后期，甚至往前推，在明治时代后期，民族主义就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梦魇，成为干扰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推动这个国家走向歧路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后发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一股致命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民族主义蒙蔽国民的心灵，蒙蔽一个国家的眼睛，拒绝普世价值。

　　我记得印度的一个思想者克里希那穆提说过这段话：“仅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民族主义才会连同它的危害性、它的苦难及世界性的斗争，一起消失。”再往前说，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著名诗人海涅也说过一句话：“没有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有害的东西了。”这说明，这些智者、思想家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性。

　　最后，我们应该以日本的这段历史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想了一句话，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总是对日本这段历史念兹在兹，因为我们是受害者，但我觉得，在事情过去七十年或者八十年之后，我们有些东西应该铭记，有些东西不能再执着。用我的话说：历史之痛不可忘，历史之恨不可记。我们应该以日本为自己的镜子，日本走向歧路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要做到几个正确对待：第一，要正确对待历史;第二，要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第三，要正确对待世界。

　　前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段话，我觉得挺好。我最后以他的话为结尾：“当我们讨论日本时，其实是在思考我们自己。今天中国遇到的问题，都是日本已经经历过的;今天日本遇到的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将要面对的。”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大正时代的日本如果出现强势最高领导人，会不会避免走向歧路?

　　马国川：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前面说过，其实历史常常在意料之外，而不是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不愿意做历史假设，但是从古今中外的例子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是那么乐观。首先来说，大正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名义上是大正天皇，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其次，在君主立宪的这么一个体制下，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即使在昭和时代，也是这样，政治家走马灯一样在换。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改革走到了困境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呼唤政治强人的社会现象;但是很遗憾，人们缺乏这样一种预见：虽然一个强人有可能推动国家进行改革，带领国家走向一条正路，可是反过来说，如果对一个强人缺乏制度制约的话，有什么样的动力、有什么机制不让他走向更邪恶的道路呢?没有任何机制，没有任何办法。远近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说，在这点上，我和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从来不祈求、不希望出现所谓的强人，不希望强人推动改革。我认为，在一个后发国家，在一个转型国家，如果有一个弱势的领导者，可能有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国家的福音。一个社会的成长必然是民间力量和公权力之间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在博弈过程中就会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来。当然，在这种博弈中，会有混乱，甚至会有点暴力、会流点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希望不出现大面积的暴乱情况。就是在这样的冲突博弈过程中，会逐渐构建出一个新的社会生态来，一个国家就会逐渐地实现现代的转型。可是反过来，如果出现一个强势领导人，又缺乏对其的制度制约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反而更容易走向邪路、更容易走向歧路。

　　提问：一个美国作家的《菊与刀》里，谈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新渡户稻造的作品《武士道》里也提到耻感文化。首先我想问一下，马老师是怎么样认识耻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耻感文化如此地植根于日本的国民性里面，那么未来是否有一天，日本还会报复美国啊?

　　马国川：关于第一个问题，《菊与刀》、《武士道》这些书，我也读过，但是我没读那么细。你刚才用了一个“国民性”的词，我不承认国民性的存在，我觉得国民性是个伪命题。另外，我们很多人习惯以文化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来分析一个国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不够的，或者是有问题的。我更愿意从一个制度的方向，作为抓手来分析问题。文化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说不清的。比如关于耻感文化，在读《菊与刀》的时候，我就想，它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好像是日本独有的，可是很多东西如果放在中国人身上，感觉也是对的——比如说勤劳、勇敢，但是又虚伪，等等，这些方面用来描述中国人好像也没有大错。所以，我不太赞成文化分析的方式，我不太赞同所谓的国民性说法。其实“国民性”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流行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国民性的东西，如果再往前推一步，往往就会变成种族的问题、民族的问题。

　　比起文化分析来，我更愿意用制度的方式去看待历史。比如说一个典型，还是以日本为例。二战前，日本是什么样的，国民是什么样的，刚才我讲了，但是之后，日本的国民又是什么样的呢?完全不同。其实人几乎还是那批人——当然有些年轻人不断成长起来——但是横跨战前战后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已经完全变了。在战前，对于几乎所有人，你如果问他：你愿不愿意为天皇而死?他肯定说愿意。问：你愿不愿意为国家而死?答：愿意。这是肯定的答案。可是，在1973年，二战结束二十多年之后，当时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所进行了一个大样本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我这样一个读历史的人也大吃一惊。面对一个问题：当日本受到外国侵略的时候，你怎么办?70%的人选的答案是投降。跟战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怎么变化的?是文化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彻底转变吗?我觉得不是。重点是制度。在新的制度下，人们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再举个例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的时候，当时日本民众，包括日本教职工、教师联合会这样的机构提出一个口号——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再上战场，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对国家主义、对国家的认识、对国家的警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个问题实际是和第一个问题相连的。我个人认为，因为日本已经高度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不可能再挑战美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我们国内有些人因为不了解，或者有其他的目的，总是宣称日本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等。在现在的日本，法西斯、极右这种人有没有?有，但绝对是极少数。就像刚才我引用杜润生先生的话一样，在一个社会中，有极端思想的人总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让这些极端思想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不绑架全体国民，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在一条邪恶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此，重申我刚才那个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我觉得日本人不可能再去挑战美国，也没有必要。

　　提问：对于一国的普通国民而言，当国家这辆大车在歧路上狂奔的时候，能有什么途径做出自己的努力呢?

　　马国川：一个国家走上歧路，在历史长河中，就是一个小小的拐弯、一个小小的急转弯，但对于一代人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甚至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个人在这个趋势面前，能做什么呢?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可能清醒一点，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尽可能对那种宏大的叙事、那种国家主义的东西保持警惕，不附和。假如个体没有勇气说不的话，至少应该保持沉默，不附和。对一些极端者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绑架社会，往往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附和，让他们的声音压倒了其他声音。假如他们说完了，结果没有任何人跟随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不会成功。反过来说，假如人们附和，不愿意保持沉默，最终会把大家都裹挟到一个灾难之中去。

　　提问：日本在二战中死亡约三百万，还挨了两颗原子弹，以这个代价彻底完成制度转型，是否值得?

　　马国川：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它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这种代价是它们走上邪路的国家要付出的，但是不是就一定要挨原子弹?我们另说。反正它要付出，因为它挑战了整个世界。而这种代价是不是一定能够成为力量，推动这个国家的制度完善、现代转型?这不是必然的。仅仅从日本的例子来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假如没有美国的强力介入，假如没有盟军总司令部麦克阿瑟他们强力的推动，日本不可能实现和平，不可能实现向现代文明的转型。网上曾经有一个标题说，日本是美国用刺刀逼着实现民主的。我觉得基本上说出了一个事实。

　　提问：荣剑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思想导向，全面学习西方，取得巨大成就;随后日本又开始“脱欧返亚”的思想转型，以民族主义为导向，走向了绝对的国家主义。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对当下又有什么借鉴?

　　马国川：荣老师这篇文章，我也看了。这真是一篇雄文，写得非常好。他的文章总是那么洋洋洒洒、大气磅礴。这篇文章给我们的启发非常大，在日本为什么会发生巨大的转变?对明治时代认同的价值观，后来又完全拒绝了。我自己理解，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个共性问题。后发国家在开始的阶段，往往是认同普遍价值、认同现代文明的;但是一旦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日本到明治晚期、跻身世界列强的时候，这时候国民被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冲昏头脑，他们不再追求进步，他们认为：你们西方那套也无非如此，我们不学也罢。他们甚至反过来说：你们那套东西还不如我们的东西呢，我们老祖宗这套东西，比你们的好使。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吸收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前提下才发展起来，而是把自己的成绩归结于自己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模式——比如日本的模式——自己这套东西。这个时候，这些国家最容易走向歧路，最容易开始对世界产生怀疑，动摇原来的价值判断;走到极致就是开始对现代文明进行排斥，甚至敌视;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发生碰撞，产生灾难性后果。

　　比如说在二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日本知识界提出一个口号，翻译过来就叫“近代之超克”。“超克”的意思就是超越、克服;“近代之超克”，就是要超越和克服近代。近代是什么?其实就是现代文明。“近代之超克”，就是我刚才说的，认为：西方那套行不通，我们要超越他们，我们要克服他们，我们要创造一套新的现代化方式，要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我们这套模式才是后发国家应该学习的模式，我们这套比那套还成功。其实当时日本知识界喊出的日本之超克，就是这个东西。

　　提问：请教马老师两个问题。第一，近代日本流行暗杀的极端行为，和日本的文化或者国民性有什么关联吗?第二，甲午战争并未激起仇日而二十一条后仇日渐盛，是否和中国民族主义在清末才兴起有关?

　　马国川：第一个问题，暗杀和文化是不是有关系?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我还是重申我前面说的观点，我觉得没太大关系，其实我们发现，沙俄后期政治暗杀也是很流行的，中国的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也是政治暗杀非常流行，那你能说这些国家的暗杀都和它们的国民性或者文化有关系吗?我觉得还是没太大关系。

　　第二个问题，你讲的这个看法还是挺有道理的。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学日本，但是二十一条以后，对日本才开始反对，是不是和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怎么说呢?晚清以后，尤其民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逐渐形成。在这儿补充一句，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是后发国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样的生成在某些阶段，对于国家的发展可能还有些推动力、凝聚力;但是一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觉得自己还行，觉得自己厉害的时候，就要特别警惕民族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