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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已经成为华盛顿主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亚裔美国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提到“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的刺激下，美国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呈上升趋势。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有45%的亚裔美国成年人(超过1000万人)称，他们直接遭受了种族歧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至2020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49%。
考虑到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这些都不足为奇。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焦虑的加剧，必然会导致针对亚洲面孔的尖刻言论的激增。如今，政府官员们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加上极端主义言论，重新开始了这一怪圈，导致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现在把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视为敌人，而不管他们与中国政府有什么联系。如果拜登政府不采取持续的行动，这些在大流行时期激增的暴力事件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种族歧视的漫长历史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一直或强或弱的存在，当时第一批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在新发现的加州金矿寻找工作。1868年，为了换取贸易和传教机会，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伯林盖姆-苏厄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为中国公民向旅行提供便利。中国工人迅速涌入美国，主要是西海岸。在那里，他们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帮助发展农业、渔业和采矿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工人数量的增加，美国人的反华情绪也随之高涨。在19世纪70年代，工人党的以“中国人必须走!”的斗争性口号赢得了加州议会的席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白人暴徒持续摧毁和占据了西海岸的300多个中国人定居点。最终，政客们用1882年的《排华法案》来回应这种种族主义——全面禁止华人移民。这一法案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整个种族群体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利用所谓“黄祸”的种族主义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亚洲移民会抢走白人劳工的工作，并且利用他们虚弱的身体传播外国疾病，并以他们的异教传统威胁美国文化。把亚洲人描绘成具有威胁性的漫画角色经常会带来可怕的后果。1906年，在17名南亚男子来到华盛顿的贝灵厄姆的一家木材厂工作后，《普吉特湾美国人报》(puget sound american)针对性的头条新闻是“我们有坠入黑暗的危险吗?”。不到一年，400多个白人暴徒，主要来自当地一个叫做“亚洲排斥联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的组织，暴力地将125名南亚人驱逐出了这座城市。
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这种歧视。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将包括日裔美国公民在内的超过 110，000 名日本人强制关押在美国各地的12个集中营。由于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正当诉讼程序的权利，这些人在集中营度过了数年，并承受了超过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正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多丽丝·松井(doris matsui)在今年3月举行的一场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及许多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谬论，即日裔美国人本质上是我们的敌人。”
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没有结束恐惧的气氛。在冷战初期，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中国人、华裔美国科学家和学生为目标，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迫使他们不得在政府和私营部门担任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职位。今天，依然有许多相同的刻板印象和假设存在与美国政府内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华盛顿因为军事承包商与中国的联系而拒向他们提供安全许可，禁止亚裔美国外交官从事中国和朝鲜问题相关的工作，并且，作为司法部“中国倡议”的一部分美国指责亚裔美国人从事主要基于种族的经济间谍活动。
尽管针对的是亚洲的另一个地区，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类似的歧视性脚本上演。911后的伊斯兰恐惧症对阿拉伯、穆斯林和南亚社区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仅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新闻机构就记录了645起针对南亚或中东裔美国人的“偏见事件”。同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激增了17倍。2002年，美国的政策将1906年的“坠入黑暗危险”恐惧制度化，通过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nseers)——这是一个针对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签证持有者的监控项目——华盛顿开始驱逐数千人，其中包括1480名巴基斯坦人
在美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案件中，政府以国家安全或公共卫生的名义为其歧视辩护，这使得在起诉、驱逐和行政决定中所使用证据的有效性难以辨析。因此，许多歧视性政策会持续多年。直到2016年，公民自由组织、人权组织和国会议员才设法关闭了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
跳出怪圈
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打破政府政策和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5月21日，乔·拜登总统签署了《 covid-19 仇恨犯罪法案》。到目前为止，这是美国政府对最近种族主义暴力上升的最高级别的回应，这项立法会使报告、调查和起诉仇恨犯罪更容易。但是，尽管这项法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未能解决最近导致歧视激增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一贯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外交政策机构就对中国的行动越来越质疑。在特朗普时代，议员和分析人士把北京形容为一个生存的威胁的趋势愈演愈烈，自拜登就职以来，这种趋势仅仅略有下降。
今年6月，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成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整个地球构成的生存威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行动，包括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的特定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然而，美国军队仍然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北京积极寻求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会在美国人当中播下焦虑和不信任的种子，也会影响美国政府准确评估中国有限威胁的能力。
这种膨胀的危机感扭曲了公众舆论。今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53%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将中国描述为敌人，这一比例高于2020年的38%。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大幅增加，从2018年的17%增至2021年的38%。这些类似冷战时期的过度敏感性在妖魔化亚裔美国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2021年5月发生在伯克利的袭击事件——一名袭击者将亚裔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证明了官方外交政策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这种危险联系。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一趋势，新的联盟也开始揭示当前种族主义危机的外交政策根源。包括美国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成员在内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大声地呼吁反对针对中国的沙文主义言论，并指出这种言论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危险。今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警告说，“散布毫无根据的质疑，把所有中国人都视为威胁”，会“把无辜的华裔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在情报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时的反间谍指南往往阻碍有才华的亚裔美国人，包括那些在中国有亲戚的人，在公共服务中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技能。
不过，如果拜登真的想减少国内的针对亚裔的暴力，他必须采取更有建设性的对华政策，而不是过分夸大北京对美国的挑战。首要的，这样的政策应该包括政府引进对美中关系持不同看法的人员，包括那些不认为只有极端竞争才是唯一出路的人。如果不有意识地使内部对中国政策的考量多样化，华盛顿的行为将继续助长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就像特朗普时代一样。
拜登政府还应该支持对美中关系有更全面理解的立法，而不是像4月份在参议院提出的《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等只主张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的法案。另一项由纽约民主党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的相关法案(《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接触法案》)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与参议院的法案不同，米克斯的法案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灵活性来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避免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中的一些对抗性措辞。政府正在进行的全面对华政策评估也应反映出对美中关系更为公正的评估;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应该被鼓励公开地提出与北京进行互利互动的需要。
在不激起仇恨亚裔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前提是政策制定者努力将外交政策与国内言论脱钩。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应将中国官方的所有行为都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而必须清楚北京实际上对美国及其价值观构成的具体威胁——并将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具体的行动。使用“恶意影响”或“存在威胁”等笼统的语言来解释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中国或亚洲有一些关系的无辜美国人被定罪。
基于对北京行动的全面评估而制定的对华政策，能够比关于“中国想要主宰美国”的阴谋论更有效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妖魔化整个国家必然会妖魔化国内所有长着亚洲面孔的人。除非美国政策制定者停止将中国作为美国所有困境的出气筒，否则亚裔美国人将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张华耀(russell jeung)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的亚裔研究教授， 也是“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杰西卡·李(jessica j. lee )美国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 ecraft)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略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7-28/rivalry-without-racism
在北京已经成为华盛顿主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亚裔美国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提到“中国病毒”和“功夫流感”的刺激下，美国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呈上升趋势。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有45%的亚裔美国成年人(超过1000万人)称，他们直接遭受了种族歧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至2020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49%。
考虑到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这些都不足为奇。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焦虑的加剧，必然会导致针对亚洲面孔的尖刻言论的激增。如今，政府官员们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加上极端主义言论，重新开始了这一怪圈，导致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现在把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视为敌人，而不管他们与中国政府有什么联系。如果拜登政府不采取持续的行动，这些在大流行时期激增的暴力事件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种族歧视的漫长历史
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一直或强或弱的存在，当时第一批中国劳工来到美国，在新发现的加州金矿寻找工作。1868年，为了换取贸易和传教机会，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伯林盖姆-苏厄德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为中国公民向旅行提供便利。中国工人迅速涌入美国，主要是西海岸。在那里，他们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和帮助发展农业、渔业和采矿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中国工人数量的增加，美国人的反华情绪也随之高涨。在19世纪70年代，工人党的以“中国人必须走!”的斗争性口号赢得了加州议会的席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白人暴徒持续摧毁和占据了西海岸的300多个中国人定居点。最终，政客们用1882年的《排华法案》来回应这种种族主义——全面禁止华人移民。这一法案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禁止整个种族群体进入美国。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利用所谓“黄祸”的种族主义概念。人们普遍认为，亚洲移民会抢走白人劳工的工作，并且利用他们虚弱的身体传播外国疾病，并以他们的异教传统威胁美国文化。把亚洲人描绘成具有威胁性的漫画角色经常会带来可怕的后果。1906年，在17名南亚男子来到华盛顿的贝灵厄姆的一家木材厂工作后，《普吉特湾美国人报》(puget sound american)针对性的头条新闻是“我们有坠入黑暗的危险吗?”。不到一年，400多个白人暴徒，主要来自当地一个叫做“亚洲排斥联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的组织，暴力地将125名南亚人驱逐出了这座城市。
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这种歧视。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将包括日裔美国公民在内的超过 110，000 名日本人强制关押在美国各地的12个集中营。由于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正当诉讼程序的权利，这些人在集中营度过了数年，并承受了超过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正如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多丽丝·松井(doris matsui)在今年3月举行的一场关于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及许多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谬论，即日裔美国人本质上是我们的敌人。”
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没有结束恐惧的气氛。在冷战初期，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中国人、华裔美国科学家和学生为目标，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迫使他们不得在政府和私营部门担任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职位。今天，依然有许多相同的刻板印象和假设存在与美国政府内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华盛顿因为军事承包商与中国的联系而拒向他们提供安全许可，禁止亚裔美国外交官从事中国和朝鲜问题相关的工作，并且，作为司法部“中国倡议”的一部分美国指责亚裔美国人从事主要基于种族的经济间谍活动。
尽管针对的是亚洲的另一个地区，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类似的歧视性脚本上演。911后的伊斯兰恐惧症对阿拉伯、穆斯林和南亚社区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仅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新闻机构就记录了645起针对南亚或中东裔美国人的“偏见事件”。同年反穆斯林仇恨犯罪激增了17倍。2002年，美国的政策将1906年的“坠入黑暗危险”恐惧制度化，通过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nseers)——这是一个针对几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签证持有者的监控项目——华盛顿开始驱逐数千人，其中包括1480名巴基斯坦人
在美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案件中，政府以国家安全或公共卫生的名义为其歧视辩护，这使得在起诉、驱逐和行政决定中所使用证据的有效性难以辨析。因此，许多歧视性政策会持续多年。直到2016年，公民自由组织、人权组织和国会议员才设法关闭了国家安全出入境登记系统。
跳出怪圈
有迹象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打破政府政策和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5月21日，乔·拜登总统签署了《 covid-19 仇恨犯罪法案》。到目前为止，这是美国政府对最近种族主义暴力上升的最高级别的回应，这项立法会使报告、调查和起诉仇恨犯罪更容易。但是，尽管这项法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未能解决最近导致歧视激增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一贯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外交政策机构就对中国的行动越来越质疑。在特朗普时代，议员和分析人士把北京形容为一个生存的威胁的趋势愈演愈烈，自拜登就职以来，这种趋势仅仅略有下降。
今年6月，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成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和整个地球构成的生存威胁”。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行动，包括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对美国的特定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然而，美国军队仍然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北京积极寻求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只会在美国人当中播下焦虑和不信任的种子，也会影响美国政府准确评估中国有限威胁的能力。
这种膨胀的危机感扭曲了公众舆论。今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53%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将中国描述为敌人，这一比例高于2020年的38%。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也大幅增加，从2018年的17%增至2021年的38%。这些类似冷战时期的过度敏感性在妖魔化亚裔美国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2021年5月发生在伯克利的袭击事件——一名袭击者将亚裔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证明了官方外交政策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这种危险联系。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越来越关注这一趋势，新的联盟也开始揭示当前种族主义危机的外交政策根源。包括美国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成员在内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大声地呼吁反对针对中国的沙文主义言论，并指出这种言论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危险。今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judy chu)警告说，“散布毫无根据的质疑，把所有中国人都视为威胁”，会“把无辜的华裔美国人置于危险之中”。在情报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时的反间谍指南往往阻碍有才华的亚裔美国人，包括那些在中国有亲戚的人，在公共服务中使用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技能。
不过，如果拜登真的想减少国内的针对亚裔的暴力，他必须采取更有建设性的对华政策，而不是过分夸大北京对美国的挑战。首要的，这样的政策应该包括政府引进对美中关系持不同看法的人员，包括那些不认为只有极端竞争才是唯一出路的人。如果不有意识地使内部对中国政策的考量多样化，华盛顿的行为将继续助长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就像特朗普时代一样。
拜登政府还应该支持对美中关系有更全面理解的立法，而不是像4月份在参议院提出的《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等只主张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的法案。另一项由纽约民主党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的相关法案(《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接触法案》)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与参议院的法案不同，米克斯的法案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灵活性来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避免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中的一些对抗性措辞。政府正在进行的全面对华政策评估也应反映出对美中关系更为公正的评估;政府的所有官员都应该被鼓励公开地提出与北京进行互利互动的需要。
在不激起仇恨亚裔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前提是政策制定者努力将外交政策与国内言论脱钩。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应将中国官方的所有行为都视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而必须清楚北京实际上对美国及其价值观构成的具体威胁——并将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具体的行动。使用“恶意影响”或“存在威胁”等笼统的语言来解释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中国或亚洲有一些关系的无辜美国人被定罪。
基于对北京行动的全面评估而制定的对华政策，能够比关于“中国想要主宰美国”的阴谋论更有效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妖魔化整个国家必然会妖魔化国内所有长着亚洲面孔的人。除非美国政策制定者停止将中国作为美国所有困境的出气筒，否则亚裔美国人将继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张华耀(russell jeung)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的亚裔研究教授， 也是“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杰西卡·李(jessica j. lee )美国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 ecraft)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略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7-28/rivalry-without-ra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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