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影响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凯发k8官方首页

　　今年4月，日本防卫省下属的防卫研究所正式成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研究室，引起多方关注。这是战后日本政府体制内首次针对特定国家成立的研究机构，也是唯一以单一国家命名的研究室。近些年来，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摩擦不断，对中国动态的跟踪研究也成为当下日本各界关注的重点。众多研究机构目光盯紧中国，试图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社会等领域全面剖析中国，它们所撰写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府乃至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日本对华研究机构数量众多且分工各有侧重

　　无论是日本政府内部还是民间，都有着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数量众多且分工各有侧重。从机构性质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政府体制内各省厅下设的研究机构。虽然大多编制人员较少，但精干高效，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大。如防卫省下辖的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外务省的中国蒙古课以及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等均在此列。其中，新近设立的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所属研究人员4～5名，均为长期跟踪研究中国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自2011年起，每年选择一个主题发布一份《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今年的主题是“扩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活动范围与其战略”。虽然报告宣称研究成果仅代表个人观点，但其中所主张的观点在日本《防卫白皮书》及《防卫计划大纲》等官方文件中均能够得到体现。在外务省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进行政策跟踪和情报分析的部门，主要有亚洲大洋洲局的中国蒙古课和直接隶属于外务大臣的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等部门。中国蒙古课编制大约35人，主要职责是分析研判中国政治外交领域相关动态，并据此制定对华的综合外交政策。而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是颇具神秘色彩的独立部门，更加注重对所掌握情报的综合分析。该组织下属的第三国际情报官室负责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相关情报，成员有20名左右。

　　二是日本企业自建的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它们有庞大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信息来源渠道多、范围广，与政府较好地保持互动联系。日本各大商社为了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建立起了庞大的情报网络。以日本三菱、三井、伊藤忠、丸红和住友等九大综合商社为例，它们在近百个国家设立了1000多个办事处，派驻人员达六七千人，雇用人员多达两万人，重点搜集经济和科技方面情报，中国是其关注的重点对象。他们下设或资助的研究机构通过发达的情报网络，实时掌握中国的经济动态，对中国的经济走势进行战略性、综合性研究。而日本商社历来有为国家提供情报服务的传统，并将之视为“爱国的一种义务”。另外，民间智库也是日本对华研究力量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智库拥有一大批高素质、高效率的研究分析人员，受政府机构或商社的委托进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通过对中国较长时期的持续考察，往往能从公开信息中获得重要情报。在日本国内影响较大且具有特色的智库主要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等。

　　三是临时组建的各种恳谈会。此类恳谈会成员多为首相信任的退休高官或专家学者，他们根据首相的需求就某一专题进行研讨，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大多会转化为日本对外政策加以落实，报告内容也最能直接反映日本高层精英的观点。虽很少专门以中国问题作为研讨主题，但在外交、安保等方面的专题中往往会涉及对中国的认知判断。安倍第二次上台伊始就组建了“有关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为日本调整安保战略进行前期理论研究，恳谈会会长即为最近在中国曝光率颇高的南海仲裁庭法官之一柳井俊二。该恳谈会在柳井的领导下，最终不负安倍期望，再次强化了中国是日本的“现实威胁和主要对手”的战略定位，为安倍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所需的理论支撑。

　　影响日本对华研究的几大因素

　　虽然日本对华研究领域的大多数人员都具有较高素质和专业水准，但其在研究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日本整体政治右倾化的风潮影响对华研究的客观性。当前，在安倍政府的大力鼓吹和持续推动下，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趋势十分明显。这种趋势对内表现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图谋修改和平宪法，为求摆脱战败国阴影、成为“正常国家”，走所谓的政治大国道路;对外则主要表现在强调地区紧张局势，渲染日本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而中国正是被日本视为“现实威胁”的国家。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日本对华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片面强调中国快速增长给日本带来的压力，并不断指责“中国军费快速增长且开支不透明，中国单方面凭借实力改变地区现状，破坏地区秩序”等。此种论调已成为日本对华研究的主流意见。

　　其次，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压制对华友好理性的声音。在日本右翼媒体和安倍政府的有意打压管控下，日本媒体中已经很难见到对华的正面宣传报道，《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有意丑化抹黑中国人形象。而70%以上的日本国民的观点受媒体左右，主流媒体的反华倾向及言论对日本国民的情绪产生了强烈影响，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大大减少。据2015年中日两国共同实施调查的结果，对华抱有负面印象的日本民众比例达到88.8%。2014年这一比例更高达93%，是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的最低点。这种对华负面认知的观念一旦固化，不仅会进一步形成仇华、厌华的社会氛围，破坏中日民间友好的基础，而且还使得部分对华友好的研究者面临无处发声、不敢发声的处境，极大削弱了研究者对政府决策的纠偏作用。

　　再次，日本传统的危机意识夸大“中国威胁”，从而降低对华研究的准确性。日本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繁的先天地理条件，培养出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不断创新技术，缓解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危机意识又容易走偏，使他们易于从“被害者”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强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且不断拉大差距的现实，让部分日本人心中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对中国的戒心不断增强。在对华研究领域，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形成“中国强大对日不利”的主观判断，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却对中国在稳定地区局势、促进地区发展中的贡献视而不见，造成对华研究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进而也难以对政府对华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唯上不唯真，难以提供客观合理的建议

　　正如80多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今天日本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正再次重复这“解剖”中国的过程。这些研究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使得日本政府决策能够找到丰富充实的理论依据;但同时，由于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不断增强，言论自由被大幅压制，因此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大幅缩水，而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却不断增强。特别是，日本对华研究唯上不唯真的倾向愈发凸显，越来越难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合理的建议。

　　以往，按照日本政府及日本凯发k8国际娱乐官网入口的文化，决策流程应是自下而上，从而能保障从决策到执行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更多是由上向下，先由首相等高层对问题定性定调，研究人员再去有目标、有倾向性地筛选素材，论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自然难以达到客观公正的要求，对决策只是盲从地背书而非提供理性的建议。同时，研究成果公布后，会进一步加深民众对华的片面错误认知，而民众的情绪又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今年4月，日本防卫省下属的防卫研究所正式成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研究室，引起多方关注。这是战后日本政府体制内首次针对特定国家成立的研究机构，也是唯一以单一国家命名的研究室。近些年来，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摩擦不断，对中国动态的跟踪研究也成为当下日本各界关注的重点。众多研究机构目光盯紧中国，试图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社会等领域全面剖析中国，它们所撰写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府乃至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日本对华研究机构数量众多且分工各有侧重

　　无论是日本政府内部还是民间，都有着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数量众多且分工各有侧重。从机构性质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政府体制内各省厅下设的研究机构。虽然大多编制人员较少，但精干高效，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影响较大。如防卫省下辖的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外务省的中国蒙古课以及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等均在此列。其中，新近设立的防卫研究所中国研究室所属研究人员4～5名，均为长期跟踪研究中国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自2011年起，每年选择一个主题发布一份《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今年的主题是“扩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活动范围与其战略”。虽然报告宣称研究成果仅代表个人观点，但其中所主张的观点在日本《防卫白皮书》及《防卫计划大纲》等官方文件中均能够得到体现。在外务省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进行政策跟踪和情报分析的部门，主要有亚洲大洋洲局的中国蒙古课和直接隶属于外务大臣的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等部门。中国蒙古课编制大约35人，主要职责是分析研判中国政治外交领域相关动态，并据此制定对华的综合外交政策。而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是颇具神秘色彩的独立部门，更加注重对所掌握情报的综合分析。该组织下属的第三国际情报官室负责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相关情报，成员有20名左右。

　　二是日本企业自建的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它们有庞大的资金和人力支持，信息来源渠道多、范围广，与政府较好地保持互动联系。日本各大商社为了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建立起了庞大的情报网络。以日本三菱、三井、伊藤忠、丸红和住友等九大综合商社为例，它们在近百个国家设立了1000多个办事处，派驻人员达六七千人，雇用人员多达两万人，重点搜集经济和科技方面情报，中国是其关注的重点对象。他们下设或资助的研究机构通过发达的情报网络，实时掌握中国的经济动态，对中国的经济走势进行战略性、综合性研究。而日本商社历来有为国家提供情报服务的传统，并将之视为“爱国的一种义务”。另外，民间智库也是日本对华研究力量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智库拥有一大批高素质、高效率的研究分析人员，受政府机构或商社的委托进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通过对中国较长时期的持续考察，往往能从公开信息中获得重要情报。在日本国内影响较大且具有特色的智库主要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等。

　　三是临时组建的各种恳谈会。此类恳谈会成员多为首相信任的退休高官或专家学者，他们根据首相的需求就某一专题进行研讨，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大多会转化为日本对外政策加以落实，报告内容也最能直接反映日本高层精英的观点。虽很少专门以中国问题作为研讨主题，但在外交、安保等方面的专题中往往会涉及对中国的认知判断。安倍第二次上台伊始就组建了“有关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为日本调整安保战略进行前期理论研究，恳谈会会长即为最近在中国曝光率颇高的南海仲裁庭法官之一柳井俊二。该恳谈会在柳井的领导下，最终不负安倍期望，再次强化了中国是日本的“现实威胁和主要对手”的战略定位，为安倍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所需的理论支撑。

　　影响日本对华研究的几大因素

　　虽然日本对华研究领域的大多数人员都具有较高素质和专业水准，但其在研究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日本整体政治右倾化的风潮影响对华研究的客观性。当前，在安倍政府的大力鼓吹和持续推动下，日本政治整体右倾化趋势十分明显。这种趋势对内表现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图谋修改和平宪法，为求摆脱战败国阴影、成为“正常国家”，走所谓的政治大国道路;对外则主要表现在强调地区紧张局势，渲染日本所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而中国正是被日本视为“现实威胁”的国家。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日本对华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片面强调中国快速增长给日本带来的压力，并不断指责“中国军费快速增长且开支不透明，中国单方面凭借实力改变地区现状，破坏地区秩序”等。此种论调已成为日本对华研究的主流意见。

　　其次，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压制对华友好理性的声音。在日本右翼媒体和安倍政府的有意打压管控下，日本媒体中已经很难见到对华的正面宣传报道，《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右翼媒体有意丑化抹黑中国人形象。而70%以上的日本国民的观点受媒体左右，主流媒体的反华倾向及言论对日本国民的情绪产生了强烈影响，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日本人大大减少。据2015年中日两国共同实施调查的结果，对华抱有负面印象的日本民众比例达到88.8%。2014年这一比例更高达93%，是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来的最低点。这种对华负面认知的观念一旦固化，不仅会进一步形成仇华、厌华的社会氛围，破坏中日民间友好的基础，而且还使得部分对华友好的研究者面临无处发声、不敢发声的处境，极大削弱了研究者对政府决策的纠偏作用。

　　再次，日本传统的危机意识夸大“中国威胁”，从而降低对华研究的准确性。日本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繁的先天地理条件，培养出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不断创新技术，缓解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危机意识又容易走偏，使他们易于从“被害者”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强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且不断拉大差距的现实，让部分日本人心中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对中国的戒心不断增强。在对华研究领域，研究者先入为主地形成“中国强大对日不利”的主观判断，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却对中国在稳定地区局势、促进地区发展中的贡献视而不见，造成对华研究的准确性大打折扣，进而也难以对政府对华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唯上不唯真，难以提供客观合理的建议

　　正如80多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今天日本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正再次重复这“解剖”中国的过程。这些研究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使得日本政府决策能够找到丰富充实的理论依据;但同时，由于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不断增强，言论自由被大幅压制，因此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大幅缩水，而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却不断增强。特别是，日本对华研究唯上不唯真的倾向愈发凸显，越来越难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合理的建议。

　　以往，按照日本政府及日本凯发k8国际娱乐官网入口的文化，决策流程应是自下而上，从而能保障从决策到执行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更多是由上向下，先由首相等高层对问题定性定调，研究人员再去有目标、有倾向性地筛选素材，论证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自然难以达到客观公正的要求，对决策只是盲从地背书而非提供理性的建议。同时，研究成果公布后，会进一步加深民众对华的片面错误认知，而民众的情绪又会反过来影响政府决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