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岁月中的荒诞外交：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阿记述-凯发k8官方首页

　　（作者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史无前例”、被认作是“伟大创举”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狂飚骤起。在这场“荡涤旧世界一切污泥浊水”、“誓让天下一片红”的汹涌大潮中，坚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代骄子，成为披风斩浪的“弄潮儿”。

　　他们不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扫残云，主沉浮，反修防变闹革命，同时还“以天下为己任”，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驱虎豹，缚苍龙，扫除一切害人虫，实现“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革命抱负和理想。1967年，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既是“激情燃烧”岁月荒诞不经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极左思潮导致中国外交扭曲畸形的突出例证。

　　中国共青团全面瘫痪，姚文元率红卫兵组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周恩来等人亲自送行

　　1967年，中国派出红卫兵代表团访问远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事出有因。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之下，红卫兵运动正处于颠峰时期。

　　作为中国党和国家二号人物并且被称作用“副统帅”的林彪，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做出了严重脱离实际、极端盲目和乐观的判断，大大地误导了当时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有些方面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中国人。

　　“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胜利”，不仅成了寻常中国人的基本信念，而且成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此时，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社会政治生态与中国大同小异。作为执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在领导不足20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并且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公开而热烈地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最坚定的盟友。

　　中国领导人不但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著名诗句高度评价中阿关系，而且将阿尔巴尼亚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因此，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后备军、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即将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传来后，中国立即决定由姚文元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

　　按照常理，出席此类组织的代表大会，应当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面组团，并且理所当然地要由团中央领导人担任团长，代表团成员也应当是共青团系统的专职干部。

　　但当时中国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已经完全瘫痪，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统统被打成黑帮份子，甚至为被指斥为反革命“三胡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共青团名义派团出访已经没有可能。

　　于是，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决定由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组团出访。当然，事先双方就此进行了外交沟通，阿尔巴尼亚完全认可和接受来自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

　　当时的姚文元年岁并不大，他本人虽然不是共青团出身，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但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位高权重，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后人认为他是舞文弄墨、专以攻讦和诋毁他人为能事的学阀和党棍。

　　1965年，正是此人奉命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走红，实际上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1966年，他又口诛笔伐“三家村”，摇唇鼓舌，滥施淫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并从此成为中国政坛新星。

　　除姚文元外，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北师大学谭厚兰，成为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此外还有刘锡昌、宋义民、陈敢峰、程金香和高静慧。他们分别来自工厂、部队和学校。另外随团出访的还有3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和团中央。

　　派红卫兵代表团出国访问，这是“伟大创举”年代中的“外交创举”。6月21日代表团出发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送行。前往送行的还有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诸多显赫人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代会(即工人代表大会)、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聂元梓、丁国钰和数千名“红卫兵小将”，也到机场热烈欢送，场面和气氛极为热烈和夸张。

　　此时的姚文元，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踌躇满志，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也”的豪迈气派。谭厚兰等人年轻气盛，涉世不深，承此殊荣，虽然多少带有受宠若惊之状，但也充分显示了“精神抖擞、生气勃勃”的造反派风采。

　　他们胸前佩带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彤彤的革命宝书”，簇拥在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的巨幅画像下面，连续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然后登上飞机。

　　阿方给予中国红卫兵以很高礼遇，双方的极左理念一拍即合，突显革命战斗友谊是共同需要。

　　6月21日的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机场，红旗招展，鼓乐喧天。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梅罗率领各界青年代表数千人，早早就等候在机场。用中阿两国文字书写的大字标语“热烈欢迎你们”，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瞩目。阿尔巴尼亚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唱得震天价响。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此时是原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他带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外交官以及中国在阿工作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机场迎接来自祖国的文革“闯将”。

　　他们像在国内一样，手捧红宝书，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时期的著名歌曲，并且还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朗读毛泽东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当姚文元等人乘坐的飞机抵达地拉那机场时，中阿双方接机人员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帝修反”等口号此起彼伏。

　　下机之前在机舱里进行了认真准备的姚文元、谭厚兰等人，身着草绿色军装，胸佩着毛主席像章，臂带红卫兵袖标，手捧《毛主席语录》，“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下飞机舷梯。红卫兵风采尽显无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有关方面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来访高度重视。阿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梅罗当天即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见。

　　6月22日，在梅罗、刘晓等人陪同下，姚文元一行参观了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纪念馆、青年劳动联盟成立纪念馆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纪念馆等。

　　23-24日，代表团又参观了“特拉特·诺塔”烟草厂、“纳伊姆·弗拉歇里”学校、阿中友谊港—都拉港、阿中友好农业社等。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的第二号人物谢胡，还正式宴请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方面为接待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做了精心准备，气氛营造得特殊热烈而友好。代表团所到之处，“毛泽东—霍查”、“友谊就是保证”等口号声接连不断，《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游击队之歌》、《北京—地拉那》与《国际歌》的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据报道，当时这种热烈的欢呼和歌唱，有时要持续5分多钟。

　　阿尔巴尼亚方面作为主人，详尽地向中国红卫兵代表团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当时正在进行的“进一步革命化”运动，同时也热情地赞颂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欢呼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充分肯定中阿两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革命的战斗友谊”。

　　姚文元等人自然也不厌其烦，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宣传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不断地向欢迎人群致以中国“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他们高度评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表示一定要学习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坚定性和勇敢精神”。

　　霍查等人多次会见代表团，中方阐明红卫兵运动宗旨和目标，双方发誓要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

　　在访问活动中，姚文元等人还经常向对方赠送毛泽东和霍查的丝织画像、红卫兵袖标、遵义会议会址模型、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画幅等富有政治含义的工艺品。

　　阿方人士当时对此表现得相当重视。一位青年组织负责人接受红卫兵袖标后当场带上，随即在大会上激动地表示，他一定要忠于这一袖标，永不沾污这一袖标。

　　随后，他又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阿尔巴尼亚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约瑟在接受了谭厚兰等人赠送的红卫兵袖标后，与谭厚兰相互拥抱，热泪盈眶地表示，他本人要“永远成为一个革命者”。

　　访阿期间，姚文元还非常热衷于题词留念。他题词的主要内容通常是：“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致敬”、“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恩维尔·霍查同志致敬”、“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政治口号。

　　当然，有时也有例外。例如在德拉斯洛，代表团得知一个名叫亚当·雷卡的人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后，全体成员立刻拿出红宝书，齐声朗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等毛主席语录。

　　临别时，他们在留言簿上奇思妙想，竟令人啼笑皆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雷锋和雷卡是一对共产主义亲兄弟，他们代表着中阿两国青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6月28日，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第5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姚文元为首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22个代表团一起，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中阿两国人民和青年紧密团结起来，为创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而奋斗。”此外，代表团还向大会赠送了毛泽东主席佩带红袖标接见红卫兵的绣像。

　　在各国来宾中，姚文元等人倍受青睐。在向大会发表的洋洋万言的演说中，姚文元不仅使用令人汗颜的肉麻语言颂扬阿尔巴尼亚，赞扬“这盏社会主义明灯更亮了”，同时还宣布，中国粉碎了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集团后，又揪出了“埋藏在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他宣布，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就是要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红卫兵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要认真学习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革命榜样”，要永远同阿尔巴尼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正一起。”

　　这些无与伦比的颂扬之词，博得了与会者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掌声。出席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高领导人霍查同姚文元进行了长时间的握手和拥抱。当时，会场上全体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

　　会议结束时，霍查又走下主席台，同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其他成员一一握手拥抱。6月29日大会闭幕时，坐在会场前排的梅罗举，抓起姚文元的左手高高举起。再次出席大会的霍查，同时高高举起了姚文元右手，共同欢呼“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代表团访阿载誉归来后，国内政治风向逐渐改变，“红卫兵外交”遂成可笑绝唱

　　大会闭幕后，姚文元等人并未急于回国，而是继续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他们先后参观了“地拉那”工厂、“吉米安尼”手工业合作社、“乎娜托”国营农场、“伐乌—伐耶”水电站工地，还有位于布沙特的另一个“阿中友好农业社”。

　　每到一处，姚文元等人都必定满怀豪情地表示，中国红卫兵一定要同阿尔巴尼亚“永远共同战斗，把世界上一切害人虫统统消灭干净”。

　　7月1日，霍查和谢胡分别正式会见了姚文元一行。他们热烈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祝愿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更大贡献，祝愿毛泽东身体健康，并请代表团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转达“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霍查本人还两次同代表团成员手拉手地进行合影。这一天，阿尔巴尼亚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再次对代表团访问成功表示祝贺。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阿友谊永世长存。

　　姚文元踌躇满志，一再告知阿方领导人：“当前世界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人民革命的浪潮是风起云涌，一浪高一浪。”

　　7月10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所进行的访问终于结束。姚文元率领谭厚兰等人乘专机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阿伯达、康生、刘宁一、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叶群、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军区负责人吴德、郑维山、傅崇碧等人的隆重欢迎。

　　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也到机场迎接。机场上长时间地响彻毛主席语录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按照中国领导人和“红卫兵领袖”当时对世界革命的浪漫幻想，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这次访问，只不过是红卫兵小将在全世界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支持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天下一片红的第一步。

　　然而，在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许多年少无知的青年人参加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被人利用了，最终成了政治阴谋家和野心家篡党夺权、国祸秧民的工具。

　　红卫兵运动带有不容置辩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进入1968年后，红卫兵在当时寻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落，红卫兵运动“走向世界”也就成了南柯一梦。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次访问，因而也就成了中国红卫兵对国外的唯一一次访问。

　　（作者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史无前例”、被认作是“伟大创举”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狂飚骤起。在这场“荡涤旧世界一切污泥浊水”、“誓让天下一片红”的汹涌大潮中，坚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代骄子，成为披风斩浪的“弄潮儿”。

　　他们不但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扫残云，主沉浮，反修防变闹革命，同时还“以天下为己任”，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驱虎豹，缚苍龙，扫除一切害人虫，实现“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革命抱负和理想。1967年，中国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既是“激情燃烧”岁月荒诞不经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极左思潮导致中国外交扭曲畸形的突出例证。

　　中国共青团全面瘫痪，姚文元率红卫兵组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周恩来等人亲自送行

　　1967年，中国派出红卫兵代表团访问远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事出有因。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左思潮影响之下，红卫兵运动正处于颠峰时期。

　　作为中国党和国家二号人物并且被称作用“副统帅”的林彪，对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做出了严重脱离实际、极端盲目和乐观的判断，大大地误导了当时对外部世界知之不多、有些方面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中国人。

　　“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灭亡，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胜利”，不仅成了寻常中国人的基本信念，而且成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处理和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此时，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社会政治生态与中国大同小异。作为执政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在领导不足20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并且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公开而热烈地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最坚定的盟友。

　　中国领导人不但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著名诗句高度评价中阿关系，而且将阿尔巴尼亚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因此，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后备军、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即将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传来后，中国立即决定由姚文元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

　　按照常理，出席此类组织的代表大会，应当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面组团，并且理所当然地要由团中央领导人担任团长，代表团成员也应当是共青团系统的专职干部。

　　但当时中国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已经完全瘫痪，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统统被打成黑帮份子，甚至为被指斥为反革命“三胡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共青团名义派团出访已经没有可能。

　　于是，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决定由姚文元率领中国红卫兵组团出访。当然，事先双方就此进行了外交沟通，阿尔巴尼亚完全认可和接受来自中国的红卫兵代表团。

　　当时的姚文元年岁并不大，他本人虽然不是共青团出身，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但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位高权重，实际上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后人认为他是舞文弄墨、专以攻讦和诋毁他人为能事的学阀和党棍。

　　1965年，正是此人奉命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走红，实际上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1966年，他又口诛笔伐“三家村”，摇唇鼓舌，滥施淫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并从此成为中国政坛新星。

　　除姚文元外，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北师大学谭厚兰，成为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此外还有刘锡昌、宋义民、陈敢峰、程金香和高静慧。他们分别来自工厂、部队和学校。另外随团出访的还有3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和团中央。

　　派红卫兵代表团出国访问，这是“伟大创举”年代中的“外交创举”。6月21日代表团出发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送行。前往送行的还有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诸多显赫人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工代会(即工人代表大会)、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聂元梓、丁国钰和数千名“红卫兵小将”，也到机场热烈欢送，场面和气氛极为热烈和夸张。

　　此时的姚文元，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踌躇满志，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也”的豪迈气派。谭厚兰等人年轻气盛，涉世不深，承此殊荣，虽然多少带有受宠若惊之状，但也充分显示了“精神抖擞、生气勃勃”的造反派风采。

　　他们胸前佩带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彤彤的革命宝书”，簇拥在毛泽东和恩维尔—霍查的巨幅画像下面，连续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然后登上飞机。

　　阿方给予中国红卫兵以很高礼遇，双方的极左理念一拍即合，突显革命战斗友谊是共同需要。

　　6月21日的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机场，红旗招展，鼓乐喧天。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梅罗率领各界青年代表数千人，早早就等候在机场。用中阿两国文字书写的大字标语“热烈欢迎你们”，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瞩目。阿尔巴尼亚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唱得震天价响。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此时是原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他带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外交官以及中国在阿工作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也在机场迎接来自祖国的文革“闯将”。

　　他们像在国内一样，手捧红宝书，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时期的著名歌曲，并且还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朗读毛泽东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当姚文元等人乘坐的飞机抵达地拉那机场时，中阿双方接机人员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帝修反”等口号此起彼伏。

　　下机之前在机舱里进行了认真准备的姚文元、谭厚兰等人，身着草绿色军装，胸佩着毛主席像章，臂带红卫兵袖标，手捧《毛主席语录》，“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下飞机舷梯。红卫兵风采尽显无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有关方面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来访高度重视。阿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梅罗当天即同代表团举行了工作会见。

　　6月22日，在梅罗、刘晓等人陪同下，姚文元一行参观了地拉那拖拉机配件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建党纪念馆、青年劳动联盟成立纪念馆以及民族解放斗争纪念馆等。

　　23-24日，代表团又参观了“特拉特·诺塔”烟草厂、“纳伊姆·弗拉歇里”学校、阿中友谊港—都拉港、阿中友好农业社等。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的第二号人物谢胡，还正式宴请了中国红卫兵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方面为接待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做了精心准备，气氛营造得特殊热烈而友好。代表团所到之处，“毛泽东—霍查”、“友谊就是保证”等口号声接连不断，《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游击队之歌》、《北京—地拉那》与《国际歌》的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据报道，当时这种热烈的欢呼和歌唱，有时要持续5分多钟。

　　阿尔巴尼亚方面作为主人，详尽地向中国红卫兵代表团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当时正在进行的“进一步革命化”运动，同时也热情地赞颂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欢呼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充分肯定中阿两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革命的战斗友谊”。

　　姚文元等人自然也不厌其烦，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宣传中国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不断地向欢迎人群致以中国“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他们高度评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表示一定要学习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坚定性和勇敢精神”。

　　霍查等人多次会见代表团，中方阐明红卫兵运动宗旨和目标，双方发誓要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

　　在访问活动中，姚文元等人还经常向对方赠送毛泽东和霍查的丝织画像、红卫兵袖标、遵义会议会址模型、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画幅等富有政治含义的工艺品。

　　阿方人士当时对此表现得相当重视。一位青年组织负责人接受红卫兵袖标后当场带上，随即在大会上激动地表示，他一定要忠于这一袖标，永不沾污这一袖标。

　　随后，他又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阿尔巴尼亚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约瑟在接受了谭厚兰等人赠送的红卫兵袖标后，与谭厚兰相互拥抱，热泪盈眶地表示，他本人要“永远成为一个革命者”。

　　访阿期间，姚文元还非常热衷于题词留念。他题词的主要内容通常是：“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致敬”、“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恩维尔·霍查同志致敬”、“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政治口号。

　　当然，有时也有例外。例如在德拉斯洛，代表团得知一个名叫亚当·雷卡的人为保卫国家财产而牺牲后，全体成员立刻拿出红宝书，齐声朗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等毛主席语录。

　　临别时，他们在留言簿上奇思妙想，竟令人啼笑皆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雷锋和雷卡是一对共产主义亲兄弟，他们代表着中阿两国青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和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6月28日，阿尔巴尼亚青年劳动联盟第5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姚文元为首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22个代表团一起，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锦旗，上面写着：“中阿两国人民和青年紧密团结起来，为创造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而奋斗。”此外，代表团还向大会赠送了毛泽东主席佩带红袖标接见红卫兵的绣像。

　　在各国来宾中，姚文元等人倍受青睐。在向大会发表的洋洋万言的演说中，姚文元不仅使用令人汗颜的肉麻语言颂扬阿尔巴尼亚，赞扬“这盏社会主义明灯更亮了”，同时还宣布，中国粉碎了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集团后，又揪出了“埋藏在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他宣布，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就是要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与此同时，他特别强调，“红卫兵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要认真学习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革命榜样”，要永远同阿尔巴尼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正一起。”

　　这些无与伦比的颂扬之词，博得了与会者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掌声。出席大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高领导人霍查同姚文元进行了长时间的握手和拥抱。当时，会场上全体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

　　会议结束时，霍查又走下主席台，同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其他成员一一握手拥抱。6月29日大会闭幕时，坐在会场前排的梅罗举，抓起姚文元的左手高高举起。再次出席大会的霍查，同时高高举起了姚文元右手，共同欢呼“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代表团访阿载誉归来后，国内政治风向逐渐改变，“红卫兵外交”遂成可笑绝唱

　　大会闭幕后，姚文元等人并未急于回国，而是继续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他们先后参观了“地拉那”工厂、“吉米安尼”手工业合作社、“乎娜托”国营农场、“伐乌—伐耶”水电站工地，还有位于布沙特的另一个“阿中友好农业社”。

　　每到一处，姚文元等人都必定满怀豪情地表示，中国红卫兵一定要同阿尔巴尼亚“永远共同战斗，把世界上一切害人虫统统消灭干净”。

　　7月1日，霍查和谢胡分别正式会见了姚文元一行。他们热烈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祝愿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更大贡献，祝愿毛泽东身体健康，并请代表团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转达“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霍查本人还两次同代表团成员手拉手地进行合影。这一天，阿尔巴尼亚举行盛大宴会款待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再次对代表团访问成功表示祝贺。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中阿友谊永世长存。

　　姚文元踌躇满志，一再告知阿方领导人：“当前世界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人民革命的浪潮是风起云涌，一浪高一浪。”

　　7月10日，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所进行的访问终于结束。姚文元率领谭厚兰等人乘专机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阿伯达、康生、刘宁一、江青、张春桥、关峰、戚本禹、叶群、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军区负责人吴德、郑维山、傅崇碧等人的隆重欢迎。

　　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也到机场迎接。机场上长时间地响彻毛主席语录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按照中国领导人和“红卫兵领袖”当时对世界革命的浪漫幻想，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这次访问，只不过是红卫兵小将在全世界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支持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天下一片红的第一步。

　　然而，在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许多年少无知的青年人参加红卫兵运动，实际上是被人利用了，最终成了政治阴谋家和野心家篡党夺权、国祸秧民的工具。

　　红卫兵运动带有不容置辩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进入1968年后，红卫兵在当时寻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低落，红卫兵运动“走向世界”也就成了南柯一梦。

　　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对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次访问，因而也就成了中国红卫兵对国外的唯一一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