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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社会”，我在读“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学”。——1948年钱其琛致王永堂函
留德初年，许多德国人好奇地问我：你们的外交部长姓钱，是否是你的亲属?我说，中国姓钱的人有几百万，五百年前可能一家。但仔细想想，似乎与我家也有点关系，主要与我舅舅王永堂(字绍堂)。惊悉他去世后，我翻箱倒柜，找到了钱其琛在上海大同中学的毕业照(1945)和两封他给我舅舅的原信(1948)。
钱其琛(1928.1-2017.5.9)，祖上应当是清朝文官，但到他的时候已经家道败落，他应当属于书香门第。1942年14岁时，他孤身一人背着一个箱子，从浙江嘉定来到上海求学，到上海的大同大学附属中学。我舅舅刚好也在该中学读书，所以他们成为同窗好友，后来又结拜为兄弟。
钱其琛的传家宝箱子
钱其琛带着那箱子，是他祖传的一家一当，里面存放了许多他祖辈的印章、字画等文物。在兵慌马乱的年头，为安全起见，他就把这个箱子存放在我外祖父家，把我家看成他自己的家——我外祖父王泰烑当年是裕华玻璃厂老板，兼上海玻璃瓶子业联合会秘书长，而且家中兄弟姐妹几乎都在上海开厂。
建国后钱其琛建立了新居，起先在上海工作，先后担任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和共青团区委书记。1953年赴北京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不久赴苏联学习，此后一直在北京外交部工作，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尽管如此，他的箱子还是保存在我家。只是有一次他从北京写信给我在上海工作的舅舅，把他箱子里的一个存折里的钱取出。我舅舅把钱通过邮局汇给了他。但其它东西，依旧原封不动地留在箱子里。
谁都没想到撞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举国上下没有一处保险箱。我外祖父家被抄家，我当时刚好在外祖父家，目睹了一切。家里的所有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书画等被洗劫一空。后来又来了一次抄家，家里就全空了，钱其琛的那个箱子，连箱子一起搬走了。
70年代邓小平上台的那期间，中央有政策：资本家抄家物资折价归还，资本家子女的抄家物资原物归还。按照这政策，钱其琛的东西应当原物归还，我母亲等被抄走的首饰等也应当原物归还。母亲写信给市里要求原物归还，上面马上来政治审查，说母亲要翻案，吓得母亲全放弃了。所以，钱其琛的箱子就此不知所终。
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一：我的大学在社会
钱其琛是在1945年中学毕业，属于首届毕业生。下面是他们的通信录。通信录第一页有我舅舅王永堂的名字和地址(上数第15位)，第六页是钱其琛的名字和地址(上数第13位)：
姓名：钱其琛，籍贯：江苏嘉定，通信处：常德路1024弄，17号，电话：(无)
图一(3张)：大同中学首届毕业生通讯录
下面是他们的毕业照，我舅舅在第一排的右数第一位，就不知道钱其琛在哪里，因为不知他当年长的什么脸。
图二：大同中学首届毕业照（作者注：这个毕业照恐怕钱其琛自己都没有。我舅舅爱好摄影，所以什么都保留着。）
大同中学是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大同中学毕业生大都进大同大学继续读书，我舅舅就在大同大学读化工(因为外祖父搞玻璃生产)。但钱其琛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中学毕业后就中断学业，在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大公报》编辑部找到一份编务工作，以此养家糊口。这期间他与我舅舅依旧保留了很好的兄弟情谊，一直交往。下面这封信，应当是他在这个时期写给我舅舅的信。
图三：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一
当时我舅舅一直劝他要放弃打工，去上大学——这么多好同学都上大学了，就钱其琛受到经济限制而无法上。但钱其琛并没有因此而被经济压力所压倒，就像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中那样，进了“社会大学”。
“关于你给我的意见，很是感激。然而换环境进大学，暂时恐怕很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你知道，目前我还负担一部分家庭费用呢!不过三年来，我仍在学习，自信没有在账簿中埋没了自己——我在读“社会”，我在读“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学。”
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二：国难时代的同学聚会
下面这封函估计是同学聚会。只知道时间上应当是1945-1949年之间。但他信的最后写到：“你姐姐的死，确很不幸，但也不要太悲哀吧!”那是指我母亲的大姐(当时才24岁)因为破腹产而于1948年7月20日去世，钱其琛的该函刚好在她去世后四天所写。
这封信说的是一次中学同学聚会，应当是我舅舅发起。钱其琛愿意来，但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他们这批同学中许多都参加了地下党，都在搞学运，所以不能忘乎所以。他对聚会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
图四：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二
“(1)夏天不宜多喝酒，更不宜喝醉，我们要的是清醒，不是大醉。并且我是完全不会喝酒的，所以最好能改为喝汽水，略加些啤酒，好吗?
“(2)聚餐不宜浪费，宜清洁简便。既省金钱，又有益健康。这样的物价，这样的年头，实在不应过分铺张。
“(3)时间可否略迟一、二小时，因为天气太热。
“(4)我建议的一只菜是‘番茄炒蛋’。理由是，营养丰富，价廉物美，清洁可口。托老兄代办。”
他函中询问，聚会是“在厂里还是在延平路”。延平路是我外祖父(我舅舅)的家，“厂里”应当是我外祖父在静安寺的工厂。可见，他们的同学聚会不是在餐馆，而是在自己的家里，而且是自己做菜。这与今日风行的同学聚会天壤之别。
同学之情：陈幹与钱其琛
他们的大同中学同学中，其实最著名的是当时上海市市长陈公博的儿子陈幹。按照今日划分，陈幹至少属于官二代。但陈幹身上没有半点官二代的恶习，与同学们的关系都特别好。甚至在抗日宣传中，也首当其冲——大同中学和大同大学是当年上海高校中的红色堡垒，也是中共地下党最活跃的地方，连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都是寄养在大同幼儿园(后来党组织被破坏才导致这两个儿子流落街头)。陈幹对母校非常投身。在当时这样白道黑道横行的时代，如果学校遇到困难，就找到陈幹，陈幹利用他的关系疏通，而使大学渡过一个个难关。
但抗日胜利后，陈公博被定为汉奸，被枪决。陈幹找到我舅舅商量怎么办?我舅舅说：你在中国无法混下去，还是远走高飞。就这样，陈幹赴美国留学。临别时把他的一架德国莱卡照相机赠送给我舅舅留念——我舅舅就拿这架照相机进入了摄影天地，经常以摄影为名从事地下党活动，摄下了那个时代大上海的许多珍贵镜头(大部分在文革中丧失，留下的两万多张照片赠送给了上海档案馆)。
上世纪80年代初开放国界，陈幹半个世纪后首次回到上海探望老同学们。他宴请在上海的20位中学老同学，我舅舅也去了。过后舅舅对我说，那一桌花去了200元人民币，这在当年的中国就算很豪华了。但相隔半个世纪，同学之间的差别不仅在经济上，更多在精神上：那时陈幹已经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家，美国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我舅舅的那批当年的热血青年，几乎都被打成右派，那时刚刚右派脱帽。
陈幹又去了北京，见到了在京的老同学们，其中也包括钱其琛——一位当年汉奸的儿子，今日的美国科学家;一位是因为抗日而参加地下党，今日的中国政治家。但同窗之情，亲如手足，没有因为不同的身世而改变，更没有因为半个世纪的风雨而退色。当时他们会面的情境笔者不敢端测，但留下了许多聚会照片，在此选择一张如下。
图五：钱其琛与陈幹
十年前舅舅也到北京看望中学老同学们。钱其琛知道舅舅到了，马上派车去接。舅舅到了他家，说非常朴实，与他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只有一个门卫，家里多了一个厨师。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
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故事。钱其琛不幸去世了，享年90岁。舅舅已经92岁高龄，还在带着照相机云游四方，摄影成了他一生的爱好。
附注：本文内容是我舅舅王永堂多次与我闲聊往事时所记。这次钱其琛去世，我舅舅刚好赴江苏临山东交界的一个农村游览，所以电话无法联系上，许多内容无法问到更详细的，因为时效性只能就此驻笔了。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我在读“社会”，我在读“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学”。——1948年钱其琛致王永堂函
留德初年，许多德国人好奇地问我：你们的外交部长姓钱，是否是你的亲属?我说，中国姓钱的人有几百万，五百年前可能一家。但仔细想想，似乎与我家也有点关系，主要与我舅舅王永堂(字绍堂)。惊悉他去世后，我翻箱倒柜，找到了钱其琛在上海大同中学的毕业照(1945)和两封他给我舅舅的原信(1948)。
钱其琛(1928.1-2017.5.9)，祖上应当是清朝文官，但到他的时候已经家道败落，他应当属于书香门第。1942年14岁时，他孤身一人背着一个箱子，从浙江嘉定来到上海求学，到上海的大同大学附属中学。我舅舅刚好也在该中学读书，所以他们成为同窗好友，后来又结拜为兄弟。
钱其琛的传家宝箱子
钱其琛带着那箱子，是他祖传的一家一当，里面存放了许多他祖辈的印章、字画等文物。在兵慌马乱的年头，为安全起见，他就把这个箱子存放在我外祖父家，把我家看成他自己的家——我外祖父王泰烑当年是裕华玻璃厂老板，兼上海玻璃瓶子业联合会秘书长，而且家中兄弟姐妹几乎都在上海开厂。
建国后钱其琛建立了新居，起先在上海工作，先后担任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和共青团区委书记。1953年赴北京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不久赴苏联学习，此后一直在北京外交部工作，再也没有回过上海。尽管如此，他的箱子还是保存在我家。只是有一次他从北京写信给我在上海工作的舅舅，把他箱子里的一个存折里的钱取出。我舅舅把钱通过邮局汇给了他。但其它东西，依旧原封不动地留在箱子里。
谁都没想到撞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举国上下没有一处保险箱。我外祖父家被抄家，我当时刚好在外祖父家，目睹了一切。家里的所有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书画等被洗劫一空。后来又来了一次抄家，家里就全空了，钱其琛的那个箱子，连箱子一起搬走了。
70年代邓小平上台的那期间，中央有政策：资本家抄家物资折价归还，资本家子女的抄家物资原物归还。按照这政策，钱其琛的东西应当原物归还，我母亲等被抄走的首饰等也应当原物归还。母亲写信给市里要求原物归还，上面马上来政治审查，说母亲要翻案，吓得母亲全放弃了。所以，钱其琛的箱子就此不知所终。
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一：我的大学在社会
钱其琛是在1945年中学毕业，属于首届毕业生。下面是他们的通信录。通信录第一页有我舅舅王永堂的名字和地址(上数第15位)，第六页是钱其琛的名字和地址(上数第13位)：
姓名：钱其琛，籍贯：江苏嘉定，通信处：常德路1024弄，17号，电话：(无)
图一(3张)：大同中学首届毕业生通讯录
下面是他们的毕业照，我舅舅在第一排的右数第一位，就不知道钱其琛在哪里，因为不知他当年长的什么脸。
图二：大同中学首届毕业照（作者注：这个毕业照恐怕钱其琛自己都没有。我舅舅爱好摄影，所以什么都保留着。）
大同中学是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大同中学毕业生大都进大同大学继续读书，我舅舅就在大同大学读化工(因为外祖父搞玻璃生产)。但钱其琛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中学毕业后就中断学业，在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大公报》编辑部找到一份编务工作，以此养家糊口。这期间他与我舅舅依旧保留了很好的兄弟情谊，一直交往。下面这封信，应当是他在这个时期写给我舅舅的信。
图三：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一
当时我舅舅一直劝他要放弃打工，去上大学——这么多好同学都上大学了，就钱其琛受到经济限制而无法上。但钱其琛并没有因此而被经济压力所压倒，就像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中那样，进了“社会大学”。
“关于你给我的意见，很是感激。然而换环境进大学，暂时恐怕很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你知道，目前我还负担一部分家庭费用呢!不过三年来，我仍在学习，自信没有在账簿中埋没了自己——我在读“社会”，我在读“生活”——这就是我的大学。”
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二：国难时代的同学聚会
下面这封函估计是同学聚会。只知道时间上应当是1945-1949年之间。但他信的最后写到：“你姐姐的死，确很不幸，但也不要太悲哀吧!”那是指我母亲的大姐(当时才24岁)因为破腹产而于1948年7月20日去世，钱其琛的该函刚好在她去世后四天所写。
这封信说的是一次中学同学聚会，应当是我舅舅发起。钱其琛愿意来，但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他们这批同学中许多都参加了地下党，都在搞学运，所以不能忘乎所以。他对聚会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
图四：钱其琛致王永堂函之二
“(1)夏天不宜多喝酒，更不宜喝醉，我们要的是清醒，不是大醉。并且我是完全不会喝酒的，所以最好能改为喝汽水，略加些啤酒，好吗?
“(2)聚餐不宜浪费，宜清洁简便。既省金钱，又有益健康。这样的物价，这样的年头，实在不应过分铺张。
“(3)时间可否略迟一、二小时，因为天气太热。
“(4)我建议的一只菜是‘番茄炒蛋’。理由是，营养丰富，价廉物美，清洁可口。托老兄代办。”
他函中询问，聚会是“在厂里还是在延平路”。延平路是我外祖父(我舅舅)的家，“厂里”应当是我外祖父在静安寺的工厂。可见，他们的同学聚会不是在餐馆，而是在自己的家里，而且是自己做菜。这与今日风行的同学聚会天壤之别。
同学之情：陈幹与钱其琛
他们的大同中学同学中，其实最著名的是当时上海市市长陈公博的儿子陈幹。按照今日划分，陈幹至少属于官二代。但陈幹身上没有半点官二代的恶习，与同学们的关系都特别好。甚至在抗日宣传中，也首当其冲——大同中学和大同大学是当年上海高校中的红色堡垒，也是中共地下党最活跃的地方，连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都是寄养在大同幼儿园(后来党组织被破坏才导致这两个儿子流落街头)。陈幹对母校非常投身。在当时这样白道黑道横行的时代，如果学校遇到困难，就找到陈幹，陈幹利用他的关系疏通，而使大学渡过一个个难关。
但抗日胜利后，陈公博被定为汉奸，被枪决。陈幹找到我舅舅商量怎么办?我舅舅说：你在中国无法混下去，还是远走高飞。就这样，陈幹赴美国留学。临别时把他的一架德国莱卡照相机赠送给我舅舅留念——我舅舅就拿这架照相机进入了摄影天地，经常以摄影为名从事地下党活动，摄下了那个时代大上海的许多珍贵镜头(大部分在文革中丧失，留下的两万多张照片赠送给了上海档案馆)。
上世纪80年代初开放国界，陈幹半个世纪后首次回到上海探望老同学们。他宴请在上海的20位中学老同学，我舅舅也去了。过后舅舅对我说，那一桌花去了200元人民币，这在当年的中国就算很豪华了。但相隔半个世纪，同学之间的差别不仅在经济上，更多在精神上：那时陈幹已经是美国杰出的科学家，美国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我舅舅的那批当年的热血青年，几乎都被打成右派，那时刚刚右派脱帽。
陈幹又去了北京，见到了在京的老同学们，其中也包括钱其琛——一位当年汉奸的儿子，今日的美国科学家;一位是因为抗日而参加地下党，今日的中国政治家。但同窗之情，亲如手足，没有因为不同的身世而改变，更没有因为半个世纪的风雨而退色。当时他们会面的情境笔者不敢端测，但留下了许多聚会照片，在此选择一张如下。
图五：钱其琛与陈幹
十年前舅舅也到北京看望中学老同学们。钱其琛知道舅舅到了，马上派车去接。舅舅到了他家，说非常朴实，与他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只有一个门卫，家里多了一个厨师。除此之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
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故事。钱其琛不幸去世了，享年90岁。舅舅已经92岁高龄，还在带着照相机云游四方，摄影成了他一生的爱好。
附注：本文内容是我舅舅王永堂多次与我闲聊往事时所记。这次钱其琛去世，我舅舅刚好赴江苏临山东交界的一个农村游览，所以电话无法联系上，许多内容无法问到更详细的，因为时效性只能就此驻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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