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塑造中美关系的机会窗口-凯发k8官方首页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1月8-10日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一个十分特别的时间节点上展开的。就在两周多之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特朗普是十九大闭幕后到访中国的第一个外国国家元首。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本国整体所处历史方位作出新的判断，意味着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认知框架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特朗普访华前即表示，这次访问将为新时代中美关系描绘蓝图。

　　蓝图当然无法通过一次访问来完成。但是中国显然希望特朗普这次访问能够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开好局、起好步，并服务于长期中美关系。因此，对于这次访问，中国看重的主要是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尽管长期稳定要通过持续的短期合作来实现。

　　在大洋的另一边，这次访问恰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众所周知，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曾反复攻击美中经贸关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特朗普上任十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保持了平稳态势，经贸关系上也没有发生众人担心的“贸易战”。对特朗普颇为苛刻的美国国内主流媒体现在开始质疑或者嘲笑特朗普对华“变软”。面对国内不佳的执政环境，特朗普确实也需要给自己的支持者拿出一点具体的成绩单。

　　因此，美方在此次访问当中更看重的是短期问题、战术问题。特朗普希望能够通过访问带回去一些“礼包”，特别是在经贸和朝核问题上对国内选民和舆论有所交代。

　　按照以上标准来看，中美高层这次互动完成了双方的目的。从美方视角看，特朗普带回去一个两国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2535亿美元“大单”，并通过故宫夜宴、盛大欢迎仪式等安排体会到了中方对美国领导人的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从中方视角看，特朗普访问顺利圆满。由两国领导人互访、通话与四个高层对话机制构成的两国高层交往机制顺利完成第一轮。两国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得以深化，特朗普在华期间多次表达对中方接待工作的感谢以及对中国领导人的赞赏。两国官员继续在现有机制下解决分歧、共谋合作。

　　尽管如此，从中国更为看重的中长期时间框架来看，中美关系依然是比较严峻的。过去十年，美国国内建制派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越来越强。伴随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入“强起来”的阶段，伴随中国越来越自信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美国建制派的焦虑感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趋势、大背景。这一趋势与背景超越特朗普或者某个总统的任期，而将伴随整个中国崛起的进程。

　　在这个宏观背景之下，从近中期看，特朗普作为一个“反建制”总统，其对华政策也与建制派有所区别。一方面，正如我们从2016年11月其当选到2017年2月左右看到的，特朗普的“反建制”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可能是比建制派更消极，例如其一度挑战“一中政策”，或是尝试将朝核、经贸等不同议题挂钩;另一方面，他的“反建制”也可能如我们从2017年3月以来看到的，可能摆脱建制派的某些思维定式，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得比较积极。

　　因此当前中美关系的短期任务当然是延续目前相对比较积极的态势，本次特朗普访华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实现这一短期目标，要依靠中美两国高层的密切交往，同时也要依靠两国在经贸、朝核等问题上不断取得进展，保持合作势头。尤其是要防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当中突然出现“破坏性”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可能会再次上升，值得警惕。

　　如果中美关系近中期的稳定局面能够维持，中美两国就需要抓住当前的机会之窗，加紧打造中美中长期战略稳定关系框架。也就是说，通过制定措施让两国关系实现较长期的稳定。构建这样的框架，大致有三个努力方向。一是加大利益捆绑。中美需要在贸易投资关系上加大捆绑，适时重启两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同时也要通过扩大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扩大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来加大“捆绑”，使中美关系成为一个越来越“大而不倒”的关系。二是进一步推进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两军签订了一系列危机管控措施协议。过去两年时间里，这一进程有所放慢，未来应考虑尽快深化。三是中美两国之间政治上的“建立信任措施”(cbms)。互信措施本来是两国之间军事领域的措施，旨在通过交流和行动，让对方国家确信另一方无意图、无能力攻击他们。中美在军事领域当然需要建立信任措施，而在政治领域也需要类似机制安排。特朗普作为一个对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不热心的总统，有可能与中方一道制定一些规则，形成一些默契惯例，并通过行动显示美国并不是中国政治安全的威胁。反过来，中国也可以在美国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中国是否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中国是否试图独占国际重要航道等，让美方产生基本信心，确信中国既无能力也无意图这样做。

　　总之，中美关系目前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之窗。这个机会之窗还不稳定，随时有可能关闭。两国在尽可能延长这一机会之窗的同时，需要好好利用当前的机会，谋划中美关系中长期稳定之道。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所长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11月8-10日对中国的访问是在一个十分特别的时间节点上展开的。就在两周多之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特朗普是十九大闭幕后到访中国的第一个外国国家元首。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本国整体所处历史方位作出新的判断，意味着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认知框架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在特朗普访华前即表示，这次访问将为新时代中美关系描绘蓝图。

　　蓝图当然无法通过一次访问来完成。但是中国显然希望特朗普这次访问能够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开好局、起好步，并服务于长期中美关系。因此，对于这次访问，中国看重的主要是长远问题、战略问题，尽管长期稳定要通过持续的短期合作来实现。

　　在大洋的另一边，这次访问恰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众所周知，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曾反复攻击美中经贸关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特朗普上任十个月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保持了平稳态势，经贸关系上也没有发生众人担心的“贸易战”。对特朗普颇为苛刻的美国国内主流媒体现在开始质疑或者嘲笑特朗普对华“变软”。面对国内不佳的执政环境，特朗普确实也需要给自己的支持者拿出一点具体的成绩单。

　　因此，美方在此次访问当中更看重的是短期问题、战术问题。特朗普希望能够通过访问带回去一些“礼包”，特别是在经贸和朝核问题上对国内选民和舆论有所交代。

　　按照以上标准来看，中美高层这次互动完成了双方的目的。从美方视角看，特朗普带回去一个两国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2535亿美元“大单”，并通过故宫夜宴、盛大欢迎仪式等安排体会到了中方对美国领导人的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从中方视角看，特朗普访问顺利圆满。由两国领导人互访、通话与四个高层对话机制构成的两国高层交往机制顺利完成第一轮。两国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得以深化，特朗普在华期间多次表达对中方接待工作的感谢以及对中国领导人的赞赏。两国官员继续在现有机制下解决分歧、共谋合作。

　　尽管如此，从中国更为看重的中长期时间框架来看，中美关系依然是比较严峻的。过去十年，美国国内建制派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越来越强。伴随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入“强起来”的阶段，伴随中国越来越自信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美国建制派的焦虑感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趋势、大背景。这一趋势与背景超越特朗普或者某个总统的任期，而将伴随整个中国崛起的进程。

　　在这个宏观背景之下，从近中期看，特朗普作为一个“反建制”总统，其对华政策也与建制派有所区别。一方面，正如我们从2016年11月其当选到2017年2月左右看到的，特朗普的“反建制”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可能是比建制派更消极，例如其一度挑战“一中政策”，或是尝试将朝核、经贸等不同议题挂钩;另一方面，他的“反建制”也可能如我们从2017年3月以来看到的，可能摆脱建制派的某些思维定式，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得比较积极。

　　因此当前中美关系的短期任务当然是延续目前相对比较积极的态势，本次特朗普访华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实现这一短期目标，要依靠中美两国高层的密切交往，同时也要依靠两国在经贸、朝核等问题上不断取得进展，保持合作势头。尤其是要防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当中突然出现“破坏性”因素。未来一段时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可能会再次上升，值得警惕。

　　如果中美关系近中期的稳定局面能够维持，中美两国就需要抓住当前的机会之窗，加紧打造中美中长期战略稳定关系框架。也就是说，通过制定措施让两国关系实现较长期的稳定。构建这样的框架，大致有三个努力方向。一是加大利益捆绑。中美需要在贸易投资关系上加大捆绑，适时重启两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同时也要通过扩大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扩大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来加大“捆绑”，使中美关系成为一个越来越“大而不倒”的关系。二是进一步推进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两军签订了一系列危机管控措施协议。过去两年时间里，这一进程有所放慢，未来应考虑尽快深化。三是中美两国之间政治上的“建立信任措施”(cbms)。互信措施本来是两国之间军事领域的措施，旨在通过交流和行动，让对方国家确信另一方无意图、无能力攻击他们。中美在军事领域当然需要建立信任措施，而在政治领域也需要类似机制安排。特朗普作为一个对输出美国意识形态不热心的总统，有可能与中方一道制定一些规则，形成一些默契惯例，并通过行动显示美国并不是中国政治安全的威胁。反过来，中国也可以在美国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如中国是否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中国是否试图独占国际重要航道等，让美方产生基本信心，确信中国既无能力也无意图这样做。

　　总之，中美关系目前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机会之窗。这个机会之窗还不稳定，随时有可能关闭。两国在尽可能延长这一机会之窗的同时，需要好好利用当前的机会，谋划中美关系中长期稳定之道。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