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中日关系这一段，你还记得吗？-凯发k8官方首页

 　　看到媒体报道说，中日关系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这句话令我感慨万千。

　　中日关系起伏跌宕，时代有过好几个了。不过，对多数人而言，有的记住了，有的忘记了，有的忘记后又恢复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台儿庄战役回到我们的记忆里时，抗战历史，逐渐还原，日渐清晰。这些年来，无论正史，还是文艺，从抗战期间的大小会战，到中国远征军的可歌可泣、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慷慨悲壮，我们都有了重新的认知。

　　当抗战历史，甚至更早的甲午海战前后的历史，全景式返回到社会的同时，另一段历史却几乎又在淡忘，这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史。

　　呵呵，记住也罢，忘却也罢，我还是很想说说中日关系的这一段，时间很长啊，40来年，不能就这么关注则有，不关注则无吧?

　　民间来华，异常热烈的年代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署，双方宣布从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其实，连这个，很多人都不记得了，有人甚至还以为在中美建交之后呢。

　　有两位比我年轻许多的同事，与我一起讨论慰安妇索赔问题，说到为何如此之晚才提出时，他们一口咬定，那时还没外交关系呢，索赔当然不可能。我告诉他们，1972年。他们顿时一愣：不会吧!这两位还都是硕士博士呢，平时脑子十分清晰。

　　当年尼克松访华，对日本震动很大，田中角荣前后脚赶来，而且比美国更彻底，干脆建立外交关系，由于超过了美国，时称“越顶外交”。

　　我与很多朋友讨论中日问题，发现他们对那个年代的中日关系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一丁点都想不起来。

　　那可是个日本对华民间关系格外热烈的年代，尤其是建立外交关系之前。

　　建立外交关系前，对日本政府，依照当时的说法，还是与美帝国主义一伙儿的，算是帮凶那一类。但日本民间来华，感觉比现在热烈得多，甚至胜似那些已经建交的国家。

　　越南是“同志加兄弟”，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是民间往来根本没有。而建交没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民间来华也极少，只有共产党，尤其是括弧里面加“马列”的，来往比较密切。比如澳大利亚的希尔，来过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都上头版头条。我猜想，此人在澳大利亚大概没人知道。

　　只有日本各类代表团，当然属于非官方，不断出现，每次都会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从报纸上的照片和描绘看，场面也很热烈。有些日本人，时称友好人士，宇都宫德马、宫崎世民、中岛健藏、浅沼岛次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等，包括历史学家井上清、文学家井上靖，由于来得次数，或者报纸上提的次数，特别多，以致深深印刻在脑海里，至今不忘，提笔就能准确写出他们的名字。

　　1962年9月18日，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要求，一段重要题词问世了：“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1968年9月，邮电部还计划发行1枚纪念邮票呢。这一题词在日本影响极其深远，左右了一代日本人，而这枚纪念邮票在集邮者心目中也是珍品。

毛泽东给日本工人的题词

　　1966年开始，中国对外交往大多中断，连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不大往来了，日本民间团体非但没有停止，有的反而更来劲了。

　　来的那些人非常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敬仰中国的领袖。除了彻底翻脸的日共外，日本左翼团体大都拥护文革，文革还波及了日本本土，掀起了学生运动，他们一聚就是上万人，高举中国领袖画像，振臂呼喊万岁，甚至用鲜血把语录写在横幅上，行走在大街小巷，要革“日本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命”，并且站在中国一边，对苏修口诛笔伐。

　　其中最有名的赤军，脱胎于日本左翼学生运动，成员很多是日本名校的高材生，纲领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建立平均平等的无产阶级世界。大家如有兴趣，不妨看看“浅间山庄事件”的相关文字和电影，里面说的正是赤军。

　　日本左翼文艺团体的真诚炽热，我的感觉，常常还还超过了中国。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新制作座，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剧团，他们以《讲话》作为创作、表演的指针。松山芭蕾舞团1955年就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1958年来华演出。这家团体的演出，我看过多次，对团长清水正夫一家也很了解。

　　1967年，对齿轮座来华演出，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多年来坚持革命文艺方向，深入工农群众，艰苦奋斗，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同美日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赞扬。

　　团长藤川夏子也发表长篇讲话说：“近几年来，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日本的工人阶级站在斗争的前列，使这一斗争在全国各地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她说，这次访华演出的话剧《波涛》等节目，“是几千万日本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结晶。我们希望通过演出，进一步增强日中两国人民间钢铁般的团结。”

　　齿轮座来华，连红卫兵团体都出面大加称赞，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专门发表宣言，那个标题现在可不敢说，说了就成汉奸了。

　　宣言对齿轮座的赞扬，你看了会以为这是在说中国某个样板团，比如坚持活学活用，比如坚定地走为工农劳动群众服务的道路等等。最后还引用了最高指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

　　在华期间，齿轮座专门赴中国农业的榜样大寨学习。

　　齿轮座回国后，新华社又报道，日本山口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在下关市举行集会，热烈欢迎齿轮座从中国访问演出载誉归来。会场正面悬挂着巨幅中国领袖画像，和“四个伟大”的大字标语。藤川夏子在掌声中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几个月的访问演出活动，放映了中国的伟大领袖和副统帅接见日本齿轮座剧团全体成员的纪录影片。当与会群众在银幕上看到中国伟大领袖的时候，立即沸腾起来，齐声高呼：“万岁!”“万万岁!”然后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齿轮座演员们还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歌颂中国伟大领袖的舞蹈，博得了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日本左翼的态度看，他们早已不是什么反省不反省的问题了，而是与中国革命群众同仇敌忾，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时代不同，记忆也完全不同

　　那个年代，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并不远，中国30岁以上的人大多经历了抗战，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还活着。四周的长辈几乎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生活过，家在东北的人也曾在伪满的治下度日，有的来自台湾，在日据时代经历过很长时间。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没听过有人说：日本人最坏了!我最恨日本人了，而地主老财、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才是那时所有控诉的主要对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再告诫我们，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这些都是铁打的理论，最高的指示，人人信服。

　　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我查了一下，五十年代还出现在舆论中和老百姓的话语里，因为国际审判已成定案，无可质疑。但后来，我记事后，无论在我们的有限读物中，还是在社会的话语里，都不见了。直到1976年我插队时，才在一本6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辞海》中看到南京大屠杀这一条目，1978年在大学读内部发行的《中国现代史》才看到详细一些的记述，也不过200多字。

　　九月三日是个什么日子，那时我们这代人根本不知;而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多数人不是忘记了，就是一无所知。我们这些青少年对抗战的记忆，主要来自《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作战》《地道战》《地雷战》《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当然还有《沙家浜》《红灯记》。不过，《沙家浜》里连个日本人都没有，有些作品在文革中还被定为大毒草。

　　陈纳德和飞虎队，那个时代的记忆与今天截然相反。《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中程藩斌是这样描述的：

　　“陈纳德是蒋介石豢养的美国流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抗战为名，组织过所谓飞虎队参加作战，实际上是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援华其名，侵华其实。

　　日本投降后，十四航空队取消，陈纳德又购得美空军剩余的一批c46型运输机，组织了陈纳德航空队，成为美帝在华掠夺我国人民财富的合法工具。”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从哪里翻出一篇1958年的旧报道，里面提到穴居日本北海道深山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故事确实震撼人心。

　　对抗日战争有如此的记忆，并不奇怪，当时的政治斗争属于阶级斗争，不是民族斗争，一切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在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矛头对外主要是美帝，以后是苏修，其次是各国反动派，对内仇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阶级敌人，回忆的苦难都是万恶的旧社会，唱的歌也是“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是“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这里的旧社会指的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具体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军阀。

　　在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在各种场合和节庆讲话里，都是不忘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冲绳岛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这种支持，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属于一个等级。

　　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的声明是这样说的：“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 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将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可是，那时全国还处于文革的热潮中，人们没有心思关心这类事情，所以，几乎无人了解，时隔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看见了外交部的声明，后来知道，反倒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保钓”有声有色。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一部《楚辞集注》是礼物，这引起了我四周的那些知识分子长辈的猜测。邻居曾宪楷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后人，一肚子学问，她特意翻出这部书反复琢磨其中有无深意存焉。以后在《参考消息》上又读到日本那边的各界人士也同样在费心揣摩礼品的用意。读过这些文字，我的感受是，日本人的汉学水平果然高，书没白送。

　　当时还有一个传说，不知真假。说是领袖要找书，但一时没说出来，就在沙发椅的木头扶手拍了三下，大家开始不明白，最后还是机要秘书悟出了其中的意思：是要三木武夫的资料。

　　为了恢复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费尽心思，思虑极其周全。他认为，在此之前，蒋介石集团就已经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更大;在赔偿问题上，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有利于把日本拉向这一边;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说到赔款和赔偿，我后来在1980年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七十二辑上读到吴半农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任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第三组组长和中国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其回忆与我们记忆里的说法并不一样。

　　“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关于赔偿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一是盟国只令日本以工业设备和产品等实物作为赔偿以消除其战争潜力，而不向它索取赔款;二是必须让日本保留足够的生产能力，使其人民能在战后维持一合理的平时生活水平。”

　　“计自1948年1月起至1949年9月止，中国前后共派船22次，运回赔偿设备一万二千五百零四箱，计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点七六重吨，容积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一点六零尺吨。”除去赔偿，我国接收的归还劫物“物资种类庞杂，单位不一，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略言之，可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止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一千八百一十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八美元。”

　　读过这篇文章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赔偿指的是战争赔款，而赔偿的另一部分实物索赔和劫物归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开始，而且还专门组团赴日执行，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和据理力争，运回了大量物资，以后因为江山易色、外加美国政策的调整，1949年9月后不得不中止了。

　　一九七五，纪念胜利三十年

　　外交关系建立后，两边的互访更为频繁，官方的民间的，总是多于其他国家。

　　1975年是抗战胜利三十周年。那时的政治运动趋于平缓，社会部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邓小平也已主政，许多被打倒的高级干部纷纷露面，文化界著名人士开始活动。中共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著名的“四条汉子”一说也被要求不再提及了，除去《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已经惨死狱中外，都从大牢里放了出来。因此，抗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动静比较大。

　　记得那时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我们的课外学习就是念诵、学习。其中刘伯承的文章由我朗读，整整一版，还用了一些不同于正盛行的大批判语言的文字，对同学来说比较冷僻，而我居然能准确读下去，被老师和同学夸了半天。

　　一些过去不准演唱的抗战歌曲也被解禁，可以纵情高歌了，聂耳、冼星海，还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抗战歌曲是首选。尤其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好像是大家最爱唱的作品。

　　在我们演唱的时候，更多的情绪似乎不在纪念抗战，而是为了那些久违的优美旋律和词汇，内心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动。这些都与当时正听惯听腻的文艺大不相同。

　　“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 ”

　　当我们唱到“自由之神”时，格外动情格外有力。我家的邻居是位大学英语老师，几乎天天都在哼哼“自由之神”，还不断回忆说1949年前她在哪里、什么场合唱过这首歌。

　　文革后期，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在内部放映了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和《日本海大海战》，说是供批判用。但四周所有人，从大人到同学，都竭尽所能地去搞票，看过后无不津津乐道，丝毫没有想批判的意思。他们尤其爱说山本五十六，爱讲神风突击队，有的同学因此对山本五十六的一生也变得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大家身处文革文艺的包围中，突然间看到这样的影片，难免眼前一亮。

　　不但日本这些影片被人热衷，内部发行的《第三帝国兴亡》，也大受关注。一些人阅读以后，完全背离了作者和内部发行的初衷，热烈地谈论起了希特勒。有位同学，既是团干部，又是班干部，竟然在公开场合、在团支部学习中，自称崇拜山本五十六和希特勒，一时被传为学校的新闻。

　　改革开放，从日产看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日关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密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1978年金秋时节，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据报道，此行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顺应时势与民心，继续把中日友好推向新高潮，是此次访日的主要目的。”

　　日本各大媒体对邓的访问的报道超乎寻常，电视台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特别节目。从欢迎仪式到互换批准书，每天多达2300万人收看实况转播，收视率比平时增加了10倍，出席联合招待会的各界人士逾千人。日本媒体说:“邓的访问使日中友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迎来了日中新时代的黎明。”随着他的访问，中国大众终于看见了日产汽车公司、新日铁公司、松下电器公司。

　　“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感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邓小平的话，让中日观众记忆深刻;在新干线的飞速列车上，邓小平说:速度快，太快了，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这段感慨，让中国观众久久不忘。

　　当时台资根本不可能，欧美是观望，外资主要来自日本和香港，香港都是中国人，而日本才算是真正的外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日本广告随时可见，大段大段，整版整版，那些日本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由此深入人心;日本公司和商人，起码在大城市里，处处可见，连晚会小品的舞台都出现了日商的形象;日资援建的项目、日本公司的建设工地，也是从北到南;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成为中国人模仿的榜样，他们的经营之道，也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大学里、研究院内，一拨又一拨的日本留学生和学者相继而来，日本游客也蜂拥而至;一部部日本电影、电视剧和一个个文艺明星，深深影响中国10多年。

　　中国大陆人，对现代化的生活感受，可以说是从日本商品里得来的。

　　从资生堂，我们知道，啊，原来洗头发还有洗发液、护发液，不是肥皂呀!看到日产掏耳朵的棉签，这才明白，呦，棉签原来不止是抹红药水啊!日本牙膏盖反过来一插，牙膏嘴顺利开口，这才恍然大悟，呵，不用菜刀切，牙膏管开口竟然这么容易哈。

　　日产彩电、照相机、录音机等等电器，让我们明白，人类生活已经进入到新时代了。

　　唐朝李白的诗句，不断被引用，我都会背了：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中国赴日留学、打工、移居、结婚潮也从那时开始掀起，我的同学里就有两人移民日本，熟人中有3位与日本人成婚。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中日青年的盛大互访、两国领导人深入对方家庭畅叙，轰动一时。不过，那时并未看见过日本对华投资和援助同时也解决了日本经济下滑的观点，反而见到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为了向日本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

　　我家的邻居和熟人，年纪稍长的那些长辈大多经历过抗战，有的是八路军，有的是新四军，有的参加过东北抗联，有的是国军，有的还是中国远征军战士。他们对日本客人都非常热情，从未看出有任何不快，即使在和我的日常交谈中，也没听见过对日本人的什么恶语。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将今天来中国做生意、治学问、旅游、留学的日本人与过去的侵略军联系起来。

　　《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经过修订，再次出版，我买下全套。作者王芸生在抗战期间为《大公报》写下的社评誉满全国，社评《不投降论》，传诵一时，但他提出的“国无常仇”论，也很著名。

　　他对日本历史学家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说：

　　“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事过境迁。”

　　对方说：“我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忘却这段历史，而是应该吸取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

　　王芸生马上补充道：“我不主张历史糊涂主义，但却赞成‘国无常仇’。中国的对日政策不是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

　　史学家刘大年为此书写下的读后感中十分赞同‘国无常仇’论，并再加发挥。

　　就在中日友好成为主流话语后，邓小平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八十年代终于相继落成，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在1991年建立。其实，这些纪念馆早该兴建，相关的遗迹保护、遇难者调查统计、实物的征集和见证人的口述，也应该早就着手。另外，中国劳工、慰安妇的民间索赔，也应该更早进行。多少岁月，留下多少沉重的遗憾!

　　历史记忆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

　　1987年，电影《血战台儿庄》终于公映!最令我惊讶的是，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在回忆、文艺中成了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可歌可泣的英雄，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也成为座上宾。

　　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同时，还有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现实也在呈现，许许多多当年英勇抗日、甚至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因为背负着罪名，常年被关押、受侮辱、遭歧视，直至死于非命，有些侥幸留存于世的，依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当人们纪念抗战、缅怀先烈、慷慨陈说历史的时刻，却将身边这些英雄仍在遭受的苦痛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从八十年代以后，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新制作座等日本左翼文艺团体，在中国的舆论里出现得越来越少，他们干脆不来了。

　　周总理诞生百年之际，北京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再次出现了新制作座演员的身影。看着他们在台上眼含热泪，我感觉他们对周总理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中国演员。事后我又知道，他们至今仍遵从当年的宗旨，坚持深入基层。在后台，问他们，怎么很长时间没来了?他们沉默良久，有一位低声回答：你们都把我们当鬼子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来?我顿时无语。

　　还有一个故事，不知是否属实，以此作为结尾。

　　据说一位赤军成员在牢中靠背诵中国红宝书度日，终于释放了，出狱一看，中国变了，一怒之下，自尽了事。这样的人，以身殉节，在日本，我真信，但在我们这里，我不信，别看嘴上说得热闹，谁会放着好日子不过，干那傻事儿呢?

 　　看到媒体报道说，中日关系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这句话令我感慨万千。

　　中日关系起伏跌宕，时代有过好几个了。不过，对多数人而言，有的记住了，有的忘记了，有的忘记后又恢复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当台儿庄战役回到我们的记忆里时，抗战历史，逐渐还原，日渐清晰。这些年来，无论正史，还是文艺，从抗战期间的大小会战，到中国远征军的可歌可泣、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慷慨悲壮，我们都有了重新的认知。

　　当抗战历史，甚至更早的甲午海战前后的历史，全景式返回到社会的同时，另一段历史却几乎又在淡忘，这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史。

　　呵呵，记住也罢，忘却也罢，我还是很想说说中日关系的这一段，时间很长啊，40来年，不能就这么关注则有，不关注则无吧?

　　民间来华，异常热烈的年代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署，双方宣布从即日起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其实，连这个，很多人都不记得了，有人甚至还以为在中美建交之后呢。

　　有两位比我年轻许多的同事，与我一起讨论慰安妇索赔问题，说到为何如此之晚才提出时，他们一口咬定，那时还没外交关系呢，索赔当然不可能。我告诉他们，1972年。他们顿时一愣：不会吧!这两位还都是硕士博士呢，平时脑子十分清晰。

　　当年尼克松访华，对日本震动很大，田中角荣前后脚赶来，而且比美国更彻底，干脆建立外交关系，由于超过了美国，时称“越顶外交”。

　　我与很多朋友讨论中日问题，发现他们对那个年代的中日关系完全处于无知状态，一丁点都想不起来。

　　那可是个日本对华民间关系格外热烈的年代，尤其是建立外交关系之前。

　　建立外交关系前，对日本政府，依照当时的说法，还是与美帝国主义一伙儿的，算是帮凶那一类。但日本民间来华，感觉比现在热烈得多，甚至胜似那些已经建交的国家。

　　越南是“同志加兄弟”，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是民间往来根本没有。而建交没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民间来华也极少，只有共产党，尤其是括弧里面加“马列”的，来往比较密切。比如澳大利亚的希尔，来过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都上头版头条。我猜想，此人在澳大利亚大概没人知道。

　　只有日本各类代表团，当然属于非官方，不断出现，每次都会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从报纸上的照片和描绘看，场面也很热烈。有些日本人，时称友好人士，宇都宫德马、宫崎世民、中岛健藏、浅沼岛次郎、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等，包括历史学家井上清、文学家井上靖，由于来得次数，或者报纸上提的次数，特别多，以致深深印刻在脑海里，至今不忘，提笔就能准确写出他们的名字。

　　1962年9月18日，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要求，一段重要题词问世了：“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1968年9月，邮电部还计划发行1枚纪念邮票呢。这一题词在日本影响极其深远，左右了一代日本人，而这枚纪念邮票在集邮者心目中也是珍品。

毛泽东给日本工人的题词

　　1966年开始，中国对外交往大多中断，连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不大往来了，日本民间团体非但没有停止，有的反而更来劲了。

　　来的那些人非常热爱社会主义中国，敬仰中国的领袖。除了彻底翻脸的日共外，日本左翼团体大都拥护文革，文革还波及了日本本土，掀起了学生运动，他们一聚就是上万人，高举中国领袖画像，振臂呼喊万岁，甚至用鲜血把语录写在横幅上，行走在大街小巷，要革“日本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命”，并且站在中国一边，对苏修口诛笔伐。

　　其中最有名的赤军，脱胎于日本左翼学生运动，成员很多是日本名校的高材生，纲领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建立平均平等的无产阶级世界。大家如有兴趣，不妨看看“浅间山庄事件”的相关文字和电影，里面说的正是赤军。

　　日本左翼文艺团体的真诚炽热，我的感觉，常常还还超过了中国。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新制作座，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剧团，他们以《讲话》作为创作、表演的指针。松山芭蕾舞团1955年就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1958年来华演出。这家团体的演出，我看过多次，对团长清水正夫一家也很了解。

　　1967年，对齿轮座来华演出，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多年来坚持革命文艺方向，深入工农群众，艰苦奋斗，以革命文艺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同美日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赞扬。

　　团长藤川夏子也发表长篇讲话说：“近几年来，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日本的工人阶级站在斗争的前列，使这一斗争在全国各地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她说，这次访华演出的话剧《波涛》等节目，“是几千万日本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结晶。我们希望通过演出，进一步增强日中两国人民间钢铁般的团结。”

　　齿轮座来华，连红卫兵团体都出面大加称赞，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专门发表宣言，那个标题现在可不敢说，说了就成汉奸了。

　　宣言对齿轮座的赞扬，你看了会以为这是在说中国某个样板团，比如坚持活学活用，比如坚定地走为工农劳动群众服务的道路等等。最后还引用了最高指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

　　在华期间，齿轮座专门赴中国农业的榜样大寨学习。

　　齿轮座回国后，新华社又报道，日本山口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在下关市举行集会，热烈欢迎齿轮座从中国访问演出载誉归来。会场正面悬挂着巨幅中国领袖画像，和“四个伟大”的大字标语。藤川夏子在掌声中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几个月的访问演出活动，放映了中国的伟大领袖和副统帅接见日本齿轮座剧团全体成员的纪录影片。当与会群众在银幕上看到中国伟大领袖的时候，立即沸腾起来，齐声高呼：“万岁!”“万万岁!”然后纵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齿轮座演员们还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歌颂中国伟大领袖的舞蹈，博得了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从日本左翼的态度看，他们早已不是什么反省不反省的问题了，而是与中国革命群众同仇敌忾，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时代不同，记忆也完全不同

　　那个年代，距离日本侵华战争并不远，中国30岁以上的人大多经历了抗战，饱受战争之苦的人还活着。四周的长辈几乎都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生活过，家在东北的人也曾在伪满的治下度日，有的来自台湾，在日据时代经历过很长时间。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没听过有人说：日本人最坏了!我最恨日本人了，而地主老财、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才是那时所有控诉的主要对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再告诫我们，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这些都是铁打的理论，最高的指示，人人信服。

　　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我查了一下，五十年代还出现在舆论中和老百姓的话语里，因为国际审判已成定案，无可质疑。但后来，我记事后，无论在我们的有限读物中，还是在社会的话语里，都不见了。直到1976年我插队时，才在一本6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辞海》中看到南京大屠杀这一条目，1978年在大学读内部发行的《中国现代史》才看到详细一些的记述，也不过200多字。

　　九月三日是个什么日子，那时我们这代人根本不知;而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多数人不是忘记了，就是一无所知。我们这些青少年对抗战的记忆，主要来自《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作战》《地道战》《地雷战》《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当然还有《沙家浜》《红灯记》。不过，《沙家浜》里连个日本人都没有，有些作品在文革中还被定为大毒草。

　　陈纳德和飞虎队，那个时代的记忆与今天截然相反。《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中程藩斌是这样描述的：

　　“陈纳德是蒋介石豢养的美国流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抗战为名，组织过所谓飞虎队参加作战，实际上是利用空中交通，大做生意，包庇走私，无所不为，援华其名，侵华其实。

　　日本投降后，十四航空队取消，陈纳德又购得美空军剩余的一批c46型运输机，组织了陈纳德航空队，成为美帝在华掠夺我国人民财富的合法工具。”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从哪里翻出一篇1958年的旧报道，里面提到穴居日本北海道深山的中国劳工刘连仁，故事确实震撼人心。

　　对抗日战争有如此的记忆，并不奇怪，当时的政治斗争属于阶级斗争，不是民族斗争，一切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在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矛头对外主要是美帝，以后是苏修，其次是各国反动派，对内仇恨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阶级敌人，回忆的苦难都是万恶的旧社会，唱的歌也是“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是“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这里的旧社会指的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具体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军阀。

　　在阶级斗争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在各种场合和节庆讲话里，都是不忘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收回冲绳岛的斗争，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这种支持，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属于一个等级。

　　1964 年 10 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的声明是这样说的：“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 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1971年6月17日，日美两国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将钓鱼岛等岛屿也划入“归还区域”，交给日本。可是，那时全国还处于文革的热潮中，人们没有心思关心这类事情，所以，几乎无人了解，时隔很长时间，才在《人民日报》看见了外交部的声明，后来知道，反倒是台湾和海外华人的“保钓”有声有色。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一部《楚辞集注》是礼物，这引起了我四周的那些知识分子长辈的猜测。邻居曾宪楷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后人，一肚子学问，她特意翻出这部书反复琢磨其中有无深意存焉。以后在《参考消息》上又读到日本那边的各界人士也同样在费心揣摩礼品的用意。读过这些文字，我的感受是，日本人的汉学水平果然高，书没白送。

　　当时还有一个传说，不知真假。说是领袖要找书，但一时没说出来，就在沙发椅的木头扶手拍了三下，大家开始不明白，最后还是机要秘书悟出了其中的意思：是要三木武夫的资料。

　　为了恢复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费尽心思，思虑极其周全。他认为，在此之前，蒋介石集团就已经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更大;在赔偿问题上，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有利于把日本拉向这一边;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说到赔款和赔偿，我后来在1980年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七十二辑上读到吴半农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任中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第三组组长和中国驻盟军总部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其回忆与我们记忆里的说法并不一样。

　　“波茨坦宣言和盟国战后对日基本政策关于赔偿有两条原则性的规定：一是盟国只令日本以工业设备和产品等实物作为赔偿以消除其战争潜力，而不向它索取赔款;二是必须让日本保留足够的生产能力，使其人民能在战后维持一合理的平时生活水平。”

　　“计自1948年1月起至1949年9月止，中国前后共派船22次，运回赔偿设备一万二千五百零四箱，计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点七六重吨，容积五万七千一百七十一点六零尺吨。”除去赔偿，我国接收的归还劫物“物资种类庞杂，单位不一，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略言之，可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止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一千八百一十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八美元。”

　　读过这篇文章可以明白，我们现在所说的赔偿指的是战争赔款，而赔偿的另一部分实物索赔和劫物归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开始，而且还专门组团赴日执行，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和据理力争，运回了大量物资，以后因为江山易色、外加美国政策的调整，1949年9月后不得不中止了。

　　一九七五，纪念胜利三十年

　　外交关系建立后，两边的互访更为频繁，官方的民间的，总是多于其他国家。

　　1975年是抗战胜利三十周年。那时的政治运动趋于平缓，社会部分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邓小平也已主政，许多被打倒的高级干部纷纷露面，文化界著名人士开始活动。中共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著名的“四条汉子”一说也被要求不再提及了，除去《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已经惨死狱中外，都从大牢里放了出来。因此，抗战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动静比较大。

　　记得那时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我们的课外学习就是念诵、学习。其中刘伯承的文章由我朗读，整整一版，还用了一些不同于正盛行的大批判语言的文字，对同学来说比较冷僻，而我居然能准确读下去，被老师和同学夸了半天。

　　一些过去不准演唱的抗战歌曲也被解禁，可以纵情高歌了，聂耳、冼星海，还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抗战歌曲是首选。尤其是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好像是大家最爱唱的作品。

　　在我们演唱的时候，更多的情绪似乎不在纪念抗战，而是为了那些久违的优美旋律和词汇，内心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冲动。这些都与当时正听惯听腻的文艺大不相同。

　　“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 ”

　　当我们唱到“自由之神”时，格外动情格外有力。我家的邻居是位大学英语老师，几乎天天都在哼哼“自由之神”，还不断回忆说1949年前她在哪里、什么场合唱过这首歌。

　　文革后期，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在内部放映了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和《日本海大海战》，说是供批判用。但四周所有人，从大人到同学，都竭尽所能地去搞票，看过后无不津津乐道，丝毫没有想批判的意思。他们尤其爱说山本五十六，爱讲神风突击队，有的同学因此对山本五十六的一生也变得了如指掌。或许因为大家身处文革文艺的包围中，突然间看到这样的影片，难免眼前一亮。

　　不但日本这些影片被人热衷，内部发行的《第三帝国兴亡》，也大受关注。一些人阅读以后，完全背离了作者和内部发行的初衷，热烈地谈论起了希特勒。有位同学，既是团干部，又是班干部，竟然在公开场合、在团支部学习中，自称崇拜山本五十六和希特勒，一时被传为学校的新闻。

　　改革开放，从日产看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日关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密切程度更是前所未有。1978年金秋时节，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日本。据报道，此行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主要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顺应时势与民心，继续把中日友好推向新高潮，是此次访日的主要目的。”

　　日本各大媒体对邓的访问的报道超乎寻常，电视台从早到晚都安排了特别节目。从欢迎仪式到互换批准书，每天多达2300万人收看实况转播，收视率比平时增加了10倍，出席联合招待会的各界人士逾千人。日本媒体说:“邓的访问使日中友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迎来了日中新时代的黎明。”随着他的访问，中国大众终于看见了日产汽车公司、新日铁公司、松下电器公司。

　　“来到这里，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感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邓小平的话，让中日观众记忆深刻;在新干线的飞速列车上，邓小平说:速度快，太快了，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这段感慨，让中国观众久久不忘。

　　当时台资根本不可能，欧美是观望，外资主要来自日本和香港，香港都是中国人，而日本才算是真正的外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日本广告随时可见，大段大段，整版整版，那些日本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由此深入人心;日本公司和商人，起码在大城市里，处处可见，连晚会小品的舞台都出现了日商的形象;日资援建的项目、日本公司的建设工地，也是从北到南;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成为中国人模仿的榜样，他们的经营之道，也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大学里、研究院内，一拨又一拨的日本留学生和学者相继而来，日本游客也蜂拥而至;一部部日本电影、电视剧和一个个文艺明星，深深影响中国10多年。

　　中国大陆人，对现代化的生活感受，可以说是从日本商品里得来的。

　　从资生堂，我们知道，啊，原来洗头发还有洗发液、护发液，不是肥皂呀!看到日产掏耳朵的棉签，这才明白，呦，棉签原来不止是抹红药水啊!日本牙膏盖反过来一插，牙膏嘴顺利开口，这才恍然大悟，呵，不用菜刀切，牙膏管开口竟然这么容易哈。

　　日产彩电、照相机、录音机等等电器，让我们明白，人类生活已经进入到新时代了。

　　唐朝李白的诗句，不断被引用，我都会背了：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中国赴日留学、打工、移居、结婚潮也从那时开始掀起，我的同学里就有两人移民日本，熟人中有3位与日本人成婚。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中日青年的盛大互访、两国领导人深入对方家庭畅叙，轰动一时。不过，那时并未看见过日本对华投资和援助同时也解决了日本经济下滑的观点，反而见到有些地方有些部门，为了向日本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

　　我家的邻居和熟人，年纪稍长的那些长辈大多经历过抗战，有的是八路军，有的是新四军，有的参加过东北抗联，有的是国军，有的还是中国远征军战士。他们对日本客人都非常热情，从未看出有任何不快，即使在和我的日常交谈中，也没听见过对日本人的什么恶语。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将今天来中国做生意、治学问、旅游、留学的日本人与过去的侵略军联系起来。

　　《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经过修订，再次出版，我买下全套。作者王芸生在抗战期间为《大公报》写下的社评誉满全国，社评《不投降论》，传诵一时，但他提出的“国无常仇”论，也很著名。

　　他对日本历史学家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说：

　　“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事过境迁。”

　　对方说：“我认为，日本人不应该忘却这段历史，而是应该吸取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

　　王芸生马上补充道：“我不主张历史糊涂主义，但却赞成‘国无常仇’。中国的对日政策不是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

　　史学家刘大年为此书写下的读后感中十分赞同‘国无常仇’论，并再加发挥。

　　就在中日友好成为主流话语后，邓小平题写馆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八十年代终于相继落成，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也在1991年建立。其实，这些纪念馆早该兴建，相关的遗迹保护、遇难者调查统计、实物的征集和见证人的口述，也应该早就着手。另外，中国劳工、慰安妇的民间索赔，也应该更早进行。多少岁月，留下多少沉重的遗憾!

　　历史记忆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

　　1987年，电影《血战台儿庄》终于公映!最令我惊讶的是，陈纳德指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在回忆、文艺中成了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可歌可泣的英雄，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也成为座上宾。

　　在了解这些情况的同时，还有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现实也在呈现，许许多多当年英勇抗日、甚至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因为背负着罪名，常年被关押、受侮辱、遭歧视，直至死于非命，有些侥幸留存于世的，依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当人们纪念抗战、缅怀先烈、慷慨陈说历史的时刻，却将身边这些英雄仍在遭受的苦痛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从八十年代以后，松山芭蕾舞团、齿轮座、新制作座等日本左翼文艺团体，在中国的舆论里出现得越来越少，他们干脆不来了。

　　周总理诞生百年之际，北京人民大会堂舞台上再次出现了新制作座演员的身影。看着他们在台上眼含热泪，我感觉他们对周总理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中国演员。事后我又知道，他们至今仍遵从当年的宗旨，坚持深入基层。在后台，问他们，怎么很长时间没来了?他们沉默良久，有一位低声回答：你们都把我们当鬼子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来?我顿时无语。

　　还有一个故事，不知是否属实，以此作为结尾。

　　据说一位赤军成员在牢中靠背诵中国红宝书度日，终于释放了，出狱一看，中国变了，一怒之下，自尽了事。这样的人，以身殉节，在日本，我真信，但在我们这里，我不信，别看嘴上说得热闹，谁会放着好日子不过，干那傻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