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不同于冷战时期，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比拼的是政府领导力-凯发k8官方首页

　　就中美关系而言，当前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形成了“新冷战”，这种判断显然是以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法为理论基础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网络时代，双方的战略竞争无论在内容、策略、效果、环境、领域、观念都远不同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不再是中美青睐的战略选择，中小国家不再依据政治制度选边，东西方集团不存在，南北关系难引起关注。预测“新冷战”将来临有如上世纪50年代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发生一样，非常可能被历史证明是战略误判。本文将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和特殊性。

　　为了认清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和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异同。两者间的相同点决定了两场战争的共性，而不同点则决定了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各自的特殊性。

　　一、两场战略竞争的四点共性

　　第一，两者的性质相同，即美苏战略竞争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其性质都是国际权力争夺。自古以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就是国际主导权之争，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由于国际主导权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必然是零和的。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都是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国际权力的再分配的，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则是必然改变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国际权力开始向美国集中，于是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也就是建立美国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果国际主导权在中美之间进行再分配，这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产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认为中美是文明之争，这不符合客观现实，因为中美竞争是权力再分配问题，而不是哪个文明主导世界的问题。如果我国错判了中美竞争的性质，那也有可能导致制定错误战略。

　　第二，两者实力对比的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仅仅不过几年时间，世界就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苏联是长期都处于相对较弱的一极。在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里，多极格局始终没能形成，有关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观点开始出现。2018年挪威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额斯登•腾舍(østein tunsjø)出版了《世界政治回归两极格局：中国、美国和地缘结构现实主义》，该书全面分析了为什么世界格局已形成两极。就此而言，两极格局的趋势使得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如下相似性：

　　首先，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确定性。冷战时的美苏和现在的中美，竞争双方都明确知道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任何一方都无法采取试图隐藏自身实力的策略，找不到第三方可以转移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也都无法采取中立的立场，就是说，要避免使双方互为竞争对手是做不到的。有些中国学者建议中国重新采取韬光养晦战略，然而在一个没有第三方能改变中美相互为最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客观条件下是难以奏效的。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非是美国的冷战思维作怪，而是中美权力变化的使然。

　　其次，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变化难以改变国际格局。如今，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任何一国改变在中美之间的选边，都改变不了当前国际格局。如同在冷战期间，中国先是苏联的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但这种战略改变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

　　第三，核武器使得直接战争风险不大。核武器在1945年出现后使美苏在冷战期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不过它并不能阻止美苏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如今，核武器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防止直接战争的功能，这就是说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战。核武器虽然没有防止代理人战争的功能，但由于美苏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而中美竞争在经济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冷战时的美苏。

　　第四，决定美苏竞争和中美竞争胜负的因素都是国家领导力。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起初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军备竞赛把苏联搞垮了。这说法解释不了为何军备竞赛没有把美国、朝鲜、古巴、以色列搞垮。此后又有一些新的解释认为，苏联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由于轻工业没搞好导致国家解体。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其他轻工业没搞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解体?再后的说法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问题。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解体。当然，还有把上述观点集中起来的文章。但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目前对中苏进行比较研究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苏联的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次序不合理。他应该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而他领导的改革次序颠倒了。当然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有一个观点是有较强说服力的，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去世，戈尔巴乔夫没有当选为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就不会如此快地解体，这表明国家的领导比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更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章百家同志认为中国是靠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这个说法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性，这是所有大国的共性。也就是说，崛起国和霸权国都是靠把自己建设强大或搞衰败来影响世界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原因是美国靠自己发展强大，苏联因其自我解体。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就是比哪国政府有能力领导自己的国家比对方发展得更快，倒退得更慢，这是领导力竞争，而不是制度竞争。

　　就中美关系而言，当前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形成了“新冷战”，这种判断显然是以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法为理论基础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网络时代，双方的战略竞争无论在内容、策略、效果、环境、领域、观念都远不同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不再是中美青睐的战略选择，中小国家不再依据政治制度选边，东西方集团不存在，南北关系难引起关注。预测“新冷战”将来临有如上世纪50年代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发生一样，非常可能被历史证明是战略误判。本文将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和特殊性。

　　为了认清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和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异同。两者间的相同点决定了两场战争的共性，而不同点则决定了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各自的特殊性。

　　一、两场战略竞争的四点共性

　　第一，两者的性质相同，即美苏战略竞争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其性质都是国际权力争夺。自古以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就是国际主导权之争，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由于国际主导权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必然是零和的。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都是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国际权力的再分配的，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则是必然改变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国际权力开始向美国集中，于是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也就是建立美国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果国际主导权在中美之间进行再分配，这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产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认为中美是文明之争，这不符合客观现实，因为中美竞争是权力再分配问题，而不是哪个文明主导世界的问题。如果我国错判了中美竞争的性质，那也有可能导致制定错误战略。

　　第二，两者实力对比的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仅仅不过几年时间，世界就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苏联是长期都处于相对较弱的一极。在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里，多极格局始终没能形成，有关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观点开始出现。2018年挪威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额斯登•腾舍(østein tunsjø)出版了《世界政治回归两极格局：中国、美国和地缘结构现实主义》，该书全面分析了为什么世界格局已形成两极。就此而言，两极格局的趋势使得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如下相似性：

　　首先，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确定性。冷战时的美苏和现在的中美，竞争双方都明确知道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任何一方都无法采取试图隐藏自身实力的策略，找不到第三方可以转移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也都无法采取中立的立场，就是说，要避免使双方互为竞争对手是做不到的。有些中国学者建议中国重新采取韬光养晦战略，然而在一个没有第三方能改变中美相互为最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客观条件下是难以奏效的。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非是美国的冷战思维作怪，而是中美权力变化的使然。

　　其次，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变化难以改变国际格局。如今，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任何一国改变在中美之间的选边，都改变不了当前国际格局。如同在冷战期间，中国先是苏联的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但这种战略改变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

　　第三，核武器使得直接战争风险不大。核武器在1945年出现后使美苏在冷战期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不过它并不能阻止美苏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如今，核武器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防止直接战争的功能，这就是说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战。核武器虽然没有防止代理人战争的功能，但由于美苏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而中美竞争在经济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冷战时的美苏。

　　第四，决定美苏竞争和中美竞争胜负的因素都是国家领导力。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起初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军备竞赛把苏联搞垮了。这说法解释不了为何军备竞赛没有把美国、朝鲜、古巴、以色列搞垮。此后又有一些新的解释认为，苏联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由于轻工业没搞好导致国家解体。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其他轻工业没搞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解体?再后的说法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问题。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解体。当然，还有把上述观点集中起来的文章。但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目前对中苏进行比较研究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苏联的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次序不合理。他应该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而他领导的改革次序颠倒了。当然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有一个观点是有较强说服力的，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去世，戈尔巴乔夫没有当选为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就不会如此快地解体，这表明国家的领导比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更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章百家同志认为中国是靠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这个说法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性，这是所有大国的共性。也就是说，崛起国和霸权国都是靠把自己建设强大或搞衰败来影响世界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原因是美国靠自己发展强大，苏联因其自我解体。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就是比哪国政府有能力领导自己的国家比对方发展得更快，倒退得更慢，这是领导力竞争，而不是制度竞争。

　　二、战略竞争环境的主要区别

　　除了上述相同点之外，美苏竞争和当前中美竞争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具有不同的特质。在众多差别中，最为突出的是时代背景不同，即中美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进行竞争，这是美苏竞争时代所没有的环境。

　　第一，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在资源上的竞争将不再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而是数字经济领域。根据华为发表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增长迅猛，其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研究院的报告，在2016年，德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总量的59.1%，美国占58.2%，日本占57.7%，韩国占43.3%，法国占39.0%，中国占30.3%。现在还找不到完整的2018年大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统计数据，但根据前几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德国、美国、日本的比重有可能已达到60%。有关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没有权威的数据，但超过了30.3%是共识。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9.9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2.02%，占gdp的比重为33.22%。这是目前最低的估算数据。根据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对gdp的贡献为55%。无论何者更接近实际情况，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性也必然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大国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自然会集中到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将其经济竞争重点置于数字经济领域之外，那么其无疑将会在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从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则是第二大国。

　　当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非数字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中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数字经济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则必然是世界主导国。

　　战略上强调对地理的控制，措施上重在连接国家间的地面交通运输，这都是工业化初期的地缘战略思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思维方式。那时大规模的空运技术还没有，更没有网络技术。当时国家财富主要源于获取地理自然资源的技术。然而今天，国家财富主要源于从网络世界获取，人类创造的数据正在成为资源，运用数据的技术成为财富的来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大国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是无线领域，即网络上，而非传统的自然陆地和海洋上，大国战略竞争的策略能和以前一样吗?制定适合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能力呢?由于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对所有大国领导都是新生的事务，因此决策经常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需求将成为必然，善于纠偏的领导无疑最能适应当今中美战略竞争。也就是说，中美战略竞争将主要在于何方能比对方更及时的纠正自己的战略错误。

　　以华为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案为例。当孟晚舟于2018年12月1日被加拿大逮捕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已经把抵制中国科技进步作为维护美国21世纪霸权的核心战略，美国对华贸易战并不是要获得中国市场，而是要阻止中国科技进步。中国以很大的诚意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但经过约半年时间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美竞争的性质不是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谁的国际技术优势和技术标准制定权大于对方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4月就5g问题发表专门讲话，他说：5g网络将与21世纪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紧密相联，“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未来重要的工业领域超过美国……5g竞争是一场美国必须赢的竞赛。”中美双方在网络领域开展战略竞争的经验都不多，在实践中都可能制定错误战略而遭遇挫折。这就意味着双方谁能及时调整战略、纠正错误，谁就能赢得这场竞争。到目前为止，我国如何应对数字经济为主战场的战略还不清楚，能否及时调整现行战略尚不得知。

　　第二，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垄断性和跨越性的竞争特点。学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受三个定律的支配：一是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价值以网络节点/用户数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联网用户越多，每户价值就越大。财富量的增长等于用户数的平方，即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2013年，"谷歌光纤"在美国推行，之后向非洲、东南亚等地推广，于是4g网络建设在全球开花。4g网络的普及，使得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自2013年起，网络公司不断地将能源和金融企业从世界前几强挤出去，2015年起前三大的世界企业就都是网络公司了。2018年全球十大市值企业分别为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伯克希尔、脸书、阿里巴巴、腾讯、摩根大通以及强生，其中七家为网络公司。梅特卡夫法则决定了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也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将聚焦于数字世界。

　　二是达维多定律，即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其他公司生产的同类新产品只能分享其余的50%。这就形成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局面，世界网络公司很多，但真正能参加竞争的只有几家大公司。如2018年前十大公司中的七家网络公司，而这七家公司分别为美国五家和中国两家。达维多定律决定了数字经济垄断式竞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竞争中很可能形成中美两极格局。

　　三是摩尔定律，即芯片的处理能力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却不断下降。这意味着，虽然第一个进入市场的第一代新产品占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被淘汰的速度也非常快。例如，手机通讯的1g时代是摩托罗拉为全球霸主。2g时代来到，诺基亚凭借机身小和显示屏迅速称霸全球市场，淘汰了摩托罗拉。3g时代的初期是群雄竞争，但后期则由苹果称霸，苹果还成功地将其主导地位延续到4g时代。摩尔定律则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超越式竞争特点。这个特点意味着，中美战略竞争的不是一次性的技术优势，而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性突显了国家领导力的核心在于改革能力。由于持续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决定数字经济时代竞争结果，因此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为创新提供持久的动力，它就有了赢得大国战略竞争的可能。有人认为，持续不断改革表明上次改革没有成功，这种认识源于对改革的误解。任何改革都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新凯发k8官方首页的解决方案，然而原有问题解决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来解决新问题。这就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前，美国能在制度、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其原因是美国在持续改革方面比绝大多数国家做得好。同理，在美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先进的条件下，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缩小，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改革没有中国进行的广泛和深入。国家领导力的差别，其核心是改革能力的差别。政府改革能力越强，一国的创新能力上升得越快，国家实力也上升得越快，反之则越慢。当政府采取倒退的破坏政策时，该国的创新能力将趋于零，国家则出现衰败。

　　对改革效果的评价并不是横向比较实力的大小，而是纵向比较一国实力增长速度的快慢。所有国家的国民都是根据现实生活来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做预期判断的，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未来是否能比现在好。生活在一个不断改革的环境中，民众就会认为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而在一个没有改革的国家，即使该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横向比较都好于其他国家，但该国的民众仍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因而失去奋斗和创新的动力。改革是一个动态的事务，因此不宜进行静态比较。国家之间不是比较哪一方的起点高，而是比较谁的改革速度快、改革深度大，因此弱国只要能长期保持改革力度大于他国，缩小与他国的实力差距就是必然结果。

　　比较当前中美两国的社会期望，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指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2010年前出生的人。——编者注)认为他们的未来难以超越他们的父母一代，而中国的80后和90后则认为他们的未来必定胜过他们父母一代。美国建国以来的成就是建立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重大改革不多。虽然美国当前的总体实力和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但美国年青人对自己未来的期望却低于中国年青人。对中国来讲，现在急需的是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决心和能力，不能被所谓“深水区改革比浅水区难”的主观臆断所误导。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同样的困难，相比较而言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储备都远不如现在，但当时改革的意愿比现在强大数倍。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国战略竞争的重点就是政府不断地进行改革，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希望，使人民保持创新的激情，以促进社会快速进步。网络经济靠技术创新推动，而技术创新能力靠政治改革推动，而政治改革靠政府领导力推动。这意味，当下中美战略竞争比拼的是政府领导力。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本文节选自《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