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目前中美双方合作面临心理和政治上的双重障碍-凯发k8官方首页

　　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效果是不同的。

　　中国开始的时候对新冠病毒不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和杀伤力。由于担心引起人们恐慌，一开始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在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似乎也拿不准这样做有没有必要。直到后来问题严重了，才开始重视起来，并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总算是亡羊补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的蔓延，并取得了应对疫情第一阶段的胜利。

　　虽然中国的疫情比美国早两个月左右爆发，但美国政府却无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致使疫情大规模泛滥，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现有信息表明，早在去年12月下旬，美国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就开始关注这个疫情，并且上报，要求美国政府高层重视这个问题，但特朗普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3月中旬问题严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推动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但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开来。

　　从截至目前两国应对的效果来看，中国远远胜过美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总体国家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个现实，中国的应对效果更加突出。虽然前期应对出现了一些问题，采取措施过程中也有一些局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迅速果断、科学合理、协调有序、执行到位。中国政府先是下决心对武汉实行封城，后是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各地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非常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国这次对疫情的应对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和能力。

　　美国的情况则相反，联邦政府高层对疫情的判断连连失误，对疫情的应对措施迟迟不到位。各州各自为战，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一且力度有限。等美国真正动员起来的时候，灾难性的后果已经显现。

　　截至目前，美国的确诊人数是中国的几十倍，死亡人数也是中国的十几倍。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一个人口比中国少、科技比中国发达、疫情爆发时间比中国晚两个月的国家来说，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在应对疫情第一轮行动中，中国完胜美国。这一轮中国主要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正确判断(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和中国强大的群防群控组织和实施能力。

　　美国主要靠的是强大的科技能力，突出表现在病毒检测手段、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上。但是由于研制疫苗和特效药需要时间，在这一轮美国的科技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西方国家这次应对疫情的表现比东亚一些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普遍要差，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下面四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这个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不太一样，传染性极强，遏制这种传染病要求采取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限制人与人的接触，就意味着限制人的部分权利和自由，这对于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西方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第二个因素是文化差异。东亚国家的人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比较倾向于重视群体利益，而西方国家的人更多强调个人利益，他们也不是不重视群体利益，但是认为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利益。在他们看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东亚国家的人认为群体利益界定个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满，逻辑是倒过来的。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东亚国家在保护群体利益时有更大的权利来限制个人自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韩国这些东亚国家有可能迅速实施隔离阻断措施，而西方国家却很难做到。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特朗普本人思维和做事自相矛盾，他的作为和不作为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当然，两国民众由于文化心理原因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也有很大区别。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做法非常抵触，先是不相信中国的数字，后又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所谓集权主义做法，它们学不来。只是到后来事态严重了，它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现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人说中国误导了他们，其实谁也没有误导他们，是他们自己误导了自己。

　　这次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最终是积极的影响大还是消极的影响大，取决于两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互动。

　　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敌人，而且是非常强大和凶猛的敌人。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求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个敌人。这就要求两国加强信息共享，加强特效药和疫苗研制的合作，通过捐赠和贸易给对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同时引领和协调国际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遏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于意识形态的愚昧和偏见，加之疫情前两国负面互动积累的各种怨恨，两国国内都有一些极端人士趁机宣泄对对方的不满，从最坏角度揣测对方的做法和用心，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在没有确凿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制造或有意传播病毒，甚至宣扬对抗和战争。在网络时代，这种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被急剧放大，使得两国难以开展合作。

　　面对疫情威胁，中美两国政府本应从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加强合作，抵制那些极端人士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两国政府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高层内就有一些极端反华的官员，而且从总统到国会许多人，都在迎合这些极端人士的要求，这给中美合作带来很大困扰。

　　目前中美双方合作最大的障碍是双重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两国都面临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最近几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偏激，总是从最坏角度解释中国的言行。中国也有一些人从极左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也就是从最坏角度揣测美国的用心，这种心理导致双方很难合作。

　　政治上，双方都有人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刻意夸大对方的负面言行，甚至公开煽动对抗，比如抓住对方极端人士的言行大做文章，宣扬中美无法合作，必然冲突。在他们的蛊惑下，两国民间不信任程度越来越高。最近美国的一些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估计也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有识之士应该客观务实评估中美关系的性质，维护这一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关系，推动合作。中美都是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美和平共处与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是两国关系的根本。面对疫情，中美两国必须加强合作，无论是交流抗疫经验，研发药物疫苗，还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共同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能有效抗疫，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有好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国家在互动中能否克服刚才提到的一些障碍。就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两国既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从而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原题《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两国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效果是不同的。

　　中国开始的时候对新冠病毒不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没有想到它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和杀伤力。由于担心引起人们恐慌，一开始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应对。在事实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似乎也拿不准这样做有没有必要。直到后来问题严重了，才开始重视起来，并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虽然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总算是亡羊补牢，阻止了疫情在更大范围内的蔓延，并取得了应对疫情第一阶段的胜利。

　　虽然中国的疫情比美国早两个月左右爆发，但美国政府却无视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致使疫情大规模泛滥，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的伤害。现有信息表明，早在去年12月下旬，美国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就开始关注这个疫情，并且上报，要求美国政府高层重视这个问题，但特朗普没有把它当回事。直到3月中旬问题严重了，特朗普政府才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开始推动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但那个时候疫情已经蔓延开来。

　　从截至目前两国应对的效果来看，中国远远胜过美国。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总体国家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个现实，中国的应对效果更加突出。虽然前期应对出现了一些问题，采取措施过程中也有一些局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迅速果断、科学合理、协调有序、执行到位。中国政府先是下决心对武汉实行封城，后是在很短时间内从全国各地调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支援武汉，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非常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这才逐步控制了疫情。中国这次对疫情的应对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和能力。

　　美国的情况则相反，联邦政府高层对疫情的判断连连失误，对疫情的应对措施迟迟不到位。各州各自为战，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一且力度有限。等美国真正动员起来的时候，灾难性的后果已经显现。

　　截至目前，美国的确诊人数是中国的几十倍，死亡人数也是中国的十几倍。这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一个人口比中国少、科技比中国发达、疫情爆发时间比中国晚两个月的国家来说，是无法原谅的事情。

　　在应对疫情第一轮行动中，中国完胜美国。这一轮中国主要靠的是中国政府的正确判断(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和中国强大的群防群控组织和实施能力。

　　美国主要靠的是强大的科技能力，突出表现在病毒检测手段、病毒疫苗和药物的开发上。但是由于研制疫苗和特效药需要时间，在这一轮美国的科技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

　　西方国家这次应对疫情的表现比东亚一些发展程度低的国家普遍要差，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下面四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这个疫情的特殊性。它和其他的传染性疾病不太一样，传染性极强，遏制这种传染病要求采取严厉的隔离阻断措施，限制人与人的接触，就意味着限制人的部分权利和自由，这对于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西方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第二个因素是文化差异。东亚国家的人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比较倾向于重视群体利益，而西方国家的人更多强调个人利益，他们也不是不重视群体利益，但是认为个人利益界定群体利益。在他们看来，小河有水大河满。东亚国家的人认为群体利益界定个人利益，是大河有水小河满，逻辑是倒过来的。所以，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东亚国家在保护群体利益时有更大的权利来限制个人自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韩国这些东亚国家有可能迅速实施隔离阻断措施，而西方国家却很难做到。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由于特朗普本人思维和做事自相矛盾，他的作为和不作为都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伤害。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当然，两国民众由于文化心理原因对政府政策的配合度也有很大区别。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做法非常抵触，先是不相信中国的数字，后又认定中国的做法是所谓集权主义做法，它们学不来。只是到后来事态严重了，它们才在一定程度上效仿。现在美国和欧洲一些人说中国误导了他们，其实谁也没有误导他们，是他们自己误导了自己。

　　这次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最终是积极的影响大还是消极的影响大，取决于两个国家现在和未来的互动。

　　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两国共同的敌人，而且是非常强大和凶猛的敌人。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求两国合作，共同应对这个敌人。这就要求两国加强信息共享，加强特效药和疫苗研制的合作，通过捐赠和贸易给对方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同时引领和协调国际合作，以便更有效地遏制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于意识形态的愚昧和偏见，加之疫情前两国负面互动积累的各种怨恨，两国国内都有一些极端人士趁机宣泄对对方的不满，从最坏角度揣测对方的做法和用心，制造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在没有确凿事实的情况下指责对方制造或有意传播病毒，甚至宣扬对抗和战争。在网络时代，这种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被急剧放大，使得两国难以开展合作。

　　面对疫情威胁，中美两国政府本应从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加强合作，抵制那些极端人士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两国政府都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高层内就有一些极端反华的官员，而且从总统到国会许多人，都在迎合这些极端人士的要求，这给中美合作带来很大困扰。

　　目前中美双方合作最大的障碍是双重的，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心理上，两国都面临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最近几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偏激，总是从最坏角度解释中国的言行。中国也有一些人从极左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也就是从最坏角度揣测美国的用心，这种心理导致双方很难合作。

　　政治上，双方都有人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刻意夸大对方的负面言行，甚至公开煽动对抗，比如抓住对方极端人士的言行大做文章，宣扬中美无法合作，必然冲突。在他们的蛊惑下，两国民间不信任程度越来越高。最近美国的一些民调也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估计也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有识之士应该客观务实评估中美关系的性质，维护这一关系对两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采取积极措施稳定关系，推动合作。中美都是国际秩序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世界稳定和繁荣，中美和平共处与合作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这是两国关系的根本。面对疫情，中美两国必须加强合作，无论是交流抗疫经验，研发药物疫苗，还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共同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能有效抗疫，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稳定经济，只有合作两国才可能有好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国家在互动中能否克服刚才提到的一些障碍。就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两国既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又在合作中磕磕碰碰，从而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原题《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