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在加强策略性斗争的同时不能没有挽救中美关系的姿态和举动-凯发k8官方首页

　　中美关系已经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坠入两国建交以来罕见的低谷，但双方还在不断互动，加剧“行动-反应-再行动”循环，所以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最低谷。

　　在这股总的负向趋势中，最近需要特别留意几方面的动向或者变化。

　　美方内部有了明确的战略共识。

　　2019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加快进行社会动员，推动构建更加明确坚定和有效牵制中国的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摩擦碰撞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甚至可以说几乎提前完成了。

　　完成动员的驱动力有两个：一个是对中国实力赶超美国实力、中国模式反噬美国模式、中国价值冲击美国价值、中国领导力取代美国领导力的恐惧，一个是对中方一些部门企业和个人所谓侵权、窃取、欺诈行为的不满，这种情绪的积累在美国社会已经相当普遍，从过去的隐忍达到了临界，特朗普在此次疫情中的推责煽动行为则起了催化作用。

　　议题关联的现象更加突出。

　　过去我们习惯于就事论事地处理中美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经贸、金融、军事、安全、政治领域的摩擦在各自轨道里以相对专业化的方式处理，哪个领域出了问题用哪个领域的办法解决。但现在，双方在每一点上发生的摩擦几乎都会引起全局紧张，去年经贸摩擦导致总体关系濒临全面坍塌，最近香港国安立法问题出来后美方明确跨领域制裁路径，都是明证。这固然是因为两国民意在急剧变化，对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到了危险的程度，但更说明中美竞争的全面性决定了斗争方式的关联性，对斗争的范畴、规模和烈度越来越难把控。

　　斗争对象再也无法明确区分。

　　过去，中方可以在对美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区别对待美国的行政部门、国会、军方、地方州、战略界、工商企业界和普罗大众，遵循“稳定和争取大多数”的逻辑，对于有些极端反华的声音可以淡化处理甚至置之不理。而现在，做工作的渠道迅速收窄，很难分开进行了。换言之，已走出“象牙塔”的中美关系不再是少数人的，而是越来越表现出“全部门参与”甚至“全民参与”的特点，被舆论裹挟甚至遭媒体人操盘的现象日趋严重。中美关系性质的改变以及竞争与遏制、斗争与反制的“政治正确”在两国形成，既限制了主张合作声音的发出，也进一步压缩了危机和风险处理手段的选择空间。

　　最具韧性纽带的断裂。

　　这便是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工作联系和个人关系。这些年，人们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惯性思维是，元首外交即便不能充分起到合作推动的作用，但如果两国在某领域的关系严重损坏，发生了重大危机事件，两国元首间的及时对话沟通也能起到“最后的刹车片”作用，也因此产生了“没有什么是元首通话不能解决的”路径依赖。然而过去一年来，特朗普政府日益明确地使用将中国领导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的话术，开始采取围绕具体问题针对中国高级官员开列制裁名单的做法，5月20日出台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文件更进一步挑明了未来施压将聚焦中国领导人和体制，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美俄化”已在路上。

　　当然还有制度之争的问题。

　　原来我们以为中美都在尽量回避两国战略竞争演化为模式之争、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现在这股力量已经很难阻挡。新冠疫情前，美方很多人已认为中国的崛起日益稀释美国的价值号召力。中美迎战新冠疫情的表现大相径庭，美国战略界更加切肤地体会到中国模式在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公共安全危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能向其他国家提供替代选项，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力构成“威胁”，从而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在中方很多人看来，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的话术加剧了中方的疑虑，因此对美斗争重新成为关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问题。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以上这些现象，因为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再次印证了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演化是战略性和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利益性的，更告诉我们至少在近中期内，在美国大选、全球疫情、中国对外部世界看法和心态变化等因素交错存在、影响相互叠加的特殊敏感期里，重大事件开始取代自然积累，成为塑造未来两国关系形态的根本动力，中美关系全面失控的危险着实越来越大。

　　换言之，无论将来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处境如何变化，美国各界已经做出必须以更明确姿态和更强硬方式应对中国崛起挑战的选择。在“昔日好时光”当中能够对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自动有效发挥作用的控制阀陆续失效，盘踞在美国决策圈层和立法、舆论阵地的右翼力量有动机有条件炮制重大突发事件，完成由他们主导的对华战略调整，搭建一个未来美国政府难以突破的对华政策新框架。

　　中美双方行棋至此，彼此关系已进入一个对每个具体问题的技术性处理都可能影响全局走向的特殊敏感时期。在业已相当激烈的中美博弈中，受大选选情变化的催化和刺激，美方行棋的节奏可能进一步加快，新的出奇不意之举会不断出台，任何可能都更有可能。今后五个月的形势将十分凶险，而今后五个月里发生的事能否决定2021年及其后的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反应和选择，自然也对我们的意图和能力构成空前严峻的考验。

　　通过真亦假来假亦真的耸人听闻话术(比如里根时期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夸夸其谈)和关键竞争领域的真实投入(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对对手施加心理和现实威慑，迫使竞争对手在提前设定好的轨道里透支和消耗实力，是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和对俄罗斯削弱战略的一项重要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如果说在中美关系“美俄化”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传统和经验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被复刻，那么一段时间来异常喧嚣的“中国威胁”、“中国挑战”话语在塑造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环境的同时，也在塑造中国国内对美舆论环境，最终塑造的是决策环境。围剿华为的一系列举动在打压中国实际科技竞争力的同时，也是在打压中国扩大开放的意志和部署，最终想要激发的是双向锁国。

　　2020年大选在对华关系方面存在三种不同的前景：一是特朗普连任，略微回调对华政策，局部紧张有所缓和;二是特朗普连任，美国沿着对华强硬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将中美关系完全导入机制对抗;三是拜登当选，民主党重新上台，既适当朝缓和面调整对华政策，又在全球层面致力于修复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关系和多边合作空间。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关系呈现缓和趋势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如果中美关系在此前五个月里变得足够坏，那么拜登政府回调对华政策也将极为艰难。

　　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任由对手涂抹改造。我们应避免完全在对手布设的轨道里行棋，而要争取更主动的议题设置权和更广阔的策略施展空间。对手布下的棋子并非所有都必须跟，对于那些挑战我们核心利益的，我们不得不跟，但跟的节奏可以掌握。对手越是急躁，我们越需冷静;对手越不专业，我们越要重视操作的专业性;对手越鼓吹竞争对抗，我们越有必要深化对中美关系的全面理解，在加强策略性斗争的同时不能没有挽救中美关系的姿态和举动。

　　在日益复杂的形势下，我们需要用最短时间对前一阶段中美关系的螺旋下降做一复盘，思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多做什么少做，什么快做什么缓行，相应完善对美策略，并且落实到部门责任。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为期五个月的对美短期战略——姑且称之为“合理反应-普遍适应”战略。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它的实施成效关系到五个月后我们还会剩下多少规划更长远对美政策乃至战略的选择余地和弹性空间，而那个更长远的战略应是“积极作为-主动塑造”式的，应能催生协调合作、均衡稳定的关系新形态。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原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更需讲策略》

　　中美关系已经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坠入两国建交以来罕见的低谷，但双方还在不断互动，加剧“行动-反应-再行动”循环，所以目前的状态还不是最低谷。

　　在这股总的负向趋势中，最近需要特别留意几方面的动向或者变化。

　　美方内部有了明确的战略共识。

　　2019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加快进行社会动员，推动构建更加明确坚定和有效牵制中国的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摩擦碰撞明显加速了这一进程，甚至可以说几乎提前完成了。

　　完成动员的驱动力有两个：一个是对中国实力赶超美国实力、中国模式反噬美国模式、中国价值冲击美国价值、中国领导力取代美国领导力的恐惧，一个是对中方一些部门企业和个人所谓侵权、窃取、欺诈行为的不满，这种情绪的积累在美国社会已经相当普遍，从过去的隐忍达到了临界，特朗普在此次疫情中的推责煽动行为则起了催化作用。

　　议题关联的现象更加突出。

　　过去我们习惯于就事论事地处理中美交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经贸、金融、军事、安全、政治领域的摩擦在各自轨道里以相对专业化的方式处理，哪个领域出了问题用哪个领域的办法解决。但现在，双方在每一点上发生的摩擦几乎都会引起全局紧张，去年经贸摩擦导致总体关系濒临全面坍塌，最近香港国安立法问题出来后美方明确跨领域制裁路径，都是明证。这固然是因为两国民意在急剧变化，对对方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到了危险的程度，但更说明中美竞争的全面性决定了斗争方式的关联性，对斗争的范畴、规模和烈度越来越难把控。

　　斗争对象再也无法明确区分。

　　过去，中方可以在对美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区别对待美国的行政部门、国会、军方、地方州、战略界、工商企业界和普罗大众，遵循“稳定和争取大多数”的逻辑，对于有些极端反华的声音可以淡化处理甚至置之不理。而现在，做工作的渠道迅速收窄，很难分开进行了。换言之，已走出“象牙塔”的中美关系不再是少数人的，而是越来越表现出“全部门参与”甚至“全民参与”的特点，被舆论裹挟甚至遭媒体人操盘的现象日趋严重。中美关系性质的改变以及竞争与遏制、斗争与反制的“政治正确”在两国形成，既限制了主张合作声音的发出，也进一步压缩了危机和风险处理手段的选择空间。

　　最具韧性纽带的断裂。

　　这便是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工作联系和个人关系。这些年，人们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惯性思维是，元首外交即便不能充分起到合作推动的作用，但如果两国在某领域的关系严重损坏，发生了重大危机事件，两国元首间的及时对话沟通也能起到“最后的刹车片”作用，也因此产生了“没有什么是元首通话不能解决的”路径依赖。然而过去一年来，特朗普政府日益明确地使用将中国领导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的话术，开始采取围绕具体问题针对中国高级官员开列制裁名单的做法，5月20日出台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文件更进一步挑明了未来施压将聚焦中国领导人和体制，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美俄化”已在路上。

　　当然还有制度之争的问题。

　　原来我们以为中美都在尽量回避两国战略竞争演化为模式之争、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但现在这股力量已经很难阻挡。新冠疫情前，美方很多人已认为中国的崛起日益稀释美国的价值号召力。中美迎战新冠疫情的表现大相径庭，美国战略界更加切肤地体会到中国模式在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公共安全危机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能向其他国家提供替代选项，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力构成“威胁”，从而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在中方很多人看来，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立起来的话术加剧了中方的疑虑，因此对美斗争重新成为关乎政治合法性的根本问题。

　　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以上这些现象，因为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再次印证了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演化是战略性和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利益性的，更告诉我们至少在近中期内，在美国大选、全球疫情、中国对外部世界看法和心态变化等因素交错存在、影响相互叠加的特殊敏感期里，重大事件开始取代自然积累，成为塑造未来两国关系形态的根本动力，中美关系全面失控的危险着实越来越大。

　　换言之，无论将来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处境如何变化，美国各界已经做出必须以更明确姿态和更强硬方式应对中国崛起挑战的选择。在“昔日好时光”当中能够对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自动有效发挥作用的控制阀陆续失效，盘踞在美国决策圈层和立法、舆论阵地的右翼力量有动机有条件炮制重大突发事件，完成由他们主导的对华战略调整，搭建一个未来美国政府难以突破的对华政策新框架。

　　中美双方行棋至此，彼此关系已进入一个对每个具体问题的技术性处理都可能影响全局走向的特殊敏感时期。在业已相当激烈的中美博弈中，受大选选情变化的催化和刺激，美方行棋的节奏可能进一步加快，新的出奇不意之举会不断出台，任何可能都更有可能。今后五个月的形势将十分凶险，而今后五个月里发生的事能否决定2021年及其后的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反应和选择，自然也对我们的意图和能力构成空前严峻的考验。

　　通过真亦假来假亦真的耸人听闻话术(比如里根时期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夸夸其谈)和关键竞争领域的真实投入(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对对手施加心理和现实威慑，迫使竞争对手在提前设定好的轨道里透支和消耗实力，是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和对俄罗斯削弱战略的一项重要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如果说在中美关系“美俄化”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传统和经验必然要在某种程度上被复刻，那么一段时间来异常喧嚣的“中国威胁”、“中国挑战”话语在塑造美国国内对华舆论环境的同时，也在塑造中国国内对美舆论环境，最终塑造的是决策环境。围剿华为的一系列举动在打压中国实际科技竞争力的同时，也是在打压中国扩大开放的意志和部署，最终想要激发的是双向锁国。

　　2020年大选在对华关系方面存在三种不同的前景：一是特朗普连任，略微回调对华政策，局部紧张有所缓和;二是特朗普连任，美国沿着对华强硬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将中美关系完全导入机制对抗;三是拜登当选，民主党重新上台，既适当朝缓和面调整对华政策，又在全球层面致力于修复美国与盟友伙伴的关系和多边合作空间。如果拜登当选，中美关系呈现缓和趋势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如果中美关系在此前五个月里变得足够坏，那么拜登政府回调对华政策也将极为艰难。

　　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任由对手涂抹改造。我们应避免完全在对手布设的轨道里行棋，而要争取更主动的议题设置权和更广阔的策略施展空间。对手布下的棋子并非所有都必须跟，对于那些挑战我们核心利益的，我们不得不跟，但跟的节奏可以掌握。对手越是急躁，我们越需冷静;对手越不专业，我们越要重视操作的专业性;对手越鼓吹竞争对抗，我们越有必要深化对中美关系的全面理解，在加强策略性斗争的同时不能没有挽救中美关系的姿态和举动。

　　在日益复杂的形势下，我们需要用最短时间对前一阶段中美关系的螺旋下降做一复盘，思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多做什么少做，什么快做什么缓行，相应完善对美策略，并且落实到部门责任。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为期五个月的对美短期战略——姑且称之为“合理反应-普遍适应”战略。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它的实施成效关系到五个月后我们还会剩下多少规划更长远对美政策乃至战略的选择余地和弹性空间，而那个更长远的战略应是“积极作为-主动塑造”式的，应能催生协调合作、均衡稳定的关系新形态。

　　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原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更需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