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最主要的威胁还不是美国打压，而是丧失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凯发k8官方首页

　　中美关系对于全球的影响，是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当然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和中美关系的处理，是邓小平当年复出之后定下的基调，那时候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邓小平去美国做了九天的访问，在被称为“旋风式”的访问之后，中美正式建交。虽然以后中间有摩擦，总体来说双方是有了在尼克松访华恢复接触基础之上、一个基本利益有共识、矛盾摩擦得到掌控的新发展过程。特别是到千年之变、美国终于投下关键性的一票同意中国入世以后，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高歌猛进，和美国的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这个情况变化了。

　　中国在2010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又表现了当年报出来的10.6%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的高增长，和前面30年平均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是一脉相承的，更是和小平南巡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1992年开始，这18年算下来，年均增长速度10以上，高度吻合。但是这时候，中央认为必须稳中求进了，就是要在“稳字当头”的情况下牺牲一些速度，从原来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现在这样相关的表述越来越清晰，从“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由新入常的要求，完成“l型转换”的要求，走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我们“矛盾主要方面”即结构失衡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再进一步推进到现在明确表述的面对“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我们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有一个中高速、有升级版高质量特征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阶段转换过程中的基本情况，是地方和企业的阵痛、种种矛盾和困难得到一定克服以后，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在6.7-6.9%很窄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本来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这个l型是比喻增速往下的下降过程，落到一个中高速后要拉出尾巴，这个尾巴应该拉得越长越好)，但是2018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战打响，使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平台的底线被击穿——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中美关系变恶以后，中国经济碰到了在经济阶段转换后另外一重经济下行因素，市场预期不好，整个经济增速已经落到了2019年报出来的6.1%，当年第四季度只有6%这个整数关口的水平。而且一般都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开打以后，它一定是长期化的，不是短期能够化解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速就中高速来说，它速度的重心还要往下调整。

　　2020年开局时，本来应可参照的上一年6%-6.5%的目标，不可能再提出来了，那么提多少?有人认为干脆是5.5-6.0%，当时我们说能不能提“6%左右”，缓慢消化中美关系交恶以后引领新常态中还是要努力消化掉这个不良因素、使下降过程不过快以后，我们还是要追求在稍微低一些的重心上确认l型转换——因为我们前景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中高速来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中高速一定要5%以上——现在面对“十四五”，总书记说很有希望，十四五过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坐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这个保证速度，我认为我们要在提高质量的稳定中求进之中，一定要争取在5%以上运行完整个“十四五”。但2020年一季度新冠疫情突发，出现几十年未遇的负增长，然而在基本控制了局面、复工复产后，现看全年可以有2%以上的正增长，2021年恢复性增长后，2022年有望实现5%以上的年增速。

　　但这个中美关系对于我们整个发展态势的影响，已看得很清楚。现在是三重经济下行因素叠加：一个是我们自己必然经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的转换，由粗放到集约到高质量，牺牲一些速度，也符合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他国家的经验，即大同小异可总结的阶段转换，这是共性的，可收敛的;疫情在“两年为期”眼界内得到决定性控制，也是较有大概率的。然而中美关系在这里面起到的经济下行不良影响作用，还在继续，还在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贸易战现在说，早已经升级为外交战、科技战，以及有了一些金融战的特征：外交战最典型的，那就是美国突然宣布关闭我们的休斯敦总领馆，然后极限施压，派出高官几次跑到台湾去做访问;科技战是从开始打中兴，一路打下来，打华为，又打抖音，打微信，打一系列的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企业。什么时候是个完?至少特朗普最后疯狂的几十天内，可能还要出手。在金融战的方面，大家已看到香港有前面一段时间特定的事件之后，美国出手金融的限制性措施，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首已无法使用个人的账户，家里要堆些现金来应对基本的收支要求。这些事情合在一起，大家当然就非常关心，到底怎么认识这个中美关系?决策层早有提示，中央开过专门的会议讨论风险问题，认为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在风险防范这方面明确提出，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另外又提出了百年大变局之说，这个百年大变局主要是针对国际形势演变而言的。全球化突然遇到了寒流、逆流，单边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霸凌主义，美国主导的这个“去中国化”交织在一起，对中国明显形成了国际形势方面严峻和复杂的特点。

　　中美间这个贸易战和现在已升级的这些冲突、关系交恶，总体来说是个什么样的前景呢?基辛格是顶级的战略家，他很早就明确地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从前了。前不久，他还特别提出警告，说现在这个氛围有一战之前的味道。这个警告可说是非常有震撼力，值得全球高度重视。当然，他这主要是讲的不利的方面。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在美国方面已是非常明显了，美国人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就是要打压中国，而且它的两党都是要争取选票的，已看到是朝野空前一致，表现为美国基本民意就是认为必须压制中国。对美国空前一致遏制中国的共识，怎么解释?很多的分析今天不能展开，但我要说一个最粗线条的、能够基本说清楚的道理，就是得承认，美国代表的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上面的精神文明发展，在全球各个经济体里还是比较高位的，他的所谓新教传统、创新特点加上一系列多元文化融合起来的竞争优势，支撑着他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又得意识到，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虽然美欧一致都认同“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但是碰到某一个具体考量的临界点，就是老大看着老二很有可能挑战它头号强国地位的时候，那就没有别的更多文明因素可说，骨子里就是“丛林法则”，即老大是一定要打压老二的。美国人现在的思维空前一致，就是这个丛林法则决定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再继续崛起，挑战它的老大地位。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决定了老大一定要压老二。美国人已经先后收拾了几个老二，包括二战以后他扶植起来、经济总量达到它2/3以后又加以打压的日本，包括长期对峙于冷战时期，最后以对方自动解体“不战而胜”来终结的前苏联。在美国人的战略思维里，骨子里还是无法超越所谓的丛林法则来更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它指责中国造成美国过大的贸易逆差、操作汇率等等，都是借口，谈不到一起去，你也不要希望能把这个道理跟他说清楚。这是个基本现实。

　　过了临界点，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往前走，基辛格博士说的那个不良的前景，当然千方百计要防止。然而我今天要更多讲的，还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中美关系上，我们要千方百计争取在恶化之后的过程中使它“斗而不破”，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是难以避免的，需要有持久战思维，但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能够按照原来的现代化战略设计，经过邓小平说的“三步走”(到现在前两步提前实现以后，中央是在第三步中给出节点目标全面小康，今年已经达到这个节点)和按照新近表述的“新的两步走”，继续往前推进现代化过程，在和平发展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崛起为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而且仍是有希望把这条路走通的。我们现在看到中美关系恶化以后，威胁着这条道路，可能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但是从我们主观而言，仍然要千方百计控制分歧，和美国尽可能做各个层次上、各个方面的沟通，争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之中，仍然是“斗而不破”。这个斗而不破上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滑入所谓类冷战局面，当然还得防止更不好的擦枪走火的热战局面。前一段时间有人在议论，很可能滑入冷战或者类冷战，而且南海有可能要出现军事冲突。现在看来，双方的底线理智有可能避免这种局部热战，但是我们不能把话说绝，要做充分准备，争取“以备战止实战”。

　　但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比较冷静地按大概率来前瞻的话，中美之间能够避免热战。更多回到前面一个前置条件：热战能避免，冷战或者类冷战应千方百计地避免。这个方面的认识我讲讲自己的依据。

　　首先直观地看，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在具体情况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一个最体现双方利益连接的成果，是疫情发生之前2019年，12月14日形成的阶段性的贸易协定，是谈了一年半以上，多少次翻盘，最后形成的协定。虽然特朗普的风格是不断地极限施压，但是请注意，到现在为止，双方对于这个协议的执行都是相当上心的，从来没有听说关于这个决议可能会出现哪边什么样的违约，这是一种基本盘上的默契——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样一个协议，双方都小心翼翼。拜登更是明确表态，如果他上台，以后不会在关税方面再延续特朗普的那种提高方式，会在这方面更多、更务实地考虑关税战降温(但是他作为建制派，另外一些方面，可能会在意识形态色彩更重一些的事情上对中国施压)。

　　现在已看到在具体的演变过程中，综合而言双方关系的不良情况，最典型的说法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带有冷战味道，又到了彭佩奥直接说出来的脱钩问题(后来特朗普也有这样的表述)。中美之间是不是能够按照脱钩走?脱钩即是冷战或者类冷战——我的基本看法，对这要有一个全盘的、尽可能中肯的分析。我的基本认识框架，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虽然直观地看有点类似于过去的美苏关系，但是具体分析下来，却大不相同。美国和苏联本来是二战中间的盟友，终于一起收拾掉了希特勒，苏联出兵决定性地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收拾了关东军，美国人又动用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两次投放，很明显地加快了日本投降、使二战结束。但这两边联手终于把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梦想给灭了以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迅速升级。在对抗升级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格局是美苏各贴一个主义标签——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各一个主义阵营，一边叫北约，一边叫华约，各顶着一个主义标签带领一个阵营以后，基本形成了两个阵营自己相对闭环的产业链，于是这两边经济上基本可以不来往，所以，就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对抗。但为什么他们滑入的是冷战，而不是热战?这是问题的关键。美苏对抗的过程中，很长时间里还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正面所说的共享经济和充分的全球化的概念，但是他们受到的制约是什么?同样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实际上已经有了供给侧创新推到了核时代核威慑下的核战略平衡。所以，我愿意把话捅破窗户纸说到位：核威慑下的战略平衡使双方谁也不敢来热战。

　　工业革命以后，中国是落伍的，人家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出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陷入世界大战。上世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属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里由利益冲突引发的惨烈大战——这个跟主义标签没关系，就是冲突不可开交，就是丛林法则。但是要问，一战二战相隔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多少年了?70多年，却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道理何在?关键就是这个原因——二战的尾巴上，核时代在军事方面演变成了原子弹的实战应用，而它的应用告诉全球，如果再以后这样热战的话，就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那就将是人类社会被毁灭的问题。以自己的天才发现把人类社会引入核能时代的爱因斯坦，据说他在这方面非常痛心。他后来跟罗素等社会贤达有专门的宣言发表，在全球宣传无核化。据说也有人问过他，现在美苏之间已经这样了，你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样，是不是战争不可避免?他没有直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我无法回答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可以说一句，假如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没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可以说那时候还活下来的人要打大战的话，就只能使用木棒和石头了。也就是说，那时候还幸存的人，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了。就是这种核威慑下的核战略平衡，使美苏只能滑入冷战，不敢热战。最危险的时候曾有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二十几天全世界处于可能被毁灭的边缘，最后双方的领导集团还是理智地降温妥协，避免了这个前景。以后越来越有这方面的制约条件，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核按钮”之说，核按钮怎么按下来?有非常非常严密的一套程序，要避免出现擦枪走火，避免出现人类社会的毁灭。所以，现在人类社会中一般学术界的讨论，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

　　这就可以回到中美关系的考察。美苏只是因为核威慑才没有热战，中美之间这一点相同，但中美现在和美苏当年的格局应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了前面邓小平给出的基本框架，中美之间的交流早已经变成了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虽然双方仍各有一个“主义”，但许多场合这个标签可以明显淡化掉，大家都是讲怎么交流。中国对美国方面，从开始很低端的商品输出，地摊货，以后进入超市，在商品输出有了规模以后，又有了劳务输出，当然还有一些方面可能的技术输出，以及到了一定程度，曹德旺他们代表的资本输出——十多年前曹德旺他们就跟着产能到美国投资建厂，以后又追加投资，中美贸易战打响以后，曹德旺没有撤资，而且说那边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继续给他优惠，美国人还拍了很长的纪录片，专门反映中国人在那里办的工厂怎么运行，怎么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方面怎么样?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那个男神式的企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特斯拉的掌门人马斯克，突然飞到上海，跟上海的市长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后来披露，投资当量500多亿人民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厂的生产线就开工了，源源不断下线高水平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既供应中国市场，也供应全球市场。这说明了什么?中美之间已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在资本输出这个层面上，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在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一般人感觉的是恐惧，但是真正有胆识、寻找机会的投资家、企业家，却恰恰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在这个马斯克出手以后，听说还有其他的跨国公司，比如埃克森美孚盯着中国市场，准备要有更大的手笔在中国投资。这个事情还可以继续观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基本问题：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底气，它的认识基础，就是中美关系根本上被什么所左右?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际关系，即决定了马克思所说大家认同的社会要不断于循环着的再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关系是对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的代称)，生产关系的总和，则形成了经济基础，它决定着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国家机器等形态的上层建筑。如果想清楚这个基本原理的话，就会知道是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全球化，又加上现在新技术革命推到的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的日新月异，那么从正面来说，越来越有我们可把握的趋势，是以共享经济而引出全球的“和平竞争”。这个竞争一定是会存在的，但它越来越带着所谓共赢的特征——说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被很有水平的傅莹女士称为“和平竞争”，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中美之间的竞争，王湘穗、乔梁等这些专家讨论中，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地说认同这个观点：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根本而言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谁在哪个阶段多得一些、哪个阶段少得一些的问题，这就是基于共享经济正面的发展而言。

　　同时，制约仍然存在，中美之间在核战略平衡方面是确切无疑的：虽然现在网上披露的说法(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充其量几百枚，美国方面是几千枚，但是据资深人士讲，我们完全具有还手之力——我们可以在敌方的战略核导弹还在空中的时候，采取应对措施就可以使我们在海洋中核潜艇在机动游弋情况下发射还击的洲际战略核导弹，这个在双方军界人士中早就知道。这样的核战略平衡类似当年的美苏，但是产业链跟美苏之间却完全不一样。那么大家想想，形势比人强，对这样的一种认识，怎么对它概括?我觉得这个概括，最精确最简洁的说法，还是回到邓小平——邓小平在访美前后，中国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策为两个概念四个大字即“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拥抱全球化。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说要扭住它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是虚数，所说的一百年，实际上就是长期不动摇，永远不动摇，扭住它，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

　　邓小平做出这样的一种战略部署以后，他又有一个在学术上有特别意义，但是当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注意的判断：他在宦乡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表述，说时代主题现在是和平与发展。当年说起来云淡风清，没有多大的震撼力，因为那时候全党全国都认同，十年文革浩劫把我们折腾苦了，现在终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大家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对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搞建设有奔头了，那么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顺理成章。但是我作为研究者，做了几十年研究，我反复思索，邓小平的这个判断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邓小平就是以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否定了从列宁主义时代一直到毛泽东时代，我们一直奉为圭臬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们所处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印象非常深刻。1969年我跟着父母在湖北干校的时候，准军事化管理情况下突然于夜间紧急集合，传达关于战备的最高等级的指示，具体的表述是这么一套说法，我记忆上非常清楚，就是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早打，大打，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要准备美帝、苏联、印度反动派、缅甸反动派等一起进攻中国，我们不得已要让出大片领土，最后以人民战争取得胜利。这个指导精神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才能正面去讲经济建设的发展。如何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引出来一套基本路线和要领，正是基于这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一直走到非常极端的形式，“四人帮”把这一套输出给柬埔寨，完全漠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只一味讲斗争，这种极端的说法被实践证明是引出了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柬埔寨的悲剧就是它走了更极端的消灭商品、消灭货币、消灭城市、消灭知识分子的肉体，消灭一切看着不顺眼的人。700多万人中消灭了200多万人，这个事情在学术界大家都知道，已经被评价为上个世纪人类最大悲剧的具体案例之一。

　　实践证明，原来从列宁主义时代确立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如果把它极端化，引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浩劫式的结果。邓小平战略判断已完全不一样，说我们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相关的学术论证回到我前面的说法，就是两条：一条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不可阻挡的信息时代、共享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共享经济的形态还要不断升级——共享单车这个模式不是真正的共享经济，那只是便捷化的租车模式，真正的共享经济可能首先表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有希望体系化的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配上所有的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晚上停在停车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用电网里成本最低的电力来充电，到了白天会有智能手机上跳出的界面来提醒你，你可以留下你自己选择的备用电量，然后卖出多少电，这些电还可以卖个好价钱。所有这些原来是消费单位的车辆，都可以变成一个生产单位，而所有与此相关的主体，没有一家是受损的，统统是受益的，造车的，卖车的，用车的，发电的，用电的，电网的管理者……涉及到的所有人，都共享相关的好处与利益，那么还有谁在竞争中把谁排挤掉的问题吗?产权上的“混合所有制”，又是充分地混，产权清晰而利益共享，实现共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前面论证的核威慑。这是一个在论证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的时候，我认为必须在学理上更清晰和丰满地把它论证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基础。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屡次强调，包括这次的《建议》又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而对中美关系中，美方它一个劲儿打压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重温邓小平的战略指引：当年“陆四”之后形势非常严峻，美国带头、西方社会一起制裁我们，邓小平说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首先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善于守拙，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这个话说起来文绉绉的，给人印象深刻，而且还在翻译成英文以后，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误解，感觉中国人是故意把自己装作可怜巴巴的，什么时候发展壮大了回过头来再制你。其实关键在于前面的“善于守拙”，即知道我们自己不如人之处，知道我们的短板，要韬光养晦。跟着的是什么呢?“绝不当头”，邓小平说不当头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你要想当这个头儿，很多的优势反而就丧失了。重温邓小平的话，我们如有所反思，那么我们在前面有些地方，是不是就违背了邓小平这个高水平战略思维的要领。一度有学者出面，说中国在综合国力、制造业的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等方面，分别以一点三几比一、一点二几比一等等，全面超越美国，好像中国真的是世界老大了。我们宣传上的有些表述，也似乎是自己已经在全球舞台中央，要接受万邦来朝了。这样违背了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的邓小平思维，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是提前刺激了美国方面，形成空前一致的美国朝野共识，要压制中国。美国形成这种共识是迟早的事，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把握好，可能使它提前到来了。提前五年的话，中国的损失是什么?很难量化，但肯定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只是，当前已经不能再讲“假如”，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

　　邓小平后面跟着说，在这一套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后面，是“有所作为”。我们的有所作为是什么?就是争取斗而不破，和平崛起。关于斗而不破，我前面的认识就是具有一系列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应该千方百计继续争取如此——一方面我们有底线思维，准备应对最不利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按照我们已有经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和美国谈如何争取管控分歧，斗而不破，准备持久战，而且会逼出中国以高端新型举国体制(如对于高端芯片)的凤凰涅槃式的攻坚成功，最后形成中国继续缩小和头号强国美国的距离，使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继续在追上它、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过程中，可以避免滑入冷战和热战的情况之下，继续减少和美国之间的现代化状态上的差距。这个“有理有利有节”是毛主席当年皖南事变后明确提出、现在仍然要注意坚持的。中国应认同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还不是美国打压中国，而是中国丧失和平崛起、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我们要千方百计抓住这个机遇，这个机遇是有可能在实践中把握好、争取使它实现的。比如中美贸易战之后，到2019年年底，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各个行业下降多少?这里面下降程度最大的是家具和玩具，幅度为11%;另一类的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对美国的出口只下降了1%的样子——谈何脱钩?特朗普之类的政客所说的脱钩，那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威胁，实际生活中间谈何容易!我们这段时间已经看到，从杨洁篪国务委员到王毅外长、崔天凯大使，到很有水平的傅莹女士，还有其他的外交部副部长等等，口径已空前一致。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中有最权威的说法，要坚决地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王毅外长说，中美可以列出所有要谈的问题清单，什么都可以谈，但我们绝不脱钩。中美之间两国人民友谊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个基调就对了。在实际生活中间，没有必要按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处理。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本来是要为竞选得分的，他一拳打来，就马上还一拳?我们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不在一个数量级。往往我们不动声色，他反而非常失落，因为没有听到一片叫好声，没得到这个效果，他也很无趣。扛过这一段，拜登上台以后，我们要争取经济方面至少得到一定的缓和。而长期来看，我想勾画这样一个成长性对比：有的学者把中美gdp增长的曲线一起划出来了，美国从2017年往回，找到1900年的整数关口，这118年间，美国的gdp翻了36倍，这是它确立世界头号强国过程中的成长性表现;中国也是从2017年往前找它的1/36，找到的是1987年，同样也是gdp翻了36倍，但时间轴上对比，一比3.9，大数说一比四，中国是只用一个时间单位，就走过了美国四个时间单位体现出来的成长性过程，而且这个势头没有完。中国于大疫之年，进一步明显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中国至少能正增长2%以上，美国至少是负增长3%以上——我们2019年增速是比美国多了三点几，而这一年我们可能是五个点以上，甚至是以六个点领先美国，继续缩小和它经济总量的差异。如果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

　　中国一定要在守住底线的时候，冷静处理好中美关系，争取于斗而不破的过程中继续实现自己现代化的和平崛起。

　　本文系作者在长江商学院校友年会上的交流发言；原题《我看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对于全球的影响，是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当然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和中美关系的处理，是邓小平当年复出之后定下的基调，那时候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邓小平去美国做了九天的访问，在被称为“旋风式”的访问之后，中美正式建交。虽然以后中间有摩擦，总体来说双方是有了在尼克松访华恢复接触基础之上、一个基本利益有共识、矛盾摩擦得到掌控的新发展过程。特别是到千年之变、美国终于投下关键性的一票同意中国入世以后，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高歌猛进，和美国的关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这个情况变化了。

　　中国在2010年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又表现了当年报出来的10.6%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的高增长，和前面30年平均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是一脉相承的，更是和小平南巡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1992年开始，这18年算下来，年均增长速度10以上，高度吻合。但是这时候，中央认为必须稳中求进了，就是要在“稳字当头”的情况下牺牲一些速度，从原来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现在这样相关的表述越来越清晰，从“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由新入常的要求，完成“l型转换”的要求，走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我们“矛盾主要方面”即结构失衡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再进一步推进到现在明确表述的面对“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我们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有一个中高速、有升级版高质量特征的可持续发展。这个阶段转换过程中的基本情况，是地方和企业的阵痛、种种矛盾和困难得到一定克服以后，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在6.7-6.9%很窄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本来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这个l型是比喻增速往下的下降过程，落到一个中高速后要拉出尾巴，这个尾巴应该拉得越长越好)，但是2018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战打响，使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平台的底线被击穿——这非常清晰地表明中美关系变恶以后，中国经济碰到了在经济阶段转换后另外一重经济下行因素，市场预期不好，整个经济增速已经落到了2019年报出来的6.1%，当年第四季度只有6%这个整数关口的水平。而且一般都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开打以后，它一定是长期化的，不是短期能够化解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速就中高速来说，它速度的重心还要往下调整。

　　2020年开局时，本来应可参照的上一年6%-6.5%的目标，不可能再提出来了，那么提多少?有人认为干脆是5.5-6.0%，当时我们说能不能提“6%左右”，缓慢消化中美关系交恶以后引领新常态中还是要努力消化掉这个不良因素、使下降过程不过快以后，我们还是要追求在稍微低一些的重心上确认l型转换——因为我们前景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中高速来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中高速一定要5%以上——现在面对“十四五”，总书记说很有希望，十四五过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坐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上。这个保证速度，我认为我们要在提高质量的稳定中求进之中，一定要争取在5%以上运行完整个“十四五”。但2020年一季度新冠疫情突发，出现几十年未遇的负增长，然而在基本控制了局面、复工复产后，现看全年可以有2%以上的正增长，2021年恢复性增长后，2022年有望实现5%以上的年增速。

　　但这个中美关系对于我们整个发展态势的影响，已看得很清楚。现在是三重经济下行因素叠加：一个是我们自己必然经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性的转换，由粗放到集约到高质量，牺牲一些速度，也符合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他国家的经验，即大同小异可总结的阶段转换，这是共性的，可收敛的;疫情在“两年为期”眼界内得到决定性控制，也是较有大概率的。然而中美关系在这里面起到的经济下行不良影响作用，还在继续，还在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贸易战现在说，早已经升级为外交战、科技战，以及有了一些金融战的特征：外交战最典型的，那就是美国突然宣布关闭我们的休斯敦总领馆，然后极限施压，派出高官几次跑到台湾去做访问;科技战是从开始打中兴，一路打下来，打华为，又打抖音，打微信，打一系列的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企业。什么时候是个完?至少特朗普最后疯狂的几十天内，可能还要出手。在金融战的方面，大家已看到香港有前面一段时间特定的事件之后，美国出手金融的限制性措施，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首已无法使用个人的账户，家里要堆些现金来应对基本的收支要求。这些事情合在一起，大家当然就非常关心，到底怎么认识这个中美关系?决策层早有提示，中央开过专门的会议讨论风险问题，认为我们要有底线思维，在风险防范这方面明确提出，要准备应对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另外又提出了百年大变局之说，这个百年大变局主要是针对国际形势演变而言的。全球化突然遇到了寒流、逆流，单边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霸凌主义，美国主导的这个“去中国化”交织在一起，对中国明显形成了国际形势方面严峻和复杂的特点。

　　中美间这个贸易战和现在已升级的这些冲突、关系交恶，总体来说是个什么样的前景呢?基辛格是顶级的战略家，他很早就明确地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从前了。前不久，他还特别提出警告，说现在这个氛围有一战之前的味道。这个警告可说是非常有震撼力，值得全球高度重视。当然，他这主要是讲的不利的方面。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在美国方面已是非常明显了，美国人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高度一致，就是要打压中国，而且它的两党都是要争取选票的，已看到是朝野空前一致，表现为美国基本民意就是认为必须压制中国。对美国空前一致遏制中国的共识，怎么解释?很多的分析今天不能展开，但我要说一个最粗线条的、能够基本说清楚的道理，就是得承认，美国代表的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上面的精神文明发展，在全球各个经济体里还是比较高位的，他的所谓新教传统、创新特点加上一系列多元文化融合起来的竞争优势，支撑着他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是又得意识到，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虽然美欧一致都认同“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但是碰到某一个具体考量的临界点，就是老大看着老二很有可能挑战它头号强国地位的时候，那就没有别的更多文明因素可说，骨子里就是“丛林法则”，即老大是一定要打压老二的。美国人现在的思维空前一致，就是这个丛林法则决定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再继续崛起，挑战它的老大地位。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决定了老大一定要压老二。美国人已经先后收拾了几个老二，包括二战以后他扶植起来、经济总量达到它2/3以后又加以打压的日本，包括长期对峙于冷战时期，最后以对方自动解体“不战而胜”来终结的前苏联。在美国人的战略思维里，骨子里还是无法超越所谓的丛林法则来更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它指责中国造成美国过大的贸易逆差、操作汇率等等，都是借口，谈不到一起去，你也不要希望能把这个道理跟他说清楚。这是个基本现实。

　　过了临界点，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是往前走，基辛格博士说的那个不良的前景，当然千方百计要防止。然而我今天要更多讲的，还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中美关系上，我们要千方百计争取在恶化之后的过程中使它“斗而不破”，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是难以避免的，需要有持久战思维，但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能够按照原来的现代化战略设计，经过邓小平说的“三步走”(到现在前两步提前实现以后，中央是在第三步中给出节点目标全面小康，今年已经达到这个节点)和按照新近表述的“新的两步走”，继续往前推进现代化过程，在和平发展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崛起为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而且仍是有希望把这条路走通的。我们现在看到中美关系恶化以后，威胁着这条道路，可能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但是从我们主观而言，仍然要千方百计控制分歧，和美国尽可能做各个层次上、各个方面的沟通，争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之中，仍然是“斗而不破”。这个斗而不破上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滑入所谓类冷战局面，当然还得防止更不好的擦枪走火的热战局面。前一段时间有人在议论，很可能滑入冷战或者类冷战，而且南海有可能要出现军事冲突。现在看来，双方的底线理智有可能避免这种局部热战，但是我们不能把话说绝，要做充分准备，争取“以备战止实战”。

　　但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比较冷静地按大概率来前瞻的话，中美之间能够避免热战。更多回到前面一个前置条件：热战能避免，冷战或者类冷战应千方百计地避免。这个方面的认识我讲讲自己的依据。

　　首先直观地看，中美之间这个关系，在具体情况上，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一个最体现双方利益连接的成果，是疫情发生之前2019年，12月14日形成的阶段性的贸易协定，是谈了一年半以上，多少次翻盘，最后形成的协定。虽然特朗普的风格是不断地极限施压，但是请注意，到现在为止，双方对于这个协议的执行都是相当上心的，从来没有听说关于这个决议可能会出现哪边什么样的违约，这是一种基本盘上的默契——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样一个协议，双方都小心翼翼。拜登更是明确表态，如果他上台，以后不会在关税方面再延续特朗普的那种提高方式，会在这方面更多、更务实地考虑关税战降温(但是他作为建制派，另外一些方面，可能会在意识形态色彩更重一些的事情上对中国施压)。

　　现在已看到在具体的演变过程中，综合而言双方关系的不良情况，最典型的说法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带有冷战味道，又到了彭佩奥直接说出来的脱钩问题(后来特朗普也有这样的表述)。中美之间是不是能够按照脱钩走?脱钩即是冷战或者类冷战——我的基本看法，对这要有一个全盘的、尽可能中肯的分析。我的基本认识框架，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虽然直观地看有点类似于过去的美苏关系，但是具体分析下来，却大不相同。美国和苏联本来是二战中间的盟友，终于一起收拾掉了希特勒，苏联出兵决定性地在中国东北战场上收拾了关东军，美国人又动用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两次投放，很明显地加快了日本投降、使二战结束。但这两边联手终于把法西斯称霸世界的梦想给灭了以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迅速升级。在对抗升级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格局是美苏各贴一个主义标签——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各一个主义阵营，一边叫北约，一边叫华约，各顶着一个主义标签带领一个阵营以后，基本形成了两个阵营自己相对闭环的产业链，于是这两边经济上基本可以不来往，所以，就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对抗。但为什么他们滑入的是冷战，而不是热战?这是问题的关键。美苏对抗的过程中，很长时间里还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正面所说的共享经济和充分的全球化的概念，但是他们受到的制约是什么?同样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实际上已经有了供给侧创新推到了核时代核威慑下的核战略平衡。所以，我愿意把话捅破窗户纸说到位：核威慑下的战略平衡使双方谁也不敢来热战。

　　工业革命以后，中国是落伍的，人家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出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陷入世界大战。上世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属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里由利益冲突引发的惨烈大战——这个跟主义标签没关系，就是冲突不可开交，就是丛林法则。但是要问，一战二战相隔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多少年了?70多年，却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道理何在?关键就是这个原因——二战的尾巴上，核时代在军事方面演变成了原子弹的实战应用，而它的应用告诉全球，如果再以后这样热战的话，就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那就将是人类社会被毁灭的问题。以自己的天才发现把人类社会引入核能时代的爱因斯坦，据说他在这方面非常痛心。他后来跟罗素等社会贤达有专门的宣言发表，在全球宣传无核化。据说也有人问过他，现在美苏之间已经这样了，你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样，是不是战争不可避免?他没有直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我无法回答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可以说一句，假如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有没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可以说那时候还活下来的人要打大战的话，就只能使用木棒和石头了。也就是说，那时候还幸存的人，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了。就是这种核威慑下的核战略平衡，使美苏只能滑入冷战，不敢热战。最危险的时候曾有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二十几天全世界处于可能被毁灭的边缘，最后双方的领导集团还是理智地降温妥协，避免了这个前景。以后越来越有这方面的制约条件，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核按钮”之说，核按钮怎么按下来?有非常非常严密的一套程序，要避免出现擦枪走火，避免出现人类社会的毁灭。所以，现在人类社会中一般学术界的讨论，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

　　这就可以回到中美关系的考察。美苏只是因为核威慑才没有热战，中美之间这一点相同，但中美现在和美苏当年的格局应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了前面邓小平给出的基本框架，中美之间的交流早已经变成了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虽然双方仍各有一个“主义”，但许多场合这个标签可以明显淡化掉，大家都是讲怎么交流。中国对美国方面，从开始很低端的商品输出，地摊货，以后进入超市，在商品输出有了规模以后，又有了劳务输出，当然还有一些方面可能的技术输出，以及到了一定程度，曹德旺他们代表的资本输出——十多年前曹德旺他们就跟着产能到美国投资建厂，以后又追加投资，中美贸易战打响以后，曹德旺没有撤资，而且说那边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继续给他优惠，美国人还拍了很长的纪录片，专门反映中国人在那里办的工厂怎么运行，怎么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方面怎么样?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那个男神式的企业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特斯拉的掌门人马斯克，突然飞到上海，跟上海的市长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后来披露，投资当量500多亿人民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厂的生产线就开工了，源源不断下线高水平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既供应中国市场，也供应全球市场。这说明了什么?中美之间已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在资本输出这个层面上，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在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一般人感觉的是恐惧，但是真正有胆识、寻找机会的投资家、企业家，却恰恰认为他们的机会来了。在这个马斯克出手以后，听说还有其他的跨国公司，比如埃克森美孚盯着中国市场，准备要有更大的手笔在中国投资。这个事情还可以继续观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说明的基本问题：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底气，它的认识基础，就是中美关系根本上被什么所左右?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发展动力，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际关系，即决定了马克思所说大家认同的社会要不断于循环着的再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关系是对最主要的人际关系的代称)，生产关系的总和，则形成了经济基础，它决定着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国家机器等形态的上层建筑。如果想清楚这个基本原理的话，就会知道是生产力的发展，促成了全球化，又加上现在新技术革命推到的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的日新月异，那么从正面来说，越来越有我们可把握的趋势，是以共享经济而引出全球的“和平竞争”。这个竞争一定是会存在的，但它越来越带着所谓共赢的特征——说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被很有水平的傅莹女士称为“和平竞争”，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中美之间的竞争，王湘穗、乔梁等这些专家讨论中，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地说认同这个观点：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根本而言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谁在哪个阶段多得一些、哪个阶段少得一些的问题，这就是基于共享经济正面的发展而言。

　　同时，制约仍然存在，中美之间在核战略平衡方面是确切无疑的：虽然现在网上披露的说法(没有得到官方认可)，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充其量几百枚，美国方面是几千枚，但是据资深人士讲，我们完全具有还手之力——我们可以在敌方的战略核导弹还在空中的时候，采取应对措施就可以使我们在海洋中核潜艇在机动游弋情况下发射还击的洲际战略核导弹，这个在双方军界人士中早就知道。这样的核战略平衡类似当年的美苏，但是产业链跟美苏之间却完全不一样。那么大家想想，形势比人强，对这样的一种认识，怎么对它概括?我觉得这个概括，最精确最简洁的说法，还是回到邓小平——邓小平在访美前后，中国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策为两个概念四个大字即“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拥抱全球化。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说要扭住它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是虚数，所说的一百年，实际上就是长期不动摇，永远不动摇，扭住它，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

　　邓小平做出这样的一种战略部署以后，他又有一个在学术上有特别意义，但是当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注意的判断：他在宦乡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表述，说时代主题现在是和平与发展。当年说起来云淡风清，没有多大的震撼力，因为那时候全党全国都认同，十年文革浩劫把我们折腾苦了，现在终于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大家一心一意谋发展是对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搞建设有奔头了，那么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顺理成章。但是我作为研究者，做了几十年研究，我反复思索，邓小平的这个判断的意义可是非同小可。邓小平就是以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否定了从列宁主义时代一直到毛泽东时代，我们一直奉为圭臬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我们所处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印象非常深刻。1969年我跟着父母在湖北干校的时候，准军事化管理情况下突然于夜间紧急集合，传达关于战备的最高等级的指示，具体的表述是这么一套说法，我记忆上非常清楚，就是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早打，大打，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要准备美帝、苏联、印度反动派、缅甸反动派等一起进攻中国，我们不得已要让出大片领土，最后以人民战争取得胜利。这个指导精神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才能正面去讲经济建设的发展。如何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引出来一套基本路线和要领，正是基于这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毛主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一直走到非常极端的形式，“四人帮”把这一套输出给柬埔寨，完全漠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只一味讲斗争，这种极端的说法被实践证明是引出了人类社会的巨大悲剧——柬埔寨的悲剧就是它走了更极端的消灭商品、消灭货币、消灭城市、消灭知识分子的肉体，消灭一切看着不顺眼的人。700多万人中消灭了200多万人，这个事情在学术界大家都知道，已经被评价为上个世纪人类最大悲剧的具体案例之一。

　　实践证明，原来从列宁主义时代确立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如果把它极端化，引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浩劫式的结果。邓小平战略判断已完全不一样，说我们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相关的学术论证回到我前面的说法，就是两条：一条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不可阻挡的信息时代、共享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共享经济的形态还要不断升级——共享单车这个模式不是真正的共享经济，那只是便捷化的租车模式，真正的共享经济可能首先表现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有希望体系化的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配上所有的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晚上停在停车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用电网里成本最低的电力来充电，到了白天会有智能手机上跳出的界面来提醒你，你可以留下你自己选择的备用电量，然后卖出多少电，这些电还可以卖个好价钱。所有这些原来是消费单位的车辆，都可以变成一个生产单位，而所有与此相关的主体，没有一家是受损的，统统是受益的，造车的，卖车的，用车的，发电的，用电的，电网的管理者……涉及到的所有人，都共享相关的好处与利益，那么还有谁在竞争中把谁排挤掉的问题吗?产权上的“混合所有制”，又是充分地混，产权清晰而利益共享，实现共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前面论证的核威慑。这是一个在论证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的时候，我认为必须在学理上更清晰和丰满地把它论证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基础。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屡次强调，包括这次的《建议》又再次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而对中美关系中，美方它一个劲儿打压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重温邓小平的战略指引：当年“陆四”之后形势非常严峻，美国带头、西方社会一起制裁我们，邓小平说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首先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后面跟着的是什么?善于守拙，韬光养晦。“韬光养晦”这个话说起来文绉绉的，给人印象深刻，而且还在翻译成英文以后，引起了很多外国人的误解，感觉中国人是故意把自己装作可怜巴巴的，什么时候发展壮大了回过头来再制你。其实关键在于前面的“善于守拙”，即知道我们自己不如人之处，知道我们的短板，要韬光养晦。跟着的是什么呢?“绝不当头”，邓小平说不当头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你要想当这个头儿，很多的优势反而就丧失了。重温邓小平的话，我们如有所反思，那么我们在前面有些地方，是不是就违背了邓小平这个高水平战略思维的要领。一度有学者出面，说中国在综合国力、制造业的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等等方面，分别以一点三几比一、一点二几比一等等，全面超越美国，好像中国真的是世界老大了。我们宣传上的有些表述，也似乎是自己已经在全球舞台中央，要接受万邦来朝了。这样违背了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的邓小平思维，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是提前刺激了美国方面，形成空前一致的美国朝野共识，要压制中国。美国形成这种共识是迟早的事，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把握好，可能使它提前到来了。提前五年的话，中国的损失是什么?很难量化，但肯定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只是，当前已经不能再讲“假如”，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

　　邓小平后面跟着说，在这一套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后面，是“有所作为”。我们的有所作为是什么?就是争取斗而不破，和平崛起。关于斗而不破，我前面的认识就是具有一系列的客观条件，使我们应该千方百计继续争取如此——一方面我们有底线思维，准备应对最不利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按照我们已有经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和美国谈如何争取管控分歧，斗而不破，准备持久战，而且会逼出中国以高端新型举国体制(如对于高端芯片)的凤凰涅槃式的攻坚成功，最后形成中国继续缩小和头号强国美国的距离，使美国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继续在追上它、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过程中，可以避免滑入冷战和热战的情况之下，继续减少和美国之间的现代化状态上的差距。这个“有理有利有节”是毛主席当年皖南事变后明确提出、现在仍然要注意坚持的。中国应认同的最主要的威胁是什么?还不是美国打压中国，而是中国丧失和平崛起、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我们要千方百计抓住这个机遇，这个机遇是有可能在实践中把握好、争取使它实现的。比如中美贸易战之后，到2019年年底，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各个行业下降多少?这里面下降程度最大的是家具和玩具，幅度为11%;另一类的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对美国的出口只下降了1%的样子——谈何脱钩?特朗普之类的政客所说的脱钩，那只是一种姿态，一种威胁，实际生活中间谈何容易!我们这段时间已经看到，从杨洁篪国务委员到王毅外长、崔天凯大使，到很有水平的傅莹女士，还有其他的外交部副部长等等，口径已空前一致。杨洁篪国务委员的文章中有最权威的说法，要坚决地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王毅外长说，中美可以列出所有要谈的问题清单，什么都可以谈，但我们绝不脱钩。中美之间两国人民友谊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个基调就对了。在实际生活中间，没有必要按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处理。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本来是要为竞选得分的，他一拳打来，就马上还一拳?我们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不在一个数量级。往往我们不动声色，他反而非常失落，因为没有听到一片叫好声，没得到这个效果，他也很无趣。扛过这一段，拜登上台以后，我们要争取经济方面至少得到一定的缓和。而长期来看，我想勾画这样一个成长性对比：有的学者把中美gdp增长的曲线一起划出来了，美国从2017年往回，找到1900年的整数关口，这118年间，美国的gdp翻了36倍，这是它确立世界头号强国过程中的成长性表现;中国也是从2017年往前找它的1/36，找到的是1987年，同样也是gdp翻了36倍，但时间轴上对比，一比3.9，大数说一比四，中国是只用一个时间单位，就走过了美国四个时间单位体现出来的成长性过程，而且这个势头没有完。中国于大疫之年，进一步明显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中国至少能正增长2%以上，美国至少是负增长3%以上——我们2019年增速是比美国多了三点几，而这一年我们可能是五个点以上，甚至是以六个点领先美国，继续缩小和它经济总量的差异。如果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

　　中国一定要在守住底线的时候，冷静处理好中美关系，争取于斗而不破的过程中继续实现自己现代化的和平崛起。

　　本文系作者在长江商学院校友年会上的交流发言；原题《我看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