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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在所难免。从新疆到香港,再到南海,中国已经在多个层面发生变化。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双方关系更为紧张。但美国最近的政策也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误解(myths)。下面,我将概述六种最有害、最具破坏性的有损美国政策的误解。
误解一:特朗普表示,考虑到贸易逆差,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将节省5000亿美元。他将此归咎于中国,特别是中国掠夺性地低估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人民币被稍微高估了。贸易逆差并不能衡量经济关系带来的净收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当中国组装一双耐克鞋并将其运回美国时,贸易逆差超过100美元,但中国组装时只有2美元留在中国,而收益主要集中在美国人身上。特朗普的贸易战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并恢复制造业就业,但他的政策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制造业岗位,并增加了美国家庭的成本。
误解二: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旨在使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由的西方式社会。因此,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应予扭转。
总统拜登的亚洲顾问也在宣传这一点。然而,尽管引用了一些前任总统的政治炒作,但参与国会作证的决定性论据总是关于和平与繁荣。平衡苏联,朝鲜半岛的和平、防止(核)扩散、反恐、避免无谓的冲突、环境合作、经济竞争力和商业机会是美国接触政策的重点——而不是民主化。总的来说,接触战略是有效的。与中国的接触使世界大国实现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实现了全球历史上最非凡的繁荣增长。非洲不再是停滞不前;拉丁美洲也不再是在每次金融危机中都垫底。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国家——给美国带来最大安全隐患的国家——是原材料生产国,而中国的需求提高了它们的产量。当然,美国在接触中需要针对中国的海上扩张、知识产权问题和拒绝市场准入采取坚定行动。美国应该在稀土等重要供应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多元化。美国的未来不会因为误解接触的修正主义历史而有所改善。迄今为止,接触战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误解三:美国的失业应当归咎于中国,我们必须通过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予以反击
面对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国会两党都发现在政治上很容易指责中国,但是自1947年以来就业岗位一直在逐步下滑。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农业岗位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技术和自动化。麦肯锡(mckinsey)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将失去8亿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到目前为止,中国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约是美国的15倍。研究称,将企业迁至中国导致的美国实际失业人数约为300万,但没有研究评估这些公司中有多少会因为财务或技术挑战而裁员。这不是一个次要的说明。由于未能及时将业务外包出去,英特尔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我们也没有研究表明中国挽救了多少工作岗位。例如,通用汽车当时即将破产,而中国的市场开放挽救了它。华盛顿不应指责中国,而应设法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这一不可阻挡的转型。要解决这种过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需要巨额支出,以缓和美国令人震惊的不平等,特朗普主义和对政治精英的正当愤怒让这种过渡所带来的问题变得显而易见。但如果美国不这么做,而是选择把中国作为替罪羊,那么在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美国将无法保持经济竞争力。更广泛地说,在地缘经济时代,如果美国为了应对全球化而孤立自己,美国将很难成为全球领导者。
误解四:“中国是超人,无论它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打算做什么,最终都会成功”
当中国宣布将掌握所有关键的工业技术时,华盛顿的大部分人都相信了这一点,他们感到恐慌,反应过度。但中国的2025年和2035年计划,在一定程度类似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推行的工业政策,当时日本的政策也令美国人感到震惊。虽然日本有一些非常难得的成功,但他们有更多非常惨痛的失败。他们在1982年推出的第五代计算机/人工智能程序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中国能够付得起比日本更大的补贴,但其资源会受到挤压。中国若将政治放在首位会与其经济抱负背道而驰。党委对所有战略商业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即使在私人公司也是如此,这就像在苹果公司由一名政客来做决定一样。这种局面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中国为其半导体行业补贴了1030亿美元,为飞机补贴了450亿美元——但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提振工业发展,同时保持私营部门的竞争力。当一款中国产品,比如拥有5g网络的华为要在世界同行中占据主导时,然而因为其竞争对手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时,西方就应该禁止它。但总体而言,美国恐慌的保护主义将适得其反。
误解五:“与中国开战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资源集中在军事上”
也许对美中关系最具影响力的基本观点是“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相遇,大约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战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变化:经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加决定性;而军事技术的破坏性也变得越来越大。如果其中一方或双方都追求通过武力夺取领导权,那么双方都有可能失败。在当今世界,成为一个成功的大国主要依靠经济战略,而不是军事战略。这是世界运行方式的一个根本性转变。美国通过建立成功的经济而赢得了冷战,而苏联则破产了。日本成为了一个没有多少军事力量的大国。德国凭借经济优势成为欧洲的领导者。韩国以比朝鲜大50倍的经济实力,克服了相对于朝鲜的劣势。为了优先发展经济,邓小平将中国的军事开支从gdp的16%削减到3%,并解决了14个陆地边界争端中的12个。随后的经济腾飞使中国在目前的军事建设开始之前就成为了一个大国。争夺权力的经济战略与军事战略有很大不同,当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竞争领导地位时,双方都能实现繁荣。此外,如果两国认识到这一新现实,热战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但如果美国或中国表现得像二战前的强国,如果他们放弃成功的经济战略,专注于军费开支和竞争,修昔底德陷阱就会自我实现。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新书《注定一战》(destiny for war)详细描述了战争的后果。但是,军事冲突风险的无故升级并非历史规律,特别是在近代史上。更大的风险来自于我们未能理解地缘政治博弈现在主要是地缘经济博弈。“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对“新博弈”有了更好的理解。
误解六:中国领导人正在完成其雄心壮志——中国在追求全球领导地位时总会咄咄逼人
中国的未来要么会变得更好,要么会变得更糟。美国必须为这两种情况做好准备。将两国关系锁定在敌对状态将会酿成历史性错误。美国两党对中国的误解将毫无理由地导致冷战或热战。如果中国“企图”在菲律宾的黄岩岛区域开展军事行动,我们可以准备战斗;当中国的行为威胁到西方经济时,我们禁止华为企业;当中国涉及人权问题时,我们可以带头谴责。我们必须坚定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在误解的基础上陷入冷战或热战,那会是一场历史性悲剧。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竞选时的亚洲政策负责人;原题《中美关系的误解与事实》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在所难免。从新疆到香港,再到南海,中国已经在多个层面发生变化。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双方关系更为紧张。但美国最近的政策也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误解(myths)。下面,我将概述六种最有害、最具破坏性的有损美国政策的误解。
误解一:特朗普表示,考虑到贸易逆差,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将节省5000亿美元。他将此归咎于中国,特别是中国掠夺性地低估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人民币被稍微高估了。贸易逆差并不能衡量经济关系带来的净收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当中国组装一双耐克鞋并将其运回美国时,贸易逆差超过100美元,但中国组装时只有2美元留在中国,而收益主要集中在美国人身上。特朗普的贸易战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并恢复制造业就业,但他的政策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制造业岗位,并增加了美国家庭的成本。
误解二:我们与中国的接触旨在使其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由的西方式社会。因此,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应予扭转。
总统拜登的亚洲顾问也在宣传这一点。然而,尽管引用了一些前任总统的政治炒作,但参与国会作证的决定性论据总是关于和平与繁荣。平衡苏联,朝鲜半岛的和平、防止(核)扩散、反恐、避免无谓的冲突、环境合作、经济竞争力和商业机会是美国接触政策的重点——而不是民主化。总的来说,接触战略是有效的。与中国的接触使世界大国实现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实现了全球历史上最非凡的繁荣增长。非洲不再是停滞不前;拉丁美洲也不再是在每次金融危机中都垫底。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国家——给美国带来最大安全隐患的国家——是原材料生产国,而中国的需求提高了它们的产量。当然,美国在接触中需要针对中国的海上扩张、知识产权问题和拒绝市场准入采取坚定行动。美国应该在稀土等重要供应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多元化。美国的未来不会因为误解接触的修正主义历史而有所改善。迄今为止,接触战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误解三:美国的失业应当归咎于中国,我们必须通过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予以反击
面对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国会两党都发现在政治上很容易指责中国,但是自1947年以来就业岗位一直在逐步下滑。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农业岗位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技术和自动化。麦肯锡(mckinsey)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将失去8亿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到目前为止,中国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约是美国的15倍。研究称,将企业迁至中国导致的美国实际失业人数约为300万,但没有研究评估这些公司中有多少会因为财务或技术挑战而裁员。这不是一个次要的说明。由于未能及时将业务外包出去,英特尔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我们也没有研究表明中国挽救了多少工作岗位。例如,通用汽车当时即将破产,而中国的市场开放挽救了它。华盛顿不应指责中国,而应设法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这一不可阻挡的转型。要解决这种过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需要巨额支出,以缓和美国令人震惊的不平等,特朗普主义和对政治精英的正当愤怒让这种过渡所带来的问题变得显而易见。但如果美国不这么做,而是选择把中国作为替罪羊,那么在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的时候,美国将无法保持经济竞争力。更广泛地说,在地缘经济时代,如果美国为了应对全球化而孤立自己,美国将很难成为全球领导者。
误解四:“中国是超人,无论它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打算做什么,最终都会成功”
当中国宣布将掌握所有关键的工业技术时,华盛顿的大部分人都相信了这一点,他们感到恐慌,反应过度。但中国的2025年和2035年计划,在一定程度类似于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推行的工业政策,当时日本的政策也令美国人感到震惊。虽然日本有一些非常难得的成功,但他们有更多非常惨痛的失败。他们在1982年推出的第五代计算机/人工智能程序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中国能够付得起比日本更大的补贴,但其资源会受到挤压。中国若将政治放在首位会与其经济抱负背道而驰。党委对所有战略商业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即使在私人公司也是如此,这就像在苹果公司由一名政客来做决定一样。这种局面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例如,中国为其半导体行业补贴了1030亿美元,为飞机补贴了450亿美元——但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提振工业发展,同时保持私营部门的竞争力。当一款中国产品,比如拥有5g网络的华为要在世界同行中占据主导时,然而因为其竞争对手基本上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时,西方就应该禁止它。但总体而言,美国恐慌的保护主义将适得其反。
误解五:“与中国开战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资源集中在军事上”
也许对美中关系最具影响力的基本观点是“修昔底德陷阱”。从古希腊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相遇,大约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战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变化:经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加决定性;而军事技术的破坏性也变得越来越大。如果其中一方或双方都追求通过武力夺取领导权,那么双方都有可能失败。在当今世界,成为一个成功的大国主要依靠经济战略,而不是军事战略。这是世界运行方式的一个根本性转变。美国通过建立成功的经济而赢得了冷战,而苏联则破产了。日本成为了一个没有多少军事力量的大国。德国凭借经济优势成为欧洲的领导者。韩国以比朝鲜大50倍的经济实力,克服了相对于朝鲜的劣势。为了优先发展经济,邓小平将中国的军事开支从gdp的16%削减到3%,并解决了14个陆地边界争端中的12个。随后的经济腾飞使中国在目前的军事建设开始之前就成为了一个大国。争夺权力的经济战略与军事战略有很大不同,当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竞争领导地位时,双方都能实现繁荣。此外,如果两国认识到这一新现实,热战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但如果美国或中国表现得像二战前的强国,如果他们放弃成功的经济战略,专注于军费开支和竞争,修昔底德陷阱就会自我实现。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新书《注定一战》(destiny for war)详细描述了战争的后果。但是,军事冲突风险的无故升级并非历史规律,特别是在近代史上。更大的风险来自于我们未能理解地缘政治博弈现在主要是地缘经济博弈。“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对“新博弈”有了更好的理解。
误解六:中国领导人正在完成其雄心壮志——中国在追求全球领导地位时总会咄咄逼人
中国的未来要么会变得更好,要么会变得更糟。美国必须为这两种情况做好准备。将两国关系锁定在敌对状态将会酿成历史性错误。美国两党对中国的误解将毫无理由地导致冷战或热战。如果中国“企图”在菲律宾的黄岩岛区域开展军事行动,我们可以准备战斗;当中国的行为威胁到西方经济时,我们禁止华为企业;当中国涉及人权问题时,我们可以带头谴责。我们必须坚定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如果在误解的基础上陷入冷战或热战,那会是一场历史性悲剧。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竞选时的亚洲政策负责人;原题《中美关系的误解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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