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斐济总理马拉的交往-凯发k8官方首页

 　　初会总理提交涉

　　1987年是斐济不平凡的一年。4月全国大选，斐济族资深总理马拉被选下台，而为印度族人谋利益的联合工党上台。5月，斐济军人兰布卡中校推翻联合工党政府，建立了以他为总理的军政府。7月，因军政府受到西方和地区大国的强烈反对，而国内印、斐两族矛盾加剧,在斐济大酋长委员会协调下，建立了以斐济最高酋长之一的总督加尼劳为首的顾问委员会，以取代军政府，兰布卡在顾委会中任要职，但局面并未因此而改变。国际上继续受到经济封锁和制裁;国内经济严重困难，食品和日用品日益匮乏，以至社会混乱，人心不安。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乘虚而入，通过经济诱惑，同斐方商定了将台在斐贸易机构“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的方案。我就是在斐济处于这样一个艰难时期和中斐关系面临“两个中国”严重挑衅的危难时刻去履新的。

　　果然，我正式到任后的第7天，即1987年9月22日，受斐济外交部紧急约见，向我抛出斐方准备好为台贸机构“升格”的三项措施：第一，台湾在斐济的东亚贸易中心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第二，该处人员享有外交特权。第三，允许升挂所谓台湾“国旗”。我当即表示，斐方将要采取的三项措施，不符合中斐建交公报中斐方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如果斐方强行采取三项措施，将严重损害中斐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引起严重后果。

　　随着斐济局势的发展，9月兰布卡发动了第二次军事政变，重新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军政府。12月兰布卡又宣布结束军政府，建立共和国，废黜总督，退出英联邦，并任命加尼劳为共和国首任总统，马拉为临时政府总理兼外长。我们在马拉再次执政的第10天即12月16日获悉，马拉政府已接受了台湾新的重金，即将为台贸易机构正式“升格”，当日遂向国内发特急电，建议紧急约见斐外交部常秘，要其澄清。12月20日，我们收到国内的批复。正当我们紧急与斐方安排约见时，斐方不顾我方的坚决反对，公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斐济政府决定为台贸机构“升格”。我即紧急约见了斐外交部常秘霍华德，向斐济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霍华德表示，接受中方的抗议。他说，马拉总理要亲自就此事向中方作出解释。

　　为了彻底挫败斐方这一图谋，我于1988年1月6日第一次会见马拉。根据马拉傲慢和暴躁的特点，我对这次会见掌握的要领是多做工作，耐心协商，不为其情绪所激，不把交涉搞僵。会见中，我首先充分肯定了马拉对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所做出的贡献，称赞他是南太地区资深政治家，并强调中斐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应当十分珍惜。然后，我正面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相信马拉总理能予充分理解并慎重处理“升格”问题。马拉满面冰霜地听完我发言后说：“斐济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不安宁。台湾愿意提供贷款5000万美元来帮助我们。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我表示：“我们理解并同情斐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反对斐济同台湾进行民间性质的经贸往来。但台湾当局利用经贸往来，提出政治条件，为其在斐贸商机构‘升格’来破坏中斐友好关系。”马拉说：“斐济愿意同中国和台湾双方都保持关系。不仅斐济，在所罗门、汤加、瑙鲁，他们都同台湾有关系。台湾还在那里设有使馆呢!”我即表示：“是的，正因为所罗门、汤加和瑙鲁都同台湾有所谓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同他们建立邦交。而斐济与所罗门、汤加、瑙鲁完全不同。中斐之间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斐方给台贸机构‘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谓，这是不符合斐方在建交公报中的承诺的。”马拉无言以对，便在官方和民间的含义上不停地进行纠缠。我考虑不必就此僵持下去，便说：“今天同阁下会谈，虽未达成一致，但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看法，促进了相互了解。我建议同阁下另定时间继续会谈，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马拉表示同意并翻阅日历，当即定在1月13日继续会谈。临别之前，按照历任驻斐大使首次会见总理的惯例，我向马拉赠送了礼品。马拉接过礼品，接着我刚说的那句话说：“我们之间的问题，通过会谈是能够解决的。”

　　1988年1月13日，我按约前往总理办公室同马拉进行第二次会谈。马拉首先说：“既然你们不同意我们升格，我们就要改变那个决定了。但是，台湾在斐济的王先生(即台在斐贸易机构东亚贸易中心主任)不肯接受。为此，我将去台湾向蒋经国先生作出解释。”马拉这一招实在出乎我们所料。我面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既要表明态度，又不致使刚有进展的会谈倒退。我仓促表示：“对阁下所说要改变为台湾‘升格’的决定，我表示欢迎。但所提要去台湾作解释问题，请阁下考虑可不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或渠道进行。”马拉听后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去台是我的自由。建交公报上也没有规定我不能去台湾。你是不是逼迫我作出一种选择?”我即说：“我绝对无意干涉别人的自由。我相信阁下根据中斐建交公报原则，放眼未来，是会慎重和妥善处理此事的。”

　　此后，我们对斐方各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对马拉有效地施加了影响和压力。1988年2月16日，斐济外交部常秘霍华德奉总理马拉之命，致我正式照会一件。他代表斐济政府重申：“斐济政府继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霍华德常秘为协调斐济政府各部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又向政府各部常务秘书发出文件。文件指出，“斐济政府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所有同台湾来往的函件和文书，不准使用‘中华民国’的称谓。台湾的机构必须只使用‘中国台北’的名义，而不能使用‘中华民国’。台湾机构可以享受由斐济财政部管理下的优惠，但不属外交豁免。斐济不允许台湾机构公开挂旗和奏歌，也不允许使用外交(cd)汽车牌照。他们的人员不准登入外交官和领事官员名册。”

　　两国关系中的这一危难，至此暂告一段落。

斐济风景

　　不打不相识

　　马拉出身大酋长世家，是当代斐济四大最高酋长之一。自幼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和多年位高权重的官宦生涯，使他养成了骄躁专断、固执己见的性格，但他从政经验丰富，斐济独立前，就是殖民政府的首席部长。斐济独立后，又连续执政17年。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斐济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如此敏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上个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即在斐济建立直属支部，在斐设有领事馆。长期以来，他们在斐济上层人士中进行反共宣传和利诱。中斐建交谈判长达3年之久，就是因为马拉及一些斐济上层人士迟迟不肯与台湾“旧友”决裂。1975年中斐建交后，台在斐“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改称为“东亚贸易中心”。名为民间机构，实则仍具有领事、办理签证、与官方签约等功能，甚至还有被允许使用密码通讯的特权。该机构长期以来在斐上层人士中建立“私交”：为马拉总理的私人农场长期免费提供农技师和农具;以月薪4000美元聘用一圭亚那人作为马拉办公室的新闻官;为加尼劳总督(总统)免费提供一名中国厨师;以“治病”和“私人旅游”等名义，免费邀请部长以上官员去台湾访问并向他们馈赠钱物。所以，斐济的主要当权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亲台倾向。就是马拉，中斐建交后第一个应邀去台湾“治病”。他又于1981年1月和10月、1985年1月先后3次去台“治病”。马拉还对历届中国大使劝阻他去台一事耿耿于怀。甚至到1989年底，当我方应他要求正在安排他访华时，他还向我方人员表示：“过去中国不让我去台湾访问，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了台湾，我以后还要去。我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经过同马拉面对面的交锋，我对马拉的对华态度、处世特点及个性有了切身的体验。经综合分析与思考，我感到对马拉其人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升格”问题告一段落后，我本着深交朋友多做工作的精神，继续对马拉做工作。根据其特点，我们先从做马拉夫人及其子女的工作入手。马拉夫人安迪·拉德·拉拉巴拉吾·莉蒂亚·卡拉弗陶加同样出身于大酋长世家，但比马拉易于接近。我们开始先约她和子女们到使馆做客，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其后，其子女同我馆年轻的外交官成为朋友。马拉夫人对做生意兴趣大，使馆商务处的同志就与她谈生意。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也在顺利进行。斐济政变，原来的外籍医生离境，斐济医院的医生严重缺员。应斐方请求，我国10名医生应聘及时抵斐，解其燃眉之急。在此形势下，1988年5月20日，我陪同四川来的一个盐业和服装投资考察团拜会马拉。会见结束时，我看马拉情绪很高，便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偕同夫人到中国使馆作客。马拉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一个月之后，6月26日晚7时，马拉夫妇应邀来中国使馆作客。同到的还有其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共7人。马拉上身穿了西服，下身着斐济传统的斐济裙。他一改以往会谈中的疾言厉色，不断称赞中国历史悠久，是文明古国。他还告诉我，他受日本笹川良一集团的邀请，将于8月去东京出席南太平洋岛国会议。之后，由笹川集团安排，他将率南太岛国领导人去北京旅游。那天晚上马拉始终谈笑风生，热情友好。第二天早上，马拉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对受到的热情款待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并表示日后加强联络。据使馆礼宾工作记载，在此之前，他已多年未来过使馆，使馆的招待会更是从未出席过。

　　大洋浊浪又排空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随着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波澜，台湾当局妄图浑水摸鱼，破坏我们同一些岛国的正常关系，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之凸现。正在此时，马拉总理访英经香港返斐，却被台湾当局拉去访台两天。在台期间，台力劝马拉弃我就台，马拉当时未予答应。但台湾仍然看到有隙可乘，许诺将以上亿美元取代我所有援斐项目，以换取斐济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在斐济政府中，也确实有某些部长在台湾重金面前摇摆不定，主张接受台湾重金，既承认“中华民国”，又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台湾驻斐人员还向马拉提供了一些虚假的资料，谎称台在很多与我建交国都设有“中华民国”称谓的机构，以此迷惑斐方。

　　此时，我刚参加完在京召开的第七次使节会议返回斐济。面对险恶的形势，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决定先从马拉总理的外围着手，有针对性地做细致的工作。我要分别拜访或宴请包括总统加尼劳和斐军司令兰布卡在内的一系列斐济要员，以及同马拉关系密切的侨领和社会人士，向他们介绍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讲明事实真相，驳斥了西方国家制造的各种谣言以及台湾当局在斐济制造的一系列谎言。其次，向他们再次申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针对台湾扬言要用上亿美元“援助”斐济，揭露其虚伪和口惠而实不至的一贯伎俩。指出企图既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又要承认“中华民国”，那完全是条死路。第三，同他们深入商谈有关双边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及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往来，认真听取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同马拉夫人及其子女的联系，并通过马拉夫人向马拉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为同马拉总理会见打下了较稳妥的基础。

　　1989年9月12日，我正式约见了马拉总理。我就台湾问题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强调台湾的出路归根结底是在大陆，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希望斐方放眼未来，不要做出有损中斐友好和斐济根本利益的事。马拉经过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他向我郑重表示，斐济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为此，斐济政府不会允许台湾在斐设立“中华民国领事馆”。这次马拉没有发火，倒是在会见结束时还开了个玩笑：“阁下尽可以安心地睡觉。”

　　访华归来学中华

　　中斐建交后，马拉总理曾于1978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正式访问中国。1989年9月，马拉对台湾在斐搞的新一轮“扩大外交空间”的攻势正式表态否定之后，根据马拉的多次要求，我们向国内提出了邀请他访华的建议并获批准。

　　1990年1月，李鹏总理向马拉发出了邀请他正式访问中国的函件。2月8日，我陪同访斐的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前往总理办公室会见马拉。会见之后，我又同马拉商谈了访华的具体时间、要求及其随行人员。其中包括马拉夫人安迪·拉德·拉拉巴拉吾·莉蒂亚·卡拉弗陶加，斐济建设部长吐玛斯·瓦卡陶拉，外交部常务秘书罗宾·雅若，外交部国际经援事务负责官员费诺·马拉(马拉总理之子)。此外，还有秘书和随身医生及警卫各一人。

　　马拉一行于4月15日抵达深圳。我先期回国，向部里汇报工作，然后去深圳迎接他们。在广东访问期间，马拉一行受到了叶选平、李灏等省市领导的热情接待。从广东飞往成都，又受到了张皓若省长等领导的盛情接待。

　　4月19日马拉一行抵达北京。他先后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热情友好的会见和款待，并同李鹏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厅，当中斐双方人员就坐，正式会谈之前，李鹏总理对双方人员扫视了一下，见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十几个人，而斐方只有五人。他幽默地笑了笑说：“今天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平等会谈。”双方人员立即发出一阵笑声。会谈中，李鹏总理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马拉总理主动谈及台湾问题。他说：“斐济之所以要同台湾保持一定联系，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几乎各占一半。斐济人只有同整个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维持斐济人的政治优势。因此，我们不愿看到斐济华人社团因我们断绝同台湾的联系发生分裂。”李鹏总理表示：“我们了解并关注斐济同台湾在贸易方面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所有与我建交国都采取一个立场，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最近台湾同几个国家‘复交’或‘建交’，我们不得不终止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我们不阻止、不反对与我建交国同台湾进行纯属民间性质的商贸往来，但不能同台湾发展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中国政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李鹏总理称赞马拉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相信马拉总理的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拉总理对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还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京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了中斐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马拉的成功访问，对日后中斐关系的发展、扩大双方各方面的交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90年8月28日，我再次邀请马拉总理夫妇到中国大使馆作客，并放映了他访华的录像带。他在宴会上讲话时，对中国政府向斐济提供的援助以及他在访华期间受到的热情和隆重的接待深表感谢，对业已存在的斐中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希望进一步发展斐中之间的友好关系。

　　回顾马拉总理在我任期内的对华态度，总体看来，他对发展中斐友好关系还是积极的，而且在促进双边的一些重大经贸合作方面作出了贡献。政治方面，他基本上执行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改变了为台贸机构“升格”的错误决定。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马拉同台湾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使中斐关系不时受到干扰或损伤。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拉更是脚踩两只船，利用台湾问题从两岸捞取实惠。然而，与此同时，马拉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斐济要在国际舞台上存在，就不能不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中斐关系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大可能走得太远，这就使我们有了对他做工作的余地。我们对他既要团结，又要斗争。不能牺牲我国的根本利益，而要坚持原则;也不是简单地把问题搞僵，而要注意分寸，讲究方式方法，留有余地。我同马拉总理的交往就是在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下，在崎岖且时有险阻的道路上，艰难地走过来的。

　　(作者为原驻斐济兼驻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大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初会总理提交涉

　　1987年是斐济不平凡的一年。4月全国大选，斐济族资深总理马拉被选下台，而为印度族人谋利益的联合工党上台。5月，斐济军人兰布卡中校推翻联合工党政府，建立了以他为总理的军政府。7月，因军政府受到西方和地区大国的强烈反对，而国内印、斐两族矛盾加剧,在斐济大酋长委员会协调下，建立了以斐济最高酋长之一的总督加尼劳为首的顾问委员会，以取代军政府，兰布卡在顾委会中任要职，但局面并未因此而改变。国际上继续受到经济封锁和制裁;国内经济严重困难，食品和日用品日益匮乏，以至社会混乱，人心不安。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乘虚而入，通过经济诱惑，同斐方商定了将台在斐贸易机构“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的方案。我就是在斐济处于这样一个艰难时期和中斐关系面临“两个中国”严重挑衅的危难时刻去履新的。

　　果然，我正式到任后的第7天，即1987年9月22日，受斐济外交部紧急约见，向我抛出斐方准备好为台贸机构“升格”的三项措施：第一，台湾在斐济的东亚贸易中心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第二，该处人员享有外交特权。第三，允许升挂所谓台湾“国旗”。我当即表示，斐方将要采取的三项措施，不符合中斐建交公报中斐方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原则。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如果斐方强行采取三项措施，将严重损害中斐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引起严重后果。

　　随着斐济局势的发展，9月兰布卡发动了第二次军事政变，重新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军政府。12月兰布卡又宣布结束军政府，建立共和国，废黜总督，退出英联邦，并任命加尼劳为共和国首任总统，马拉为临时政府总理兼外长。我们在马拉再次执政的第10天即12月16日获悉，马拉政府已接受了台湾新的重金，即将为台贸易机构正式“升格”，当日遂向国内发特急电，建议紧急约见斐外交部常秘，要其澄清。12月20日，我们收到国内的批复。正当我们紧急与斐方安排约见时，斐方不顾我方的坚决反对，公然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斐济政府决定为台贸机构“升格”。我即紧急约见了斐外交部常秘霍华德，向斐济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霍华德表示，接受中方的抗议。他说，马拉总理要亲自就此事向中方作出解释。

　　为了彻底挫败斐方这一图谋，我于1988年1月6日第一次会见马拉。根据马拉傲慢和暴躁的特点，我对这次会见掌握的要领是多做工作，耐心协商，不为其情绪所激，不把交涉搞僵。会见中，我首先充分肯定了马拉对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双边关系所做出的贡献，称赞他是南太地区资深政治家，并强调中斐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应当十分珍惜。然后，我正面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相信马拉总理能予充分理解并慎重处理“升格”问题。马拉满面冰霜地听完我发言后说：“斐济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不安宁。台湾愿意提供贷款5000万美元来帮助我们。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钱。”我表示：“我们理解并同情斐济面临的困难，也不反对斐济同台湾进行民间性质的经贸往来。但台湾当局利用经贸往来，提出政治条件，为其在斐贸商机构‘升格’来破坏中斐友好关系。”马拉说：“斐济愿意同中国和台湾双方都保持关系。不仅斐济，在所罗门、汤加、瑙鲁，他们都同台湾有关系。台湾还在那里设有使馆呢!”我即表示：“是的，正因为所罗门、汤加和瑙鲁都同台湾有所谓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同他们建立邦交。而斐济与所罗门、汤加、瑙鲁完全不同。中斐之间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斐方给台贸机构‘升格’为‘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处’，使用了‘中华民国’的称谓，这是不符合斐方在建交公报中的承诺的。”马拉无言以对，便在官方和民间的含义上不停地进行纠缠。我考虑不必就此僵持下去，便说：“今天同阁下会谈，虽未达成一致，但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和看法，促进了相互了解。我建议同阁下另定时间继续会谈，寻求一个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马拉表示同意并翻阅日历，当即定在1月13日继续会谈。临别之前，按照历任驻斐大使首次会见总理的惯例，我向马拉赠送了礼品。马拉接过礼品，接着我刚说的那句话说：“我们之间的问题，通过会谈是能够解决的。”

　　1988年1月13日，我按约前往总理办公室同马拉进行第二次会谈。马拉首先说：“既然你们不同意我们升格，我们就要改变那个决定了。但是，台湾在斐济的王先生(即台在斐贸易机构东亚贸易中心主任)不肯接受。为此，我将去台湾向蒋经国先生作出解释。”马拉这一招实在出乎我们所料。我面对这一重大原则问题，既要表明态度，又不致使刚有进展的会谈倒退。我仓促表示：“对阁下所说要改变为台湾‘升格’的决定，我表示欢迎。但所提要去台湾作解释问题，请阁下考虑可不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或渠道进行。”马拉听后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去台是我的自由。建交公报上也没有规定我不能去台湾。你是不是逼迫我作出一种选择?”我即说：“我绝对无意干涉别人的自由。我相信阁下根据中斐建交公报原则，放眼未来，是会慎重和妥善处理此事的。”

　　此后，我们对斐方各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对马拉有效地施加了影响和压力。1988年2月16日，斐济外交部常秘霍华德奉总理马拉之命，致我正式照会一件。他代表斐济政府重申：“斐济政府继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并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后，霍华德常秘为协调斐济政府各部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又向政府各部常务秘书发出文件。文件指出，“斐济政府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所有同台湾来往的函件和文书，不准使用‘中华民国’的称谓。台湾的机构必须只使用‘中国台北’的名义，而不能使用‘中华民国’。台湾机构可以享受由斐济财政部管理下的优惠，但不属外交豁免。斐济不允许台湾机构公开挂旗和奏歌，也不允许使用外交(cd)汽车牌照。他们的人员不准登入外交官和领事官员名册。”

　　两国关系中的这一危难，至此暂告一段落。

斐济风景

　　不打不相识

　　马拉出身大酋长世家，是当代斐济四大最高酋长之一。自幼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和多年位高权重的官宦生涯，使他养成了骄躁专断、固执己见的性格，但他从政经验丰富，斐济独立前，就是殖民政府的首席部长。斐济独立后，又连续执政17年。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斐济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如此敏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上个世纪30年代，国民党即在斐济建立直属支部，在斐设有领事馆。长期以来，他们在斐济上层人士中进行反共宣传和利诱。中斐建交谈判长达3年之久，就是因为马拉及一些斐济上层人士迟迟不肯与台湾“旧友”决裂。1975年中斐建交后，台在斐“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改称为“东亚贸易中心”。名为民间机构，实则仍具有领事、办理签证、与官方签约等功能，甚至还有被允许使用密码通讯的特权。该机构长期以来在斐上层人士中建立“私交”：为马拉总理的私人农场长期免费提供农技师和农具;以月薪4000美元聘用一圭亚那人作为马拉办公室的新闻官;为加尼劳总督(总统)免费提供一名中国厨师;以“治病”和“私人旅游”等名义，免费邀请部长以上官员去台湾访问并向他们馈赠钱物。所以，斐济的主要当权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亲台倾向。就是马拉，中斐建交后第一个应邀去台湾“治病”。他又于1981年1月和10月、1985年1月先后3次去台“治病”。马拉还对历届中国大使劝阻他去台一事耿耿于怀。甚至到1989年底，当我方应他要求正在安排他访华时，他还向我方人员表示：“过去中国不让我去台湾访问，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了台湾，我以后还要去。我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经过同马拉面对面的交锋，我对马拉的对华态度、处世特点及个性有了切身的体验。经综合分析与思考，我感到对马拉其人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升格”问题告一段落后，我本着深交朋友多做工作的精神，继续对马拉做工作。根据其特点，我们先从做马拉夫人及其子女的工作入手。马拉夫人安迪·拉德·拉拉巴拉吾·莉蒂亚·卡拉弗陶加同样出身于大酋长世家，但比马拉易于接近。我们开始先约她和子女们到使馆做客，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其后，其子女同我馆年轻的外交官成为朋友。马拉夫人对做生意兴趣大，使馆商务处的同志就与她谈生意。与此同时，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也在顺利进行。斐济政变，原来的外籍医生离境，斐济医院的医生严重缺员。应斐方请求，我国10名医生应聘及时抵斐，解其燃眉之急。在此形势下，1988年5月20日，我陪同四川来的一个盐业和服装投资考察团拜会马拉。会见结束时，我看马拉情绪很高，便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偕同夫人到中国使馆作客。马拉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一个月之后，6月26日晚7时，马拉夫妇应邀来中国使馆作客。同到的还有其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以及外孙共7人。马拉上身穿了西服，下身着斐济传统的斐济裙。他一改以往会谈中的疾言厉色，不断称赞中国历史悠久，是文明古国。他还告诉我，他受日本笹川良一集团的邀请，将于8月去东京出席南太平洋岛国会议。之后，由笹川集团安排，他将率南太岛国领导人去北京旅游。那天晚上马拉始终谈笑风生，热情友好。第二天早上，马拉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对受到的热情款待再次表示深切谢意，并表示日后加强联络。据使馆礼宾工作记载，在此之前，他已多年未来过使馆，使馆的招待会更是从未出席过。

　　大洋浊浪又排空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那场政治风波。随着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波澜，台湾当局妄图浑水摸鱼，破坏我们同一些岛国的正常关系，中斐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因之凸现。正在此时，马拉总理访英经香港返斐，却被台湾当局拉去访台两天。在台期间，台力劝马拉弃我就台，马拉当时未予答应。但台湾仍然看到有隙可乘，许诺将以上亿美元取代我所有援斐项目，以换取斐济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在斐济政府中，也确实有某些部长在台湾重金面前摇摆不定，主张接受台湾重金，既承认“中华民国”，又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台湾驻斐人员还向马拉提供了一些虚假的资料，谎称台在很多与我建交国都设有“中华民国”称谓的机构，以此迷惑斐方。

　　此时，我刚参加完在京召开的第七次使节会议返回斐济。面对险恶的形势，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决定先从马拉总理的外围着手，有针对性地做细致的工作。我要分别拜访或宴请包括总统加尼劳和斐军司令兰布卡在内的一系列斐济要员，以及同马拉关系密切的侨领和社会人士，向他们介绍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讲明事实真相，驳斥了西方国家制造的各种谣言以及台湾当局在斐济制造的一系列谎言。其次，向他们再次申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针对台湾扬言要用上亿美元“援助”斐济，揭露其虚伪和口惠而实不至的一贯伎俩。指出企图既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又要承认“中华民国”，那完全是条死路。第三，同他们深入商谈有关双边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及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往来，认真听取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同马拉夫人及其子女的联系，并通过马拉夫人向马拉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经过一个多月的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为同马拉总理会见打下了较稳妥的基础。

　　1989年9月12日，我正式约见了马拉总理。我就台湾问题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强调台湾的出路归根结底是在大陆，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希望斐方放眼未来，不要做出有损中斐友好和斐济根本利益的事。马拉经过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他向我郑重表示，斐济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为此，斐济政府不会允许台湾在斐设立“中华民国领事馆”。这次马拉没有发火，倒是在会见结束时还开了个玩笑：“阁下尽可以安心地睡觉。”

　　访华归来学中华

　　中斐建交后，马拉总理曾于1978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正式访问中国。1989年9月，马拉对台湾在斐搞的新一轮“扩大外交空间”的攻势正式表态否定之后，根据马拉的多次要求，我们向国内提出了邀请他访华的建议并获批准。

　　1990年1月，李鹏总理向马拉发出了邀请他正式访问中国的函件。2月8日，我陪同访斐的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前往总理办公室会见马拉。会见之后，我又同马拉商谈了访华的具体时间、要求及其随行人员。其中包括马拉夫人安迪·拉德·拉拉巴拉吾·莉蒂亚·卡拉弗陶加，斐济建设部长吐玛斯·瓦卡陶拉，外交部常务秘书罗宾·雅若，外交部国际经援事务负责官员费诺·马拉(马拉总理之子)。此外，还有秘书和随身医生及警卫各一人。

　　马拉一行于4月15日抵达深圳。我先期回国，向部里汇报工作，然后去深圳迎接他们。在广东访问期间，马拉一行受到了叶选平、李灏等省市领导的热情接待。从广东飞往成都，又受到了张皓若省长等领导的盛情接待。

　　4月19日马拉一行抵达北京。他先后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热情友好的会见和款待，并同李鹏总理进行了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厅，当中斐双方人员就坐，正式会谈之前，李鹏总理对双方人员扫视了一下，见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十几个人，而斐方只有五人。他幽默地笑了笑说：“今天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平等会谈。”双方人员立即发出一阵笑声。会谈中，李鹏总理表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马拉总理主动谈及台湾问题。他说：“斐济之所以要同台湾保持一定联系，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考虑。斐济族人和印度族人几乎各占一半。斐济人只有同整个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维持斐济人的政治优势。因此，我们不愿看到斐济华人社团因我们断绝同台湾的联系发生分裂。”李鹏总理表示：“我们了解并关注斐济同台湾在贸易方面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对所有与我建交国都采取一个立场，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最近台湾同几个国家‘复交’或‘建交’，我们不得不终止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我们不阻止、不反对与我建交国同台湾进行纯属民间性质的商贸往来，但不能同台湾发展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中国政府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李鹏总理称赞马拉总理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相信马拉总理的这次访问，必将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拉总理对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予高度评价，他还对中国政府多年来对斐济的经济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京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了中斐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马拉的成功访问，对日后中斐关系的发展、扩大双方各方面的交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1990年8月28日，我再次邀请马拉总理夫妇到中国大使馆作客，并放映了他访华的录像带。他在宴会上讲话时，对中国政府向斐济提供的援助以及他在访华期间受到的热情和隆重的接待深表感谢，对业已存在的斐中友好关系表示满意，希望进一步发展斐中之间的友好关系。

　　回顾马拉总理在我任期内的对华态度，总体看来，他对发展中斐友好关系还是积极的，而且在促进双边的一些重大经贸合作方面作出了贡献。政治方面，他基本上执行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改变了为台贸机构“升格”的错误决定。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马拉同台湾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使中斐关系不时受到干扰或损伤。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拉更是脚踩两只船，利用台湾问题从两岸捞取实惠。然而，与此同时，马拉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又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斐济要在国际舞台上存在，就不能不同中国搞好关系。因此，在中斐关系中，在台湾问题上他不大可能走得太远，这就使我们有了对他做工作的余地。我们对他既要团结，又要斗争。不能牺牲我国的根本利益，而要坚持原则;也不是简单地把问题搞僵，而要注意分寸，讲究方式方法，留有余地。我同马拉总理的交往就是在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下，在崎岖且时有险阻的道路上，艰难地走过来的。

　　(作者为原驻斐济兼驻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大使，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