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 “四国联盟”避免剑指中国？“亚洲版小北约”的虚与实-凯发k8官方首页

　　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澳洲总理莫里森，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召开了备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四国峰会”或称“四方安全对话”。拜登上台不足两个月，就高效率地举办了这场四国峰会，不仅彰显了拜登在处理疫情等国内议题上游刃有馀的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美国依然是世界老大”，以及应对中国挑战是要“动真格”的信号。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不仅由拜登亲自主持，美方的出席者还包括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兹(jeff zients)、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白宫南亚事务资深主任古哈(sumona guha)，可谓国安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一一到齐，突显了拜登政府对“四方联盟”架构的高度重视。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四国峰会讲话

　　“四国联盟”的前世今生

　　在此次峰会前夕，几乎所有媒体都认定此次四国峰会就是冲着中国而来，会议的议题也无一不是针对中国。然而，检视峰会后所发表的“四国领袖共同声明——『四方精神』”(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的英文版本，其内容除了侧重提及美日澳三国强力支持印度增加生产新冠疫苗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强调确保“自由与开放印太区域”的重要性，以及呼吁“依循国际法处理东海南海议题”之外，全篇声明洋洋洒洒约740字，几乎并无直接提及“中国”(china)，唯一出现“china”一词的地方也仅在言及东海和南海时用到了“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不过，根据日本外务省的会议纪录，就有多处直接提到中国，包括转载菅义伟的发言，点名“对中国制定《海警法》存在与国际法不符的疑虑”、对“中国人大决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以及对新疆人权问题的担忧”等。

　　那么为什么“四方会谈”的声明要闪烁其辞呢?说到底，究竟所谓“四国联盟”的本质是什么?又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会是媒体舆论经常言及的彻头彻尾用来遏制中国的“亚太版小北约”吗?

　　迄今中文的用法包括“四国联盟”、“四方机制”、“四国峰会”等五花八门，其实英文就仅一个“quad”(“四方”或“四国”)，或许就是为了避免僵硬的形象，而采用了较有弹性的表述，当然也是考量到4个成员的各种顾虑，本文暂且使用比较符合其形象的“四国联盟”。

　　所谓“四方”或“四国”指的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国联盟”作为一个区域对话平台乃至安全合作架构的构想，始于2007年日本安倍晋三第一任首相任内。其时，安倍就已提出“亚洲民主之弧”，主张联合其他“尊重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以及自由市场等共同价值”的国家，应对中国的挑战。安倍当时就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呼吁组成涵盖东海及南海大三角的日本、澳洲、印度三国加上美国展开对话的倡议，如此“四方架构”的构想也成为后来广为人知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实际操作的平台。

　　“四国联盟”重新启动的契机

　　然而，其后“四国联盟”与“印太战略”构想的命运一样，随著安倍的下台而一时销声匿迹，直到2012年12月安倍重新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才得以死灰复燃。“四国联盟”的构想之所以后来得以推进，其背景显然并非只是因为日本经历了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风暴”，以及其后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强势作为产生了危机感，也因为中国“崛起”的态势来势汹汹，包括在南海问题和边境问题上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的摩擦，以及西方国家将中国强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视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引发的高度戒心。

　　不过，“四国联盟”真正“动起来”，则是始于2017年的事了。同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开始了全新的中国政策，其后美国“敲打中国”的策略层出不穷，在与特朗普建立了良好个人关系的安倍晋三积极呼吁下，美国五角大楼也终于按捺不住，不再“只闻楼梯响”了。

　　其后，“四国联盟”朝外交与安全两个领域逐步展开。在外交领域方面，先是于2017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了四国官员对话;继而于2019年9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四国外长的首次会谈;2020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外长会谈达成了将此会谈制度化的共识;2021年拜登上任后，则因疫情而于2月18日召开了首次的外长电话会谈。在安全与军事领域方面，则先有日本于2015年表明将定期参加美印之间的“马拉巴尔演习”(exercise malabar);后有澳洲于2020年11月，多年以来首次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当时军演地点是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及阿拉伯海(arabian sea)。

　　为何“四国峰会”避免剑指中国?

　　经历了此次最高级别的“四国峰会”以及主办者拜登所刻意展示的重视程度，不难预测今后“四国联盟”的架构与工作平台将会加快速度建立。事实上，此次峰会不仅确认了年内将再度举行面对面的实体峰会，也达成设立3个工作小组的共识。

　　毋庸置疑，美日澳印四国之所以对形成“四国联盟”架构的积极性“突然”得以迅速高涨，取决于四国近年来不约而同与中国矛盾乃至冲突的激化。美国在特朗普后期，在贸易、科技、香港、台湾、新疆等议题上不断敲打中国，两国势同水火，双方关系跌入建交40年以来的谷底。其整体背景，则是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对其维持世界当家地位，以及对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

　　在中国东面，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之后，中日关系得以“重回轨道”。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民间气氛也因日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式对中国的良善反应而出现难得的友好光景。不过，日本后来指控中国海警船进出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海域次数比以往都更为频繁，甚至驱赶日方渔船，因而不满乃至恼火。而今年2月中国《海警法》生效，日本朝野更不约而同地视为是为中国下一步武力夺取钓鱼岛铺路;中国在香港、新疆、台湾的政策，也前所未有地引发日本社会的激烈反应。如此日本社会的氛围，也反映在近九成日本国民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调查结果上。

　　在中国西面，印度则于2017年与中国军队发生了洞朗对峙事件，以及于2020年与中国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冲突，为近年中方与外国发生军事摩擦的罕见例子;至于浩瀚南海的南方，原本关系不至于波涛汹涌的中澳关系，因澳方指控中国不断对澳洲政治进行渗透，以及“中国利用经济力量恫吓”等而趋于恶化;中方则以逮捕澳洲记者、对澳洲红酒开征反倾销税等强烈举措回敬。

　　“四国联盟”的“亚太版小北约”化?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此次峰会即使所有议题都直接或间接意有所指地针对中国，但大家都似乎不太愿意摆明车马，剑指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目前四国各自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与美国对中国的“理直气壮”以及澳洲的“不亢不卑”不同，日本和印度则显得“瞻前顾后”及“心硬口软”。

　　对印度而言，接纳“四国联盟”作为“亚太版小北约”的定性，则无疑违背印度传统的“不结盟”外交路线，而过度刺激中国，对在边境的防卫处于相对弱势的印度而言，显然并非明智之举。至于日本，除了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力，与最大的邻国进一步交恶，不符合日本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日本“对区域和平重要性”的理解。

　　诚然，与会的苏利文在会后的说明，也直言否认“四国联盟”是“亚太版小北约”;然而，重点不在表面如何定位“四国联盟”。“中国崛起”是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因素，早已是无争辩馀地的客观现象，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的长期化，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知与接受。倘若两者之间，后者还包括“四国联盟”乃至数十年来主导国际秩序的欧美及整个西方世界，未能寻找出化解彼此冲突的良方，则中国严峻的对外环境恐怕无可避免地长期化。如此一来，“四国联盟”的架构恐怕也只会愈来愈坚实，这样下去，“四国联盟”的“亚太版小北约”化，从虚走向实，也就不是悖离事实的无稽之谈了。

　　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12日，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澳洲总理莫里森，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召开了备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四国峰会”或称“四方安全对话”。拜登上台不足两个月，就高效率地举办了这场四国峰会，不仅彰显了拜登在处理疫情等国内议题上游刃有馀的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美国依然是世界老大”，以及应对中国挑战是要“动真格”的信号。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不仅由拜登亲自主持，美方的出席者还包括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防疫协调官齐安兹(jeff zients)、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与白宫南亚事务资深主任古哈(sumona guha)，可谓国安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一一到齐，突显了拜登政府对“四方联盟”架构的高度重视。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四国峰会讲话

　　“四国联盟”的前世今生

　　在此次峰会前夕，几乎所有媒体都认定此次四国峰会就是冲着中国而来，会议的议题也无一不是针对中国。然而，检视峰会后所发表的“四国领袖共同声明——『四方精神』”(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的英文版本，其内容除了侧重提及美日澳三国强力支持印度增加生产新冠疫苗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强调确保“自由与开放印太区域”的重要性，以及呼吁“依循国际法处理东海南海议题”之外，全篇声明洋洋洒洒约740字，几乎并无直接提及“中国”(china)，唯一出现“china”一词的地方也仅在言及东海和南海时用到了“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不过，根据日本外务省的会议纪录，就有多处直接提到中国，包括转载菅义伟的发言，点名“对中国制定《海警法》存在与国际法不符的疑虑”、对“中国人大决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以及对新疆人权问题的担忧”等。

　　那么为什么“四方会谈”的声明要闪烁其辞呢?说到底，究竟所谓“四国联盟”的本质是什么?又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会是媒体舆论经常言及的彻头彻尾用来遏制中国的“亚太版小北约”吗?

　　迄今中文的用法包括“四国联盟”、“四方机制”、“四国峰会”等五花八门，其实英文就仅一个“quad”(“四方”或“四国”)，或许就是为了避免僵硬的形象，而采用了较有弹性的表述，当然也是考量到4个成员的各种顾虑，本文暂且使用比较符合其形象的“四国联盟”。

　　所谓“四方”或“四国”指的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国联盟”作为一个区域对话平台乃至安全合作架构的构想，始于2007年日本安倍晋三第一任首相任内。其时，安倍就已提出“亚洲民主之弧”，主张联合其他“尊重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以及自由市场等共同价值”的国家，应对中国的挑战。安倍当时就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呼吁组成涵盖东海及南海大三角的日本、澳洲、印度三国加上美国展开对话的倡议，如此“四方架构”的构想也成为后来广为人知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实际操作的平台。

　　“四国联盟”重新启动的契机

　　然而，其后“四国联盟”与“印太战略”构想的命运一样，随著安倍的下台而一时销声匿迹，直到2012年12月安倍重新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才得以死灰复燃。“四国联盟”的构想之所以后来得以推进，其背景显然并非只是因为日本经历了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风暴”，以及其后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强势作为产生了危机感，也因为中国“崛起”的态势来势汹汹，包括在南海问题和边境问题上与部分周边国家之间的摩擦，以及西方国家将中国强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视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引发的高度戒心。

　　不过，“四国联盟”真正“动起来”，则是始于2017年的事了。同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开始了全新的中国政策，其后美国“敲打中国”的策略层出不穷，在与特朗普建立了良好个人关系的安倍晋三积极呼吁下，美国五角大楼也终于按捺不住，不再“只闻楼梯响”了。

　　其后，“四国联盟”朝外交与安全两个领域逐步展开。在外交领域方面，先是于2017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了四国官员对话;继而于2019年9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四国外长的首次会谈;2020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外长会谈达成了将此会谈制度化的共识;2021年拜登上任后，则因疫情而于2月18日召开了首次的外长电话会谈。在安全与军事领域方面，则先有日本于2015年表明将定期参加美印之间的“马拉巴尔演习”(exercise malabar);后有澳洲于2020年11月，多年以来首次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当时军演地点是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及阿拉伯海(arabian sea)。

　　为何“四国峰会”避免剑指中国?

　　经历了此次最高级别的“四国峰会”以及主办者拜登所刻意展示的重视程度，不难预测今后“四国联盟”的架构与工作平台将会加快速度建立。事实上，此次峰会不仅确认了年内将再度举行面对面的实体峰会，也达成设立3个工作小组的共识。

　　毋庸置疑，美日澳印四国之所以对形成“四国联盟”架构的积极性“突然”得以迅速高涨，取决于四国近年来不约而同与中国矛盾乃至冲突的激化。美国在特朗普后期，在贸易、科技、香港、台湾、新疆等议题上不断敲打中国，两国势同水火，双方关系跌入建交40年以来的谷底。其整体背景，则是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对其维持世界当家地位，以及对由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威胁”。

　　在中国东面，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之后，中日关系得以“重回轨道”。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中国民间气氛也因日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式对中国的良善反应而出现难得的友好光景。不过，日本后来指控中国海警船进出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海域次数比以往都更为频繁，甚至驱赶日方渔船，因而不满乃至恼火。而今年2月中国《海警法》生效，日本朝野更不约而同地视为是为中国下一步武力夺取钓鱼岛铺路;中国在香港、新疆、台湾的政策，也前所未有地引发日本社会的激烈反应。如此日本社会的氛围，也反映在近九成日本国民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调查结果上。

　　在中国西面，印度则于2017年与中国军队发生了洞朗对峙事件，以及于2020年与中国爆发了激烈的边境冲突，为近年中方与外国发生军事摩擦的罕见例子;至于浩瀚南海的南方，原本关系不至于波涛汹涌的中澳关系，因澳方指控中国不断对澳洲政治进行渗透，以及“中国利用经济力量恫吓”等而趋于恶化;中方则以逮捕澳洲记者、对澳洲红酒开征反倾销税等强烈举措回敬。

　　“四国联盟”的“亚太版小北约”化?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此次峰会即使所有议题都直接或间接意有所指地针对中国，但大家都似乎不太愿意摆明车马，剑指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目前四国各自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与美国对中国的“理直气壮”以及澳洲的“不亢不卑”不同，日本和印度则显得“瞻前顾后”及“心硬口软”。

　　对印度而言，接纳“四国联盟”作为“亚太版小北约”的定性，则无疑违背印度传统的“不结盟”外交路线，而过度刺激中国，对在边境的防卫处于相对弱势的印度而言，显然并非明智之举。至于日本，除了中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力，与最大的邻国进一步交恶，不符合日本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日本“对区域和平重要性”的理解。

　　诚然，与会的苏利文在会后的说明，也直言否认“四国联盟”是“亚太版小北约”;然而，重点不在表面如何定位“四国联盟”。“中国崛起”是影响21世纪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因素，早已是无争辩馀地的客观现象，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的长期化，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知与接受。倘若两者之间，后者还包括“四国联盟”乃至数十年来主导国际秩序的欧美及整个西方世界，未能寻找出化解彼此冲突的良方，则中国严峻的对外环境恐怕无可避免地长期化。如此一来，“四国联盟”的架构恐怕也只会愈来愈坚实，这样下去，“四国联盟”的“亚太版小北约”化，从虚走向实，也就不是悖离事实的无稽之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