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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和他的外交团队核心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爱尔兰、犹太和印度裔。曾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这三个族裔有一个共性,即明显的悲剧情结(tragic complex)。爱尔兰人遭受太多的悲剧,长期被英国征服和奴役,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几乎都是穷困潦倒的农民,曾被称为白人垃圾,作为天主教徒也饱受歧视。
欧盟和英加美对华制裁,中方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负责中国事务的几个高官大多是犹太裔和印度裔,其悲剧情结的渊源更久。如果说喜剧以否极泰来的说法调整人们的心态,悲剧则以乐极生悲的忧虑来达到心理平衡。亚里士多德说过,悲剧是一种情绪宣泄(emotional catharsis)。最容易激发情绪宣泄的,正是对“好景不长在”的极度忧虑。
悲剧情结是心理状态,保持美国的地位是战略目标,两者在对华政策上的有机结合形成政策。有鉴于此,中国不应当只关注政策动向,也要打好外交心理战。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首先,中国要充分理解这种悲剧情结。两个命题直接刺激了他们“好景不长在”的惶恐。一是美国衰落论;他们认定,中国确信美国已是明日黄花,是绝对而不是相对衰落了。
二是中国体制优越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抗疫成功反衬出民主体制的失败,中国必将推销其治理模式,公开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人权观。
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拜登团队确信中国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野心和长远计划,必须予以回击。
因此,北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继续推销这两个观念刺激对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必须将外宣和内宣统一管控起来。中国未强盛时,外界不大关注中国的内宣。国内媒体的言论与外交语言常常脱节。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将这些言论作为中国要取美国而代之的证据。中国如继续放任衰亡论和优越论的宣扬,正中西方鹰派的下怀。
其次,要认真探讨人权问题。种族灭绝论在国际上本来站不住脚,但中国对新疆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既然当初是为了反恐和脱贫办训练中心,伊始就应大张旗鼓地宣扬。秘而不宣一年多被外界发现,造成极大被动,阴谋论和过激的批评在所难免。港台问题是内政,确实没有退路,无法让步。
再者,拜登团队并不想打新冷战,四方安全对话(quad)很难成为设想中的“小北约”。印太战略最多是前总统奥巴马“再平衡战略”的2.0模式。因此,中美管控分歧,防止战争的窗口期依然存在。
要多渠道开展战略对话,不要把中国的安全政策搞得讳莫如深。目前存在的战略对话没有实质性效果,比如两军对话主要是技术性的,没有战略含义。军方的香山论坛不是战略对话,而是为中国营造舆论效果。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的相对机构并无常规交流。因此,应当在交流机制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最后,要降低“一带一路”的调门,不要借此推销中国模式;应当立即进行战略收缩,削减“一带一路”的项目。“一带一路”的战线拉得太长,应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挑战捉襟见肘。冠病疫情在全球肆虐,很多项目实际上已停摆,正是中国名正言顺进行战略收缩的良机。
总之,拜登团队不是意识形态鹰派,与特朗普团队、特别是蓬佩奥小集团有本质区别。所谓拜登对华政策是换汤不换药的判断错误,拜登团队已放弃“政权变更”的战略,相对前朝刻意分裂党、国的颠覆政策来说是一大进步。
中美关系尚在磨合期,美国启动阿拉斯加会谈的目的是试探性接触,对建立心理层面的磨合至关重要,但具体政策上不能期待过高。中国必须首先纠正外交姿态。继续战狼外交,公开要求美国“拨乱反正,纠正错误”的调门,与美国衰亡论和中国体制优越论如出一辙,只能进一步激化拜登团队的悲剧情结和对抗心态。
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原题《分析拜登和其团队的思路》
拜登和他的外交团队核心成员主要由三种人组成:爱尔兰、犹太和印度裔。曾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这三个族裔有一个共性,即明显的悲剧情结(tragic complex)。爱尔兰人遭受太多的悲剧,长期被英国征服和奴役,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几乎都是穷困潦倒的农民,曾被称为白人垃圾,作为天主教徒也饱受歧视。
欧盟和英加美对华制裁,中方提出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负责中国事务的几个高官大多是犹太裔和印度裔,其悲剧情结的渊源更久。如果说喜剧以否极泰来的说法调整人们的心态,悲剧则以乐极生悲的忧虑来达到心理平衡。亚里士多德说过,悲剧是一种情绪宣泄(emotional catharsis)。最容易激发情绪宣泄的,正是对“好景不长在”的极度忧虑。
悲剧情结是心理状态,保持美国的地位是战略目标,两者在对华政策上的有机结合形成政策。有鉴于此,中国不应当只关注政策动向,也要打好外交心理战。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首先,中国要充分理解这种悲剧情结。两个命题直接刺激了他们“好景不长在”的惶恐。一是美国衰落论;他们认定,中国确信美国已是明日黄花,是绝对而不是相对衰落了。
二是中国体制优越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抗疫成功反衬出民主体制的失败,中国必将推销其治理模式,公开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人权观。
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拜登团队确信中国有取代美国地位的野心和长远计划,必须予以回击。
因此,北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继续推销这两个观念刺激对方。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必须将外宣和内宣统一管控起来。中国未强盛时,外界不大关注中国的内宣。国内媒体的言论与外交语言常常脱节。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将这些言论作为中国要取美国而代之的证据。中国如继续放任衰亡论和优越论的宣扬,正中西方鹰派的下怀。
其次,要认真探讨人权问题。种族灭绝论在国际上本来站不住脚,但中国对新疆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既然当初是为了反恐和脱贫办训练中心,伊始就应大张旗鼓地宣扬。秘而不宣一年多被外界发现,造成极大被动,阴谋论和过激的批评在所难免。港台问题是内政,确实没有退路,无法让步。
再者,拜登团队并不想打新冷战,四方安全对话(quad)很难成为设想中的“小北约”。印太战略最多是前总统奥巴马“再平衡战略”的2.0模式。因此,中美管控分歧,防止战争的窗口期依然存在。
要多渠道开展战略对话,不要把中国的安全政策搞得讳莫如深。目前存在的战略对话没有实质性效果,比如两军对话主要是技术性的,没有战略含义。军方的香山论坛不是战略对话,而是为中国营造舆论效果。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的相对机构并无常规交流。因此,应当在交流机制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最后,要降低“一带一路”的调门,不要借此推销中国模式;应当立即进行战略收缩,削减“一带一路”的项目。“一带一路”的战线拉得太长,应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挑战捉襟见肘。冠病疫情在全球肆虐,很多项目实际上已停摆,正是中国名正言顺进行战略收缩的良机。
总之,拜登团队不是意识形态鹰派,与特朗普团队、特别是蓬佩奥小集团有本质区别。所谓拜登对华政策是换汤不换药的判断错误,拜登团队已放弃“政权变更”的战略,相对前朝刻意分裂党、国的颠覆政策来说是一大进步。
中美关系尚在磨合期,美国启动阿拉斯加会谈的目的是试探性接触,对建立心理层面的磨合至关重要,但具体政策上不能期待过高。中国必须首先纠正外交姿态。继续战狼外交,公开要求美国“拨乱反正,纠正错误”的调门,与美国衰亡论和中国体制优越论如出一辙,只能进一步激化拜登团队的悲剧情结和对抗心态。
作者是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原题《分析拜登和其团队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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