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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1年政府事务年会暨《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发布会,并发表题为“工商界应作中美关系发展砥柱”的演讲。
本次年会以“展望中美关系:政府事务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由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主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上百名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学者等参加了会议。
以下为傅莹演讲全文:
感谢中国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美国商会和美国商界长期坚持促进中美沟通、合作,在中美关系遭遇困难之际,这更加宝贵和重要。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在刚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提到,多数会员将“中美关系紧张”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的确,中美关系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由于战略互疑的上升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两国关系面临重要选择:是滑向对抗冲突、还是走向良性竞争?
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分歧,关键是怎么做。双方需要倾听彼此,共同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但是如果选择对抗,则是另外一个局面。中美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下滑,现在处于一个平台期,如何选择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美国新一届政府似乎决心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用美方的话说,这种竞争将是“长期且激烈的”。中国则一直在强调对美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致力于构建基于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方不赞成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零和概念,容易向错误方向驱动外交行为。虽然美方表示要为“战略竞争”设定边界、进行管控、防止灾难,但是,美方的对华态度和做法无法摆脱你输我赢的零和观念。战略竞争思维排除了两国在根本利益上存在共识的可能性,这也就让合作成为无本之木。因此,美方需要谨慎定义中美竞争。
最近国际关系界学者纷纷宣告,世界进入“大国竞争”的时代。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尽管挑战在不断增多,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后美国在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上一直存在偏差,被霸权思维所主导,容易忽视由世界多国人民的希冀和追求所推动的和平与发展大势。中国对世界出现和平与发展大势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也是中国顺势而为、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记得在欧洲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应邀介绍中国的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时,谈到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我用英文的“trend”表达“势”的概念。同台的基辛格主动帮我解释,他对听众说:“‘势’是中国政治特有的一个概念。‘trend’这个英文词不能完全表达它的意思,可以直接用‘s-h-i’(势)”。他说:“中国人说的‘势’,就像激流从高山上冲泻下来,无可阻挡。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判断‘势’在哪里,然后带领人民顺势而为,取得成功。”我觉得他比我说得还要清楚。所以,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十分重要,而且轻易不能动摇。中国人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的追求,对此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有许多阐述。
我们不能否认竞争的客观存在,我们主张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竞争。就像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时指出的,要“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在国际关系历史中,道路的选择都不是瞬间完成的,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互动过程。历史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由战略意志决定的,往往是在一连串必然或者偶然的事件中塑造出来。中美关系就处在这样一种流变的过程中,“终局”远未到来。
中美关系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产生的不确定性可以导致多种可能的前景。如果用全色系的“光谱”来描绘,人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光谱”最黯的一端是矛盾不断加剧的前景,可以演变成全面危机,引发冷战式的激烈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可能性已经被许多国际学者预警,基辛格博士在去年11月的创新经济论坛上就曾发出警告,“除非(中美之间)出现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确实,经历过20世纪大国博弈的资深外交家和学者们对防止世界大战有着近乎执念的警惕,他们目睹了世界大战的惨痛后果,高度重视对大国博弈的管控。而近年美国新一代执掌外交的高官口无遮拦的表现,推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人们担心矛盾失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光谱比较光亮的另一端是相对可控和共存的前景,中美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分歧,两国关系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最终实现共同演进、美美与共(each is successful in its own way)。
现在的中美关系呈现比较大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双方有时矛盾激烈,有时能冷静沟通,都承认有合作的必要性,愿意探寻合作方式。如果双方能比较准确地确认彼此红线和底线,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解决或者管控分歧的共识,逐步摸索出在竞争状态下和平共存的规则,并且在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的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那么,中美关系有较大概率向“光谱”明亮的一端移动。
对于大国来说,处理彼此关系需要“以终为始”,决策时考虑到终极目标(当然也应是可行的目标)和为此可以付出的代价。要争取好的结果,就要避免被困在分歧里不断驱动敌意,给原非本意的负面方向增加能量。
今年是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和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表达了一种“good old times”(曾几何时)的感慨。中美关系一路走来不易,当年两国走近的初衷是应对共同威胁、开展互利合作。冷战结束后,中美合作助力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双方都认同利益融通的契合点,相互开放,携手应对挑战,促进世界的繁荣合作。
中美建交40多年来,虽然一直矛盾不断,也曾多次出现危机,但都能及时管控,因为双方在发展关系的大方向上有共识,两国人民也都支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当年的初衷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仍然是有意义的。两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彼此的需求没有改变,甚至更大。再加上,全球各种跨国挑战的突出、新技术变革对新规则的需求等等,都为中美进一步合作提供了理由和土壤。
观察美国新一届政府,可以看到其立足点是解决国内问题,中国往往成为他们励志的比照对象。不过,华盛顿虽然认识到无法依靠向外部转嫁矛盾来解决自身问题,但是好像也很难摆脱前几年挑起争斗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尤其国会传递出来的信息相当负面,舆论中充满怨怼的情绪。这些因素都会推着两国关系继续向“光谱”黯淡的方向移动。此时需要有更多人勇于为中美关系注入积极因素。
合作是我们必须抓牢的纽带。习近平主席今年2月同拜登总统通电话时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拜登总统也表示美国愿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在不久前的安克雷奇会晤中,中美高官有机会就广泛议题坦率交换意见。两国气候变化特使在上海会晤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随后习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拜登总统发起的气候峰会。世人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和专业精神,也看到两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应对全球难题的愿望和能力。
中美之间能装进合作篮子的议题有很多,经贸是历久弥新的第一要素。过去人们常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内外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这个“压舱石”还能不能起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美方近年采取的贸易霸凌、强行“脱钩”措施,不仅没有解决工商界的关切,反而打乱了两国正常交往的秩序;“关税战”不仅没有减少美国的赤字和促使制造业回流,反而加重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这一切也不利于全球产业链的稳定。
有些人觉得可以把“脱钩”限制在局部科技领域,但其风险是,无法控制可能引发的链式反应,对中美关系和全球体系的冲击仍将是全方位的。
从今年的《白皮书》中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美国工商界保持着冷静和务实的态度。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将中国视为优先市场,85%的商会成员不打算将企业的制造或者采购工序迁出中国,近三分之二的会员计划在2021年增加对华投资。这说明,大家对中国市场抱有信心,对中美经贸合作投的是赞成票。
历史记录的是人的行为脚印。我们每个人,包括在座的工商界人士,都在参与中美互动,也都在对两国关系的演变方向产生着影响。那么,工商企业界应该如何推动两国对双边关系做出合理的选择呢?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支持公平竞争;第二,保持合作势头;第三,积极促进沟通。
无论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还是中国企业在美国,都要面对竞争。两国工商界要积极探索良性竞争的路径,创造社会、企业和消费者共赢的格局。在此过程中,要学会“尊重”——尊重对方国家的政治、司法、监管制度,尊重对方市场的生产和消费文化,为两国人民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也希望你们继续协助两国政府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和公平交易规则的商务环境。《白皮书》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建设不断取得进展,47%的会员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在持续改善。大家看到,中国政府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同时对市场包容性、监管制度和企业合规管理、社会责任意识等问题提出关注,就两国完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提出建议。
相信你们的声音是被认真倾听的。去年1月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将进一步改善外资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中国在不断制定和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也将加强执法,扩大社会认知,努力解决企业关切。另一方面,也希望你们的声音和中国企业的呼吁能被美国政府听到,减少政治因素对正常经贸往来的干预和扭曲。
根据“十四五”纲要,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和自贸区建设方面将不断迈出新步伐。纲要也明确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展现新的机会。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关注到这个前景。
4月初我在博鳌与柯有为公使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我们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最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两国信任的缺失。而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坚持对话沟通。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帮助两国政府增进了解和信任,不仅要让两国政府听到大家的合理诉求,推动照顾彼此关切,也要让两国社会看到工商界逆势坚持运营、合规良性竞争的努力,看到经贸合作所带来的互利共赢结果。
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审议一份长达280多页的“对华战略竞争法案”,里面不少判断缺乏客观信息基础。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各位朋友,中美利益交融深厚,合作存量巨大,未来潜力更大,这是我们对两国经贸关系前景的信心之源。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作中美关系发展的中流砥柱。
谢谢大家。
2021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应邀出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1年政府事务年会暨《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发布会,并发表题为“工商界应作中美关系发展砥柱”的演讲。
本次年会以“展望中美关系:政府事务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由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主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上百名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学者等参加了会议。
以下为傅莹演讲全文:
感谢中国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美国商会和美国商界长期坚持促进中美沟通、合作,在中美关系遭遇困难之际,这更加宝贵和重要。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在刚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提到,多数会员将“中美关系紧张”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的确,中美关系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由于战略互疑的上升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两国关系面临重要选择:是滑向对抗冲突、还是走向良性竞争?
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分歧,关键是怎么做。双方需要倾听彼此,共同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但是如果选择对抗,则是另外一个局面。中美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下滑,现在处于一个平台期,如何选择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美国新一届政府似乎决心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用美方的话说,这种竞争将是“长期且激烈的”。中国则一直在强调对美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致力于构建基于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方不赞成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零和概念,容易向错误方向驱动外交行为。虽然美方表示要为“战略竞争”设定边界、进行管控、防止灾难,但是,美方的对华态度和做法无法摆脱你输我赢的零和观念。战略竞争思维排除了两国在根本利益上存在共识的可能性,这也就让合作成为无本之木。因此,美方需要谨慎定义中美竞争。
最近国际关系界学者纷纷宣告,世界进入“大国竞争”的时代。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尽管挑战在不断增多,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大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后美国在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上一直存在偏差,被霸权思维所主导,容易忽视由世界多国人民的希冀和追求所推动的和平与发展大势。中国对世界出现和平与发展大势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也是中国顺势而为、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记得在欧洲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应邀介绍中国的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时,谈到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我用英文的“trend”表达“势”的概念。同台的基辛格主动帮我解释,他对听众说:“‘势’是中国政治特有的一个概念。‘trend’这个英文词不能完全表达它的意思,可以直接用‘s-h-i’(势)”。他说:“中国人说的‘势’,就像激流从高山上冲泻下来,无可阻挡。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要判断‘势’在哪里,然后带领人民顺势而为,取得成功。”我觉得他比我说得还要清楚。所以,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十分重要,而且轻易不能动摇。中国人认为,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大部分国家和人民的追求,对此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有许多阐述。
我们不能否认竞争的客观存在,我们主张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竞争。就像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时指出的,要“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在国际关系历史中,道路的选择都不是瞬间完成的,尤其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互动过程。历史的结果也不是单纯由战略意志决定的,往往是在一连串必然或者偶然的事件中塑造出来。中美关系就处在这样一种流变的过程中,“终局”远未到来。
中美关系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产生的不确定性可以导致多种可能的前景。如果用全色系的“光谱”来描绘,人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光谱”最黯的一端是矛盾不断加剧的前景,可以演变成全面危机,引发冷战式的激烈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可能性已经被许多国际学者预警,基辛格博士在去年11月的创新经济论坛上就曾发出警告,“除非(中美之间)出现某种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陷入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确实,经历过20世纪大国博弈的资深外交家和学者们对防止世界大战有着近乎执念的警惕,他们目睹了世界大战的惨痛后果,高度重视对大国博弈的管控。而近年美国新一代执掌外交的高官口无遮拦的表现,推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人们担心矛盾失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光谱比较光亮的另一端是相对可控和共存的前景,中美在现存国际体系内解决分歧,两国关系进入良性竞争的轨道,最终实现共同演进、美美与共(each is successful in its own way)。
现在的中美关系呈现比较大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双方有时矛盾激烈,有时能冷静沟通,都承认有合作的必要性,愿意探寻合作方式。如果双方能比较准确地确认彼此红线和底线,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解决或者管控分歧的共识,逐步摸索出在竞争状态下和平共存的规则,并且在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的领域保持和扩大合作,那么,中美关系有较大概率向“光谱”明亮的一端移动。
对于大国来说,处理彼此关系需要“以终为始”,决策时考虑到终极目标(当然也应是可行的目标)和为此可以付出的代价。要争取好的结果,就要避免被困在分歧里不断驱动敌意,给原非本意的负面方向增加能量。
今年是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和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表达了一种“good old times”(曾几何时)的感慨。中美关系一路走来不易,当年两国走近的初衷是应对共同威胁、开展互利合作。冷战结束后,中美合作助力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双方都认同利益融通的契合点,相互开放,携手应对挑战,促进世界的繁荣合作。
中美建交40多年来,虽然一直矛盾不断,也曾多次出现危机,但都能及时管控,因为双方在发展关系的大方向上有共识,两国人民也都支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当年的初衷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审视,仍然是有意义的。两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彼此的需求没有改变,甚至更大。再加上,全球各种跨国挑战的突出、新技术变革对新规则的需求等等,都为中美进一步合作提供了理由和土壤。
观察美国新一届政府,可以看到其立足点是解决国内问题,中国往往成为他们励志的比照对象。不过,华盛顿虽然认识到无法依靠向外部转嫁矛盾来解决自身问题,但是好像也很难摆脱前几年挑起争斗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尤其国会传递出来的信息相当负面,舆论中充满怨怼的情绪。这些因素都会推着两国关系继续向“光谱”黯淡的方向移动。此时需要有更多人勇于为中美关系注入积极因素。
合作是我们必须抓牢的纽带。习近平主席今年2月同拜登总统通电话时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拜登总统也表示美国愿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
在不久前的安克雷奇会晤中,中美高官有机会就广泛议题坦率交换意见。两国气候变化特使在上海会晤后发表了共同声明,随后习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拜登总统发起的气候峰会。世人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和专业精神,也看到两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应对全球难题的愿望和能力。
中美之间能装进合作篮子的议题有很多,经贸是历久弥新的第一要素。过去人们常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内外环境更趋复杂的背景下,这个“压舱石”还能不能起作用?
需要看到的是,美方近年采取的贸易霸凌、强行“脱钩”措施,不仅没有解决工商界的关切,反而打乱了两国正常交往的秩序;“关税战”不仅没有减少美国的赤字和促使制造业回流,反而加重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这一切也不利于全球产业链的稳定。
有些人觉得可以把“脱钩”限制在局部科技领域,但其风险是,无法控制可能引发的链式反应,对中美关系和全球体系的冲击仍将是全方位的。
从今年的《白皮书》中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美国工商界保持着冷静和务实的态度。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将中国视为优先市场,85%的商会成员不打算将企业的制造或者采购工序迁出中国,近三分之二的会员计划在2021年增加对华投资。这说明,大家对中国市场抱有信心,对中美经贸合作投的是赞成票。
历史记录的是人的行为脚印。我们每个人,包括在座的工商界人士,都在参与中美互动,也都在对两国关系的演变方向产生着影响。那么,工商企业界应该如何推动两国对双边关系做出合理的选择呢?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支持公平竞争;第二,保持合作势头;第三,积极促进沟通。
无论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还是中国企业在美国,都要面对竞争。两国工商界要积极探索良性竞争的路径,创造社会、企业和消费者共赢的格局。在此过程中,要学会“尊重”——尊重对方国家的政治、司法、监管制度,尊重对方市场的生产和消费文化,为两国人民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也希望你们继续协助两国政府营造尊重知识产权和公平交易规则的商务环境。《白皮书》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建设不断取得进展,47%的会员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在持续改善。大家看到,中国政府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同时对市场包容性、监管制度和企业合规管理、社会责任意识等问题提出关注,就两国完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等提出建议。
相信你们的声音是被认真倾听的。去年1月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将进一步改善外资在中国的发展环境。中国在不断制定和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也将加强执法,扩大社会认知,努力解决企业关切。另一方面,也希望你们的声音和中国企业的呼吁能被美国政府听到,减少政治因素对正常经贸往来的干预和扭曲。
根据“十四五”纲要,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和自贸区建设方面将不断迈出新步伐。纲要也明确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展现新的机会。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关注到这个前景。
4月初我在博鳌与柯有为公使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我们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最让我们感到忧虑的是两国信任的缺失。而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坚持对话沟通。
两国工商界有责任更多地站出来发声,为促进中美沟通发挥作用,帮助两国政府增进了解和信任,不仅要让两国政府听到大家的合理诉求,推动照顾彼此关切,也要让两国社会看到工商界逆势坚持运营、合规良性竞争的努力,看到经贸合作所带来的互利共赢结果。
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审议一份长达280多页的“对华战略竞争法案”,里面不少判断缺乏客观信息基础。大国基于不可靠信息制定政策是危险的,工商界有责任为建立保障两国经贸稳定合作的法律基础多做贡献。
各位朋友,中美利益交融深厚,合作存量巨大,未来潜力更大,这是我们对两国经贸关系前景的信心之源。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作中美关系发展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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