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中美关系因俄乌战争第三次分手-凯发k8官方首页

　　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谁是美国的敌人？这是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唯独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确立中美关系是合作还是竞争，甚至是对抗。

　　当然，朋友之间也有矛盾和摩擦，欧美之间矛盾和摩擦不断，是敌人也不等于就是对抗。昔日中苏关系理应是朋友，但也发展到兵戎相见，苏联甚至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手术攻击。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生死较量，后来也能携手一起对抗苏联“帝国社会主义”。

　　发展中美关系当然首先要确认对对方的身份认同，这在红色基因的中国不是问题，无须赘述，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回答。但这问题对美国确实成了一个问题，美国对自由主义过于自信，幻想着中国改革开放最终走向西方民主制度的“和平演变”之梦。“历史的终结”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论”曾流行了一阵子。美国须要从梦幻中回到现实。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从此中美两国走上分手之路。中美贸易战、冠病疫情和俄乌战争是中美两国分手的驱动力，分手不等于就是对抗和冲突，只是彼此间身份重新确认后，分清朋友和敌人的界限；明确了界限，才能着手制定针对对方的战略和战术。分手也不等于全面脱钩，不是重新回到昔日两国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况，但分手一定是彼此间刻意保持距离，相互间一定有猜疑，实施部分脱钩，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军事冲突。

　　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的恶化始于特朗普执政，但不知道究竟始于哪个时间点。中美关系的解冻始于1972年尼克逊访华，分手始于2017年特朗普访华。特朗普政府逆转两国的发展方向，拜登政府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从尼克逊到特朗普，中美关系经历从低谷到高峰的演变；特朗普访华是顶峰，顶峰之后的路必然往下走。

　　特朗普访华是中美关系顶峰的说法有何依据？中方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特朗普访华。这是中国接待外国元首从未有过的方式，也是所有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总统从未得到过的荣誉。中国开放故宫让特朗普享受到“帝王级”的款待。但特朗普回国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举措。由此判断：特朗普访华是中美关系的顶峰，这一判断得到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的证明。

　　2021年麦克马斯特出版《战场：保卫自由世界的战斗》（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一书。他在书中讲述特朗普访华的经历。他说，在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首先指出，中国已经拥有工业与科技基础，不再需要美国。李克强表示，美国应该是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农业产品与能源，让中国生产世上最高科技的工业与消费产品。特朗普耐着性子听了很久，最后打断他的话，向他致谢，然后起身结束这次会议。

　　他在书中还说，当他们驱车返回酒店、准备参加人民大会堂当晚的国宴时，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与麦克马斯特交换了对李克强讲话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完全背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教诲。此时，特朗普的幕僚已清楚知道，中国执政党执着于社会控制，决心打击美国利益，并利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现民族复兴。于是他们作出以下新假定：

　　第一，中国不会将经济或政府运作自由化。第二，中国不会遵守、只会破坏国际规则，然后另创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新规则。第三，中国会继续运用不公平贸易等手段，控制全球经济供应链，在科技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第四，中国的攻势在夺取战略位置与基础设施的主控权，以建立排他性、唯我独尊的地区。最后，如果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不能证明自己的体制更有效，中国会变本加厉鼓吹它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以此否定民主治理的价值。

　　按照这些假定，全世界看到了中美关系恶化的内容基本上都在上述框架范围内。这就是说，特朗普访华结束后，其政府幕僚开始酝酿一系列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举措，从中美贸易战演变到中美新冷战。特朗普政府完成了中美关系的第一次分手，美国政府确定了中国政府的身份认同。

　　中美关系第二次分手是冠病疫情。2020年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扩散，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不住疫情扩散，死亡人数巨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指出，面对冠病疫情，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光时刻”。中国媒体发表《对西方的制度迷信该醒醒了》，文章指出，西方某些国家无法应对疫情，酿成严重社会危机，中国国内有些人迷信西方的制度，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今年初，中国疫情出现反弹，中国领导人坚持清零政策，《深圳特区报》刊文指出：“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表面看是抗疫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可见，中国对中美两国的各自身份划定得非常清楚。

　　美国对中国在疫情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满，进一步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举措，其中，中美在技术、供应链、人员和投资方面的部分脱钩越来越多。去年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大体上没有缓和，相反，拜登打造民主国家联盟，用以围堵中国的态势越来越显著。美国看到：中国政府运用制度优势，能集中14亿人口的全部资源，并对世界各国产生溢出效应，比如，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大外宣的力量等等。中国制度优势产生的溢出效应让美国产生恐惧。美国因此加深了对两国各自的身份认同。

　　俄乌战争是两国第三次分手。美国站在俄罗斯对立面，而中俄关系愈加密切。战争爆发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乐玉成在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时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如果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同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打电话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向美国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并谴责“所有恐怖主义暴力行动”，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否能逆转？这通电话表明，大陆政府高层意识到一道机遇之门倏然打开，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南中国海撞机事件阴影下。事后证明，2001年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对外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历史就是没有如果，今天所处的环境与2001年有着根本差异。今天的中国强大了，可以“平视世界”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坚信“东升西降”，坚持“四个自信”，坚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上，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同样，美国对中国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官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部主任的萨特教授（robert sutter），在今年4月出版新书《危险的过去，不确定的现在》（perilous past, uncertain present）。书中指出，从2018年初开始，国会两党多数为抵抗中国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行为，提出300个抗中立法，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向负面。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美国最大挑战，反映了行政官方与国会的一致看法，他把这个在大华盛顿地区环城公路内形成的共识称为“华盛顿共识”。他还指出，俄乌战争影响深远，中俄关系密切。美国经过仔细审视后发现，中俄在所有议题上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而且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

　　俄乌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认清了中俄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也更加深美国政府、国会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antagonism），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强硬。今年2月，尼克逊访华50周年之际，美国出了一本新书《美国第二：美国精英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作者点名基辛格等人，把基辛格称为“中国影响的代理人”，应该对目前中美关系承担最大责任。曾为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的汉学家林培瑞指出，这本书把美国对华关系中“养虎为患”的问题“说到位了”。

　　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认知，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拜登一直讲不寻求与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实际的期待，是中美绝对不能打热战。

　　俄乌战争让华盛顿更认清了中俄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也更加深美国政府、国会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强硬。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谁是美国的敌人？这是中美关系的首要问题，唯独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确立中美关系是合作还是竞争，甚至是对抗。

　　当然，朋友之间也有矛盾和摩擦，欧美之间矛盾和摩擦不断，是敌人也不等于就是对抗。昔日中苏关系理应是朋友，但也发展到兵戎相见，苏联甚至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手术攻击。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生死较量，后来也能携手一起对抗苏联“帝国社会主义”。

　　发展中美关系当然首先要确认对对方的身份认同，这在红色基因的中国不是问题，无须赘述，一个中国小学生都能回答。但这问题对美国确实成了一个问题，美国对自由主义过于自信，幻想着中国改革开放最终走向西方民主制度的“和平演变”之梦。“历史的终结”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论”曾流行了一阵子。美国须要从梦幻中回到现实。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身份认同，从此中美两国走上分手之路。中美贸易战、冠病疫情和俄乌战争是中美两国分手的驱动力，分手不等于就是对抗和冲突，只是彼此间身份重新确认后，分清朋友和敌人的界限；明确了界限，才能着手制定针对对方的战略和战术。分手也不等于全面脱钩，不是重新回到昔日两国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况，但分手一定是彼此间刻意保持距离，相互间一定有猜疑，实施部分脱钩，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军事冲突。

　　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的恶化始于特朗普执政，但不知道究竟始于哪个时间点。中美关系的解冻始于1972年尼克逊访华，分手始于2017年特朗普访华。特朗普政府逆转两国的发展方向，拜登政府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从尼克逊到特朗普，中美关系经历从低谷到高峰的演变；特朗普访华是顶峰，顶峰之后的路必然往下走。

　　特朗普访华是中美关系顶峰的说法有何依据？中方以“国事访问＋”规格接待特朗普访华。这是中国接待外国元首从未有过的方式，也是所有访问过中国的美国总统从未得到过的荣誉。中国开放故宫让特朗普享受到“帝王级”的款待。但特朗普回国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举措。由此判断：特朗普访华是中美关系的顶峰，这一判断得到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的证明。

　　2021年麦克马斯特出版《战场：保卫自由世界的战斗》（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一书。他在书中讲述特朗普访华的经历。他说，在人民大会堂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首先指出，中国已经拥有工业与科技基础，不再需要美国。李克强表示，美国应该是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农业产品与能源，让中国生产世上最高科技的工业与消费产品。特朗普耐着性子听了很久，最后打断他的话，向他致谢，然后起身结束这次会议。

　　他在书中还说，当他们驱车返回酒店、准备参加人民大会堂当晚的国宴时，前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与麦克马斯特交换了对李克强讲话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完全背离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教诲。此时，特朗普的幕僚已清楚知道，中国执政党执着于社会控制，决心打击美国利益，并利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现民族复兴。于是他们作出以下新假定：

　　第一，中国不会将经济或政府运作自由化。第二，中国不会遵守、只会破坏国际规则，然后另创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新规则。第三，中国会继续运用不公平贸易等手段，控制全球经济供应链，在科技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第四，中国的攻势在夺取战略位置与基础设施的主控权，以建立排他性、唯我独尊的地区。最后，如果美国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不能证明自己的体制更有效，中国会变本加厉鼓吹它的经济与政治模式，以此否定民主治理的价值。

　　按照这些假定，全世界看到了中美关系恶化的内容基本上都在上述框架范围内。这就是说，特朗普访华结束后，其政府幕僚开始酝酿一系列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举措，从中美贸易战演变到中美新冷战。特朗普政府完成了中美关系的第一次分手，美国政府确定了中国政府的身份认同。

　　中美关系第二次分手是冠病疫情。2020年中国政府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扩散，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不住疫情扩散，死亡人数巨大。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指出，面对冠病疫情，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疫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光时刻”。中国媒体发表《对西方的制度迷信该醒醒了》，文章指出，西方某些国家无法应对疫情，酿成严重社会危机，中国国内有些人迷信西方的制度，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今年初，中国疫情出现反弹，中国领导人坚持清零政策，《深圳特区报》刊文指出：“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表面看是抗疫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可见，中国对中美两国的各自身份划定得非常清楚。

　　美国对中国在疫情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满，进一步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举措，其中，中美在技术、供应链、人员和投资方面的部分脱钩越来越多。去年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大体上没有缓和，相反，拜登打造民主国家联盟，用以围堵中国的态势越来越显著。美国看到：中国政府运用制度优势，能集中14亿人口的全部资源，并对世界各国产生溢出效应，比如，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大外宣的力量等等。中国制度优势产生的溢出效应让美国产生恐惧。美国因此加深了对两国各自的身份认同。

　　俄乌战争是两国第三次分手。美国站在俄罗斯对立面，而中俄关系愈加密切。战争爆发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俄关系“坚如磐石”。乐玉成在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时表示：“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将一如既往同俄方加强战略协作。”如果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同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打电话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向美国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并谴责“所有恐怖主义暴力行动”，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否能逆转？这通电话表明，大陆政府高层意识到一道机遇之门倏然打开，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南中国海撞机事件阴影下。事后证明，2001年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对外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历史就是没有如果，今天所处的环境与2001年有着根本差异。今天的中国强大了，可以“平视世界”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坚信“东升西降”，坚持“四个自信”，坚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上，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同样，美国对中国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情报官及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部主任的萨特教授（robert sutter），在今年4月出版新书《危险的过去，不确定的现在》（perilous past, uncertain present）。书中指出，从2018年初开始，国会两党多数为抵抗中国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行为，提出300个抗中立法，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向负面。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中国列为美国最大挑战，反映了行政官方与国会的一致看法，他把这个在大华盛顿地区环城公路内形成的共识称为“华盛顿共识”。他还指出，俄乌战争影响深远，中俄关系密切。美国经过仔细审视后发现，中俄在所有议题上的合作几乎都是为了“削弱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而且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无法对他们的作为起到制衡作用。

　　俄乌战争只是让华盛顿更认清了中俄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也更加深美国政府、国会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antagonism），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强硬。今年2月，尼克逊访华50周年之际，美国出了一本新书《美国第二：美国精英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作者点名基辛格等人，把基辛格称为“中国影响的代理人”，应该对目前中美关系承担最大责任。曾为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的汉学家林培瑞指出，这本书把美国对华关系中“养虎为患”的问题“说到位了”。

　　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强硬认知，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中美关系。拜登一直讲不寻求与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实际的期待，是中美绝对不能打热战。

　　俄乌战争让华盛顿更认清了中俄合力挑战美国的现实，因此也更加深美国政府、国会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敌视，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更加强硬。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