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悦：从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看印度外交思维模式-凯发k8官方首页

　　三、印度对华思维模式

　　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而且印度认为是中国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幻的背景下提出的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的中国规划，因此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反应集中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的心态、思维模式与政策特点。

　　印方反对加入“一带一路”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认为在中国没有解决印度的主要安全关切的前提下，印度没有理由要加入;另一方面是对“一带一路”本身的质疑，特别是从道义的高度质疑中国的这一倡议甚至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以经济手段为中心的接触模式。这两方面反映出印度外交思路中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要求互惠的弱者心态，第二则是印度道义与现实相结合的二元国家战略文化。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心态格外复杂，在政策上则表现出经济上渴望密切合作、政治安全上疑心较重与信任缺失的两面性。

　　(一)要求互惠的弱者心态

　　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一些行为体现了其弱者心态。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互惠，在印度有可能为中国做出什么时必须要求中国给出类似的利益让渡，并努力寻求这样的对应点，无论是否“牵强”，比如将印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与中国在印度洋保持存在的问题挂钩。又如，印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感到不满，尽管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早已表明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有印度学者提出，既然中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渴望印度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那么印度能不能以积极参与作为交换，寻求中国修订“中巴经济走廊”呢?

　　这里的弱者心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特指印度利用中印边界战争中印度作为战败一方的事实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夸大所谓的“中国威胁”，为自己谋求战略利益。这既是印度的心态，也是一种惯用的做法。第二层是指广义上在面对自己认知中的强国时，一国所表现出来的“对强而自觉为弱”的心态，具体表现可以是安全感的缺失、对两国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进而表现为对短期、即时利益的重视。如果说第一层含义是两国关系史所塑造的印度行为模式的“传统”，那么第二层含义则是中印实力对比使印度形成的“本能”。

　　反观印度自己对南亚国家的外交，就不存在这样的弱者心态。例如，2015年6月6日，印度与孟加拉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领土边界协议》，解决了两国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飞地问题。根据这项协议，印度将其境内总面积约1.7万公顷的飞地归还孟加拉国，而孟加拉国归还的飞地面积为0.7万公顷。两国还划定了长6公里左右的边界线。印度媒体和民众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如果是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印度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国姿态、事件的结果和舆论的反应应该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印度面对孟加拉国等南亚小国时“对弱而自觉为强”的心态有关。

　　印度面对中国时的弱者心态使其在面对“一带一路”的宏大提议时一方面表现出戒备，担心中国借此机会在南亚加强影响，在印度洋保持存在，另一方面要求互惠，将涉及印度战略利益的问题一一提出，这种明知不可能成交仍然开出高价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印度要求即时回报的心理，也反映出印度在面对中国时安全感的缺失。

　　(二)道义与现实相结合的二元国家战略文化

　　对道义或者说对精神层面的重视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道义的看重也是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以经济手段与周边国家接触，“借经济促政治”的做法有所不满、甚至指责中国“用钱买友谊”的缘由。

　　印度的战略文化中，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并重。其中的“道义”原则可追溯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阿育王的“法胜”思想成为国家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不仅在当时使阿育王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和平的性质，印度当前战略文化中的“道义”分支也由此演化而来，“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 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道义原则在印度的外交中也特征鲜明。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尼赫鲁政府时期，甚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阿育王的思想传统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对中国的“经济外交”的做法多有微词，当然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所致，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做法的误解。但不可否认，这种批评出于印度的“道义至上”原则，是可以在其战略文化中找到渊源的。有趣的是，近年来印度政府一再强调印度外交应以印度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弱化价值导向对印度外交的影响。特别是莫迪总理上台后，“印度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将国家利益和安全置于意识形态之上。”

　　(三)印度对中国大国追求的复杂心理及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一带一路”被印度认为是带有中国标签的地区及全球战略架构的设想，是中国大国追求的重要体现。印度对这一倡议态度的犹疑反映出印度对中国大国追求的复杂心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印度对中国情感的复杂性。一方面，虽然两国民间交往有限，但在各自的认知中，对方即使不具有一定的亲密感，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邻国。另一方面，中印之间也有很深的隔阂，缺乏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界冲突造成的。直至今日，中印边界问题仍未解决，依然是中印交流与沟通中的一大影响因素。此外，中印两国文化的异质性也是影响两国交流与沟通，甚至造成误解的原因。比如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以及中国外交中带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让印度质疑中国的诚意，认为中国人温和、友好的外交辞令下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居心”(hidden agenda)。

　　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以上基础上印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及大国追求的复杂心理。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是了不起的，中国的经历也是值得借鉴的;另一方面，印度要做世界级大国的抱负又使印度不甘于成为中国的复制品，也不希望在世界舞台上被中国抢去风头。印度要走有印度特色的大国之路。莫迪总理在2014年9月访美前夕的表态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的这种复杂心理。他表示，印度有机会崛起，与中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强国。但当被要求与中国进行对比时，他又宣称印度不需要成为任何其他国家，必须成为唯一的印度。

　　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之后，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对印度有示范和启发效应，同时中印之间仍然存在互信缺失的问题，印度对华态度呈现两面性，即在经济上肯定中国的作用，积极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但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缺乏信任，国内战略界普遍视中国为威胁。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印度对华的这种两面性更加突出。这主要是由于莫迪个人的政治业绩与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奇迹有关，在竞选中也大打经济牌，同时他的印度人民党背景也使其更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国威胁”更为重视和敏感。

　　印度对华的这种复杂心态使其对于是否应接受“一带一路”的提议犹豫不决。一方面，无论从发展印度国内经济，还是从突破在美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安排中被边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提议对印度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在战略上对中国进入南亚和印度洋的戒心以及对中国以大国风范提出宏大倡议的妒意都使印度难以下定决心加入“一带一路”。印度学者的表述准确地概括了印度在面对“一带一路”的中国提议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中国过于热心地向印度人推广‘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这个概念现在不仅在印度学界吸引了关注，在印度已经成为了一个情绪化的议题。确切来讲，这还并不是民族主义。是某种象征主义使得印度人不愿意赞同任何让他们服从于中国人的安排，即使这是一个双赢的提议。”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是由其国家理想、外交传统以及中美印三国的相对地位和绝对地位决定的，不是中国采取什么行动就可以完全使其转变对华印象及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结构的。因此我们不应过于重视印方的表态，可以从细处、从具体的项目入手。这样一方面可以切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增强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避免因追求大而空的表态而在印度要求的细节问题上做出过多的利益让渡，造成国家利益受损。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反映出印度的世界观、外交思路和对华的惯性思维与态度等一些规律，也反映出印度对中印关系现状的态度。因此应在不纠结于印度是否明确表态的基础上切实改善中印关系。其中的一个思路是加强民间交流、文化交流等，使双边关系的民间基础更加坚实，改善中印关系主要由官方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模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倡议规划线路的沿线国家大多给予积极的回应。但作为规划沿线重要大国的印度对此有所保留、并未给予明确回应的态度则耐人寻味。事实上，从印度一贯的外交思维特点来看，印度的这种态度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本文在归纳笔者在印度实地访谈所了解的印度对此项倡议的态度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印度此种态度所反映出来的印度的世界观、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印度外交思维中的一些定势以及对华思维模式的特点。

　　一、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印度从国际大背景、南亚地区和自身利益三个层面来审视、解读“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是否要加入存在争论，同时，印度也努力提出自己的地区合作倡议。

　　(一)印度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1. 国际层面：“一带一路”是中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举措

　　印度学者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特别是与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有关。目前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受到挑战，而中国在经济领域发展迅速，被美国认为是够格的挑战者。中美各自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各种倡议和安排，具体做法不同，反制对方的意味明显。中国争取霸权的雄心使中国自称的“双赢”、“多赢”之类的说法难以让其他国家信服。“一带一路”是中国找到的通过经济手段获得外交影响、同时塑造更为温和的国家形象的一种途径，同时从长期来看，这也是中国提出的对地区秩序的一种不同于美国的设想和模式。这种观点反映了印度学者的观察视野并不局限于南亚或亚太地区，而是在全球层面判断中国所提倡议的用意，进而也会在中美印这一更大框架内考虑印度对这一倡议的态度。

　　2. 地区层面：“一带一路”隐藏着中国企图控制周边地区的野心

　　印度长期以来视南亚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印度洋地区为自己的后院。在印度看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要加强在南亚的影响，同时保持在印度洋的存在。印度一直认为，在一些特定的问题如巴基斯坦问题上中国因素使印度利益受损，印方更担心“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会使其战略利益进一步受损。“新的丝绸之路只不过是给中国人一直在进行的战略起了个好听的新名字，把这个战略用温和的名字包裹起来了……这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倡议，其中有越来越明显的战略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印方的这种认识不完全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了解而形成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印度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模式的不认可。印度学者认为中国的周边战略失当的部分原因是试图用钱来解决所有问题，而不是真正关心地区国家的发展，深入地与地区国家发展民间往来，增进人民间的了解。

　　3. 国家层面：印度将自身利益作为筹码与加入“一带一路”做交换

　　印方学者认为印度不可能将“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其最基本的战略考虑分开来谈，如果中国一边“侵害”印度的利益，一边要求印度积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令其难以接受的。印方从此角度强调的利益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印度作为一个南亚国家在南海的利益主要是油气开发和货运。印度需要中国支持其在南海的这些经济利益，并不满足于表态等形式上的支持。

　　第二，边界问题。印度理解中印两国在这一问题上都会受到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很快解决，但强调双方最起码可以做到不在这个问题上刺激对方，并建议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不能仅限于智库纸上谈兵或单一的外交部门对话。

　　第三,巴基斯坦问题。印方认为中国必须理解巴基斯坦军事力量的壮大对于印度的意义，并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认为这严重伤害了印度的战略利益。

　　印方关注的这几点都是一直以来或近些年来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些问题，但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牵涉中国的国家利益，绝不可能通过印方加入倡议来交换中方在这些问题上转变立场，印方也深知这一点，因此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印度为不愿加入“一带一路”寻找借口，也是借此再度向中方施压。

　　(二)印度国内对是否加入“一带一路”的争议

　　支持印度加入的观点有以下几类：第一，有学者认为印度不应笼统表态是否加入，而应从具体项目入手，分析在哪些领域可以与中国合作。还有学者特别提出合作项目不要在任何一方的“后院”或者战略敏感地区进行。实际上印度已经加入了亚投行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相当于已经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第二，有学者认为，印度作为旁观者很难切身体会到“一带一路”到底能带来什么，而加入之后其实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和议价空间，尽管如何能够在与中国谈判时有更好的影响力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比如，有印度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也为印度处理周边问题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特别是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对印度处理巴基斯坦问题是一个政治机遇。“为了‘一带一路’的南亚分支的稳定，中国政府能否成为有意义的对话者敦促巴基斯坦政府采取理性的行为呢?‘一带一路’有可能为印度整合南亚的努力提供新的轨道。”第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书(ttip)等经济安排使印度在经济上被边缘化，而“一带一路”正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使印度融入全球经济。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很难在现实中完全游离于“一带一路”之外，想要谋得自身发展，也需要加入这样大型的经济合作倡议。“如果印度选择游离在‘一带一路’之外，这只会使印度在南亚更加孤立，并加速印度地区霸权的终结。但更难以原谅的是这将使印度错过千载难逢的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发展印度的机会。”

　　可以看出，即使是赞成加入的观点，其出发点也是尽可能多地为印度争取一些实际利益，希望在中印关系以及地区国家的互动中印度能占据更多的主动，借力发展自身，而不是出于认为这一倡议本身有多么大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说支持的观点也是比较谨慎的。

　　而反对加入的观点有以下两大类：第一，印度战略界，尤其是有军方背景的机构的学者认为，在中印之间的敏感战略问题未得到中方的承诺之前不应涉入这一计划。第二，印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首先，印方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难以落实。印度学者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基本是所见过的最雄心勃勃的一项地区合作设想。这样的规模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其次，倡议涉及的国家很多都有政权稳定性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只集中于经济层面，而不帮助这些国家解决政治问题。而如何妥善帮助沿线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相关国家，还涉及中国与地区主要大国的关系处理，这将是非常棘手、复杂而且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再次，“一带一路”倡议对周边国家缺乏说服力、缺乏精神文化内涵。印度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仅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缺乏道德文化方面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最后，印度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说了算”，缺乏合作和与其他国家的沟通。2016年3月在有“印度版的香格里拉对话”之称的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上，印度外交部长在讲到亚洲互联互通时对比了中印在互联互通建设上的不同路径，强调说，关键在于我们是通过协商还是更多由单方决断来建设我们的互联互通，我们更愿意采取前一种方式。更有印度学者直言，“印度应向中国施压与其他国家一起设计‘一带一路’，这样才是真正的合作。”

　　反对加入“一带一路”的观点集中反映了印度对中方的戒备和对中国一贯的外交行为模式的质疑，中印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客观上也说明中印之间在战略文化和外交实务层面都有不少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三)印方提出自己的计划

　　印度学者认为，“中国显然不能垄断设想亚洲主要的互联互通项目的权力，印度完全能够领导一系列给印度带来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项目。”印度目前提出的与“一带一路”交叉的战略主要有“季节计划”(project mausam，也译作“季风计划”)、“向北看计划”以及“香料之路”计划。对于“季节计划”的内涵，印度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提升印度在印度洋国家中的软实力，开发印度的海上文化遗产，重续与当地国家的友好交往等;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有深层的战略内涵。

　　另有印度学者提出“向北看计划”(look north approach)，要通过这一计划到达欧亚大陆，实现与当地的一体化，并使伊朗成为印度的丝路计划的中心。其中恰哈巴港口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入口进入欧亚大陆。实际上印度对于恰哈巴港口已经营多年，但效果尚不明显。

　　二、印度的外交视野与自我认知

　　印度的大国情结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印度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即是获得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大国地位。在心怀大国理想，却并未获得世界大国认可的背景下，印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在外交实务中与各大国均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放下“准大国”的尊严与既有大国结盟，也避免在大国的博弈中使自身利益受损。

　　面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认知的层面上，大国理想使印度倾向于从全球背景下考虑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原因，因此更多地看到的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博弈，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提出的新的世界秩序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以此与现行的以美国为领导者的旧秩序对峙。

　　在实践层面上，面对一个难以做出选择的抉择，作为一个没有大国地位又怀有期待的国家，印度的反应首先是与大国保持距离，谨慎回应中国的提议，避免直接、正面、明确地表态，不做出任何选择。其次，印度要做出符合自己期待的大国身份的行为，提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印度的“季节计划”、“香料之路”、“向北看”等计划都不够成熟，但毫不妨碍印方在政策和学术层面广为宣传这些倡议。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这些回应与印度对当前世界格局的认知、对其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认知与预期有密切关系，与各大国密切接触并从中获益，“多重结盟”而不与任何一方单独结盟则是印度针对自己的特殊定位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的外交行为主张。

　　(一)印度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认知与预期

　　对于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印度学者有着敏锐的观察，认为中国力量的上升使“美国的战略界正将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各地…的扩展作为最主要的担忧”，“两国对彼此的认知在广义上可以被定义为是‘零和’式的。中国认为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有损于其国家利益。同时，美国将中国在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提升视为对其亚洲事务主导权的潜在挑战。”并且认为两国在亚太地区正在进行“冷对抗”。印度对世界格局的这种认知也使其能够首先在全球视野的背景下观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的作用也得以凸显。

　　同时，印度对于自身在这个变动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认知也与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密切相关。印度的身份认知中既存在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差异，也存在自身对现实判断和未来预期的混淆。

　　莫迪总理上任以来，印度外交的全球视野更加明显。从政府行为来看，印度积极展开对南亚地区以及世界各大主要国家的“有声有色的”外交。莫迪总理上任第一年出访18次，几乎走遍全球，其他国家给予的热情回应使印度一时间“炙手可热”，也极大地鼓舞了印度的政治精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新加坡的一次讲话中倡议印度要做“领导性的”大国，而不是“平衡性的”大国。印度学术界对莫迪总理的大国外交也表示赞赏，并由此认为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如有印度学者认为，“在目前的世界政治中，美国、中国和印度三足鼎立。……美国、中国和印度是国际事务的主导者，而其他国家则主要致力于与美国、中国或印度协调立场。”

　　但是，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看来，印度虽然在未来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还只是可被美国利用的“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提出。在美国实力相对自身而言呈现衰落趋势的背景下，美国需要借助位于不同地区的新兴国家的力量维持自身领导地位。这些国家，主要是巴西、印度、印尼和土耳其，均为民主政体，经济发展快、对国家的国际地位有追求，期待现有的国际体系做出调整以便自身地位攀升和彰显，但并不寻求挑战或彻底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也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寻求提出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分庭抗礼”的另一套国际秩序。这些国家的立场相对灵活、在各自所在的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赢得它们与美国接近的立场，代替美国在其所在地区维护美国所要维护的利益。位于南亚的印度正是这样一个“摇摆国家”。归根结底，在美国看来，印度还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也许未来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甚至成为世界大国，但现在还远远不是。其他地区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海湾国家等也只是将印度视为可以平衡本地区权力结构的域外大国。因此，莫迪上任以来印度在外交上赢得的“明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凭借其“平衡作用”受到的欢迎，与真正的大国地位仍有距离。

　　印度期待自己成为大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世界大国。这种极高的自我满意度使其难以“屈尊”在其所认知的两种“世界秩序”中做出选择，但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大国地位的现实也使其不能够对其中任何一方明确表示敌意与拒绝，而只能含混模糊地做出回应，当然也不能表示积极回应以免得罪另一大国;同时，也会提出自己的主张以匹配自己的大国诉求，尽管这些主张的可行性有限。

　　(二)印度的选择：战略自主?多重结盟?摇摆国家?

　　在外交实践中，印度如何回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其所认知的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的一次考验。

　　奥巴马是首位出席印度共和国日阅兵庆典的美国总统，同时又是迄今唯一一位在任期内两次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由此可见，近年的美印关系在两国交往历史上处于非常密切的时期。奥巴马动用总统特权使美国在核问题上对印度让步，美国还承诺支持印度分步骤地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等四个国际军控机构的正式成员;美印防务关系从单纯军售提升到联合研发、生产的新高度;在强调海上安全及航行自由时特别提及南中国海，其深意不言而喻。2016年8月，印度国防部长访美时印美两国签署《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两国军方将可以使用彼此的海陆空基地进行补给、武器维修和军人休憩等后勤补给作业。一时间，关于印美结成“事实上的同盟”的说法甚嚣尘上。

　　在印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国做出了相当程度的让步。这也许不会给美国带来立竿见影的收获，但美国学者认为，支持印度的成功对于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并呼吁美国不要不时地患上“战略健忘症”，同时指出在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最有可能损害美印两国利益的国家就是中国，无论公开承认与否，美印关系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美印两国各自重要利益的亚洲秩序。

　　但印美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也有分歧，比如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希望印度在东亚发挥更大更强硬的作用，这种要求在程度上超过了印度自身的预期，因此印度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一边。“(莫迪总理的)外交政策已很清晰，印美关系不应当损害印中关系或印俄关系。印度与世界主要大国发展紧密的战略与合作关系，这为提升印中关系水平营造了良好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印度不会与美国共同遏制中国，但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密切使印度在面对中国时更有信心，也有更多的回旋空间。因此印度也会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政治安全领域。

　　面对成为“领导性国家”、世界级大国的愿望与作为“摇摆国家”、“平衡性国家”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印度国内对如何定义印度的外交原则也展开了辩论。有学者提出“多重结盟”一词，意为在不同结构下保持和一系列国家的紧密关系，以不同的方式维护印度的利益需求。也有学者提出“战略自主”的概念，其核心就在于保持与美国友好关系的同时维护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有学者认为，“对印度来说，加入‘一带一路’很重要，可以从中国的巨大投入中获益，但是也要保持警惕，同时还可以考虑其他的选择。毕竟，印度的‘战略自主’不允许印度将自己投入任何一个箱子。”但这一概念也引起众多批评的声音。

　　实际上，无论是“多重结盟”、“战略自主”还是“摇摆国家”，其中的共通之处在于印度不会以损害与一个大国的关系为代价而密切与另一个大国的关系，除非印度认知的国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与所有大国维持积极的关系以争取印度利益的最大化将是印度的最佳选择。因此，如果做出一个选择会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对印度来说都是不值得的。而在具体事务上的处理方式则与特定的相关国家、印度与其交往的历史、与其相处的心态以及事件的背景、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相关。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在印度的外交视野中，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给出明确的回应是对印度最有利的选择。

　　三、印度对华思维模式

　　因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而且印度认为是中国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幻的背景下提出的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的中国规划，因此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反应集中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的心态、思维模式与政策特点。

　　印方反对加入“一带一路”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认为在中国没有解决印度的主要安全关切的前提下，印度没有理由要加入;另一方面是对“一带一路”本身的质疑，特别是从道义的高度质疑中国的这一倡议甚至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以经济手段为中心的接触模式。这两方面反映出印度外交思路中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要求互惠的弱者心态，第二则是印度道义与现实相结合的二元国家战略文化。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心态格外复杂，在政策上则表现出经济上渴望密切合作、政治安全上疑心较重与信任缺失的两面性。

　　(一)要求互惠的弱者心态

　　在面对中国时，印度的一些行为体现了其弱者心态。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要求互惠，在印度有可能为中国做出什么时必须要求中国给出类似的利益让渡，并努力寻求这样的对应点，无论是否“牵强”，比如将印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与中国在印度洋保持存在的问题挂钩。又如，印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感到不满，尽管中国对印巴克什米尔争端早已表明其客观、公正的立场。有印度学者提出，既然中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渴望印度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那么印度能不能以积极参与作为交换，寻求中国修订“中巴经济走廊”呢?

　　这里的弱者心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特指印度利用中印边界战争中印度作为战败一方的事实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夸大所谓的“中国威胁”，为自己谋求战略利益。这既是印度的心态，也是一种惯用的做法。第二层是指广义上在面对自己认知中的强国时，一国所表现出来的“对强而自觉为弱”的心态，具体表现可以是安全感的缺失、对两国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强调，进而表现为对短期、即时利益的重视。如果说第一层含义是两国关系史所塑造的印度行为模式的“传统”，那么第二层含义则是中印实力对比使印度形成的“本能”。

　　反观印度自己对南亚国家的外交，就不存在这样的弱者心态。例如，2015年6月6日，印度与孟加拉国签署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领土边界协议》，解决了两国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飞地问题。根据这项协议，印度将其境内总面积约1.7万公顷的飞地归还孟加拉国，而孟加拉国归还的飞地面积为0.7万公顷。两国还划定了长6公里左右的边界线。印度媒体和民众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如果是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印度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国姿态、事件的结果和舆论的反应应该是不可能出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印度面对孟加拉国等南亚小国时“对弱而自觉为强”的心态有关。

　　印度面对中国时的弱者心态使其在面对“一带一路”的宏大提议时一方面表现出戒备，担心中国借此机会在南亚加强影响，在印度洋保持存在，另一方面要求互惠，将涉及印度战略利益的问题一一提出，这种明知不可能成交仍然开出高价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印度要求即时回报的心理，也反映出印度在面对中国时安全感的缺失。

　　(二)道义与现实相结合的二元国家战略文化

　　对道义或者说对精神层面的重视在印度的战略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对道义的看重也是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以经济手段与周边国家接触，“借经济促政治”的做法有所不满、甚至指责中国“用钱买友谊”的缘由。

　　印度的战略文化中，现实主义取向与道德尺度并重。其中的“道义”原则可追溯到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阿育王的“法胜”思想成为国家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不仅在当时使阿育王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和平的性质，印度当前战略文化中的“道义”分支也由此演化而来，“在战略缔造和实施中，不仅一国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正当的，而且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 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道义原则在印度的外交中也特征鲜明。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尼赫鲁政府时期，甚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阿育王的思想传统充斥着印度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对中国的“经济外交”的做法多有微词，当然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对中国的复杂心态所致，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做法的误解。但不可否认，这种批评出于印度的“道义至上”原则，是可以在其战略文化中找到渊源的。有趣的是，近年来印度政府一再强调印度外交应以印度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弱化价值导向对印度外交的影响。特别是莫迪总理上台后，“印度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将国家利益和安全置于意识形态之上。”

　　(三)印度对中国大国追求的复杂心理及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一带一路”被印度认为是带有中国标签的地区及全球战略架构的设想，是中国大国追求的重要体现。印度对这一倡议态度的犹疑反映出印度对中国大国追求的复杂心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印度对中国情感的复杂性。一方面，虽然两国民间交往有限，但在各自的认知中，对方即使不具有一定的亲密感，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邻国。另一方面，中印之间也有很深的隔阂，缺乏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界冲突造成的。直至今日，中印边界问题仍未解决，依然是中印交流与沟通中的一大影响因素。此外，中印两国文化的异质性也是影响两国交流与沟通，甚至造成误解的原因。比如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以及中国外交中带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让印度质疑中国的诚意，认为中国人温和、友好的外交辞令下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居心”(hidden agenda)。

　　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以上基础上印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及大国追求的复杂心理。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是了不起的，中国的经历也是值得借鉴的;另一方面，印度要做世界级大国的抱负又使印度不甘于成为中国的复制品，也不希望在世界舞台上被中国抢去风头。印度要走有印度特色的大国之路。莫迪总理在2014年9月访美前夕的表态生动地体现了印度的这种复杂心理。他表示，印度有机会崛起，与中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强国。但当被要求与中国进行对比时，他又宣称印度不需要成为任何其他国家，必须成为唯一的印度。

　　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之后，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对印度有示范和启发效应，同时中印之间仍然存在互信缺失的问题，印度对华态度呈现两面性，即在经济上肯定中国的作用，积极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但在政治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缺乏信任，国内战略界普遍视中国为威胁。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印度对华的这种两面性更加突出。这主要是由于莫迪个人的政治业绩与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奇迹有关，在竞选中也大打经济牌，同时他的印度人民党背景也使其更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国威胁”更为重视和敏感。

　　印度对华的这种复杂心态使其对于是否应接受“一带一路”的提议犹豫不决。一方面，无论从发展印度国内经济，还是从突破在美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安排中被边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提议对印度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在战略上对中国进入南亚和印度洋的戒心以及对中国以大国风范提出宏大倡议的妒意都使印度难以下定决心加入“一带一路”。印度学者的表述准确地概括了印度在面对“一带一路”的中国提议时的心理状态，“由于中国过于热心地向印度人推广‘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这个概念现在不仅在印度学界吸引了关注，在印度已经成为了一个情绪化的议题。确切来讲，这还并不是民族主义。是某种象征主义使得印度人不愿意赞同任何让他们服从于中国人的安排，即使这是一个双赢的提议。”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是由其国家理想、外交传统以及中美印三国的相对地位和绝对地位决定的，不是中国采取什么行动就可以完全使其转变对华印象及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结构的。因此我们不应过于重视印方的表态，可以从细处、从具体的项目入手。这样一方面可以切实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增强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避免因追求大而空的表态而在印度要求的细节问题上做出过多的利益让渡，造成国家利益受损。

　　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反映出印度的世界观、外交思路和对华的惯性思维与态度等一些规律，也反映出印度对中印关系现状的态度。因此应在不纠结于印度是否明确表态的基础上切实改善中印关系。其中的一个思路是加强民间交流、文化交流等，使双边关系的民间基础更加坚实，改善中印关系主要由官方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