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后发国家遗产：巴西经济辉煌为何中断？-凯发k8官方首页

　　由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巴西政治在左右两个极端摇摆，导致政治议题极端化。穷人希望撼动现有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希望维系现有产权，保护既得利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受损群体冲击现有产权安排，推动政治变革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同样条件下，富裕阶层抵制变革以维系其既得利益的意愿也就越强。这种贫富分化的政治经济结构给政治家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理性的政治家需要争取政治支持以获得并维系自身权力。在分化的社会，寻求支持的行动往往只能走一个极端，而难以找到中间路线。政治家要么寻求穷人的支持，要么寻求富人的支持。

　　1961年8月，巴西的夸德罗斯总统突然宣布辞职。根据巴西宪法，应由副总统古拉特接任。由于古拉特被人视为巴西底层民众的代表，巴西的保守派与军方结成联盟，反对古拉特接任总统职务，巴西内战一触即发。国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限制了总统权力后，由古拉特接任总统。

　　古拉特上台后试图打破政治僵局，大刀阔斧地推动社会与政治改革，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不过古拉特四处碰壁，尤其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巴西国会否决了他的土地改革方案，古拉特只好动员巴西底层民众。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集会上，古拉特宣布：将联邦高速公路、铁路以及国界四英里内的土地国有化。大众对此狂欢不已。集会民众高挂标语，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这让巴西的保守派不寒而栗。巴西的保守派在1964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以后，古拉特总统流亡海外，巴西开始了长达21年的军政府统治。

　　在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执政基础开始转变，主要依靠巴西富人。由于存在严重贫富分化，巴西贫民冲击现有产权制度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诉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巴西巨大的社会分化致使巴西政治在两极摇摆，要么是政治家动员贫民，冲击现有的产权安排;要么政府迎合富人，压制贫民的需求。无论是巴西政治天平倾向哪一方，都会遇到巨大的压力与对抗。在这种条件下，持续经济发展的政治框架也难以形成。

　　巴西军政府时期财富分配的权力化

　　巴西军政府依赖富人群体的支持，军政府时期财富密集地流向富人。在巴西农村，大农场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他们凭借其政治影响力，获得大额信贷、出口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政府资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农业所得税仅占国家所得税的1%;与此同时，大农场则获得了政府巨额的补贴。国家所得税中的10%用于农业补贴，这些补贴大都流向大农场。在1969年到1975年间，分配给大农场的信贷增长了10倍，而分配给小农场的信贷增长还不到两倍。

　　巴西的国有企业高管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国企高层普遍享有高薪，乃至高于其欧美同行。在巴西政府连海外借款的利息都难以偿付时，巴西国有企业仍将巨额资金用于支付其高额的薪酬。

　　巴西教育也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巴西，最好的中学都是私立的，富人子弟来这里读书，他们赢在起跑线上。这些富家子弟再通过激烈的入学考试，进入巴西的国立大学读书，而大学教育却是免费的，教育拨款有一半流向这些国立大学。巴西军政府忽视基础教育而重视高等教育的政策让贫民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一政策不仅补贴了富人，也阻碍了贫民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

　　在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弱势群体的收益不增反降。巴西的劳工群体和无地农民、城市贫民的境况日益恶化，巴西的最低工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在1972年，52.5%的巴西民众生活水平还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工资水平;在1985年，巴西实施的最低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到1940年的50%。在农村的贫民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直到1980年仍有73%的巴西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一半乃至更低。从1961年到1975年，营养不良的巴西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受饥饿困扰的人群也开始增多，在1961年，巴西有2700万人口在忍受饥饿，占巴西人口总数的38%;随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奇迹”的展开，到1975年，这个数字达到7200万，饥饿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7%。在“经济奇迹”期间，巴西贫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改善，从不少指标反映的情况来看，反而在下降。

　　二战结束以后，巴西经济表现不俗，尤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1967年到1973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1.5%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巴西制造业以年均12.9%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要高于当时的香港、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但是巴西的经济发展没有持续下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经济遭遇危机，与其他拉美国家一道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在1981年到2003年间，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的年份就占到了11年。往昔成绩骄人的巴西，其人均收入在1990年被香港、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超过。

　　巴西“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西“经济奇迹”没能继续下去呢?探讨巴西“经济奇迹”中断和经济成长不稳定的根源，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巴西“经济奇迹”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巴西存在类似结构的其它新兴经济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回答这一问题，有几个方面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先，克鲁格曼(paulkrugman)指出：东亚的经济奇迹是靠大量的投资驱动，技术进步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不足，因此，亚洲的“经济奇迹”是难以持续的。但是问题在于：从1960年到1980年，巴西的技术进步一直领先于东亚。巴西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于技术进步乏力。

　　其次，奥尔森(mancurolson)指出，若一个国家承平日久，就会产生分利集团。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绩效要好于战胜国英国与法国。因为德国和日本战败，其国内的分利集团被打破，因此它们经济政策指向发展而不是分配。但是，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同样是身处美洲大陆的美国，为何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远远好于巴西?

　　再次，有研究强调巴西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其“经济奇迹”的中断。巴西等拉美国家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这不仅违反了比较优势，与之相应的保护主义还导致国内产业缺乏竞争，没有效率。因此，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是难以持续的。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在巴西实施进口替代抑或出口导向战略期间，其经济绩效的差距并不明朗。巴西在第一共和国时期大力推动咖啡出口，这样的出口导向战略并没有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相反，在1930年以后，瓦加斯(getuliovargas)执政时期以及巴西军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期间，却有着良好的经济表现。

　　最后，有研究把目光转向制度，强调保护财产权等制度安排搭建了良好的经济框架，为人们提供激励，有助于长远的发展。北美的经济绩效好于南美，是因为北美受英国殖民，因此建立了保护财产权等制度安排;而南美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与影响，因此它们缺乏对财产权的保护。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南北美洲经济发展水平越拉越大。此类文献关注了保护财产权等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但是却忽略了事实的另一侧面。

　　事实上，在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巴西政府强调对产权的保护固化了原有的贫富分化，这样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仅不能为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框架;相反，早熟的制度安排反而加剧了该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扭曲了激励结构，导致经济成长难以持续。

　　巴西的贫富分化与政治议题的极端化

　　“经济奇迹”时期的巴西被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有学者把巴西称为bel-india，这个构造出来的英文词汇展示了巴西是一个复合体，它既有比利时的富裕，也存在印度那样的极端贫困。人们说有“两个巴西”，一个是富人的巴西，一个是穷人的巴西。巴西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将巴西的政治简化为了“贫富的政治”。

　　巴西的城市贫民、农村无地农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天主教会中的自由派构成了巴西的左翼势力。这些人群严厉批评政府优待商人，罔顾大多数人的贫困，他们也批评政府与美国关系太紧密，对美国在巴西的跨国公司太友善。他们强烈要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巴西右翼势力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巴西工业家以及在巴西的跨国公司高层。他们与警察以及军队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手中的王牌就是依靠军队的力量剪除他们的敌人。

　　由于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巴西政治在左右两个极端摇摆，导致政治议题极端化。穷人希望撼动现有产权、重新分配财富;而富人希望维系现有产权，保护既得利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越大，那么受损群体冲击现有产权安排，推动政治变革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同样条件下，富裕阶层抵制变革以维系其既得利益的意愿也就越强。这种贫富分化的政治经济结构给政治家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理性的政治家需要争取政治支持以获得并维系自身权力。在分化的社会，寻求支持的行动往往只能走一个极端，而难以找到中间路线。政治家要么寻求穷人的支持，要么寻求富人的支持。

　　1961年8月，巴西的夸德罗斯总统突然宣布辞职。根据巴西宪法，应由副总统古拉特接任。由于古拉特被人视为巴西底层民众的代表，巴西的保守派与军方结成联盟，反对古拉特接任总统职务，巴西内战一触即发。国会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限制了总统权力后，由古拉特接任总统。

　　古拉特上台后试图打破政治僵局，大刀阔斧地推动社会与政治改革，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不过古拉特四处碰壁，尤其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巴西国会否决了他的土地改革方案，古拉特只好动员巴西底层民众。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集会上，古拉特宣布：将联邦高速公路、铁路以及国界四英里内的土地国有化。大众对此狂欢不已。集会民众高挂标语，要求进行土地改革，这让巴西的保守派不寒而栗。巴西的保守派在1964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以后，古拉特总统流亡海外，巴西开始了长达21年的军政府统治。

　　在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执政基础开始转变，主要依靠巴西富人。由于存在严重贫富分化，巴西贫民冲击现有产权制度安排，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诉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巴西巨大的社会分化致使巴西政治在两极摇摆，要么是政治家动员贫民，冲击现有的产权安排;要么政府迎合富人，压制贫民的需求。无论是巴西政治天平倾向哪一方，都会遇到巨大的压力与对抗。在这种条件下，持续经济发展的政治框架也难以形成。

　　巴西军政府时期财富分配的权力化

　　巴西军政府依赖富人群体的支持，军政府时期财富密集地流向富人。在巴西农村，大农场主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他们凭借其政治影响力，获得大额信贷、出口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政府资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农业所得税仅占国家所得税的1%;与此同时，大农场则获得了政府巨额的补贴。国家所得税中的10%用于农业补贴，这些补贴大都流向大农场。在1969年到1975年间，分配给大农场的信贷增长了10倍，而分配给小农场的信贷增长还不到两倍。

　　巴西的国有企业高管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国企高层普遍享有高薪，乃至高于其欧美同行。在巴西政府连海外借款的利息都难以偿付时，巴西国有企业仍将巨额资金用于支付其高额的薪酬。

　　巴西教育也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巴西，最好的中学都是私立的，富人子弟来这里读书，他们赢在起跑线上。这些富家子弟再通过激烈的入学考试，进入巴西的国立大学读书，而大学教育却是免费的，教育拨款有一半流向这些国立大学。巴西军政府忽视基础教育而重视高等教育的政策让贫民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这一政策不仅补贴了富人，也阻碍了贫民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

　　在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弱势群体的收益不增反降。巴西的劳工群体和无地农民、城市贫民的境况日益恶化，巴西的最低工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在1972年，52.5%的巴西民众生活水平还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工资水平;在1985年，巴西实施的最低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到1940年的50%。在农村的贫民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直到1980年仍有73%的巴西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一半乃至更低。从1961年到1975年，营养不良的巴西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受饥饿困扰的人群也开始增多，在1961年，巴西有2700万人口在忍受饥饿，占巴西人口总数的38%;随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奇迹”的展开，到1975年，这个数字达到7200万，饥饿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7%。在“经济奇迹”期间，巴西贫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收益，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改善，从不少指标反映的情况来看，反而在下降。

　　因此，巴西军政府时期，财富分配有着明显的权力化倾向。对富人多予少取;对贫民多取少予。这样的分配政策让巴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1960年，最富有的10%的巴西人拥有28.3%的巴西总收入;到了1970年，他们获得了34.1%的收入;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变为34.9%。与此同时，最贫困的10%的巴西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60年的1.9%下跌至1980年的1.1%。在1960年到1970年间，占人口总数50%的巴西底层民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7.4%下跌至14.9%，到了1980年，进一步下跌至14.1%。这段时间巴西增长带来的好处不成比例地由富人获得。

　　这样的分配结构难以为普通民众提供经济激励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相反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面。巴西的无地农民开始占领土地、冲击政府机关、摧毁道路收费站，他们屡屡使用暴力以冲击固化的产权。在1964年到1989年间，巴西有1566人死于争夺土地的纠纷。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一部分巴西贫民转向武装斗争，成为了游击队员。1969年，美国驻巴西大使伯克?艾布里克(burkeelbrick)被游击队员绑架，绑架者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的10名游击队员，用以交换美国大使。此事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巴西政府被迫答应了游击队员的要求，这又诱发了后续的绑架事件。此后，游击队员又绑架了瑞士驻巴西大使、德国驻巴西大使以及日本驻巴西的总领事。

　　因此，巴西收入分配的权力化导致经济的激励结构被破坏，贫民对巴西产权与政治的冲击不断，经济发展的稳定框架也难以搭建。

　　巴西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与经济增长的债务化

　　巴西“经济奇迹”期间，人们往往强调巴西经济的一个侧面：巴西修建了奢侈的新都巴西利亚，这座首都以优良的建筑和精美的设计闻名于世。这座城市是世界上第一座为汽车而不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大都市。巴西的汽车产业由跨国公司创建，1986年就生产了10亿辆汽车，生产的汽车1/4用于出口。巴西也是世界上第五大武器出口商，它向英国皇家空军出售飞机。巴西的外科医生能进行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同时他们实施的整形手术也技艺精湛，专业技能闻名于世。但是，在巴西向世人展示它的高端产业与人才储备的同时，却掩盖了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巴西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巴西产业结构畸形化和经济增长的债务化。

　　巴西军政府时期产业结构的畸形化

　　巴西长期致力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服务于巴西富人的需求;但是巴西却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巴西军政府执政以后，巴西的财富更加高度集中，在这种分配结构下，中上层阶级的消费构成了整个巴西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巴西的生产结构也因此体现了巴西的消费构成，倾向于为富人生产资本密集型的耐用消费品、汽车以及中高档住房等奢侈品，而罔顾为穷人生产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也不愿意为低收入的人群提供适宜的住房。

　　比较典型的是巴西发展了庞大的汽车产业。在巴西经济奇迹期间，汽车产业是最具活力的生产部门，年均增长为34.5%。汽车产量从1960年的5.73万辆跃升为1975年的55.07万辆，这一生产水平可以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媲美。巴西尤其重视发展高端消费的轿车产业。在1957年到1969年期间，巴西的轿车的产量占汽车总产量的49%;在1969年巴西生产的汽车中67%是轿车。[15]轿车的过快发展导致巴西的运输系统缺乏效率，石油短缺问题日益明显。当时巴西每年消费的近80%的石油依赖进口。

　　巴西形成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首先，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致使巴西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其次，由于服务于富人群体的奢侈品市场规模有限，奢侈品的生产增长达到一定限度以后就会出现停滞。再次，奢侈品的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抢占资源。奢侈品的制造商成功地吸引了投资、获得了中间产品、技术人才、稀缺的外汇以及储蓄。为解决汽车燃料短缺的问题，巴西政府展开了新的产业规划，用甘蔗玉米等作物酿制酒精，以替代石油作为汽车燃料，近90%的巴西汽车是用酒精做燃料。但是，燃料替代计划却导致巴西国内的食品供给不足，巴西人均的主食供给在缩减，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冲击最大。

　　因此，在巴西“经济奇迹”期间，对产权的保护固化了不平等的收入结构，企业家在现有的激励结构下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巴西的产业发展呈现畸形化的趋势。

　　巴西军政府时期经济增长的债务化

　　1973年，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巴西的经济开始下滑。此时巴西原本应该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经济平稳着陆。

　　盖泽尔总统在1974年宣誓就职，对合法性的诉求使得他难以接受让经济增长放缓的方案。政府决定维持其在1974年9月发布的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这个计划雄心勃勃，将经济年增长的目标设定在10%。但是巴西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这项计划成本高昂。为了推动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巴西政府只能靠借外债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

　　到了70年代后期，菲格雷多总统上任伊始，巴西的经济已是强弩之末。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巴西外汇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军政府早期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菲格雷多总统上任直到他任期结束，他不得不天天应对突如其来的问题，进行“危机管理”。面对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压力，巴西的计划部长马里奥?西蒙森(mariosimonsen)主张立刻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他面临来自各界的挑战。巴西不少人士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大势不好，但是巴西可以独善其身。迫于各界压力，1979年8月，西蒙森辞去计划部部长的职务。西蒙森辞职以后，巴西举借外债推动经济增长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海外借款在三年里接近1000亿美元，这加剧了巴西经济的脆弱性。

　　让巴西债务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单方面调整利率。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问题，为吸引外资，美联储在1979年以及1981年三次单方面提高了利率，此时的平均利率从6.25%上涨到24%，这一举措让不少美元回流美国，巴西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债务乃至利息都难以偿付，巴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经济奇迹”也走到了尽头。

　　因此，我们看到，在巴西“经济奇迹”期间，严重的贫富不均使得社会矛盾加大，巴西领导人不得不用高增长换取合法性。而大举外债维系经济高速增长却加剧了巴西经济的脆弱性。当面临国际经济波动时，巴西的“经济奇迹”就此中断。

　　巴西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巴西“经济奇迹”的破灭与东亚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东亚地区通过打破产权的行动，带来了比较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没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社会进步，东亚地区的教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才得以顺利展开。

　　在中国台湾地区，土地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56年，佃农比重降至16%，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增长到近60%，剩下的大部分农民也往往摆脱了单一的佃农身份，他们自己拥有一份土地，同时也租赁一部分土地。到1960年，中国台湾地区家庭所有的小块土地占全部土地比重的76%。

　　二战后，韩国土地改革也非常成功。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支持朝鲜进行土地改革，韩国的一些农民开始武装反抗，土地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抵制北方土地改革的压力，驻扎在韩国的美军开始稳步推进韩国的土改。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3%的韩国地主拥有了近2/3的土地;而土地改革以后，70%的农村家庭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在1965年的时候，韩国佃农下降到了7%。[18]韩国的阶级分化逐渐减小，阶级斗争也大幅度减少，韩国农村实现了政治稳定。

　　东亚的日本也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二战结束以后，为了激发日本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日本农林省提出了一份土地改革方案。1945年11月，日本临时议会通过了这项法案，但是驻日美军则认为这一改革方案不彻底。在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对土地改革方案进行了重新讨论，1946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的土改方案。尽管是有偿购买地主多余土地，但是此后的通货膨胀大大削减了政府对地主的实际补偿价值，结果日本的土地改革几乎无偿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日本土地所有者对此提起诉讼，认为农地改革方案侵害了宪法赋予他们的财产权。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起诉，认定农地改革符合宪法。此后，日本的土地改革得以展开，约80%的佃耕农地被出售，到了1965年，日本的佃农数量下降为7%。日本通过对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的破坏，形成了比较公平的经济社会结构。

　　不仅东亚国家如此，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类似经历。美国第一次大规模冲击产权的行为发生在独立战争以后。美国赢得独立后，政府对财产进行了再分配。对继续效忠英国的民众，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让他们移居加拿大，并且对这群人没有进行任何补偿。第二次冲击产权的行动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时期，对南部大种植园主的产权冲击也没有进行任何补偿。但是，美国却能建立起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在1900年，美国3/4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拉美则没有实现这样平等化的举措。在19世纪中期，拉美大部分国家适宜耕种的土地，不到5%由家庭来经营。家庭农场(雇工不超过4人即可以说是家庭农场)仅占阿根廷宜耕土地的5%;在巴西，这个数字是3%;在哥伦比亚是3%;在墨西哥为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美国，这个数字为60%，在加拿大，这个数字为64%。而这样的结构延续了下来，在1980年，巴西的家庭农场占国家宜耕土地的20%;而这一时期的美国为54%，加拿大为66%。

　　在拉美，没有初始破坏不平等的产权的举措，所以拉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这里存在持续的破坏财产权的压力。这样，储蓄和投资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法治也无法有效实施。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财富与权势集中，国家软弱无力。巴西“经济奇迹”期间，收入分配的权力化、产业结构的畸形化、经济增长的债务化等问题都根源于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因此，巴西等拉美国家面临国际危机冲击的时候才显得格外脆弱，它们的发展才如此一波三折。

　　巴西奇迹的制度缺陷

　　本文通过对巴西“经济奇迹”中断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认识：保护产权等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在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社会，保护产权等制度安排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激励。但是如果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强调对产权的保护，往往导致固化原本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相反，严重的贫富分化还会破坏社会的激励结构。从巴西的情况来看，为获得政治支持，政治家迎合穷人抑或富人，导致政治议题极端化;当富人群体获得过多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家就需要迎合富人群体需求，对富人多予少取，致使收入分配权力化;为平衡国内压力，政治家竭力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资金不足时大举外债导致经济增长债务化。在巴西这样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为赚取利润，企业家满足富人群体从事高端产品的生产，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化;处境难以得到改善的底层民众对不平等的产权结构进行持续的冲击，经济发展也难以构建良性的框架。

　　因此，在一个分化的社会，过早实施保护产权的法令与制度，会致使制度早熟。早熟的制度不仅不能维持长久的经济增长，相反，这样的经济激励结构反而阻碍了经济的长远发展。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它们早年破坏产权的行动，带来了积极的效果。因为它们建立了比较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因而能建立了良好的激励框架。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权保护才能长久实施，才能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新兴经济体要实现持续的增长，就需要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政治条件。如果一味模仿成功的国际经验，那么，制度早熟反而可能阻碍经济的长远的发展。巴西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其发展道路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产权安排不仅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平等化，反而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公，那么就可能会重蹈巴西“经济奇迹”中断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