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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政或大幅调整 仍受传统大党掣肘
按照正常逻辑分析，巴西政局大幅调整存在较大可能性。博尔索纳罗提出“超越党派”的治理理念虽贴近选民诉求，但是要真正突破巴西的制度环境难度较大。
尽管从大选结果来看，“局外人”博尔索纳罗战胜了一批传统政治精英，其所在的社会自由党在议会的议席大幅增加(众议院议席从选前的1席增至52席)，但传统大党在议会中依然是绝对主流。
在第二轮投票前，博尔索纳罗“反建制”的激进主张就已形成传统大党求同存异的“抱团效应”。因此，在现行制度环境下，博尔索纳罗具有很大争议的政策主张存在回调的可能性，尤其涉及军事干政、性别和种族歧视等等。
在内政方面，未来的博尔索纳罗政府主要发力点将在经济、公共治安、反腐问题上。
在经济方面，保罗·盖特斯作为财长的可能人选，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很有可能通过控制公共开支，扩大私有化规模等措施，改善当前巴西财政和债务困境，以刺激经济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
但是，极右翼的传统观点更倾向于保护主义，因此，博尔索纳罗与盖特斯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平衡点在哪，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在公共安全方面，博尔索纳罗的“强腕手段”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些政策效果，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他将巴西无地农民的占地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存在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
在反腐问题上，博尔索纳罗表达出“向特权阶层说不”的强硬立场，但是其执行力和反腐给政局带来的冲击效果是决定反腐政策效果的关键所在。
四、外交主张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 符合美国利益取向
博尔索纳罗的外交主张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将左翼主政国家置于批判对象，这很有可能改变劳工党主政时期优先发展南南合作的外交安排。
与此同时，博尔索纳罗至少在竞选期间表示出比较明显的亲美态度，很多主张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类似，比如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否认)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毫无疑问，巴西政局“右转”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取向。并且，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来看，存在着一种“巴西往哪走，整个拉美就往哪走”的总体判断。
美国政府最近针对中拉关系的多次诋毁，博尔索纳罗的胜选是否会形成巴西与美国之间的联动，美国对巴西是否会出台新的政策手段，这些都是值得警惕和继续观察的要点。
在对华关系方面，博尔索纳罗至少在选举期间没有释放出什么利好因素。
自宣布参选总统以后，博尔索纳罗以众议员身份出访台湾，严重违背了中国外交强调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体现出博尔索纳罗的意识形态倾向。
另外，博尔索纳罗在竞选纲领中还特别强调，需要针对中国在巴西的并购设立“特别条款”，避免遭受中国企业完全主导的局面。这种政策调整将会对中国投资巴西形成一定的抑制，因为目前中国投资巴西的势头强劲，而企业并购是中资进入巴西的重要途径。
因此，不管是从博尔索纳罗本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来看，还是基于对华的具体表态和主张，中巴双边关系可能在短期内需要进行重新磨合，减少不确定性，努力实现中巴双边关系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一、非政治精英博尔索纳罗的崛起
政治“局外人”博尔索纳罗的崛起，改变了自1994年以来由劳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政党力量格局，而其极右翼的身份也体现出巴西政治生态的明显“右转”，这种局面下，巴西内政与外交有很大可能出现调整和转向。
从政治资历来看，博尔索纳罗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精英。尽管早在1988年就步入政坛，但是在本次胜选之前仅仅是一名联邦众议员，所属的党派更是仅有20年历史的小众力量。
从竞选纲领和相关主张来看，“恐同”、性别和种族歧视、军人参政也与巴西传统政治价值观明显不符。
正因为如此，“博尔索纳罗现象”的形成逻辑更多基于巴西多数民众(尚不能说绝大多数)对于传统政治精英、传统治理模式的失望，尤其考虑到博尔索纳罗个人非常极端的价值观，甚至可以说，巴西多数民众不惜尝试“刮骨疗法”来改变现有的一切不如意。
二、巴西民众决心“求变” 造就“博尔索纳罗现象”
自2015年以来，巴西爆发政治、经济、社会多重危机，尤其是政治腐败重创了几乎所有传统政党，而曾经作为反腐运动“旗帜”的劳工党，更是以罗塞夫被弹劾、卢拉入狱服刑这样不光彩的方式走下“神坛”。
在这种的情境下，2018年大选更多聚焦于反对劳工党、反对腐败这两个要点上。考察博尔索纳罗的履历可以发现，在26年的众议院生涯中，他一直站在劳工党的对立面，并且拥有较其他竞争对手更加清白的档案，未曾受到任何腐败指控，这使得博尔索纳罗在上述两大焦点问题上具备了更强的“聚众”效应，这是使他从“非左”阵营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经济方面，自2010年巴西实现难有的7.5%的增长率后，出现了连续下行的趋势，2010-2016年，巴西gdp大致萎缩了10%，由此催生了失业率上升、财政和债务恶化、公共治安每况愈下等一系列问题。2016年，罗塞夫总统被弹劾后上台的特梅尔政府尽管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松绑经济的改革，但却遭遇到了传统政党的抵制以及民众的不认可，政策效果甚微。
危机的局面加剧了巴西民众“求变”的意愿，而博尔索纳罗改变传统的竞选口号很好地捕捉到了选民的政治诉求，尽管他的部分政策主张与巴西传统的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观相左，但多数选民“求变”的决心远远强于对这些口号的担忧，这或许就是“博尔索纳罗现象”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三、内政或大幅调整 仍受传统大党掣肘
按照正常逻辑分析，巴西政局大幅调整存在较大可能性。博尔索纳罗提出“超越党派”的治理理念虽贴近选民诉求，但是要真正突破巴西的制度环境难度较大。
尽管从大选结果来看，“局外人”博尔索纳罗战胜了一批传统政治精英，其所在的社会自由党在议会的议席大幅增加(众议院议席从选前的1席增至52席)，但传统大党在议会中依然是绝对主流。
在第二轮投票前，博尔索纳罗“反建制”的激进主张就已形成传统大党求同存异的“抱团效应”。因此，在现行制度环境下，博尔索纳罗具有很大争议的政策主张存在回调的可能性，尤其涉及军事干政、性别和种族歧视等等。
在内政方面，未来的博尔索纳罗政府主要发力点将在经济、公共治安、反腐问题上。
在经济方面，保罗·盖特斯作为财长的可能人选，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很有可能通过控制公共开支，扩大私有化规模等措施，改善当前巴西财政和债务困境，以刺激经济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
但是，极右翼的传统观点更倾向于保护主义，因此，博尔索纳罗与盖特斯之间在经济政策上平衡点在哪，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
在公共安全方面，博尔索纳罗的“强腕手段”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些政策效果，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他将巴西无地农民的占地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存在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
在反腐问题上，博尔索纳罗表达出“向特权阶层说不”的强硬立场，但是其执行力和反腐给政局带来的冲击效果是决定反腐政策效果的关键所在。
四、外交主张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 符合美国利益取向
博尔索纳罗的外交主张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将左翼主政国家置于批判对象，这很有可能改变劳工党主政时期优先发展南南合作的外交安排。
与此同时，博尔索纳罗至少在竞选期间表示出比较明显的亲美态度，很多主张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类似，比如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否认)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毫无疑问，巴西政局“右转”非常符合美国利益取向。并且，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来看，存在着一种“巴西往哪走，整个拉美就往哪走”的总体判断。
美国政府最近针对中拉关系的多次诋毁，博尔索纳罗的胜选是否会形成巴西与美国之间的联动，美国对巴西是否会出台新的政策手段，这些都是值得警惕和继续观察的要点。
在对华关系方面，博尔索纳罗至少在选举期间没有释放出什么利好因素。
自宣布参选总统以后，博尔索纳罗以众议员身份出访台湾，严重违背了中国外交强调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体现出博尔索纳罗的意识形态倾向。
另外，博尔索纳罗在竞选纲领中还特别强调，需要针对中国在巴西的并购设立“特别条款”，避免遭受中国企业完全主导的局面。这种政策调整将会对中国投资巴西形成一定的抑制，因为目前中国投资巴西的势头强劲，而企业并购是中资进入巴西的重要途径。
因此，不管是从博尔索纳罗本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来看，还是基于对华的具体表态和主张，中巴双边关系可能在短期内需要进行重新磨合，减少不确定性，努力实现中巴双边关系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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