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中国，投入美国怀抱：有“事大主义传统”的朝鲜可能这样吗？-凯发k8官方首页

　　6月12日，新加坡圣淘沙，当地时间早晨9点，金正恩和特朗普第一次握手。金正恩说，“通往这场高峰会的路程不容易，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我们还是排除万难到这里来了”。

　　此刻，新加坡的酷热、金正恩后脑的汗滴和五千余名国际记者，迎来了金正恩的这句开场白，也可能是一整天峰会里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然后，金正恩和特朗普进行了41分钟的私人会谈，双方最终在中午达成联合声明，确认了半岛完全去核化目标，特朗普用“感觉很棒、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来形容他和金正恩的会谈，也形容未来的去核化进程将“非常非常快”。半岛的和平似乎就此开始。

　　不过，大多数媒体在报道这句话时通常略去了中间的插入语——“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也就很难让公众更加准确地理解金正恩的定调和态度，包括揣测他和特朗普在接下来的私人会谈中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才让特朗普在下午的记者会上洋洋得意。而按照金正恩和朝鲜政治家一贯的事大主义政治传统，这句话必然是精心准备的，重要性不亚于峰会后签署的联合声明文本。

　　所谓“事大主义”，语出《孟子·梁惠王下》，“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在长达千年作为属邦与宗主国中国的历史中，遵奉儒家教条的朝鲜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以孟子的这一“以小事大”的态度和精神来对待中国，奉中国为大、为正统，把来自中国政府的法令和承认作为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甚至明朝灭亡后很长时间里都继续以明崇祯年号为纪年。另一方面，朝鲜长期唯中国为大，而对一切细微小事均过分重视，生怕影响大局，久而久之，反倒生成一切睚眦必报的心理和行为定势，很容易因为一言不合就引发激烈冲撞。

　　这既能解释峰会的一波三折，美国副总统彭斯关于利比亚模式的讲话立即引发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和朝鲜媒体的激烈指责，导致美国一度取消峰会，也能解释朝鲜国民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小心翼翼，如旅游者所见，大量人民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近乎无用的道路美化之类细微琐碎工作上，也非常刻意、矫情地对待一切峰会有关细节，无论是板门店初次峰会时手拉文在寅跨国38线，还是自备冷面机器，或者新加坡峰会前夕向中国请求专机协助、自带马桶、公园观光、以及与特朗普见面时的寒暄对话，颇显“刻奇”(kitsch，或译媚俗)。

　　若从“事大主义”视角来看，这并不奇怪，有趣的是“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这句话里隐含的深意。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为“特金”见面终结了过去70余年的朝美对峙状态，实现了朝鲜多年的夙愿即朝美直接对话，这本来也是朝鲜核计划的初衷之一;也意味着朝鲜有意在未来突破朝鲜与国际社会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自我封锁，走向开放，为长久稳定的和平机制做出改变。

　　但是，这一自我否定似乎来得幅度太大，连花费无数的核武器和战略导弹(icbm)也愿意立即抛弃，也否定了金正恩的父亲和爷爷上两辈的事业，充分暴露朝鲜事大主义的自媚，而且暗含对中国角色的否定。毕竟，任何人都很难从朝鲜的历史特别是最近数十年与中国的纠结中轻易剔除中国因素;任何人也很难否认，中国曾经的支持和冷淡、中国的地缘政策和“修正主义路线”，此时此刻大有“混淆视听、拖住后腿”的意味。这几乎就是事大主义的必然逻辑——从事中转向事美，在急速靠近美国的同时，拉开与中国的距离。这大概才是特金二人密室会谈后喜笑颜开、俨然形成交易的真正原因吧，而不止关乎去核化安排。

　　也许有人会以为，事大主义传统已经过于远久，应该不至于影响最新的朝美峰会。但是，历史地看，1895甲午战争的根源之一便是朝鲜围绕“属国自主”与中国发生的争执，而不仅在于日本的介入。从朝日《江华条约》后，清政府开始确立属国自主原则后，朝鲜内部政治力量发生分裂，虽然1882壬午兵变被清廷巧妙镇压，但是兵变后朝鲜开展的“自主外交”，例如1887年朝鲜向美派出的第一任公使朴定阳，便在自主问题上与李鸿章外交发生微妙冲突，也暴露中朝的宗属关系难以兼容国际法和国际外交秩序，其宗主权并不被广泛承认，特别让驻节朝鲜的袁世凯进退两难，以至于当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后，1880年代朝鲜半岛微妙的力量均衡被破坏了，按旧例请求清朝援军的做法遭致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对峙，甲午战争遂一发不可收拾。

　　此为前车之鉴，亦是中国对朝政策诸般小心所在，朝鲜在1950年代停战后，金日成也曾发起反事大主义运动，倡导自主，最后形成朝鲜的“主体”意识形态。更有历史借鉴意义的，则是中苏1960年代初发生大论战后，朝鲜在最初倾向中国后，很快意识到历史的教训而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地在中苏间保持平衡，这种以小事大、在三国间的平衡，帮助朝鲜取得了1970年代的繁荣，俨然有着与古巴相似的中苏之外另一个社会主义世界领导小国的地位。平壤各街区也属1970年代期间建设的千里马大街最为结实，颇有气象，超过此后任何的新街区。

　　因此，在中美关系进入关系微妙阶段的今天，朝美峰会的实现更多地具有摆脱中国、重建三国关系的战略考量。当然，从地缘政治和经济政策角度，朝鲜都难以真正摆脱中国，难以彻底投入美国怀抱，对它而言，在中美朝之间继续1960年代的平衡策略似乎是唯一选择，也可能是长期的现实政治。在朝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层面，利用美国解除禁运，加入国际社会，消除战争危险;而中国则可能帮助朝鲜免于政权颠覆，帮助内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维持与韩国的平等关系。

　　当然，实现这一切，意味着朝美韩都能把美朝联合声明的模糊承诺化诸具体行动，包括在今年后半年继续与美、俄、日的若干峰会之后，在四方框架内签订和平协定，然后与美建交，并切实销毁核武器。只是，无论结果如何，从本次峰会特金两人见面一刹那开始，都已经算是朝鲜金氏政权“主体理论”的又一次胜利，也是朝鲜事大主义传统应对21世纪复杂政治的一次创造性转化。

　　而其转化中介，竟然是金正恩在国际舞台所展示的，也是这个新媒体政治、民粹政治时代在特朗普身上同样具备的表演性，也就是刻奇。那么，此次新加坡特金峰会，或许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一次“刻奇峰会”，堪称21世纪新媒体政治的奇葩。

　　原题《朝鲜“事大主义”传统的急转弯》

　　6月12日，新加坡圣淘沙，当地时间早晨9点，金正恩和特朗普第一次握手。金正恩说，“通往这场高峰会的路程不容易，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我们还是排除万难到这里来了”。

　　此刻，新加坡的酷热、金正恩后脑的汗滴和五千余名国际记者，迎来了金正恩的这句开场白，也可能是一整天峰会里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然后，金正恩和特朗普进行了41分钟的私人会谈，双方最终在中午达成联合声明，确认了半岛完全去核化目标，特朗普用“感觉很棒、非常非常好的关系”来形容他和金正恩的会谈，也形容未来的去核化进程将“非常非常快”。半岛的和平似乎就此开始。

　　不过，大多数媒体在报道这句话时通常略去了中间的插入语——“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也就很难让公众更加准确地理解金正恩的定调和态度，包括揣测他和特朗普在接下来的私人会谈中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才让特朗普在下午的记者会上洋洋得意。而按照金正恩和朝鲜政治家一贯的事大主义政治传统，这句话必然是精心准备的，重要性不亚于峰会后签署的联合声明文本。

　　所谓“事大主义”，语出《孟子·梁惠王下》，“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在长达千年作为属邦与宗主国中国的历史中，遵奉儒家教条的朝鲜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以孟子的这一“以小事大”的态度和精神来对待中国，奉中国为大、为正统，把来自中国政府的法令和承认作为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甚至明朝灭亡后很长时间里都继续以明崇祯年号为纪年。另一方面，朝鲜长期唯中国为大，而对一切细微小事均过分重视，生怕影响大局，久而久之，反倒生成一切睚眦必报的心理和行为定势，很容易因为一言不合就引发激烈冲撞。

　　这既能解释峰会的一波三折，美国副总统彭斯关于利比亚模式的讲话立即引发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和朝鲜媒体的激烈指责，导致美国一度取消峰会，也能解释朝鲜国民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小心翼翼，如旅游者所见，大量人民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近乎无用的道路美化之类细微琐碎工作上，也非常刻意、矫情地对待一切峰会有关细节，无论是板门店初次峰会时手拉文在寅跨国38线，还是自备冷面机器，或者新加坡峰会前夕向中国请求专机协助、自带马桶、公园观光、以及与特朗普见面时的寒暄对话，颇显“刻奇”(kitsch，或译媚俗)。

　　若从“事大主义”视角来看，这并不奇怪，有趣的是“拖住我们后腿的历史有时混淆我们的视听”这句话里隐含的深意。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为“特金”见面终结了过去70余年的朝美对峙状态，实现了朝鲜多年的夙愿即朝美直接对话，这本来也是朝鲜核计划的初衷之一;也意味着朝鲜有意在未来突破朝鲜与国际社会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自我封锁，走向开放，为长久稳定的和平机制做出改变。

　　但是，这一自我否定似乎来得幅度太大，连花费无数的核武器和战略导弹(icbm)也愿意立即抛弃，也否定了金正恩的父亲和爷爷上两辈的事业，充分暴露朝鲜事大主义的自媚，而且暗含对中国角色的否定。毕竟，任何人都很难从朝鲜的历史特别是最近数十年与中国的纠结中轻易剔除中国因素;任何人也很难否认，中国曾经的支持和冷淡、中国的地缘政策和“修正主义路线”，此时此刻大有“混淆视听、拖住后腿”的意味。这几乎就是事大主义的必然逻辑——从事中转向事美，在急速靠近美国的同时，拉开与中国的距离。这大概才是特金二人密室会谈后喜笑颜开、俨然形成交易的真正原因吧，而不止关乎去核化安排。

　　也许有人会以为，事大主义传统已经过于远久，应该不至于影响最新的朝美峰会。但是，历史地看，1895甲午战争的根源之一便是朝鲜围绕“属国自主”与中国发生的争执，而不仅在于日本的介入。从朝日《江华条约》后，清政府开始确立属国自主原则后，朝鲜内部政治力量发生分裂，虽然1882壬午兵变被清廷巧妙镇压，但是兵变后朝鲜开展的“自主外交”，例如1887年朝鲜向美派出的第一任公使朴定阳，便在自主问题上与李鸿章外交发生微妙冲突，也暴露中朝的宗属关系难以兼容国际法和国际外交秩序，其宗主权并不被广泛承认，特别让驻节朝鲜的袁世凯进退两难，以至于当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后，1880年代朝鲜半岛微妙的力量均衡被破坏了，按旧例请求清朝援军的做法遭致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对峙，甲午战争遂一发不可收拾。

　　此为前车之鉴，亦是中国对朝政策诸般小心所在，朝鲜在1950年代停战后，金日成也曾发起反事大主义运动，倡导自主，最后形成朝鲜的“主体”意识形态。更有历史借鉴意义的，则是中苏1960年代初发生大论战后，朝鲜在最初倾向中国后，很快意识到历史的教训而拉开距离，小心翼翼地在中苏间保持平衡，这种以小事大、在三国间的平衡，帮助朝鲜取得了1970年代的繁荣，俨然有着与古巴相似的中苏之外另一个社会主义世界领导小国的地位。平壤各街区也属1970年代期间建设的千里马大街最为结实，颇有气象，超过此后任何的新街区。

　　因此，在中美关系进入关系微妙阶段的今天，朝美峰会的实现更多地具有摆脱中国、重建三国关系的战略考量。当然，从地缘政治和经济政策角度，朝鲜都难以真正摆脱中国，难以彻底投入美国怀抱，对它而言，在中美朝之间继续1960年代的平衡策略似乎是唯一选择，也可能是长期的现实政治。在朝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层面，利用美国解除禁运，加入国际社会，消除战争危险;而中国则可能帮助朝鲜免于政权颠覆，帮助内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维持与韩国的平等关系。

　　当然，实现这一切，意味着朝美韩都能把美朝联合声明的模糊承诺化诸具体行动，包括在今年后半年继续与美、俄、日的若干峰会之后，在四方框架内签订和平协定，然后与美建交，并切实销毁核武器。只是，无论结果如何，从本次峰会特金两人见面一刹那开始，都已经算是朝鲜金氏政权“主体理论”的又一次胜利，也是朝鲜事大主义传统应对21世纪复杂政治的一次创造性转化。

　　而其转化中介，竟然是金正恩在国际舞台所展示的，也是这个新媒体政治、民粹政治时代在特朗普身上同样具备的表演性，也就是刻奇。那么，此次新加坡特金峰会，或许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一次“刻奇峰会”，堪称21世纪新媒体政治的奇葩。

　　原题《朝鲜“事大主义”传统的急转弯》